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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记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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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讲述从岐国公主开始，因为她就像一个符号，几乎完美地象征了这段历史在后世的遭遇，那就是一被遗忘。岐国公主的身影，几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全副武装”的现代历史学家，遍寻东西方载籍，只能找到关于她的三五条史料。并且，在蒙元帝国的历史记载中，她既不叫“小姐姐”，也不叫岐国公主，而是换了一个奇怪的称号。在波斯文史书中，作为成吉思汗的五位“正后”之一，她叫“公主哈敦”（knj加khatun，哈敦意为娘子、皇后），主掌第四斡耳朵一成吉思汗的宫帐之一。在寥寥几条汉文记载中，她的称号被翻译成“公主皇后”。在蒙古人的记忆中，她仿佛依然是那个盛极一时的女真王朝的天之骄女；实际上，却只是世界征服者搜集陈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很少有人说起见过岐国公主，只有全真教教主大概是例外。《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应邀前往西域大雪山与成吉思汗会面，途经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额尔德尼昭北），“汉、夏公主”送来了一些干粮，接济师徒一行人。四汉公主就是岐国公主，夏公主是西夏国主李安全献给成吉思汗的公主，名叫察合。身世相仿，或许让两位年轻女孩子一见如故，感情甚笃。事实上，岐国公主和母亲袁氏，不仅见过丘处机、尹志平先后两位全真掌教，袁氏还拜丘道长为师，成为全真女冠。《道家金石略》中保存着两道以“公主皇后”名义颁发的懿旨，分别护持卫州汲县北极观、孟州王屋县灵都宫。这两位逃脱浩劫的皇室女子，或许在宗教中找到了某种寄托和慰藉。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毡帐一顶，孤灯一盏，清香一炷，她们大概常常为家国丧乱中非命而死的一切亡魂，当然，还为无数同样幸存下来的人，默默祈福。岐国公主，不过是在金朝土地上生活过的芸芸众生之一。鼎盛时期的金朝，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散关、淮河一线与南宋交界，东濒大海，西邻西夏，领有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

——周思成《隳三都》

我一面追寻真相，把玩真相，一面思索着真相，以及何为真相。回忆几乎从不按时间顺序登场。记忆在黑暗中徘徊，我越是努力回想往事，往事就越容易从我眼皮底下溜走，转到另一个方向。一旦我停止走马观花，开始认真审视一个故事，故事就会在我的注视下发生相应的变形，重构自身，然后再次变样，就像看万花筒：每次看到的彩色碎片都是同一组，组成的式样却有微妙的差异，细节变化无穷，但图像本身始终真实存在。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一提起这些暗淡无光的记忆，我就忍不住想美化它们，用袖子去擦拭，让它们重新焕发光彩。可它们大过久远，丢失了许多片段，残破不堪，我再也不想要它们了。它们已经有了锈渍，应当原封不动地扔回抽屉。回想并写下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历史带进了当下，我一直被噩梦缠身。是时候从不堪的过去走出来了，过去违背了我的天性，那里不是我生活的地方。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我握住口袋里的陶瓷碎片，用拇指按它的尖端。它钻进肉里，刺了我一下。传来一种愉悦感，与其说是疼痛，不如说是不适。这块来自地下的历史碎片扎进了我的手掌，它是别人的记忆，不是我的。当它不再扎我时，感觉很好，我把它扔进了树篱，我与它缘分已了。我受够了破坏。我受够了历史。我再也不会在土里挖东西了。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一生足够美好。日光已开始消逝，是时候往家走了。家里空荡荡的，佩姬去了别的地方。一提起这些暗淡无光的记忆，我就忍不住想美化它们，用袖子去擦拭，让它们重新焕发光彩。可它们太过久远，丢失了许多片段，残破不堪，我再也不想要它们了。它们已经有了锈渍，应当原封不动地扔回抽屉。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时值冬季，寒冷刺骨，我不愿从温暖的家里走出去，然而必须离开，避无可避，逃无可逃。我必须去工作。（昏暗的）光线终于在卢克伍德现身。我一年的工作即将结束。天寒地冻，捕鼹鼠正当其时。在乡野散步或狩猎时，我成了孤独之身，将人的本性抛在身后。我变成了另一种生物：更变化多端、无拘无束，适应性更强，并且更忠于本能。这些习性形成于我少年时代的野外生活。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感受不到，只是一刻不停地活着，脑海中没有任何想法或惹人注意的思绪流过，只剩下本能，一种意识，意识到田野的存在，但不会特别意识到自己身处田野之中。我们似乎融为一体。我、田野、天气、流进流出的气息。要想追踪一头动物，你需要让意识达到这一境界，而像这样遗忘自我则是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知，无思，于我而言最理想的意识状态莫过于此。我可能产生的任何想法似乎都只是这种意识表面的倒影，离直接经验有一步之隔，让我与来自当下的电流绝缘。我拉开生锈的弹簧钢门，它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天很冷，这扇五横杆栅栏门顶端开裂的绿色木头上结着细小的冰晶。它大概有半世纪的历史了，还能再用至少半个世纪。门被自身重量牵引着缓缓打开，砰砰敲打着地面。我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出去，然后关上门，门闩合上，“哐当”一下发出金属撞击声。除此之外，万籁俱寂。凑近一看，木头上的绿色裂缝成了一道道阴暗潮湿的沟壑，里面长满了松树般的地衣，宛如一座小森林，可以让人在其中迷失数年。我喜欢观察。自然复制出了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自己。当我关上这扇大门时，它在我手上留下了一道绿色的污渍。门口有一片光秃秃的柳树，一小群长尾巴的小鸟在摇曳的黄色柳絮之间一晃而过一黑色和米色的，又或许是一抹粉红或绿色？他们飞得太快了，而在拂晓的树影里，光线太暗，看不清他们真正的模样，但我觉得我认识他们。我对事物名称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对我来说，似乎没有必要去刻意回忆什么。答案...

