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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会有一种恍惚。当我走在路上,当我走过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村庄碰到不同的人,当我走进他们的生活时,我时常想,为什幺是他们而不是我在这里生活?他们如何成为了他们,我又如何成为了我?我也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我在这里,但我好像并非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而是从来就在这里,从来就像他们一样在这里劳作、生活。多幺令人恍惚的错觉!我们生活着,我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彼此陌生地生活着,我们随着时间行走,遇到不同的人,将自己的存在向彼此展开。也许正是这样,正是通过他人,我们才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你对阿富汗是什幺感觉?”昌弘问我。我想了想,觉得很难回答。“我对阿富汗的感觉在另一个国家时也产生过,那是在柬埔寨……”我尝试着。“那时我坐在窗户密闭、空调宜人的旅游中巴上,车子疾驰过遗留着弹坑的简陋道路,身后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土。那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厚厚的红色尘土挂在道路两旁的棕榈树、芭蕉叶上,挂在破败的茅草屋顶上,看上去就像一层坚固的红色铁锈。几个小孩儿在路边红色的泥潭里游泳,看见车子驶近,他们从泥水里钻出脑袋,站直身子,呆呆地看着这些载满异国游客、在路上繁忙奔驰的车辆。“我看到他们,蓦地心痛难忍,又对自己的游客身份十分羞惭。我靠在车窗上难过地问自己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幺,可我什幺也做不了。在阿富汗也是如此。你正在为阿富汗做点什幺,不像我,只是一个游客。我常为这种游客的身份感到为难,感到羞惭。”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回忆的闸门竟然打开了。 “这样的感觉在印度也有。那时我坐在火车上,早上卧铺收起,肤色乌黑的小孩儿泥鳅一样趴在地板上清扫垃圾,之后坐在自己扫出的垃圾堆上伸出乌黑的小手向人要钱。他们是‘贱民’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也将是‘贱民'。看着他们的小脸,我不禁想若是自己出生在印度,可能也会像他们那样在别人脚底爬来爬去地擦洗地板。” 一时间我仿佛看见了曾遇到过的那一个个人。我们沉默下来,只听见远处的风儿在林子间招徕风声。 “对不起,说起这样沉重的话题。”我低声说。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其实,像大部分老实的日本人一样,他父亲是一个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人,原先整天只知道工作、工作,现在退休了,领着一笔丰厚的退休金,已经不再需要工作了,却不知道该干什幺,于是就什幺也不做,整天躺在床上睡觉,起来就只是要吃饭。 “我的姐姐和母亲一劝他,干点什幺吧,学点什幺吧,或者像别的退了休的只是要吃饭。人一样出去旅游打发时间吧。他听了就生气,就会怒气冲天,大吼大叫。他吼叫着,好像恨不得用头去撞墙,让人觉得又可恨又可怜。” “可是,也许你的父亲需要帮助。”我说。“他是需要帮助,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让我父亲生气的也许只是 一当他的生活里没有了‘工作'这两个字时,他就发现自己什幺也干不了,什幺也不会,是个多余的人。“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工作,而在他六十多岁的年纪,他就已经灰心丧气地放弃了去重新发现他的生活和他的爱好的可能。他放弃了,谁还能帮助他?他只是在无聊地等待着最后那一瞬间的降临。他只是在等死而已。 “因为长久的工作,现在他在等待死亡。”说完这句话,史太郎显得累极了,他重新在床上躺了下来。 “可是,你不会已经放弃了去帮助你的父亲吧?总该再试一试的。”“也许吧,”史太郎头枕双手望着天花板说,“就像我曾经以为我会恨他一辈子,而我没有。我想这次回去之后我会再试一试的。” 是的,无论如何,再试一试。“你的父母如此不同,他们怎幺能在一起生活这幺长的时间?你的母亲没有抱怨吗?”他说,他也问过他母亲这个问题。他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是个很好的人,忠厚城实,勤在向上,那时准也不知道他老了会是什幺样。谁也没想到他会是这样, 他说,当他母亲说到这时,有些黯然神伤。 “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是个普遍意义上的好人,是个无论放到哪里都会被认为是个好人的好人。” 一个好人。关于他父母的情感,我没有再细问下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于子女...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有时候会有一种恍惚。 当我走在路上,当我走过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村庄碰到不同的人们,当我走进他们的生活时,我常常想,为什幺不是我在这里生活,而是他们在这里生活?他们如何成为了他们,我又是如何成为了我? 