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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愤怒"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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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哉！布伯这样一个人，声名卓著，满腹经纶，竟然看不出这些四散传播的负疚感是多么虚伪！假如你什么错事都没做过，很乐于拥有负疚感，这是多么高贵啊啊！然而，要承认罪责并且悔过却非常艰难，而且必然十分压抑。德国年轻人的周围、四面八方，甚至贯穿一生所见，都是些身居高位、肩负公职、罪责累累的人，他们却丝毫没有负罪感。对于这种情况，一个青年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愤怒。然而，愤怒无疑伴随着某种风险——不是冒着失去性命或断手断脚的风险，而是事业中的折损。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面对《安妮日记》热和艾希曼审判时，用一发不可收拾的负罪感胁迫我们。他们并没有被过去的负担和父辈的罪责挤压得步履蹒跚，实际上他们在努力逃脱当下的压力、现实问题带来的压力，逃进廉价的伤感之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另一位老党员威廉．克普（Wilhelm Kube）的良心也有相同反应，他是在苏俄境内的德国占领区的总局长，他看到德国尤太人被送到明斯克接受「特殊待遇」时，非常地愤怒。库贝的表达能力比艾希曼好，我们可以从他的话中看到艾希曼内心的挣扎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对真实发生的事情记得十分不牢靠，但对自己事业生涯的转折点记得非常清楚，任何一句曾在某时某刻带给他满足的话，他都没忘记。）于是，无论何时，在交叉询问期间，每当法官试图唤起他的良心，总是遭遇“满足”；当听到被告用各种各样自我满足的辞令来开形容他的人生以及他的每项事业时，法官们既出离愤怒，又焦虑不生安。在他看来，“我要笑着跳进坟墓”与“我甘愿把自己当众绞死，好给这个地球上所有反犹主义者提供一则反面教材”之间，并不存在矛眉，两句话都可以产生相同的让他满足的效果。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因此，审讯过程中，当法官试图要唤起他的良心，但唤起的却往往是"得意洋洋"的情绪，法官发现艾希曼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活动中都有不同的陈腔滥调，让他保持"得意洋洋"，这点让法官感到愤怒又不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真是不可思议！这种令人愤怒的陈词濫调不再是上传下达，而是一种自我炮制的口头禅。你几乎可以看到，说话者脱口而出的时刻，那些陈词滥调带给他们怎样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曾突然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穷其一生都在实践康德的道德律，尤其按照康德的义务念行事。这种说法令人发指，而且不可理喻，因为康德的道德律同人的判断能力密不可分，而这种判断力与盲目服从根本两回事。审讯官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不过拉维法官决定盘问一下被，不是出于好奇，就是对艾希曼援引康德之名罪而感到愤怒。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艾希曼几乎准确无误地回答出绝对命令的定义：我对康德的理解是，我的意志原则必须时刻能上升到普遍法则的高度。”（偷窃与杀人就不符合，因为小偷和杀人犯不会期盼生活在一个让别人有权去抢劫或杀害他的法律体制下）在更进一步的讯问中，他提到他曾读过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接着解释道，自从因执行最终解决令受到指控时起，他就不再按照康德的原则生活了；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不再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不能“改变任何事”自我安慰。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清楚记得自己事业生涯的转折点，但是这些转折点却与灭绝犹太人一事中的关键环节，或者说与历史上的转折点，不尽相符。（他总是记不准确战争爆发的日期或者入侵苏联的时间。）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没有忘记任何一句曾在某时某刻带给他“满足感”的话。于是，无论何时，在交叉询问期，每当试图唤起他的良心，总是遭遇“满足”；每当听到告用各种各样自我满足的辞令来形容他的人生以及他的每项事业时，法官们既出离愤怒，又焦虑不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德国年轻人的周围、四面八方，甚至贯穿一生所见，都是些身居高位、肩负公职、罪责累累的人，他们却丝毫没有负罪感。对于这种情况，一个青年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愤怒。然而，愤怒无疑伴随着某种风险——不是冒着失去性命或断手断脚的风险，而是事业中的折损。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面对《安妮日记》热和艾希曼审判时，用一发不可收拾的负罪感胁迫我们。他们并没有被过去的负担和父辈的罪责挤压得步履蹒跚，实际上他们在努力逃脱当下的压力、现实问题带来的压力，逃进廉价的伤感之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匈牙利人当然期望把本国犹太人的财产收归己有。