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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命运"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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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会穿得棉滚滚的，往东边树林的深处信步。走到漆黑一团的地方，伸出手指头来点支烟。透过密集的树枝，寻找刚好可以看到自己窗口的位置，遥望夜幕中那一星飘摇的灯火，静静地凝视一会儿，仿佛在与自己的命运对视。

——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我们用“知足”形容中国人，不是说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非常满足，甚至不想改善。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压根就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我们从不怀疑，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点。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因循守旧”，而在这方面，其他任何民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人更加典型。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非常明显，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了任何人对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能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念的人，因为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者。然而，知识阶层一直在竭力向人们宣扬，中国当前的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所谓的改良，根本不可能。这就逐渐地培育了中国人顽固的因循守旧。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进步的第一动力，完全来自于亲眼目睹了别人的先进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条件更好的国家，因为他们关于其他国家的状态他们从未见过，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因循守旧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没有什么事情能唤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做任何事情。因为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住了。所以，就社会的观点而言，中国人的知足阻碍了中国人的进步。中国人天生知足，如同鱼因为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为要飞翔而生出双翼。仿佛是这个天生的特性，注定了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这种生来就具有...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不应该说,一个对类似目前鞑靼王朝前途命运感兴趣的中国人,就是爱国的。但是,有极好的理由认为,无论何朝何代,国民大众的感情与现在相同——极度的冷淡。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普遍对不属于自己负责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生活在这样一个烦乱的世界，处处让人感到忧虑和不安。中国人也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被这些深深的影响着，甚至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甚。很多生活条件低下的地区，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雨水多了，山洪会让他们无家可归；雨水减少了，又会有千百人挨饿。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中国人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造成他们性格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我们很清楚，中国的学者们是抵制西方文化的强大力量。即使外国人的机械技术再伟大，也无法理解中国所谓的“道德”。这些学者虽然是现代人，却有着宋朝人的思想。他们既嫉妒外国人的发展，又对外国人的科技表现不屑一顾。他们怀着这样纠结的心情，书写了大量排斥外国人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迅速地铺满了中国大地。虽然中国曾被这样的方式侵略过，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像那样的侵略，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中国不会任人宰割，中华民族不会被任何民族所同化。政府与国民的想法都一样的自私，百姓们觉得没有必要更没义务去关心所谓的“公共财产”，只要守好自己的财产就够了。民众们始终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想法。一些商人把马车停在路的中间装卸货物，还有些农夫将砍倒的树直接横在道路上。他们完全不管其他行人，只顾自己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许多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开的药方要比上面复杂多了。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说的“物质文明”。而中华民族则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民族，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中寻找食物时，她已进入文明社会几个世纪了。只要是地球上能吃的东西，她都试着烹调过。这种文明的骨子里没有任何改革的欲望。它的文化是自私的，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我，而不是你”。正如我们在中国每一天都会看到的那样，我们所引以自豪的文明，却经常遭到嘲弄和非理性的讥笑。如果中国文化那些总是发出嘲笑和鄙夷的人，不适当加以控制，外国引入中国的事物将会遭到怎样的命运呢？中国人无疑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他们需要每一种现代科学，用以开发这个强大帝国中那些潜在的资源。他们也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不久的将来，将会看得更清楚。但是，对科学的了解就一定有利于施加对帝国有利的道德影响吗？这个过程该如何开展呢？就与现代社会密切联系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超过化学。难道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是中国人获得复兴的道德手段吗？难道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就不会传入新的、意想不到的欺诈与暴力行为吗？如果中国人的性格还是老样子，如果他们掌握了制造现代炸药的配方，而且对化学制品不加以限制，在这个国家到处散发各种炸药制品，难道人们还能过着安全的日子吗？