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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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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既然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SAT数学和语言分数的影响是相同的，那么语言高分和数学高分相应的政治参与度，就清楚说明在特定的学科领域和对政治参与的预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当然，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指出相关性更不能证明存在因果性。但是有更复杂语言能力的人更愿意参与公共生活，而所受教育偏重科学的人公共参与的意愿下滑，无疑是阿伦特所预见到的危险消极状况的一个信号。p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世界不能为活动提供一个合适空间，就没有什么活动能够成为卓越的，教育、独创性或天赋都不能代替公共领域的构成因素，而后者正是使公共领域成为实现人之卓异的所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自从社会领域的兴起把言说和行动贬私密空间和私人领城之后，尽管我们也可以在公开显示的劳动中变得优秀，但我们的言行能力已经失去了它们从前的大部分品质。公众虽然注意到了这一奇特的不平衡现象，但通常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我们的技术力量发展和一般的人文发展水平之间的时滞，或者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时滞；公众认为前者已改变和控制了自然，后者还不知道如何改变和控制社会。除了这个论证经常被指出的谬误我们无需重复外，还要指出的一个谬误就是，这类批评只涉及人类心理学的一种可能改变（他们所谓的行为模式），而没有涉及人类居住世界的改变。而对于心理学解释来说，一个公共领城的在场或缺席无关宏旨，有没有真实可触的世界现实也无关宏旨。但是这个解释是相当可疑的，因为如果世界不能为活动提供一个合适空间，就没有什么活动能够成为卓越的，教育、独创性或天赋都不能代替公共领域的构成因素，而正是后者，使公共领域成为实现人之卓异的所在。（P3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希腊人对行动之脆弱性的原初的、前哲学的补救之道，乃是城邦的奠基。城邦，由于它源自并始终扎根于希腊前城邦关于共同生活的经验和评判，即什么让共同生活(syzēn)——“言和行的共享”成为值得追求的，因此它具有两方面的功能。首先，它使人们尽管受到某些限制，也能持续地行动，否则的话行动就只可能作为非同寻常的、偶然为之的事业，为此人们必须离开家庭。据说城邦数倍地增加了人们赢得“不朽声名”的机会，即增加了每个人脱颖而出，在言和行中显示他是“谁”，彰显他的独特个性的机会。自始至终，城邦的首要目标都是使异乎寻常的事情成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这恰是才能和天赋在雅典获得难以置信的发展，以及这个城市国家几乎并不令人吃惊地迅即衰落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城邦的第二个功能是为言行的空虚无益提供补救之道，它跟行动者在行动型塑为故事之前体验到的危险密切联系。因为一个值得留名的业绩不被忘却和真正永垂“不朽”的机会并不多。荷马不仅因为他为诗人如何发挥政治功能作出了一个光辉榜样，从而成为“全希腊的教育者”，而且更因为像特洛伊战争如此伟大的事业，如果不是在几百年后有一个诗人使之名垂千古，也许早就被人遗忘了。这个事实本身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表明人类之伟大，如果不是靠诗人垂诸久远的话，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我们这里不关心希腊城市国家崛起的历史原因；至于希腊人自己如何看待它以及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他们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城邦——如果我们相信伯里克利(Pericles)在葬礼演说辞中的名句——保证了那些奋力冲进每个海洋和每块陆地，把这些地方变成他们冒险舞台的人们不会失去见证，他们不需要荷马和任何其他人的歌颂；无需来自他人的帮助，那些行动的人就能同心协力建立起对他们善行和恶行的永久纪念，从而激起当代以及未来后世的人的赞叹。换言之，人们以城邦形式结成的共同生活似乎确保了最空虚无益...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现代的理解不同，言辞的伟大不是因为表达了伟大的思想；相反，正如我们从《安提戈涅》的最后几行中得知的，也许正是这种以“伟大言辞”去回应可怕打击的能力，最终教给人年老的智慧。思想与言说相比是次要的，言说和行动则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类型；这一点首先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要以言说来进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只有纯粹暴力才是沉默的。因此，暴力永远都不会伟大。即使在古代相对晚期的时候，战争和言说的艺术（修辞）作为两种基本的政治教育科目，其发展仍然受到更古老的前城邦经验和传统的激励，并始终隶属于这个传统。亚里士多德对人作为“政治存在”的定义不仅和家庭生活中体验到的自然联系无关，甚至与之截然对立；要充分地理解这个定义，就要加上他关于人的第二个著名定义：作为一个“能言说的存在”。