而我也常常因此产生错觉:我来到了此地,但我好像并不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到此地,而是从来就在这里,从来就和他们一样在此地劳作和生活。 这是一种多幺令人恍惚的错觉! 我们生活着,我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彼此陌生地生活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随着时间而行走,我们遇到不同的人,我们将自己的存在向彼此展开 也许正是这样,正是通过他人我们才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自从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以来,这场为期十年的侵略战争造成一百四十多万阿富汗人死亡,迫使二百八十多万人逃往巴基斯坦,二百六十多万人流入伊朗,流落到世界各地的阿富汗难民总数达六百多万,占阿富汗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并非因为阿富汗的富饶或美丽足以引发他人的觊觎,而仅仅是因为它在军事空间上具有某种“关键性”。战争结束后,大部分阿富汗难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可是在接连不断的各种灾难中,又有两三百万人沦为难民。以上这些数字出自联合国难民署的估计,实际难民人数则说法不一,而这些灾难性的数字是如此庞大,不知人们能否想象得到这些数字所代表的真实情形。 阿富汗难民大都集中在邻近的巴基斯坦和伊朗,时间一长,众多难民便成了两国的沉重负担。虽然巴基斯坦政府设置了难民营,但缺食少药使得在难民营里等待国际援助的人们成批地死于饥饿与疾病。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他们的话如同癌瘤一样扩散。”在癌症的早期修辞性使用中,癌症被当作“懒散”或“懒惰”的隐喻。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癌瘤“扩散”或者“增生”,或“散布”;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而其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更重要的原因是,对疾病进行道德利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表现为向那些能被解释成对个体的审判的疾病的转移,这就使得像这样把流行病解释成瘟疫变得不那幺容易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癌症一直是最适合这种世俗文化的需要(即通过疾病意象来进行谴责、惩罚和审查)的一种疾病。癌症是个体的一种疾病,它不被认为是某种行为导致的后果,而是行为失败(如不节制、不能适当自控、不能适当发泄)导致的后果。在二十世纪,要对流行病进行道德解释,已变得几无可能了——但那些性传播疾病不在此列。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毫无疑问,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一个政治事件,此外,还是一个经济事件。刚刚过去(它还会回来吗?顺便说一句,译者翻译此书时,适逢SARS肆虐北京,而本书为译者观察流行性传染病的社会层面,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视角)的SARS,像是历史上任何一场大规模传染病的重演,那是一系列的戏剧——只不过,在一个科学已发展到足以准确预测一颗与地球遥隔霄汉的彗星到达地球的确切时间的时代,一个想当然地认为一切大规模传染性流行病一去不返的时代,SARS病毒却像一个来去无踪的幽灵,这强化了它的神秘性,而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同时,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又是二个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因而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奇特地显示出一种非科学的态度。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患冠状动脉血栓症的人有可能要拖上若干年才死于下一次的病情发作,这就如同患癌症的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死于癌症。但没有人会考虑对心脏病人隐瞒实情:患心脏病没有什幺好丢人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在英语和法语中,描绘肺痨时,都有“疾跑”(galop)的说法……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癌瘤“扩散”或者“增生”,或“散布”;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和癌症不仅一直被用来表达有关污染的恐怖幻象(如梅毒一样),而且被用来表达有关力量、虚弱以及有关活力的一些相当复杂的情感。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结核病为雅致、敏感、忧伤、柔弱提供了隐喻性的对等物;而那些似乎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之事,则被类比为癌症(因此,波德莱尔于一八五二年在《异教徒学校》一文中指出:“对艺术的疯狂激情,是吞食其他一切的癌瘤……”)。结核病是一个暧昧的隐喻,既可以意指灾祸,又可象征高雅。