发展“物质文明”指的是将具备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以蒸汽机和电力所创造的各种奇迹。有人告诉我，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也是中国全部需要的一切。将每一个城市连接起来的铁路、航行在内陆河上的汽船、完备的邮电系统、一家家国家银行、统一的货币，作为通信中枢的电话与电报——这些都是美好中国幸福新时代的明显标志。这也许就是张之洞在其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的未成型的想法。他在那份奏折中断言铁路将会杜绝河运中很多可能的危险，“诸如水手之偷盗”等等。那么，物质文明的发展就一定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端吗？铁...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我们用“知足”形容中国人，不是说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非常满足，甚至不想改善。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压根就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我们从不怀疑，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点。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因循守旧”，而在这方面，其他任何民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人更加典型。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非常明显，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了任何人对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能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念的人，因为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者。然而，知识阶层一直在竭力向人们宣扬，中国当前的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所谓的改良，根本不可能。这就逐渐地培育了中国人顽固的因循守旧。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进步的第一动力，完全来自于亲眼目睹了别人的先进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条件更好的国家，因为他们关于其他国家的状态他们从未见过，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因循守旧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没有什么事情能唤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做任何事情。因为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住了。所以，就社会的观点而言，中国人的知足阻碍了中国人的进步。中国人天生知足，如同鱼因为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为要飞翔而生出双翼。仿佛是这个天生的特性，注定了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这种生来就具有...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不应该说,一个对类似目前鞑靼王朝前途命运感兴趣的中国人,就是爱国的。但是,有极好的理由认为,无论何朝何代,国民大众的感情与现在相同——极度的冷淡。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普遍对不属于自己负责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一个像中国人这样笃信命运存在的民族，在面对他们认为必然不可改变的那些东西时，便不会去进行激烈的抗争。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对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鱼一入水，鸟一出笼，它们就自谋生路去吧他们应做的已经做完了。。。。。。他们只是在积德，在做自己的事，至于鱼或鸟以后的命运，他们可管不了。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生活在这样一个烦乱的世界，处处让人感到忧虑和不安。中国人也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被这些深深的影响着，甚至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甚。很多生活条件低下的地区，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雨水多了，山洪会让他们无家可归；雨水减少了，又会有千百人挨饿。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中国人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造成他们性格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我们很清楚，中国的学者们是抵制西方文化的强大力量。即使外国人的机械技术再伟大，也无法理解中国所谓的“道德”。这些学者虽然是现代人，却有着宋朝人的思想。他们既嫉妒外国人的发展，又对外国人的科技表现不屑一顾。他们怀着这样纠结的心情，书写了大量排斥外国人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迅速地铺满了中国大地。虽然中国曾被这样的方式侵略过，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像那样的侵略，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中国不会任人宰割，中华民族不会被任何民族所同化。政府与国民的想法都一样的自私，百姓们觉得没有必要更没义务去关心所谓的“公共财产”，只要守好自己的财产就够了。民众们始终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想法。一些商人把马车停在路的中间装卸货物，还有些农夫将砍倒的树直接横在道路上。他们完全不管其他行人，只顾自己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许多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开的药方要比上面复杂多了。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说的“物质文明”。而中华民族则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民族，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中寻找食物时，她已进入文明社会几个世纪了。只要是地球上能吃的东西，她都试着烹调过。这种文明的骨子里没有任何改革的欲望。它的文化是自私的，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我，而不是你”。正如我们在中国每一天都会看到的那样，我们所引以自豪的文明，却经常遭到嘲弄和非理性的讥笑。如果中国文化那些总是发出嘲笑和鄙夷的人，不适当加以控制，外国引入中国的事物将会遭到怎样的命运呢？中国人无疑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他们需要每一种现代科学，用以开发这个强大帝国中那些潜在的资源。