这个短语在拉丁文中被译作“理性的动物”，如同前一个短语被译作“社会的动物”一样，都造成了根本的误解。对他来说人的最高能力不是逻各斯，即不是言说或理性，而是奴斯，即沉思的能力，沉思的主要特征恰恰是它的内容无法诉诸言辞。在他这两个著名定义中，他只是要表达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通行意见。据此意见，城邦之外的任何人——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他们不是丧失了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说获得了意义，并且唯有言说有意义，所有公民主要关心的是彼此交谈。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艾希曼的科研成果和教育背景不足以令他明白，但至少可以让他模糊地认识到，把他们变成罪犯的并非命令，而是法律。命令不同于元首的话，后者的竞争力不受时空制约，而前者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存在制约。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什么元首一下达最终解决令，接着就是洪水般的规定和命令，而且制定者全部为专业律师和法律顾问，没有一个行政官员。这个命令不同于一般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一项法律。无需赘言，所有这些法律层面上的繁文缛节绝不仅仅体现了德国人谨小慎微和全面彻底的性格，更为这个事业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件最漂亮的外衣。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经常有人指出，由于公众以及少数教会高层人士的愤怒抗议，德国国内不得不停止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然而，当毒气杀人的对象变成犹太人以后，这样的抗议之声却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其中一些屠杀中心就位于当时的德国领土，尽管周围居住的都是德国人。无论如何，这样的抗议在战争之初的确是有过的；先不谈“安乐死教育”的效果，人们对待“通过毒气无痛致死”的态度很可能随着战争进程发生了改变。这种事情很难进行考证。没有档案资料予以支持，因为整个工程的保密性很高，没有一名战犯提及过此事，甚至纽伦堡医学法庭上的被告也没有过，后者在安乐死问题上却引述了大量的国际性文献。也许他们忘记了公众舆论的风向，也许他们从未关心此事，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他们“客观科学”的态度比普通的与论观点更加先进。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值得相信的见证者。他们很清楚，他们的邻居不会再有眼自己一样的震惊反应。他们的战争日记里记载了一些珍贵的故事在整个德国道德崩溃之后，那些故事流传了下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这显然是三位诚实正直的人，难怪他们在审判中抵住巨大诱惑，无一人表现出矫揉造作——这三个在德国出生、接受德国式教育的法官，从不假装听不懂而等他们的希伯来语翻译说完再开腔。翻译几乎话音未落，主审法官摩西·兰道就发言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审判期间，一位证人指出这种“人道”的不幸后果：人们自愿被从特莱西恩斯塔特运到奥斯维辛，并斥责那些试图告诉他们真相的人“简直是疯子”。我们熟知纳粹时期的各个犹太领袖。位居榜首的是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罗兹首席犹太元老，被叫作哈伊姆一世。他发行过印有他签名的纸币，以及印有他头像的邮票。他还乘坐一辆破马车到处周游。紧随其后的是莱奥贝克。他学识渊博、温文儒雅，接受过高等教育，相信犹太警察会“更加温和、更加得力”，会“令磨难得到缓解”（然而实际上，他们当然更加凶残、更难收买，因为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124］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是什么让我的家人如此自满？年复一年，这个我问题让我越来越困惑。满足感本身并不令人反感，因为只有拥有它，人才能舒适地活着；它的另一面，即对任何非同类之人的蔑视或不信任，则是愚蠢、丑陋和可怜的，与这样的一群老顽固因持久的爱与习惯的纽带而紧密相连，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花了这么多钱在教育上，却依然很少思考！他们对人的判断根据仍然是元音的发音方式、外套的剪裁、措辞如何…“他穿了一件我觉得他会称之为运动夹克的东西”，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一直都不够善良。我所谓的“善良”，部分是基督教教育的遗泽，部分来自经验主义，意味着以无私为中心。我所见过的罪恶和弊病，大部分都来自人对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所产生的一些可怕的错误认知。然而人的品质是由其行为而非信仰所决定的，一次又一次，我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将自己微不足道的舒适和便利，看得比他人的快乐和悲伤更重要罢了。我既不够勇敢，也不够精力充沛。我认为开拓经验的边界非常重要，但由于懒散和胆怯，使我无法在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实践它。我懒于参与政治；对于探险旅行也一直不够进取，只因为担心身无分文在陌生之地不够安全。