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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记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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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记忆于我却有几分凄凉的底色。有一回，母亲有事回去了，我和父亲一起睡。他睡地板，我睡床。我被噩梦吓醒，哭着喊着对父亲说：“爸爸，我梦见你被绑在十字架上，身上绕着蛇，还有熊熊大火。地球是个小皮球，爸爸，你要信上帝啊！要不然会下地狱的！”父亲的回答，我至今言犹在耳：“爸爸不会下地狱的，你和妈妈会去天堂，爸爸会一个人在地球上游荡。”多年后，我才感受到父亲话里渗透的孤独。

——朱矛矛《树儿》

记忆因渴望过去而可能影响灵魂，这种怀旧尽管透着悲伤，但不会扰乱心灵的平和，因为它所关注的事我们无力改变之物。相反，意愿自我渴望而不回顾，他所处理事物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其实现无法确定罢了。由此而来的紧张，不同于可能伴随着解决问题的活动的那种相当刺激的兴奋，在很可能处于骚动边缘的灵魂中造成不安，如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一旦发现意愿和能力不是一回事，这种恐惧与希望的交织就变得不可承受。要克服这种紧张，只能通过行动，即完全放弃心灵的活动；从意愿到思考的转变产生的无非是意愿的暂时瘫痪，就像思考到意愿的转变被思我认为无非是思考活动的暂时瘫痪一样。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通过把我们的心灵固定在我们所看或所听的事物上，我们告诉我们的记忆去记住什么，告诉我们的知性去认知什么，在寻求知识时去追求什么对象。……易言之，意愿借由专注首先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吧我们的感觉器官与真实世界统一起来，然后在某种程度上把外部世界拽入自身，为进一步的心灵活动做准备：被记住，被理解，被肯定或被否定。……而心灵的这一能力不能归于知性，也不能归于记忆，只能归于把心灵的内在性和外部世界统一起来的意愿。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意愿告诉记忆保留什么、遗忘什么；它告诉知性选择认知的对象。记忆和知性两者都是凝思的，因而是被动的；正是意愿使得它们发挥作用并最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只有当依靠其中之一即意愿时，这三者才“被迫结合为我们所谈及的思想”。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实际发生和显现之事在其发生时的意义，唯有在其小时之际才得到揭示；你借以使实际已经不在、已然过去之事呈现于心灵的记忆，以故事的形式揭示了意义。进行揭示的这个人并不涉入显象之中；他无视可见之物，为的是能够“观看”不可见之物。他用盲眼看见并用词语表达的是故事，而不是行迹本身，也不是行事者，哪怕这位行事者的名声将响彻云霄。于是，从中产生了典型的希腊问题：谁变得不朽，行事者还是讲述者？或者：谁依赖谁？是行事者依赖诗人，因为诗人赋予了行事者名声，还是诗人依赖行事者，因为行事者必须首先完成值得铭记的事情？我们只需读一读昔底德笔下的伯利克里葬礼言说，就会明白这个问题依然充满争议，因为答案取决于谁来回答——行动的人还是旁观者。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每一个心灵活动都依赖于使感官那里不在场之物呈现给自身的心灵能力。再-现（re-presentation）这种使实际不在之物呈现的能力，是心灵独一无二的天赋，由于我们关于心灵的全部术语都是基于源自视觉经验的隐喻，这一天赋又被称为想象力，康德把它定义为“甚至无须对象在场的直观能力。当然，这种使不在场之物呈现的心灵能力绝非局限于不在场对象的心灵形象；记忆通常保存并且由回忆来处置不再（no more）之物，而意愿则期待未来可能出现但尚未（not yet）之物。正是因为心灵这种使不在场之物在场的能力，我们才能说“不再”并为我们自己构建一个过去，或者说“尚未”并准备好一个未来。然而对于心灵而言，唯有在它从日常生活的当前和急迫中退隐之后，这一切才有可能。因此，为了能够去意愿，心灵必须从欲求的直接性中隐退，因为欲求没有反省和反身性，它会神展开去抓住所欲求的对象；而意愿不关心对象，它只关心计划，比如当前或许欲求或许不欲求的某个对象在未来的可及性。意愿把欲求转变为一个意图。最后，判断，无论是审美判断、法律判断还是道德判断，都预设了一种显然“不自然的”、有意的隐退，即从因我身处世界的位置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给定的直接利益的牵连和偏好中退隐。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对劳动的蔑视，最初源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追求自由的强烈渴望，和同样强烈的、对所有留不下痕迹——没有纪念碑，没有值得记忆的伟大作品——的活动的不屑一顾。p61古代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评价，都立足于这样一种信念，就是由于我们的身体需求而成为必需的劳动是奴性的。p6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权力不只是这种在共处中存在的潜能，如果它能像体力一样为个人拥有，像强力一样应用，并且不依赖众多意志和愿望之间不可靠的、暂时的联盟，那么人就可以变得无所不能。因为权力像行动一样是无限的，它不像体力那样受人的本性和人的身体存在的物理限制，他人的存在是它唯一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的权力首先相应于开始谈到的复数性条件。出于同样的原因，权力可以被分割而不受削弱，而且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甚至倾向于产生更多的权力，只要这个相互作用的模式有活力而不陷于僵死状态的话。