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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记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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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在这种如此真诚又荒唐的聒噪中,最典型、最让人感动的事例莫过于恩斯特·利骚,我跟他很熟。他写过一些短小精旱的诗,而且是那种想像中最最善良的人。我现在还能记起来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不得不抿紧嘴唇以免笑出声来的情景。从他洗练有力的德语诗判断,我一直主观地以为他应该是一位身体修长,仪表消瘦的年轻诗人。可是,那时摇摇摆摆地走进我房里的是一个圆球似的矮胖子,他满脸红光,下巴不是两层而是四层,且充满自信,精力充沛,说话结巴得厉害。他如此沉湎于诗歌中,以致说话时一遍又一遍地引用自己的诗句而不能自制。但是,正因为所有这些可笑之处,我不得不喜欢他,因为他热心、友好、诚恳和对艺术着魔似的喜爱。 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德国家庭,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一一威廉文科中学念过书,他也许是我所知道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被普鲁士同化的犹太人。他从未说过德国以外的其他语言,也从未踏出过德国半步。对他来说,德国就是世界,越德意志的东西,他越喜欢。约克、马丁·路德、施泰恩是他的英雄,为自由而战的德国战争是他最喜欢写的话题,巴赫是他音乐的上帝一尽管他的手指又粗又短,海绵样,但是能把巴赫的曲子弹得非常地美妙动听。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国抒情诗,没有人比他更热爱、更迷恋德国语言,和众多犹太人一样,他的家庭也是后来才进入德国文化圈的,他比最虔诚的德国人更信赖德国。当战争爆发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急急忙忙跑到兵营报名参军。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当我看到我们当年竟然把如此纷繁庞杂的内容压缩到仅仅一代人生活的时间内时,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惊讶,尤其是当我把这种令人极度不安的、充满危险的生活与我的祖辈们的生活方式相比时,这种感觉尤为明显。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见到的又是什么?他们每个人都过着单一的、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化的生活,没有飞黄腾达,也没有衰败倒退:没有动荡,也没有危险:生活中只有一点点焦虑和一种难以觉察的渐变。那是一种有着相同节奏、舒适、宁静的生活,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一辈子都住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甚至是同一幢房子里。至于外面的世界发生过什么事也只是在报纸上而已,它们从未光临过他们的门前。在他们的日历中,大概也在某个地方发生过战争,但是按照今天的规模来讲,那只能算得上小小的战役。它们发生在遥远的边境,人们听不到炮声,而且在半年后便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成为干枯的一页历史,从前的老一套又开始它新的步伐。然而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中没有重复,过去的一切不会留下印迹,也不会重来。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承受了历史长期以来有节制地分配给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最多也就是一代人经历革命,下一代人经历暴乱,第三代人遭遇战争,第四代人承受饥饿,第五代人碰上国家经济崩溃。—况且,总有幸运的几个国家或几代人,什么都没碰上。然而我们六十岁这一代人和比我们略微年轻的这一代人,什么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又有什么没遭遇过?凡是能想像得到的一切灾难,我们从头至尾都一一品尝过,而且至今尚无尽头。我自己就是人类历史上两次大战的同代人,甚至每次都站在不同的阵线上,第一次我站在德国一边,第二次我站在了反德的一边。我在战前享受过最大程度上的个人自由,而在战后尝到了人类几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被人赞美过,也被人排斥过;我自由过,也被束缚过:我富有过,也曾贫穷过。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大多数都留着胡须的蒂罗尔人看守。这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入伍的,现在服役期已满,无依无靠,处境同那些战俘没什么两样。这些看守,跟家乡的画报上经常刊登的那些漂亮的粉头净面穿着新军服的士兵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士兵对待战俘根本没有半点好斗和严厉的情绪,也没有进行严格的防范,相反,他们与战俘坐在一起,像同伴一般:那些战俘也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因为他们之间语言不通,还闹出了不少笑话。他们互相数烟,相视微笑结成朋友。有一名蒂罗尔的超龄士兵从一只又旧又脏的皮夹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敌人”看,他们互相传看着,用手指着照片上的孩子问蒂罗尔士兵,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看到这个情景,我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觉,这些粗野又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大学教授和作家深刻多了:战争是落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束手无策,凡是陷入不幸命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这种认识伴随着我整个的行程,使我感到宽慰。我穿过弹痕累累的城市,路过被抢劫一空的商店,商店里的家具就像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掏出来的内脏一样,散落在大街上。介于战争之间,长势茂盛的庄稼又给了我这样一种希望:几年之后,所有被破坏的景象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我没有估计到,对战争恐怖的回忆会这么快从人的记忆中消失,就像战争的遗迹能很快从大地的表面消失一样。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忧无虑,逍遥自在。女士们穿着白色衣裙,挽着军官的胳膊轻盈散步。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军官们,好像不是我昨天或前天见到过的那些人,而完全像另一个部队的军官。我看到那些衣服里、嘴里、鼻子里散发出一股碘酒气味的军官—一他们是运送伤员的一怎样买紫罗兰向女士们献殷勤。我看到漂亮的小汽车驶过大街,里面坐看脸刮得净光、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所有这些情景,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快车的行程啊!可是我有权指责他们吗?他们想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快乐,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感到现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去享受,穿几件好衣服,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从这一点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能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鸟语花香的上午,会有几千人聚在这里沐浴着阳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觉自己的血液和也许已增添了新的更强的力量的生命。我几乎要对那些令我惧怕的事释然了。可是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偏偏给我拿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硬着头皮看下去。不看还好,一看我便怒火上扬。报纸上刊登的全是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念之类的废话,说什么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小,而敌人伤亡惨重,实在令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从报纸上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散步的人,也不是漫不经心和无优忧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反对这些人,那我们也是有罪的。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们是怎么找到时间来读这些书的呢?这时我才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我们的睡眠和肢体活动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上应该七点起床,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在夜里一点到两点以前放下手中的书。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坏习惯,即便已经夜深,我也要再看上一两个小时书才睡觉。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总是在没睡醒时起来,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洗漱,然后被驱赶着去学校,一路跑着吃黄油面包。毫不奇怪,我们这些小学究都是骨瘦如柴,满脸菜色,看起来好像还没有成熟的水果一样,我们的衣着也很不讲究。我们的每一分零花钱都花在看戏剧、听音乐会或者买书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太注意去讨好年轻姑娘,我们只是想到要让高级人物注意到我们。和年轻姑娘一起散步,在我们看来那是浪费时间。思想上的傲慢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另外那个性别在精神上价值低下,我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肤浅的闲聊中。要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当初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所有体育运动,甚至予以蔑视,这可并不容易。不过需要提到的是,在19世纪,体育运动的浪潮还没有从英国传到欧洲大陆上。那时还没有那种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击碎另外一个拳击手的下巴时,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出于兴奋而大呼小叫的体育场;报纸也还不像现在这样,用整栏的篇幅以荷马一般生动传神的描述来报道一场曲棍球的比赛。摔跤比赛、田径协会、体重分级的赛事在我们那个时代还属于城郊的活动,屠宰师傅和搬货工是这些活动的观众;最多那些高层的、贵族的赛马比赛——一年也就那么几次——能吸引一些所谓的“上层社会”来到赛马场,可是我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因为在我们看来,每一种身体活动都干脆是浪费时间。当我在十三岁时开始感染上文学——艺术的传染病以后,就不再去滑冰,将父母给我学跳舞的钱用在买书上。在十八岁时,我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至今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车,在体育活动方面,每个十岁的孩子都会胜我一筹。即便到了今天,1941年...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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