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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冷静"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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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趾高气扬地走上了绞刑架。他要了一瓶红酒，喝掉了一半。新教牧师威廉・赫尔主动提出跟他一起诵读《圣经》，他拒绝了：他只剩两个多小时了，所以“没有时间去浪费”。他手背在身后，冷静笔挺地走完了从监狱到行刑室之间的五十码。警卫绑他的脚踝和膝盖时，他请求他们系松一点，好让他能够站直。“我不需要那个”，他指的是头罩。他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不，还不止于此，他完全在做他自己。除了他在临终遗言中莫名犯傻，没有什么可以更加有力地表明这点了。他开始了。他强调自己是个信仰上帝的人，用一般的纳粹流行语来表述，意为他不是基督徒，不相信死后有来生。他接着说：“过不了多久，先生们，我们都会重逢。这是所有人共同的命运。德国万岁，阿根廷万岁，奥地利万岁。我永远忘不了她们。”死期将至，他满嘴是葬礼演说上的陈词滥调。站在绞刑架下，他的记忆力跟他开了最后一次玩笑：他“志得意满”，他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在那最后的几分钟里，他好似在总结这堂关于人类弱点的漫长一课带给我们的教训一一那今人毛骨悚然的、漠视语言与思考的平庸的恶。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68人我当然注意到尼克享有这种特权是因为他的性别，我也注意到他的薪水比我高很多，但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觉得有趣的听之任之，而较少抱怨。事实上，所有出版业都由许多收人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人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曾经有年轻女性问过我是如何冷静接受这种状况的，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人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但是，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对地位和薪酬漠不关心，但我确实看到了不少和我同样喜欢工作却不怎么关注这些的人。我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同事都对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人们非常钦佩并很有同感，但没有一个人作为活动家去参与。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公正，但并没有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懒惰还是自私呢？是的，也许都有一点吧。但我不得不说，如果要为此事寻找内疚感（我是很容易内疚的人），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内疚。虽然这种后天的环境影响一定在我和朋友们的这种惰性形成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自己的经历也表明，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一种满足于当下的天性。毕竟，也存在某些更关心工作中的感受...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当然注意到尼克享有这种特权是因为他的性别，我也注意到他的薪水比我高很多，但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觉得有趣的听之任之，而较少抱怨。事实上，所有出版业都由许多收入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曾经有年轻女性问过我是如何冷静接受这种状况的，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但是，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阿西尔的人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样本，她既有艺术家一般开放自由、洒脱丰沛的心胸，又有冷静克制甚至出于务实而进行一定妥协的理智。在她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在20世纪动荡的欧洲，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女性，是怎样在与世界的周旋中安全生存下来，并维护好自己的精神世界的。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青春期的我怀着羞耻和愧疚面对强悍的母亲。当我身处那些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同学之间，当我看到别的同学穿名牌运动鞋、漂亮的新衣服时，我拒绝母亲给我的校服打补丁。尤其是他们的母亲是那么优雅和体面，而我的母亲与她们截然相反，但我又拿着她辛苦挣来的钱在念书。初三，我转学到更远处的镇上，我的同龄人总是上学上着上着就消失不见。那些能结伴跟我去学校的人越来越少。我在路上遇到在河边玩水的女同学，她很冷静地告诉我，下周她就不来了。她们有的被提前招生去了职业学校，有的跟着家长去打工，有的淡起了恋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我们的社会中，情感似乎被排挤到非常边缘的位置，每个成年人都在追求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我们的工作组织方式更倾向于要求一个人有控制力、面对压力冷静、讲逻辑、坚强、果断，而基本不会提及一个职场人需要有同理心、体贴、直觉，仿佛它们是脆弱的象征。

——张小满《大厂小民》

鲍尔清楚地认识到，用简·哈里森在 1914年说的话来表达，“所谓女性所具有的美德，大体上都是由其从属社会地位养成的”。多萝西·L.塞耶斯在 1938 年论文《女人是人吗?》中尖刻地指出：“女性总被作为阶级中的成员来评判，而不是作为独立个体，这一点无比令人厌烦。”与她此观点相似，鲍尔也对这样的社会体系大加鞭挞：“当下的社会体系如此急于让人们保持正确，以至于行之有效地让他们远离了真实。”在一篇早年发表的论文《女性在剑桥大学》中，鲍尔回忆曾被人要求就某一问题提供“女性的观点”，对此，鲍尔给出的回答与塞耶斯惊人地相似：“一位女性对于艺术与科学的观点与她作为女性的身份无关，仅仅是出于一位作为个体的人的观点......其中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优秀的书籍还是糟糕的书籍，思考方式是偏于冷静理性还是感性而富有激情，而不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艾琳·鲍尔的人生故事是努力为女性知识分子塑造全新形象，开辟鲜有先例的生活方式:破除邋遢才女的刻板印象，树立既能享有崇高国际声誉、又能欣赏通俗流行风尚的专业女性全新形象，她的社会地位由做出的工作而非家庭出身所定义。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遇到危急关头，你千万要沉着冷静。你沉着，你身边的将士们也就沉着了。也只有临事沉着，你才能想出办法来化险为夷。