相反，体力是不可分割的，他人的在场反倒会制约它，多数人的相互作用对个人的力量造成明确的限制，不仅使它保持在有限范围内，而且被多数人的潜在权力所控制。把制造产品所必需的体力等同于行动所必需的权力，只有对于一神的非凡属性来说才是可想象的。所以在多神教中，无所不能从来不是诸神的属性，不管神在力量上如何高于人。相反，对无所不能的渴望，除了乌托邦式的僭妄（hubris）外，总是意味着对复数性的破坏。在人类生活的条件下，唯一可以取代权力的不是体力（它在权力面前无能为力），而是强力，是一个人可以单独用它来反对同伙，或者一个或少数几个人通过暴力手段的攫取而垄断的力量。但是暴力可以摧毁权力，却不能代替权力。强力和暴力的结合造成了历史上并不鲜见的强力与无权的政治联盟，大量无能的强力虽然激烈汹涌却无益地消耗着自身，既留不下纪念碑和故事，更不足以记忆和载入史册。在历史经验和传统理论中，这种联盟即使本身难以辨认，也作为专制政体而为人所知。人们对这种政府形式由来已久的恐惧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残暴——正如历史上一长串仁慈的专制君主和开明君主所证明的，残暴不是它不可避免的特点——而是它的无能和无效同时谴责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p158-15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人们以城邦形式结成的共同生活似乎确保了最空虚无益的人类活动一行动和言说，以及最无形、最短促的人造“产品”——作为言行结果的业绩和故事，可以变成永不消逝的东西。城邦组织，在物质上得到城墙的保卫，在形态上得到法律的保护——以免在以后的时代辨认不出是一种组织化的记忆。它向有死的行动者保证：他倏忽而过的存在和稍纵即逝的伟大，不会失去来自被他人所见、所闻和广泛地出现在同辈面前而获得的真实性。而在城邦以外的人只能获得短暂的表现机会，从而需要荷马以及其他“有荷马技艺的人”的帮助，来显现给那些不在场的人。P155“城邦”（物质上的城墙、形态上的法律）是希腊人（行动者-言和行）的作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世界如果不能被人们谈论和居住，就不是一个人为工作品，而是众多毫无关联之物的堆积，每个孤立的人都可以随意地往里面添加东西；如果没有人造物提供的栖息之所，人类事务就像到处流浪的游牧民族一样，空虚而徒劳地漂泊。《传道书》(Ecclesiastes)的忧伤智慧——“虚空啊虚空，万事都是虚空……太阳底下无新事……过去的事情无人记得，将来的事情，后人也不会记得”——并不必然来自某种特殊的宗教体验，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是个适合于自我显示，适合于言说和行动的场所，这种感觉就是避免不了的。如果没有行动将新的开端带入世界的舞台(这是每个人凭出生就有的能力)，则“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果不是言说化为物质和记忆，出现过和闪耀过的“新事物”就“无人记得”；如果没有一种人为技艺的永久在场，“将来的事情，后人也不会记得”。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況密切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natality)和有死性（mortality)。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一一人造物品，为有死者（mortals）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而行动，就它致力于政治体（political body）的创建和维护而言，为记忆，即为历史创造了条件。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实际上，从世界性的角度看，行动、言说和思想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它们的任何一个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共同点。它们自身都不事“生产”，不造成任何东西，和生命本身一样空虚。为了成为世界之物，即成为业绩、事实、事件、思想或观念形态，它们必须首先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化。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记忆乃一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 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和从“活的精神”中涌出的东西。它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因为它们自身完全不具有世界性，从而需要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活动的帮助，也就是说，要取得实在性和物质化形态，它们就要依赖在人类技艺中与建造其他事物相同的一种技艺。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依赖性，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物所环绕，这些物要比产生它们的活动更长久，也潜在地比创造它们的人的生命更长久。人类生活，就它是建造世界的活动而言，致力于持续的物化过程，而作为人造物的产品，其世界性程度取决于在世界本身内存在得更长或更短。（P6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古代对政治的评价根源于这样的信念：人之为人，作为在其独特差异中的个体，在言说和行动中确证着自己；这些活动虽然在物质上是无用的，却拥有一种属于自身的持久品质，因为它们创造了官们自己的记忆。从而公共领域，即人们纯粹为了显现所需的一个世界内的空间，比起他们双手的产品或他们身体的劳动来说，更是特有的“人的产物。（16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城邦一如果我们相信伯里克利（ Peric）在葬礼演说辞中的名句——保证了那些奋力冲进每个海洋和每块陆地，把这些地方变成他们冒险舞台的人们不会失去见证，他们不需要荷马和任何其他人的歌颂；无需来自他人的帮助，那些行动的人就能同心协力建立起对他们善行和恶行的永久纪念，从而激起当代以及未来后世的人的赞叹。