我内心和嬉皮士意气相投，但当考虑到他们拓展经验的具体技巧时，我就能看到自已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我就像一个从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只有和一些非常愚钝的人相比才显得聪明。在我认为真正有智慧的人身边，我显得很愚蠢，根本不会思考。我甚至不知道人们对大脑做了什么才能启动思考的过程。我自己的脑子里倒是有一扇门，会在风中前后摆动。很多东西被吹进去，其中有些还不错，但没有一样能如我所愿地受我掌控。我有直觉，有同情心，有分寸感，有超脱的能力，但就是没有那种能“咔嗒、咔嗒、咔嗒”构建起思维架构的本事。在工作中，我经常因为缺乏思考能力而自惭形秽。我有时会因为糊里糊涂而干了什么事情，或把什么事情忘在一边，这让我既痛苦又困惑，所以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就迅速转向一些与组织事件或组织想法无关的事情上。我擅长判断自己喜不喜欢某人的作品，擅长理解别人的意思，或试图表达的意思。如果我在这些事情上做错了，那通常是事出有因，而不是因为我愚蠢。但是，我认为组织和构建的能力是可以习得的，我却没能学会，因此在工作中，我的这种欠缺带给我的压力，远比我已拥有的能力带给我的安慰要多得多。在工作之外，在生活中，我并不介意这样的愚蠢，虽然有时确实不方便、但那是我自己的事，我从情绪彼动中也获得了足够的愉悦和乐趣。但显然，我不能以拥有高智商来证明我的生命价值。我一直都不够善良。我所谓的“善良”，部分是基督教教育的遗泽，部分来自经验主义，意味着以无私为中心。我所见过的罪恶和弊病，大部分都来自人对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所产生的一些可怕的错误认知。然而人的品质是由其行为而非信仰所决定的，一次又一次，我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将自己微不足道的舒适和便利，看得比他人的快乐和悲伤更重要罢了。我既不够勇敢，也不够精力充沛。我认为开拓经验的边界非常重要，但由于懒散和胆怯，使我无法在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实践它。我懒于参与政治；对于探险旅行也一直不够进取，只因为担心身无分文在陌生之地不够安全。我内心和嬉皮士意气相投，但当考虑到他们拓展经验的具体技巧时，我就能看到...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现在相信，人一旦熬过了青春期的挣扎，对性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就会取决于其他因素，而非他所接受的“性教育”，例如，取决于想象力、诚实、温柔，以及对别人的共情能力——这些才是真正该让人操心的事，而不是小孩子满怀激情地在字典里查找粗话或从钥匙孔里偷窥这类小小的调皮行为。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当然，我知道人们普遍认为冷战是一种威胁，但我记得1939年那种真正的“威胁”是什么感觉——每个人都从骨子里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当首相会晤希特勒回来，宣布可以期待“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之时，人们短暂的宽慰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在战后的各种危机中，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都嗅不出当年那种威胁的气息。尽管我的直觉碰巧是对的，但对于这个国家战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其实和其他人一样茫然无知。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过程似乎就像地壳板块移动一样缓慢，难以察觉——但板块移动终究会改变地球的面貌，而英国的变化比这要快得多。如果人们对历史有多一点关注，就会记得，一个帝国覆灭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我还是个孩子时，曾经仔细研读地图，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地方被涂成粉红色，感到非常满足，因为这说明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我还会同情其他国家，觉得它们那些小块的、颜色不起眼的领土远不如我们的辽阔。我怀疑，我二十岁出头时遭遇的那次个人不幸严重打击到我的自信心时，童年这种自豪感的教育对我的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英国人是伟大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事实证明，这种观念在很多其他人心中比在我心中更为深刻，因为我很快就摆脱了它，到上大学时，我已经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把所有粉红色块都归还给它真正的主人。但是，由于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我没有意识到，这将意味着英国必须彻底改变自身的生存模式——如今的政客们，似乎依然对此一无所知。从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心，沦为欧洲海岸边一个不属于欧洲的小岛，这种身份转变，他们似乎始终无法理解。他们努力融入欧洲，表明他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这些努力粗手笨脚、不情不愿——仿佛觉得欧洲应该感谢我们的“屈尊加入”，这显然说明，他们的努力多么肤浅。