——姚雪垠《李自成》

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好像是在世界上睡觉，而不是活着。可怜的老人来看儿子时，几乎总是带着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大概是不知道儿子会怎样接待他。平时他总是久久犹豫不决，不肯进去，如果碰上我在那，他就会不厌其烦地向我问上二十分钟，他怎样，他身体好吗，他的心情到底怎样，他是不是在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他是在写作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就一个劲儿鼓励他安慰他，老人这才下决心进去，轻轻地、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先把头探进去，要是看见儿子没有生气，向他点头，就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去，脱下大衣和帽子，全挂在钩子上，这一切他全做得悄悄地，听不到一点声音，然后小心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希望猜出他的比坚卡的心情。要是老人看出儿子的心情稍微有些不好，他马上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解释说：我是顺路过来的，比坚卡，我只待一分钟，我走了很远的路，路过这里，进来歇一会。说完就温顺地默默地拿起了大衣和帽子，又悄悄地把门打开走出去，脸上还带着勉强的微笑，为了忍住心头沸腾的痛苦，不对儿子流露出来。有时候儿子和颜悦色地接待父亲，老人就高兴地不知如何是好，他的脸色，他的手势，他的一举一动之中，无一不流露出高兴。要是儿子开口和父亲说话，老人总是从椅子上微微欠起身子，轻轻地、诚惶诚恐地，几乎带着崇敬的神情来回答，总是极力说些最文雅的话。可他天生不善辞令，他总是发慌胆怯，不知道手往哪里放，自己往哪里躲，说完之后还要把他回答过的话咕哝好久，仿佛要纠正说过的话，如果回答得很得体，老人就把身上收拾一下，整理整理背心、领带和燕尾服，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有时他鼓起勇气，放开胆子，居然悄悄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书架跟前，随便取下一本小书，甚至当场就读起来，也不管那是一本什么书。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装出一副毫不在乎和冷静的样子，似乎他一向可以擅自翻他儿子的书。可是有一回我却看到他儿子不让他动书，这...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如果儿子同他说话，老人总是从椅子上稍稍欠起身子，毕恭毕敬地低声回答，带着崇拜的表情，并且极力选用最优雅的，实际上最可笑的词作答，可是他没有好的口才：一开口就发窘、胆怯，不知道把手往哪儿放好，不知道自己究竟躲哪里才好，说完之后，他又喃喃地、久久地低声重复刚才的话，仿佛想纠正自己的回答。如果恰巧回答得准确，老人就会整整自己的背心、领带，拉拉燕尾服，摆出一副特别有尊严、有信心的样子。有时他还胆大妄为到居然悄悄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书架旁，随便拿起一本小书，甚至还站在那儿读上一小段。他做这些的时候装出完全不在乎和从容冷静的样子，好像他一向以来都能随便翻阅儿子的书似的，仿佛儿子的和蔼态度对他已是平常事。但是有一次我碰巧看到波克罗夫斯基让他不要碰他的书，把这可怜的老人吓坏了。他又害怕又着急，把书颠倒着放回去了，随后他想改正错误，把书正过来，却又把切口朝外了。老人讪讪地笑着，满脸通红，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人与世界关系的陌生化、人与他者关系的损毁，最终带来的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危机。”1正因为上述所有情况的出现，使无名主人公的自我认同出现了危机：一方面，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谈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他自己什么都清楚。例如，他懂得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和自己社会圈子的典型意义，他给自己（内心状态）做出心理甚或精神病理的冷静判断，他了解自己意识的性格特征、他的滑稽可笑和他的悲剧性，他知道对他个人可能做出的种种道德品格上的评语，如此等等”2，他似乎对自己的一切有着颇为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他虽极力试图确定自我，但又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时而说“我是个凶很的人”，时而又说“我永远也不会变成凶狠的人”，并且认识到：“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这主要是因为他极力想获得社会的认同，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因而太在意社会（表现为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地下室人'想的最多的是，别人怎么看他，他们可能怎么看他；他竭力想赶在每一他人意识之前，赶在别人对他的每一个想法和观点之前。