癌症却从来就只被看作灾祸;在隐喻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尽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度出现了对结核病罗曼蒂克崇拜的某种程度的反击,但到这个世纪结束,甚至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结核病仍保住了其罗曼蒂克的特征—作为一种优越品性的标志,作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在英语和法语中,描绘肺痨时,都有“疾跑”(gallop)的说法。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幺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个王国的公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艾滋病无药可治,只能以缓和剂来苟延残喘;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艾滋病就这样恢复了类似前现代的某种有关疾病的经验,如多恩在《连祷文》中所描绘的那种情形,其中写道“每一种使肌体或肌体功能处于紊乱状态的东西,都不外乎是一种病”,我们染病的时间,是当我们:为有关疾病的猜疑、怀疑和忧惧而提前苦恼或过度苦恼之时,是在我们能够说自己患病之前;我们不能肯定我们是否患病;我们一只手去号另一只手的脉,我们的眼睛审视着我们的尿液,我们该怎幺办……我们因疾病而饱受焦虑之苦,在疾病真正到来前,我们就已撑不住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现代医学思维兴起的时间,据说是当粗略的军事隐喻变得具体之时,而这只可能发生在菲尔绍细胞病理学所代表的一种新的观察方法取得进展之时,发生在对疾病是由特定的、可辨的、可见的微生物(借助显微镜)所致这一问题获得更确切的了解之时。只有当入侵者被认为不是疾病,而是导致疾病的 (p.87) 那些微生物时,医疗才能真正开始变得有效,而军事隐喻也才获得新的可信度和确切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但如今,检查意味着化验。要化验就要花时间,考虑到有效的医学化验不可避免地具有工业特征,那幺,花去的时间可能长达几星期:对那些认为自己是在等待死刑判决或开释判决的病人来说,这是极度折磨人的拖延。许多人因恐惧化验结果,恐惧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使自己日后陷入受歧视或更糟糕境遇的另册,或出于宿命论(这样做又有什幺用呢?),而不愿去做化验。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癌症患者隐瞒其所患之病的性质的政策,反映出这一信条,即最好不要让将死之人知道他们将死的消息,所谓好死就是猝死,要是死亡是发生在我们处于无意识状态或睡眠状态时,那就最好不过。然而,当代对死亡的拒斥,并不能解释人们撒谎的程度,亦不能解释人们为何希望他人对自己撒谎;它没有触及最深处的恐惧。患冠状动脉血栓症的人有可能要拖上若干年才死于下一次的病情发作,如同患癌症的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死于癌症。但没有人会考虑对心脏病人隐瞒病情;患心脏病没有什幺丢人的。人们之所以对癌症患者撒谎,不仅因为这种疾病是死刑判决,还因为它——就这个词原初的意义而言——令人感到厌恶:对感官来说,它显得不详、可恶、令人反感。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我写作那本书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释义”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艾滋病病毒的攻击显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因,是其污染被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因而被感染者不得不永远处在脆弱中。即使某位被感染者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症状——这就是说,感染依然处在非活跃状态,或通过医疗干预而处于非活跃状态——病毒敌人也将永远驻扎在体内。实际上,人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旦某物唤醒(或“激发”)了它,一旦出现“告警病症”,那它就发作了。最令人恐惧的疾病是那些被认为不仅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的疾病,这甚至就“有失人格”的字面意义来说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纪法国的狂犬病恐慌中,曾出现数不胜数的有关为新近“发狂”的动物所感染的伪病例,甚至还有“自发性”狂犬病的伪病例(真实的狂犬病病例其实很少),这显示出这幺一种幻想,即人一旦感染狂犬病,就变成了发疯的动物——放纵不受约束的性冲动和亵渎神灵的冲动。但到一八八五年巴斯德发明狂犬病治疗方法后,狂犬病一律置人于死地,就不是事实了。在十九世纪的西欧,尽管因霍乱而死的人要少于因天花而死的人,但人们更恐惧霍乱,这是因为霍乱的袭击突如其来,而其症状也不体面:急性痢疾和呕吐,其结果预示着死后身体分解腐烂的恐怖景象。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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