也许，我们的岛屿不太可能仅凭自身力量就能良好运转，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成为其他国家富人 50的避税天堂？（在答案揭晓之前，我肯定已经死了，对此我非常高兴。）不过，尽管在战后不...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回到家乡，这种感觉也逐渐开始占上风，而且还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意识，即我们可以让生活比战前更贴近它应有的美好状态。在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上层阶级都过得很好，但他们中还是有许多人至少对贫富间存在的丑陋裂痕感到有些负疚。我在牛津读书时认识的年轻人（除了少数拿奖学金的以外），大多都受益于父母的社会地位与资源，却没有一个人认同父母所秉持的阶层观念。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应该加入共产党，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我没有加入，但理由并不堂皇，主要原因是懒惰，我担心献身于这项事业将成为艰苦的工作，占去我非常享受的欢愉和轻浮时间。显然，如果我们这些享有特权的人尚且觉得负疚，那么众多贫困阶层的人心中必然积压着更多愤怒。事实上，这个国家的情况很糟，因此，工党在战争结束后立即赢得选举不足为奇。我当时在BBC（英国广播公司）一个不起眼的部门工作，那是附属于海外广播部新闻编辑室的一个信息中心。大选结果公布当晚，大家在新闻编辑室熬了一整夜，听着传来的结果，越来越激动，因为这是房间里每个人都期望的结果。我们并不质疑丘吉尔作为战时领袖的重要性，却也没人希望这位老人再次把我们带回过去。我们当时确实相信，从此就能着手建设一个美好的、将由公平和正义主导的未来，我们会“归还”海外“殖民地”自由，让它们自主发展，不再从那里掠夺利益。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想法实在天真得令人伤感——毕竟我们如今的处境与当年的设想相去甚远。然而，我依然为能亲历那样的时代而感到无比幸福。而且，那时前方确实有真正的好东西等着我们，国民医疗保健系统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很快就将它视为理所当然，如今更是花更多时间哀叹它的缺点，而不是承认它的成就。但对任何一个记得战前医疗状况的人来说，这就是个近乎奇迹的体系，是这个社会取得的一项巨大而坚实的成果，无论我们还会失去什么，都必须守护好它。教育领域也突飞猛进，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确实比战前好多了。人...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P322）……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以及它们的心理等价物，在心怀不满的老人眼中这可能会酿成终极悲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快速简单一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我年轻时候的出版界和现在的区别，并不是这种愿望现在才出现，而是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出版界更加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这可能是由某个社会阶层对这一行业的控制有所放松导致的。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很多我喜欢的书，有不少肯定也是无意义的，对其他出版社来说也是如此。……（P324）我并没有因为出版方式的变化感到严重困扰、这似乎很合理。因为对我来说更难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令人震惊的证据，说明生活中存在很多愚蠢、残忍到不可接受的事物，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狂暴，远远没有跟上人类的聪明才智，只要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该如何觉得生活依然值得呢？我想答案就在于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吧。多年前，在贝克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一个人说，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赢，但总是能影响大众，足以让我们继续前行。我一直记着这个对我们所处困境的粗略评估，而且深深认同。当然，前提是所谓的"智慧"不仅仅意味着智力敏捷，还意味着人类这种存在随时准备好去理解和寻求其他存、事物或事件的本质，去尊重那个本质，去合作，去发现，去在需要忍耐的时候忍耐，去享受，并且短暂地去共存。哎，看起来很可能迟早我们都会因为自己的愚蠢，或与某个游荡的天体发生碰撞而追随恐龙...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322: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在大罗素街最奇怪的经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终却并没有做成一本书。《观察家报》当时退休的编辑大卫·阿斯特和曾担任过监狱牧师并做过迈拉·希德莉法律顾问的卫理公会牧师蒂姆斯先生，希望迈拉写写自已在“沼泽谋杀案”中所担任角色的真实描述。蒂姆斯先生的动机是，作为基督徒，他相信通过忏悔可以得到救赎。