每当他自白时讲到重要的地方，他无一例外都要竭力去揣度别人会怎么说他、评价他，猜测别人评语的意思和口气，极其细心地估计他人这话会怎么说出来，于是他的话里就不断插进一些想象中的他人对语。”1胡志明进而指出，即便躲在地下室里，他的自我意识的层层演进，也一直是以外界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为逻辑前提的，并且是在对时尚的科学理性的质疑与批判中得到展示的。在他的通篇“自白”中，他说出的每一个词语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他人（读者）反应的渴望，他时而卑躬屈膝，时而又厉声尖叫，恶言恶语，每部分结束时的语气，都在公开讨要别人的反应。'这样，他就成了人们口中所说的那种典型的矛盾体，永远无法摆脱身份焦虑更无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墙具有一种使他们冷静，道义上使他们释然和一了百了的力量，很可能还具有某种神秘的魔力……但是关于墙我们下面再说。）对，您哪，这样一种不动脑子的人，我才认为是真正的、正常的人，他的慈母——把它仁慈地生养到人世间来的造化，希望看到他的也正是这样。对于这样的人我十分嫉妒，嫉妒到肝火上升，不能自已。这样的人很蠢，对此我无意同你们争论，但是，也许，一个正常人就应当是愚蠢的，你凭什么说不呢？这甚至太美了也说不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人与世界关系的陌生化、人与他者关系的损毁，最终带来的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危机。”正因为上述所有情况的出现，使无名主人公的自我认同出现了危机：一方面，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谈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他自己什么都清楚。例如，他懂得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和自己社会圈子的典型意义，他给自己（内心状态）做出心理甚或精神病理的冷静判断，他了解自己意识的性格特征、他的滑稽可笑和他的悲剧性，他知道对他个人可能做出的种种道德品格上的评语，如此等等”，他似乎对自己的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对于他们，墙不是一种遁词，对于他们，墙也不是一种走回头路的借口，对于这样的借口，像我们这样的人虽然自己也不信，但却总是很欢迎碰到这样的借口。不，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认输。这墙具有一种使他们冷静，道义上使他们释然和一了百了的力量，很可能还具有某种神秘的魔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张居正本人并不这么看。当他在积香庐里乍一听说那两道旨后，内心着实惶惑了一阵子，但冷静下来慎重思考，他又觉得这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种“政治危机”。李太后如此做，并非动摇了对他的信任，而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凡朝廷大政，只要不触动王侯勋戚的根本利益而给皇上添麻烦，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凭内阁处置。因此，皇上下旨只是免去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俸，而并非尽行更改悉数推翻。还有补吕调阳人阁之事，从内心深处讲，张居正也觉得吕调阳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所需要的阁臣是助手而非对手。吕调阳与高仪为人处事差不多，都是远离朋党案牍劳形的人物。他之所以在推荐手本中把吕调阳列在第三，是因为杨博、葛守礼都是三朝老臣，资望远在吕调阳之上，从礼仪与舆情上都不得不这样排位。谁知歪打正着，李太后硬是帮小皇上挑出了这位位居末席的吕调阳。虽然各有心思，结果却是一样。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件事也消除了张居正的担心，那就是皇上增补阁臣并没有另辟蹊径，而是仍在他举荐的人中选出一个。这般思考下来，张居正重又恢复了那种“挟泰山以超北海，舍我其谁乎”的心态，让王篆把王之诰、王国光两位心腹大臣连夜召来积香庐商议如何渡过难关。