艾希曼的愤怒不无道理，因为这些交易违背了纳粹一贯的宽容政策，因为在协助解决任何一个国家的犹太间题时，除了要求犹太人自付其遣送费和处决费之外，不会染指他们的财产。遣送费和处决费在不同国家也存在很大差别：在斯洛伐克，每个犹太人需要支付三百到五百帝国马克，而在克罗地亚只需要三十，法国七百，比利时两百五十。（似乎除了克罗地亚人之外，没有人支付过。）战争后期，德国人要求匈牙利以物品形式支付，即把食品运到德国，数量由犹太人在遣送途中可能发生的消耗量决定。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经常有人指出，由于公众以及少数教会高层人士的愤怒抗议，德国国内不得不停止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然而，当毒气杀人的对象变成犹太人以后，这样的抗议之声却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其中一些屠杀中心就位于当时的德国领土，尽管周围居住的都是德国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经常有人指出，由于公众以及少数教会高层人士的愤怒抗议，德国国内不得不停止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然而，当毒气杀人的对象变成犹太人以后，这样的抗议之声却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其中一些屠杀中心就位于当时的德国领土，尽管周围居住的都是德国人。无论如何，这样的抗议在战争之初的确是有过的；先不谈“安乐死教育”的效果，人们对待“通过毒气无痛致死”的态度很可能随着战争进程发生了改变。这种事情很难进行考证。没有档案资料予以支持，因为整个工程的保密性很高，没有一名战犯提及过此事，甚至纽伦堡医学法庭上的被告也没有过，后者在安乐死问题上却引述了大量的国际性文献。也许他们忘记了公众舆论的风向，也许他们从未关心此事，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他们“客观科学”的态度比普通的与论观点更加先进。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值得相信的见证者。他们很清楚，他们的邻居不会再有眼自己一样的震惊反应。他们的战争日记里记载了一些珍贵的故事在整个德国道德崩溃之后，那些故事流传了下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正义要求最大程度的回避，允许悲痛但不要愤怒，杜绝成为万众焦点的快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正义要求最大程度的回避，允许悲痛但不要愤怒，杜绝成为万众焦点的那种快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审讯官曾问艾希曼，因为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所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听上去是否有些讽刺。艾希曼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真正促使他出离愤怒的，并不是被指控杀害上百万人，而仅仅是一个证人指控他曾经将一个犹太男孩殴打致死。这个指控已被法庭驳回。［113］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116］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回到家乡，这种感觉也逐渐开始占上风，而且还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意识，即我们可以让生活比战前更贴近它应有的美好状态。在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上层阶级都过得很好，但他们中还是有许多人至少对贫富间存在的丑陋裂痕感到有些负疚。我在牛津读书时认识的年轻人（除了少数拿奖学金的以外），大多都受益于父母的社会地位与资源，却没有一个人认同父母所秉持的阶层观念。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应该加入共产党，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我没有加入，但理由并不堂皇，主要原因是懒惰，我担心献身于这项事业将成为艰苦的工作，占去我非常享受的欢愉和轻浮时间。显然，如果我们这些享有特权的人尚且觉得负疚，那么众多贫困阶层的人心中必然积压着更多愤怒。事实上，这个国家的情况很糟，因此，工党在战争结束后立即赢得选举不足为奇。我当时在BBC（英国广播公司）一个不起眼的部门工作，那是附属于海外广播部新闻编辑室的一个信息中心。大选结果公布当晚，大家在新闻编辑室熬了一整夜，听着传来的结果，越来越激动，因为这是房间里每个人都期望的结果。我们并不质疑丘吉尔作为战时领袖的重要性，却也没人希望这位老人再次把我们带回过去。我们当时确实相信，从此就能着手建设一个美好的、将由公平和正义主导的未来，我们会“归还”海外“殖民地”自由，让它们自主发展，不再从那里掠夺利益。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想法实在天真得令人伤感——毕竟我们如今的处境与当年的设想相去甚远。然而，我依然为能亲历那样的时代而感到无比幸福。而且，那时前方确实有真正的好东西等着我们，国民医疗保健系统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很快就将它视为理所当然，如今更是花更多时间哀叹它的缺点，而不是承认它的成就。但对任何一个记得战前医疗状况的人来说，这就是个近乎奇迹的体系，是这个社会取得的一项巨大而坚实的成果，无论我们还会失去什么，都必须守护好它。教育领域也突飞猛进，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确实比战前好多了。人...