换言之，人们以城邦形式结成的共同生活似乎确保了最空无益的人类活动——行动和言说，以及最无形、最短促的人造“产品”——作为言行结果的业绩和故事，可以变成永不消逝的东西。城邦组织，在物质上得到城墙的保卫，在形态上得到法律的保护一一以免在以后的时代辨认不出——是一种组织化的记忆。它向有死的行动者保证：他倏忽而过的存在和稍纵即逝的伟大，不会失去来自被他人所见、所闻和广泛地出现在同辈面前而获得的真实性。而在城邦以外的人只能获得短暂的表现机会，从而需要荷马以及其他“有荷马技艺的人”的帮助，来显现给那些不在场的人。（15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实际上，从世界的角度动。言说和思想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它们的任何一个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共同点。它们自身都不事“生产”，不造成任何东西，和生命本身一样空虚。为了成为世界之物，即成为业绩、事实、事件、思想或观念形态，它们必须首先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化。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记忆乃ー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 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和从“活的精神”中涌出的东西。它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因为它们自身完全不具有世界性，从而需要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活动的帮助；也就是说，要取得实在性和物质化形态，它们就要依赖在人类技艺中与建造其他事物相同的一种技艺。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依赖性，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物所环绕，这些物要比产生它们的活动更长久，也潜在地比创造它们的人的生命更长久。人类生活，就它是建造世界的活动而言，致力于持续的物化过程；而作为人造物的产品，其世界性程度取决于在世界本身内存在得更长或更短。（69-70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爱善的人虽从来过不上独处的生活——他总是与他人在一起，为他人着想，但却根本上没有见证，并且首先缺少的是他自身的陪伴。他虽不是独处的，但却倍感孤独；他与他人在一起，却必须向他们隐藏自己，甚至不相信自己能见证他的所作所为。哲学家总是能得到自己思想的陪伴，而善行却无法得到任何人的陪伴；善行必须在完成的瞬间被忘却，因为哪怕是记忆，也会破坏其作为“善”的特质。而思考由于可以被记住，就能凝结为思想，并像所有由于回忆而存在的事物一样，可转化为有形的对象，比如写下来的纸张和印出来的书，从而变成人造物的一部分。善功，由于它必须即刻被忘却，就从来不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们来去无痕，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对劳动（在文中特指满足生活必须的活动，与工作区别开来）的蔑视，最初源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追求自由的强望，和同样强烈的、对所有留不下痕迹——没有纪念碑，没有值得记忆的伟大作品——的活动的不屑一顾。……因为人受到生命必需品的统治，他们就只能通过统治那些由于被迫而服从必然性的人，来赢得他们的自由。……“奴役的抵押品就是报酬”。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按：章节记忆不清，姑且选择一个）接受对本民族进行分门别类，是一场严重的道德灾难。这是因为，每个要求获得“例外”的人，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这个等级原则；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忙于争取“特殊情况”以求特殊对待之时，没有人明白这一点。关于犹太受害者对“最终解决”的标准接受到什么程度，再没有比所谓“卡斯特纳报告”揭示得更加露骨了（Der Kastner-Bericht uber Eichmamns Menschenhandel in Ungarm, 1961）。甚至在战后，卡斯特纳仍然自豪于他成功营救了“卓越的犹太人”。纳粹于1942年正式提出这一范畴。似乎他也认为，一个著名的犹太人无疑比一个普通的我太人更有资格活下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站在绞刑架下，他的记忆力跟他开了最后一次玩笑：他“志得意满”，他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主审法官回道：“我们是资深法官，按照惯例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进行估，并且把我们的工作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听取公众批评……当一个法庭开庭的时候，参与审判的法官都是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但是，法律要求他们务必把这些感情和感受埋藏起来。不然，没有一个法官能在审理刑事案件时不心生厌恶。……不容否认的是，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令每个犹太人深感不安；不过，只要我们审判一起案件，我们就有控制自己情感的职责，而且将绝对恪守这个职责。”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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