他们也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不久的将来，将会看得更清楚。但是，对科学的了解就一定有利于施加对帝国有利的道德影响吗？这个过程该如何开展呢？就与现代社会密切联系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超过化学。难道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是中国人获得复兴的道德手段吗？难道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就不会传入新的、意想不到的欺诈与暴力行为吗？如果中国人的性格还是老样子，如果他们掌握了制造现代炸药的配方，而且对化学制品不加以限制，在这个国家到处散发各种炸药制品，难道人们还能过着安全的日子吗？发展“物质文明”指的是将具备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以蒸汽机和电力所创造的各种奇迹。有人告诉我，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也是中国全部需要的一切。将每一个城市连接起来的铁路、航行在内陆河上的汽船、完备的邮电系统、一家家国家银行、统一的货币，作为通信中枢的电话与电报——这些都是美好中国幸福新时代的明显标志。这也许就是张之洞在其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的未成型的想法。他在那份奏折中断言铁路将会杜绝河运中很多可能的危险，“诸如水手之偷盗”等等。那么，物质文明的发展就一定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端吗？铁...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张竹君环顾四周，语气缓和了些：“在这个老大帝国里，做女人不易，做女医士更不易，未来会有无数歧视、偏见、辱骂和鄙夷泼过来。我们若要做出令男子哑口无言的事业，帮更多女子同胞摆脱压迫，总要在其他方面有所牺牲。这是先行者的命运。你明白吗？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便成了天赋的权利。”方三响低声重复了一句，黑暗中的眼神灼热。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女子欲要争取独立之地位，必先有独立之事业。你白白读了几年医科，难道甘心相夫教子吗？姚英子亲热地挽起老师胳膊：“放心吧，我现在还没考虑过那种事。” 张竹君环顾四周，语气缓和了些：“在这个老大帝国里，做女人不易，做女医士更不易，未来会有无数歧视、偏见、辱骂和鄙夷泼过来。我们若要做出令男子哑口无言的事业，帮更多女子同胞摆脱压迫，总要在其他方面有所牺牲。这是先行者的命运。你明白吗？”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户房和吏房并称两大要害机关。户房管的是钱粮税赋之事，日常业务涉及大量繁复计算。吏房书手落笔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职的选拔。可以想象，他的寻租空间该有多大。陶成靠着手里的这点权力，没事收取一些常例贿赂，日子过得不亦乐乎。户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着别人的命运。他只消在黄册的账簿上做做手脚，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权力寻租）这里要先说明一下，大明的县衙体制很有意思，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官、吏、役。彭县的知县、县丞和屠主簿这样的人，在朝廷吏部挂着号，算是官员编制；胥吏往往世代相继，比合同工可稳定多了——无论如何，他们仍旧属于“吏”这一层级。再往下，到了具体的执行团队，则只能称为“役”。这个“役”，指的是徭役，更准确点说，是力役。说白了，就是给政府出力气白干活。一县的日常杂事，比如马夫、门子、库夫、禁子、纤夫、伞夫之类，都属于役。来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资的，还得自负伙食。徭役之害，大半来源于此。地方吏员的选拔，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佥充，即选拔有文化的民间百姓，轮候任职，陶成、陈佐、王廷美就是这么进来；二是通过罚充，即把犯了过错的生员、举人、监生等读书人，罚为小吏；从景泰年之后，还多了一个选项，叫作告纳，说白了，就是所谓捐钱买职。到了嘉靖年间，告纳变得非常泛滥，年龄、能力什么都不考核，交钱就给。 ……整个案子里，充满了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胥吏之害、之贪，在这么一件普通案子里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种细致无声而又无处躲藏的恐怖，驱之不尽，挥之不去。你的生活，随时可能处于威胁之中；你辛苦积攒的钱粮，随时可能被啃噬。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说它普通，是因为这案子的规模很小，案情简单，罪行寻常，讲起来实在是乏善可陈。可正因为它太过平常，在大明一千多个州县里颇具普遍意义。于是这一桩普通小县的普通小案，俨然成了一个繁盛王朝的青之末。明代县衙里，最大的自然是知县，叫作主官。他有两个副手，一个是县丞，一个是主簿，这两位叫作佐贰官。他们仨都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县里的行政长官。在这三人之下，还有一位典史，叫作首领官，但没有品级，不入流。再往下，衙门里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壮班、快班，负责仪仗、治安、缉捕之类，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 “ 捕快 ” ；而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分为礼、吏、户、工、兵、刑六个部门，各有主管业务。除此之外，还有承发房和架阁库等办公机构。在这些机构里办事的人，统称为吏，也叫 “ 胥吏 ” 或 “ 吏胥 ” 。 “ 胥 ” 这个字，本意是有才干之人，十有二人，后来引申为基层公务员。听起来好像是个琐碎活，可里面的门道实在不少。古代没有复印机和照相机，公文全靠书手一笔一画写就。他大笔一挥，偷偷篡改几个字，往往能决定一人乃至一户的命运。书手落笔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职的选拔。可以想象，他的寻租空间该有多大。陶成靠着手里的这点权力，没事收取一些常例贿赂，日子过得不亦乐乎。户房和吏房并称两大要害机关。户房管的是钱粮税赋之事，日常业务涉及大量繁复计算。陈佐脑子灵活，数学好，对于数字得心应手，很适合这个职位。和吏房书手一样，户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着别人的命运。他只消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这事？很简单，拿银子来喂饱便是，可见这...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一位网友在连载刚开始的时候，留言说普通人的历史没人有耐心看；只有名人、上层人物，他们的历史才有色彩，才能留存下来。我想，这是许多人的想法。这里面有对写作根深蒂固的误解：只有了不起的人和事才是值得写成文字印成书的。但我不能同意。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记述。除了“上层的历史和人物”，还会有普通人的历史、民间的历史。乐府的创始人、总编辑涂志刚先生曾将《秋园》与《巨流河》对比，他说：“每一代人都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承受者。齐邦媛和她的父辈，当然承受了历史和命运，但比起大多数人，她还算是有能力去参与历史的。这样的记录当然珍贵，但每个时代，我们得到的其实都是这样的记录，它们重要，但其实又不够。反倒是那些碎片一般的，历史的承受者，那些普通人，如果他们的声音能留下一点点，就会特别动人。是的，你看那些全然无名的芸芸众生，他们经过的历史是怎样的呢？他们在洪流中挣扎，无声无息地来，无声无息地生活，无声无息地死去。《秋园》写的是这样的人物，《浮木》写的也是这样的人物。如果没人书写，他们就注定会被深埋。