——熊召政《张居正》

一般来说，这中间存在一种排斥与吸引的关系。越是生活无以为继的人，或是即将陷入那种困境的人，就越容易排斥社会援助，从而故意远离，反而被吸引到犯罪和暴力的道路上。我们这里接管的不少孩子，其父母都具有这种倾向。有的人不愿被人指手画脚，有的人不太愿意依靠别人，有的则有更阴暗的理由。就算我们主动伸出援手，也会被他们躲开。那种人一般头脑比较不冷静，喜欢用简单快捷的方法满足自己的一时欲望，特别容易对近在咫尺且比自己弱小的存在爆发情绪。不是所有人都能无条件成为好父母，有的人就是无法好好爱自己的孩子。

——叶真中显《Blue》

“你是说，他受到了虐待吗？”藤崎确认道。“是的。说到虐待，让孩子过流浪生活本身就是十足的虐待。但是除此之外，翼君身上还有多处瘀伤，我们甚至发现了烟头烫伤的痕迹。”这是他们接管孩子后，做身体检查时发现的事情。芥继续道：“翼君虽然是个小孩子，但是表情不太丰富，目光总是很空虚，仿佛对不上焦。我们管这叫＇frozenwatchfulness＇——冷却的警戒，是指经常遭受大人暴力对待、时刻处在紧张状态的儿童表情缺失、无法流露感情的表现。翼君应该符合这个症状。”“那他的妹妹小渚呢？”藤崎问道。“小渚身上没有被暴力对待的痕迹。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确定，不过从她本人的状态来看，似乎没有像翼君那样受到虐待。”“施展暴力的人是母亲，还是父亲——我是说母亲的恋人正田？”奥贯探出身子询问道。“应该是双方。翼君丝毫不提及暴力虐待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清楚。”小翼对Daiki，也就是正田来说，只是恋人带来的孩子，与他没有血缘关系。一般在失去正常功能的家庭中，最先受到虐待的都是其中一方带来的孩子。孩子闭口不提虐待的事实，可以考虑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保护父母，二是害怕告诉别人会导致自己受到更可怕的虐待。一般情况下，两种感情会在心中复杂纠结，很难说清具体属于哪一种。“请问，行政和其他地区的儿童救助中心以前是否掌握了翼君受到虐待的事实？”藤崎问。“我们查了，孩子没有接受过公共援助。应该是他们自己拒绝了。”芥话音刚落，旁边的美沙子就补充道：“一般来说，这中间存在一种排斥与吸引的关系。越是生活无以为继的人，或是即将陷入那种困境的人，就越容易排斥社会援助，从而故意远离，反而被吸引到犯罪和暴力的道路上。我们这里接管的不少孩子，其父母都具有这种倾向。有的人不愿被人指手画脚，有的人不太愿意依靠别人，有的则有更阴暗的理由。就算我们主动伸出援手，也会被他们躲开。那种人一般头脑比较不冷静，喜欢用简单快捷的方...

——叶真中显《Blue》

她同意求婚的最大理由，恐怕是丈夫的美国人身份。得知消息后，她的父母慌了手脚，朋友也都极力反对，美保却没有迷茫。她确信，自己与丈夫生活的美国西海岸城市，才是她真正的归宿。当然，她很快就意识到那只是自己的美好幻想。原来，美国也有美国的处世之道，西海岸也有西海岸的世俗。美保不是美国人，语言首先就成了一大障碍，她无法融入英语会话者的圈子。最让她受打击的是，她仅仅因为亚洲女性的身份，就自然而然地被人轻视。简单来说，美保受到了歧视。更糟糕的是，她结婚没多久，美国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从那以后，不仅是伊斯兰教人士，所有外国人的处境都变得更加艰难。就连与她最亲近的丈夫，也张口闭口就是“你这日本人——”语气里不无歧视。美保很快就发现，丈夫之所以选择她，最大的理由就是亚洲女性比欧美女性更收敛，更乖巧。就算想吵架，美保的英语能力也无法让她自由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结果，美保就成了“乖巧的亚洲女性”。这场婚姻说不定失败了——她心中常常闪过这样的想法，却不愿意承认。她决定跟外国人结婚时，好多人都企图把她困在那个狭小的国家，纷纷劝说“你要冷静想想”“日本人就该住在日本”。她不想认输。所以，美保一回国就要仔细确认。确认自己的生活远比在日本强得多。她要听朋友抱怨，阅读杂志上的文章。美国的经济好得多，日本的社会远比美国更阴暗排他。她就是要确认这点，然后享受幸灾乐祸的喜悦。这也成了她缓解美国生活压力的一种疗愈。

——叶真中显《Blue》

芥话音刚落，旁边的美沙子就补充道：“一般来说，这中间存在一种排斥与吸引的关系。越是生活无以为继的人，或是即将陷入那种困境的人，就越容易排斥社会援助，从而故意远离，反而被吸引到犯罪和暴力的道路上。我们这里接管的不少孩子，其父母都具有这种倾向。有的人不愿被人指手画脚，有的人不太愿意依靠别人，有的则有更阴暗的理由。就算我们主动伸出援手，也会被他们躲开。那种人一般头脑比较不冷静，喜欢用简单快捷的方法满足自己的一时欲望，特别容易对近在咫尺且比自己弱小的存在爆发情绪。不是所有人都能无条件成为好父母，有的人就是无法好好爱自己的孩子。”

——叶真中显《Blue》

那种人一般头脑比较不冷静，喜欢用简单快捷的方法满足自己的一时欲望，特别容易对近在咫尺且比自己弱小的存在爆发情绪。不是所有人都能无条件成为好父母，有的人就是无法好好爱自己的孩子。

——叶真中显《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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