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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提出,古代崇拜俄耳甫斯的信众“塑造神像依据的既不是男性形象,也不是女性形象,而是某种双性别的对象,它纯洁无瑕,生有羽翼,长着四只眼睛可望四方、观天下”,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头脑这一概念或许多少受此启发。哈里森的各种观念都紧紧围绕着权力;考古证据证明,古代群体社会中女性享有崇高地位,受此鼓励,她进一步提出那些被视为独属于女性的美好品德“是地位而非性别使然”,并写道,“像男性凌驾于女性这样在权力上凌驾于同类,是严重的精神危险”。随着1914年的到来,哈里森和伍尔夫、H. D. 一样,明确将父权制专政与威胁当下社会的军事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围同事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积极撰文发声,整个英国随之陷入狂热的爱国情绪,这些无不令与H. D. 持相同立场的哈里森深感痛心。她写道:“以我身,以我心,我永远拥护和平。”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入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她和威廉·里奇韦爵士之间的争执也演变成了个人恩怨。哈里森曾为支持伯特兰·罗素发表演讲,慷慨陈词,呼吁学院撤销对他的处罚—罗素因替拒服兵役者发声遭三一学院除名,失去讲师职位。里奇韦公开谴责纽纳姆学院为“臭名昭著的亲德煽动中心”,并拒绝哈里森的一位学生进入他的课堂,只因这名学生是反战主义者、民主指挥联盟成员。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的挑战,哈里森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写道:“在当下环境,依从人性本能即是异端。”她视“拒绝传统信仰、传统习俗”为智识自由的前提,而受缚于过往与权力的保守社会绝不可能抛弃传统信仰与习俗。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整个英国守在无线电收音机前,等待正式宣战的消息。与此同时,鲍尔专注于一项凝聚着国际心血的收尾部分:《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最新一辑。这部著作最初由鲍尔和克拉帕姆共同设想,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鲍尔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世界史树立现代的、比较的典范。参与编撰的历史学家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国的亨利四世中学、巴黎索邦学院、比利时的根特大学、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瑞典的隆德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经济史》第一卷卷首介绍中,克拉帕姆坦言协调整个项目的难度非常大。例如,有位芬兰学者曾“在1939年11月在‘芬兰的某个角落’写信称他非常希望能回归经济史研究,但是这件事和他的‘祖国的国家独立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无奈放弃他负责的部分,只因他成了桑坦德的一位难民,而笔记则全部遗落在了塞维利亚。此后我们也再没收到他的消息……关于鲁特科夫斯基教授,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不在波兰的波兹南大学;我们相信冈绍夫教授,一位储备军官,仍在比利时幸存;马克·布洛赫教授在服军役之后,也在美国安全活着”。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伍尔夫批判民族主义叙事为社会不平等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大轰炸开始之后,她在写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称伦敦是“我生命中的激情”,在梅克伦堡广场度过的这段日子即便晦暗,也丝毫没有动摇她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她依然坚信这座城市具有治愈人心的力量她曾在战争初期写道:“真是奇怪,我常常想着,关于这座城市,我热爱的究竟是什么呢?一路漫步到伦敦塔,沿途小巷子里有黄铜框架的塔楼幕墙,空气里夹杂着河水的气味,岸边有低头读书的老太太,这些才是我的英格兰。如果轰炸破坏了这些,我的感受会同任何一位爱国人士的感受一样。”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和HG.威尔斯一同抗议,反对“向学生们教授保存、延续过去那些矫饰战争的邪恶传统的爱国主义历史事件”,并提出教师不应该将教授重点放在那些将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为敌人或同盟的关于国王、战争和政治冲突的故事,而应该放在许许多多的将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如贸易、旅行、文学、农业和宗教。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在文章和演讲中无数次强调她的目标是以“拓宽同理心而非使其更加狭隘的方式”来教授历史,让学生获得超越阶级和民族的核心群体感。这一时期,鲍尔的好几位男性友人,如盖茨克尔、多尔顿、托尼,都正担任公职,希望将政治影响作为一种改变大众观念的策略。鲍尔采取了另外-种不同的、更为谦避的方式,也更不容易成就个人的声名、带来正向的际遇,但她怀有同样的雄心壮志,所立足的原则同样坚定。她坚持历史“是凝聚社会群体最强大的黏合剂之一......如果我们可以扩大群体团结的概念,通过历史向孩童展示:作为总体概念的人类具有普遍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两个国度一一他自己的国家以及全世界一一的子民,这样来,我们就能教他懂得什么是世界公民”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常以其独特、一针见血的风格在日记中简短地记录某些片段,刻画出个人及公众对战争的恐惧:“战争之剑无疑悬于每个人的头顶。某种可以察觉但无法言表的冲突。德军与波兰海军在但泽自由市交战。波兰人此刻的遭遇在我的房中回荡。一切都处于未知。然而我们必须习惯这一切。工作,工作,我告诉自己。”伍尔夫通过这年开展的工作对一直以来探索的观念做出回应:自我的本质,了解他人的不可能性,文化对市民的影响,父权体制的暴力,艺术(以及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基于共同历史感而非爱国主义的团体观念。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 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一-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人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一一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刚愎成性的崇祯虽然看出来杨廷麟的奏疏是出于忠君爱国的心,但是他讨厌杨廷麟攻击杨嗣昌,讨厌有些话过于激烈,更讨厌杨廷麟替卢象升说话
——姚雪垠《李自成》
1 克瓦斯是盛行于俄国的一种含低度酒精的发酵饮料。“克瓦斯爱国主义”指那种敝帚自珍,甚至夜郎自大式地推崇自己祖国(包括落后东西在内)的一切的狭隘民族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简而言之,身份焦虑就是指人的内心所潜藏的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担忧或焦虑。“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死亡的威胁)或心理的存在(失去自由、无意义感)而来,也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成功”等)而来。”“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二是“身份焦虑”。这“是一种担优。担优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2。简而言之,身份焦虑就是指人的内心所潜藏的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担优或焦虑。“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死亡的威胁)或心理的存在(失去自由、无意义感)而来,也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成功”等)而来。”“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里,首先必须说明几个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关键概念。 一是“身份”。