——马克·哈默《如何捉鼹鼠》

还有一个更“反直觉”的现象，有时候你越拦，孩子越兴奋，甚至兴奋到像打了鸡血。这是因为“被禁止”会自动带来稀缺感、意义感和冒险感。稀缺会提高价值，意义会强化记忆，冒险会提高各个脑区的唤醒水平，对孩子来说，这几种状态都会显著提升多巴胺系统的参与度。唤醒水平一旦升高，探索行为就更容易被启动，相关的行为也更容易被写进脑回路里。

——杨雨坤《为父则刚》

而我想的是，身份与记忆好像总是和情感绑定着，有谁不需要归属感呢？而理性与历史则需要费力而不讨好的反思，需要批判精神，需要戳破那些温暖的泡泡，在我们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真相时代，天平似乎正加速往前者倾斜，这是人类某种出厂设置决定的吗？

——杨潇《另一个国度》

虽然纳粹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森林神话（他们将日耳曼种族的特殊性归因于森林，只要有机会，希特勒、帝国林业部长戈林以及希姆莱就会以森林为背景拍照留念），但似乎森林逃脱了这种污染，被德国人持续热爱。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因为“驱魔人”的努力，也许是因为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开展大规模的造林运动，尤其是种植那些能够快速生长的杉树，以供应重建所需木材。“二战”后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德国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一被森林覆盖，全境有9000亿棵树，平均每个德国人有1000棵树？。也许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酸雨造成的森林死亡（Waldsterben）曾经持续占据德国媒体头条。说到底，一个民族不能只有负面的历史记忆一后来A的同寝室同学的硕士论文专门写过这个话题：关于德国历史的正面记忆，他们还可以认同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森林。“也许（森林）是一种我们仍然可以紧抓不放的东西，也许是我们仅剩的一点点正面的东西。”A说。

——杨潇《另一个国度》

这一曾经被许多人引以为豪的“德国制造”，开始腹背受敌：从前，攻击它的主要是保守右翼，从“鸟屎论”到“耻辱纪念碑”，如你所知，他们想要忘掉过去，拥抱更积极正面的民族认同，不想再赎罪了，不想再背负耻辱与黑暗的过去了；但如今，进步左翼也开始攻击记忆文化，说它过度聚焦纳粹历史，遮蔽了德国犯下的其他历史罪行一比如殖民主义，德国1904年在纳米比亚制造了种族灭绝，直到2021年，德国外交部才发表声明承认这一罪行。美国左翼学者德克·摩西（A.Dirk Moses）在那篇引发巨大争议的文章《德国教义》（The German Catechism）"里，批评记忆文化已成僵化教义，德国人对大屠杀历史的反思，已经变成了自我感动的救赎神学。到了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德国更处于异常尴尬的位置：基于大屠杀的历史，德国一直将以色列的安全视作自己的“国家理性”，对“反犹主义”格外警惕一这被很多人批评无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杨潇《另一个国度》

战后，很多德国人将自己视作受害者，不是纳粹的受害者，就是空袭的受害者，或者是大规模驱逐的受害者——许多被驱逐者联合起来，成立了相关协会，那是战后西德一股重要的势力，自然，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是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很多人幻想着有一天回到奥德河以东，那里是他们曾经的Heimat，家园。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德逐渐直面纳粹历史，一种更具批判性的历史观慢慢占据了（至少是公共空间的）主流，在这种历史观之下，德国人聚焦于自身的罪责，聚焦于第三帝国的受害者，尤其是犹太人，讲述德国人自己的悲惨往事会被视作模糊焦点，于是那段历史慢慢潜入地下，变成更大的沉默，或者某种“交流记忆”。

——杨潇《另一个国度》

出生于柏林的犹太作家马克斯·佐莱克（MaxCzollek）用“和解剧场”（Versohnungstheater）来形容这种局面。这一剧场的关键在于，他写道，把记忆等同于和解，“最终肯去直面自身暴力过往的意愿，与希望对方也能放下的期待，是形影不离的”，“记忆文化和防止历史重演压根没什么关系。与此相反，是德国需要用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和他们活着的代表们，来把自己重塑为一个好的、改过自新的德国”，“也正因如此，德国的暴力历史总是在纪念仪式里以一种俗气的和解庆贺上演…和记忆的剧场一样，和解的剧场也为统治文化服务。它通过创造一个与犹太人和解，继而与自己和解的社会形象，得以将各类角色推入一个正常化的进程”。

