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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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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能危及茶馆的生意。我还没有发现，在20世纪前50年里有任何小茶铺发展成大茶馆的实例，几乎所有的大茶馆都是从开办时便粗具规模，它们投资多，营业的空间大，雇佣的工人多，接纳的客人众，因此利润不菲。

——王笛《茶馆》

在与其他小商业的竞争中，茶馆占有优势，但同行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避免同行恶性竞争，茶馆同业公会试图限制茶馆数量，政府为此颁布了许多相应规章以示支持（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第6章）。另一方面，竞争带来更好的服务和更有效的经营管理，促进了茶馆业的繁荣。

——王笛《茶馆》

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吒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积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

——王笛《茶馆》

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也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特别是二者的近似性。在解释上，认为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

——王笛《茶馆》

大众娱乐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工具，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从地方戏、评书等表演中接受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认为地方戏可以用来开民智，推进“文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政府颁布规章以控制民众的娱乐，利用公共娱乐灌输正统思想，影响普通人的头脑。这个研究也揭示，在不同的层次上人们接受不同的价值观，有的倾向正统，有的则陷入异端，显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野。不过这种分野经常是模糊的，而且还彼此重叠。因此，茶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精英和大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作用的理想空间。

——王笛《茶馆》

此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变化来自清中叶以后。西方全方位进人中国，其带来的商业制度、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税收制度等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直接的刺激是促进了近代中国工商阶层的诞生。沟通中国市场和外国商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商人类型。传统的士绅也进人工商界，公开地经营近代企业，产生了商、绅结合的社会现象。工人阶级也在新式工商业中诞生，他们在力量积累和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变革者。

——王笛《碌碌有为》

明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阶段。国内商业的发展促使地区的行会、会馆大量出现。这种官商结合性质的组织为商人之间互相交往和互相帮助提供了便利。国内的长途贸易兴起，官方修建的运河水系和长江水系成为主要的贸易路线，这也促使经济市场不断扩大，不同规模的贸易城市逐渐产生。 16世纪，从南美洲引进农业作物也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之一。正是玉米、番薯等农作物的引入，才部分地解决了人口快速增长引起的温饱问题。这些作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还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

——王笛《碌碌有为》

因此，要治理好中国，就必须调动社会的能动性。从一定程度来讲，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政府克制自己的权力，给人民更多的自主权，反而是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权力不作为，反而是最好的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农民，勤劳、聪明、肯吃苦、善于经营。往往他们有更多自由的时候、权力退出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历史文献上经常说的“与民休息”的时候，就是他们好日子到来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王笛《碌碌有为》

这些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却视而不见：在专制集权的统治下，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治水和戍边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反反复复的黄河水患，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表面上看来，一个政权如果能够调动一切资源，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但历史证明恰恰是相反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大帝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稳定。

——王笛《碌碌有为》

我们对味觉的感受，不外乎酸甜苦辣咸，但中国独有一种味觉叫作“甘”，这就是茶叶带给我们的。饮茶之风始于唐朝，到宋代时，福建所产的茶叶品质最佳，多属于贡品。饮茶之风并不局限于特定阶层，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饮茶的现象十分普遍。在12世纪，人们可在街头或市场上向小贩买茶喝，每碗仅一文钱。

——王笛《碌碌有为》

在前现代的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势必会导致农民的生活日益无法保障，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大规模的起义。这样的史实对于时人而言是无意识和无法控制的，但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则有着非常好的启示作用。

——王笛《碌碌有为》

人口的多少不会对统治产生绝对的威胁，人口所代表的纳税的多少才是统治者真正关心的。政府要根据一个家庭中的成年人口来征收土地税和劳役税，所以人口统计不是为了清楚地知道人口总数，而是跟赋税的缴纳联系起来的

——王笛《碌碌有为》

北方发展优于南方的原因在于，北方的农业种植条件比较好，是古代粮食生产的中心，比如关中地区，号称 “沃野千里”，灌溉系统也比较发达；而那是南方地区因为山地较多，不适宜农业种植，南方的农田水利要到唐代日渐兴盛以后，才能为农业种植提供良好的条件。

——王笛《碌碌有为》

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生活在过去长期形成的社会行为和文化传统中，政治革命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但是文化、传统、习俗、审美、信仰等，却是长期存在的。过去对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生活和饮食、教育和思想、思维习惯，一切的一切，仍然产生着明显或者潜在的影响。 …… 讲社会史，首先就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社会史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习社会史？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费尔南·布罗代尔，把历史过程分为长时段（自然史人、中时段（社会史）和短时段（政治史）。 …… 海面上的波涛往往由下面的潜流决定，所以我们要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仔细分析，只有听到普通人的声音，才能得到有血有肉的、更鲜活的、更真实的历史。

——王笛《碌碌有为》

鸦片早在唐朝就传入中国了。罂粟最早是在唐代，由阿拉伯商人引入中国西南地区的，此后在中国只有零星的栽种。在9世纪初的记载中，鸦片作为一种止咳药在长安的药铺中出售。此后云南地区从印度引入罂粟，后罂粟由云南传入四川，再传入陕甘地区。明朝李时珍所写的《本草纲目》中也记载着鸦片有治病的功效。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他在贵州贵定县见到了罂粟花，称罂粟花丰艳不减牡丹、芍药。这一时期人们对鸦片的需求量很少，即使栽种罂粟，也只是在家庭院落内，供人们观赏。由此可见，清朝以前的中国，主要还是把鸦片作为一种药物而非毒品使用。

——王笛《碌碌有为》

小贩们也可以用不同的鼓声来加以区别：卖菜籽油的小贩敲一面半月形的锣，卖芝麻油的小贩摇晃拨浪鼓，卖豆腐的小贩敲一个一尺多长的空竹筒。卖甜食、玩具和其他玩意儿的小贩，最受孩子们的欢迎。他们敲击一面直径大约为20厘米的黄铜锣，宣布自己的到来。那些经营刺绣和瓷器的小贩，使用的是直径比黄铜锣更小一点的鼓。

——王笛《碌碌有为》

北宋时期，黄河下游的农民尚设法引黄淤田，利用河中淤积的泥沙来改造盐碱土壤，变劣地为良田。到了明清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冲刷下来的泥沙毫无养分，只有黄沙。至此，黄河下游大部分河段成为“悬河”，无人再引黄河沉淤来肥田。

——王笛《碌碌有为》

我们应该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理智指示我们应该做的事甚多，而我们实在做到的还不及百分之一。所做到的那百分之一大半全是由于有情感在后面驱遣。比方我天天看见很可怜的乞丐，理智也天天提醒我贩济困穷的道理，可是除非我心中怜悯的情感触动时，我百回就有九十九回不肯掏腰包。前几天听见一位国学家投河的消息，和朋友们谈，大家都觉得他太傻。他固然是傻，可是世间有许多事项得有几分傻气的人才能去做。纯信理智的人天天都打计算，有许多不利于己的事他决不肯去做的。历史上许多侠烈的事迹都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曾经，我做出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因为这个决定，我比想象中走得更远。因为历史的偶然，我这一代人亲眼见证了人工智能从学术奥秘转变为头条新闻。我因此有机会周游世界，与全球的领导者同聚一堂，并在最近几年中站在最大的平台上发表演讲。耀眼的灯光、绚丽的色彩、一排排的观众似乎可以无限延伸到地平线，这些都是难得的特权，每一个都是意想不到的荣誉。” How far I will go.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梁经伦在剧末引用"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刘和平《北平无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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