鲍尔德温等人的《文化研究导论》认为:“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现代自我被理解为是自主的和自我反思的,德国哲学家G。WF。黑格尔把个人主义、批判和自主行动的权力,看做是现代主体性的三个主要特征。身份的这种自我反省的一面意味着在现代,身份被理解为是一个规划。它不是固定的。”2阿兰·德波顿在其《身份的焦虑》中更是明确指出,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tum,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如已婚、中尉等)。而广义上 即本书所采用的的意义一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综上所述,可知“身份”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或地位,描述的是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但更体现为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 二是“身份焦虑”。这“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简而言之,身份焦虑就是指人的内心所潜藏的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担忧或焦虑。“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死亡的威胁)或心理的存在(失去自由、无意义感)而来,也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成功”等)而来。”“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 三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确立差异化并经由差异化来建构自我同一性的一个过程。”1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是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或者说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角色及其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是一种担忧。担优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简而言之,身份焦虑就是指人的内心所潜藏的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担忧或焦虑。“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死亡的威胁)或心理的存在(失去自由、无意义感)而来,也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成功”等)而来。”“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二是“身份焦虑”。这“是一种担忧。 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简而言之,身份焦虑就是指人的内心所潜藏的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担忧或焦虑。“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死亡的威胁)或心理的存在(失去自由、无意义感)而来,也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成功”等)而来。”“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约翰·列侬1971年的名作《想象》是全球主义的颂歌,他邀请人们“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并不难做到,没有什幺要为之杀戮或送命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世界将会如同一体”。海特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义者的天堂愿景,但对那些具有本土情怀的爱国者而言,那种“没有国家的想象”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是亵读性的和叛国的。他们偏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传统,相信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纽带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公民和政府施加了双向的道德义务:公民有义务爱戴和服务于国家,而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的公民,并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外国人的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本身未必涉嫌种族主义,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历史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状态(anomie)。1《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塞特在11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列侬所“想象”的价值难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人们怀有世界主义所无法满足的(社群)团结的愿望,具有再分配所无法实现的非物质性利益,具有世俗主义无法回应的对神圣性的渴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这两种理论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一一“爱国”的忠诚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在此,祖国并不是“自然的”国度,而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同样,爱国主义即便是一种自爱的衍生物,也未必要走向极端的排他性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也完全可能与国际正义的原则共存。无论是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在道德上可遣责的不是自爱本身,而是损人利已。因此,笼统地反对和支持爱国主义都缺乏充分的理据我们需要鉴别不同形态的爱国主义,相应做出差异化的道德评价。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晚近出现的两种理论更为强调“批判性忠诚”的重要性。维罗里的“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认为,爱国所忠诚的“祖国”不是一个出生地,也不是现存的政治制度,而是一个符合公民自由理想和共同自由(正义)的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当现存的政体背叛了自由与正义的理想(例如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就不再是属于我的祖国。而哈贝马斯与米勒等人发展的“宪政爱国主义”主张,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现成的、凝固的“认同”,而是由公民通过民主实践不断塑造的“宪政文化”,其根本理念是“个体相互承认彼此是自由和平等的”,由此寻求彼此可接受的理据来回答“如何一起生活”这一间题。宪政爱国主义激发的情感是复杂的,可能包括“羞耻,出于正义的愤怒(或民主的义愤)以及内疚感”等。但它诉诸的情感常常是认知依赖的。这两种理论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爱国”的忠诚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在此,祖国并不是“自然”的国度,而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同样,爱国主义即便是一种自爱的衍生物,也未必要走向极端的排他性。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也完全可能与国际正义的原则共存。无论是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在道德上可责的不是自爱本身,而是损人利己。因此,笼统地反对和支持爱国主义都缺乏充分的理据,我们需要鉴不同形态的爱国主义,相应做出差异化的道德评价。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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