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但是，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软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68人我当然注意到尼克享有这种特权是因为他的性别，我也注意到他的薪水比我高很多，但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觉得有趣的听之任之，而较少抱怨。事实上，所有出版业都由许多收人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人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曾经有年轻女性问过我是如何冷静接受这种状况的，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人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但是，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对地位和薪酬漠不关心，但我确实看到了不少和我同样喜欢工作却不怎么关注这些的人。我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同事都对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人们非常钦佩并很有同感，但没有一个人作为活动家去参与。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公正，但并没有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懒惰还是自私呢？是的，也许都有一点吧。但我不得不说，如果要为此事寻找内疚感（我是很容易内疚的人），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内疚。虽然这种后天的环境影响一定在我和朋友们的这种惰性形成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自己的经历也表明，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一种满足于当下的天性。毕竟，也存在某些更关心工作中的感受...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31）一如往常，安德烈总是严厉批评我，不仅批评我面对报纸广告经理时的软弱，还批评每个广告的措辞和行距。有一段时间，这些批评对我确实有所帮助；但后来，对于这项他强迫我做的无聊工作，他话里话外对我的糟糕评价，就开始对我产生了影响。所以尽管我很快就能亲眼看到我干得其实也没这么糟，但隐隐的内疚感逐渐嗡嗡作响，构成了我干这部分工作的基调。有一段时间这种感觉似乎危及了一切，因为一旦安德烈的唠叨集中在某人身上，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而我这个人，有时对自己觉得不重要的细节很草率。例如，我可能会忘记（不会是在处理书籍的文本时，但在输入广告或书封的宣传语时很可能发生）使用单引号，或在引号内保留双引号（这是我们出版社的风格）。发生类似事情时，安德烈会表现出极端震惊：“如果在这么简单的事上我都无法信任你，我下周怎么去巴黎？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如果进入了校样阶段，纠正这个错误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内疚的嗡嗡声逐渐变大，于是就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人们的错误越犯越多。他的唠叨从我身上转走之后，我看到类似情况一遍遍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时，我开始将它想象成一个邪恶的、总在寻找受害者的小探照灯。它会以惊人的速度升级，让人开始害怕走进办公室。就算你知道正义真的站在自己这边，知道他只不过是在琐碎事情上大惊小怪，但这种大惊小怪有时近乎残酷，人们似乎受到了控制，完全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任何解释都像是对我们所投入的完美理想漠不关心。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随之而来的愤怒和内疚的混合所导致的神经支离破碎的感觉。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这与《藻海无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部小说中，故事的讲述者是这样的：他的生活因奴隶解放而遭到破坏，他因黑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对白人表现出敌意而感到困惑、愤怒和悲伤。但因为观察得精准，黑人和混血儿在其中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能够理解为什么库里布里会被烧毁，为什么丹尼尔·科士威会变成这么一个讨厌之人，为什么蒂娅走到了安托瓦内特的对立面，事实上，她从来就没真正成为她的朋友，这对她们两人都非常残酷。安托瓦内特的世界，并不是因这些人的恶意被毒害的，只是因为她的家人一直是他们的主人，像牲口一样对待他们才导致的。简并没有在书里明确地说出这一点，但确实展现了这一点。简写得好的时候，比日常生活中的自己要透彻得多。我不想出版她的《皇家大道》，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将一个能在重要时刻从这样的高度战胜自己局限性的作家，作为种族主义者来鄙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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