——杨潇《另一个国度》

在纳粹党代会文献中心，我第一次看了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片段。不知是不是巧合，在这儿停下来的游客最多，我们站在屏幕前，看着这位德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著名导演（她2003年去世，活了101岁，至死坚称自己“只是艺术家”，对纳粹暴行毫不知情）身着典雅的白色套装，指挥摄影师用滑轨拍摄希特勒，以创造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氛。借由这段纪录片，我也看到了《意志的胜利》的影片片段，我得说，场面很吸引人，是那种“啊，不可思议的人与时代”的吸引力，甚至还有某种难以言表的犯戒的快感——这大概不是策展人希望的效果？但展览的有趣之处恐怕也在于，哪怕策展人费尽心思，也不可能掏空自由阐释的空间。 “里芬斯塔尔的电影至今仍有震慑力，除了其他原因，关键还在于，”桑塔格写道，“人们仍然感受到影片表达的渴望，影片内容表达的浪漫理想，仍然深深吸引着许多人，并且在各种异样的、寻求新的共同体的另类文化及宣传手段中表现出来，比如青春/摇滚文化、原始疗法（primal therapy）、反传统精神病学、追随第三世界阵营运动以及信奉神秘主义。” 桑塔格也提到了《意志的胜利》中那些群众的狂热表情（“一种失去控制的欣狂；领袖使群众达到高潮”），“左翼运动的形象往往是单性的或无性的。而右翼运动，不管它们开创的是怎样禁锢性欲或压制人性的现实，总带着一副色情的面孔。在性虐狂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有一条天然纽带。正如热内特所言：‘法西斯主义是戏剧。’性虐狂的性行为同样如此……这幕戏因为对普通人禁演，更加富有刺激性。性的虐狂之于性，正如战争之于平民生活，是一种壮美的体验。与战争相比，社会契约显得沉闷乏味，如此平淡，如此无聊，看上去很文明，却因此缺乏刺激”。在魏玛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和研究第三帝国历史与记忆的学者比尔·尼文（Bill Niven）也谈到了纳粹的蛊惑力。他告诉我，以色列作家伊沙伊·萨里德（Yishai Sa...

——杨潇《另一个国度》

在所有改变德国记忆风景的“触发事件”中，柏林墙的倒塌是最大的那个。分裂的几十年间，两个德国可以很容易地互相指责，把皮球踢给对方，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历史，尤其是第三帝国的黑暗历史，成为共有过去，已无法在柏林墙两头来回传递，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与文化面临融合，国族记忆也不例外。此时，博物馆与纪念碑建设就成了塑造新的集体认同的有用把手。

——杨潇《另一个国度》

那些去中心化的民间组织，从研究本地纳粹历史出发，通过历史节庆、研讨会和通信形成一个网络，再通过持续不断的呼吁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最终让改变在联邦层面发生。巴约尔说，如今人们看到德国的记忆文化往往是国家行为，但民间社会的自发行动更重要。

——杨潇《另一个国度》

大屠杀的过去永远不会过去，铭记与记忆，也永远不会终结，其中的“救赎”或许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但从研究的角度——又一次，我们会想起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而随着最后一批大屠杀亲历者的调零，集体记忆面临着向文化记忆转变的挑战——研究永无止境，“因为从当下的角度来看，观点不断变化，问题不断变化，你会随之提出不同的问题意识”。

——杨潇《另一个国度》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今天人们熟悉的、直面自己黑暗过去的“记忆文化”，在德国社会并没有广泛基础，而城市或者村镇越小，谈论过去就越困难。

——杨潇《另一个国度》

读了《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我才知道，“JEDEMDAS SEINE”其实是包豪斯风格的一件杰作。p90

——杨潇《另一个国度》

但在最后的最后，请允许我动用一点后见之明，看看关于纽伦堡审判的集体记忆和大众文化（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后者总是要致力于唤起前者），你会发现，真正进入并沉淀进公众集体记忆的，不是连篇累牍的文件和档案，不是那些特写或者报告文学的名篇，而是偶尔出现的恐怖物证（在意识到文件的枯燥后，杰克逊同意适当改变起诉策略）

——杨潇《另一个国度》

第二次“道德修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德， “寻找英雄”失败，令其对纳粹的记忆日后有机会聚焦于纳粹统治的受害者，而非英雄和烈士。在东德，英雄与烈士被置于万神庙中，遮蔽了其他遭纳粹迫害的群体，不论他们是犹太人、吉普赛人还是同性恋者。如果研究集体记忆的哈布瓦赫能活着走出布痕瓦尔德（1945年3月6日，解放前一个月余，他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他一定能够辨识出两德出于不同情境及现实需要，对过去的重新浇筑。

——杨潇《另一个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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