——杨本芬《浮木》

这里面有对写作根深蒂固的误解：只有了不起的人和事才是值得写成文字印成书的。但我不能同意。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记述。除了“上层的历史和人物”，还会有普通人的历史、民间的历史。乐府的创始人、总编辑涂志刚先生曾将《秋园》与《巨流河》对比，他说：“每一代人都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承受者。齐邦媛和她的父辈，当然承受了历史和命运，但比起大多数人，她还算是有能力去参与历史的。这样的记录当然珍贵，但每个时代，我们得到的其实都是这样的记录，它们重要，但其实又不够。反倒是那些碎片一般的，历史的承受者，那些普通人，如果他们的声音能留下一点点，就会特别动人。”

——杨本芬《浮木》

板，看似平静，内心深处却在为是死是活而苦苦挣扎。她觉得命运太捉弄人，每次看到一点点希望，结果却都像肥皂泡那样消失了。她渴望有个温暖的家，有个善解人意的丈夫，可是偏偏遇到一个如此冷漠的人。跟他讲夫妻需要互相体贴爱护之类的话，他就像鸭子听雷一样浑然不觉。但又不能说他是个恶男人。他不骂人、不打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更不会和别的女人搞暖昧。只是他那种冷漠的性格，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其实吕也是个可怜人。他告诉过她，他十岁那年得知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躲到一堆稻草后面整整哭了一下午。童年、少年岁月在他内心留下了伤痕，才让他对家庭如此冷漠。

——杨本芬《我本芬芳》

那晚，惠才躺在床上，面无表情地望着天花板，看似平静，内心深处却在为是死是活而苦苦挣扎。她觉得命运太捉弄人，每次看到一点点希望，结果却都像肥皂泡那样消失了。她渴望有个温暖的家，有个善解人意的丈夫，可是偏偏遇到一个如此冷漠的人。跟他讲夫妻需要互相体贴爱护之类的话，他就像鸭子听雷一样浑然不觉。但又不能说他是个恶男人。他不骂人、不打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更不会和别的女人搞暧昧。只是他那种冷漠的性格，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杨本芬《我本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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