他希望——正如一个处于他那个位置的男人所应该希望的——看到这个女人通过检视自己最黑暗的罪恶感来拯救她的灵魂。我不确定大卫·阿斯特是否在拯救灵魂方面的想法与他保持一致，但大卫相信，如果她能找到自己行为的真正根源，就能为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两个男人的鼓动下，她写下了自己的童年，以及遇见伊恩·布雷迪、爱上他、开始和他一起生活的故事，但快写到谋杀案时，她卡壳了。她需要帮助。她需要一个编辑。于是大卫·阿斯特邀请安德烈和我到他家去见见蒂姆斯先生，同时讨论此事。当时汤姆·罗森塔尔刚刚加入我们，还处于他收购我们出版社的第一阶段，他和安德烈正在联合管理期，所以他也知道这个提议。我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典型：汤姆的反应是直接而简单的，他不想和这个怪物女人有任何关系；安德烈觉得很不舒服，但很尊重这个建议，因为他非常钦佩大卫·阿斯特，觉得他的任何建议都必须认真对待；我的心情则是沮丧的同时混合着无法抑制的强烈好奇心。当我们和那两人讨论这件事时，我越来越确定我并不想做。但是，在阅读了他们说服她写的材料后，我准备将我的决定推迟到与她见面以后再做。她写的东西简单、聪明，清晰地表明了一个雄心勃勃、没受过多少教育、觉得自己比家里其他人有趣，却沮丧地无法找到任何证明自己的办法的十九岁女孩，根本不可能不回应她在工作场所遇到的那个男人。那个几乎看不上任何人的严肃内敛的男人，选择了她，向她介绍了她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尽管可怕却引人入胜的书，他还相信，必须超越那支配大多数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们联系上不久，她就承认因为担心《藻海无边》（现在已经改为这个书名了）的第二部分，她几乎筋疲力尽。在这一部分，罗切斯特先生出现，并与安托瓦内特结婚（她不喜欢勃朗特给他妻子起的“伯莎”这个名字，因此选择用中间名来称呼她）。必须在书中建立起他们的关系，还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利益婚姻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简在信中说，对安托瓦内特的童年和学校教育，她完全可以描述，“结局也没问题，因为我在英国，很容易想象发疯的状态”，但对婚礼和接下来的具体琐事，她写不出来，为此她非常痛苦，“写不出具体事件，一件也写不出来，写不出对话，什么也写不出来”。她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早期版本寄给了弗朗西斯，弗朗西斯又拿给我看，第二部分确实单薄，婚姻几乎没有延续多久，立刻就变成了一场灾难。关于这一点，我写信给她，但我很紧张，因为第一部分实在太棒了，我正在处理的这本书显然可以成为天才之作。她接受了我的建议时，我松了一口气，但直到很久以后，我读到她写给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时，才发现我的建议确实有用。她告诉了他某些引导她继续前进的“线索”：第一个是奥比巫术及其必须在故事中发挥的模棱两可的作用，“第二个就是阿西尔小姐建议为这对不幸的夫妇增加几个星期的幸福时光，直到他接到那令人困扰的信件”，她开始遵循这个建议，立刻看出“他一定会爱上她，但同时很暴力”，婚姻变得栩栩如生起来，开始了其复杂而痛苦的旅程。严格来说，这是我对简·里斯作品的唯一编辑干预，在细节方面，她是个完美主义者，从不需要 “整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时至今日，岛屿两端的山峰鲁莽地直插大海，已经打败了无数筑路者，因此整座岛屿没有道路环绕。直到1956年，从加勒比海到大西洋的道路才倾斜地越过岛屿，可以通车，由于群山阻碍，山路比直线距离远得多。这条横贯海岛的公路，被命名了一个豪华的名字——“皇家大道”，大约是在1900年正式“开通”的，但实际上到了中途就逐渐消失了，只有最初的五六英里在水面之上。简在岛上的日子，要么沿着岛屿航行，要么在经常被洪水或山体滑坡中断的崎岖小径上骑行。即使是连接加勒比海一侧的两个主要城镇罗索和朴茨茅斯之间的平坦海岸公路，在1972年以前也还根本不存在。如今，有几条狭窄的碎石路从海岸直通山区，农民可以用卡车将他们的产品运下山再装船运走，但是简去日内瓦自家的祖产看望祖母时，还需要在石头小径上骑行九英里。除了罗索和朴茨茅斯之间的那条路，多米尼克那些狭窄崎岖的道路至今还令人生畏：有那么多森林要清理，那么多一个接一个起伏的急弯要越过，那么多热带的倾盆大雨会冲走刚建起的一切……但没有钱，没有设备搬运泥沙！全是些探险小径，想要持续维修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很少有白人在多米尼克定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简的少女时代，一位精力充沛的管理员鼓动了新一代英国种植园主来到这里，导致白人人口一度飙升·…从1891年的44人增加到1911年的399人＇。但是新一代种植园主很快就放弃了，现在人数已经不足十几个。简的父母把她姐姐送到有钱的亲戚家抚养长大，我非常理解。因为那时候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是不工作的，她们长大嫁人，但多米尼克哪里可以找到能嫁的人？一个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英国对这个岛屿严重忽视，尤其在学校方面，所以多米尼克几乎没有黑人接受过任何教育。不管怎样，种族偏见也不可能让黑人成为白人女孩的丈夫，就算可能，他们之间也不会真的和谐。对白人的教育尽管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但即便是最底层的白人女孩也识字。在殖民社会，只要是...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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