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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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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治理好中国，就必须调动社会的能动性。从一定程度来讲，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政府克制自己的权力，给人民更多的自主权，反而是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权力不作为，反而是最好的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农民，勤劳、聪明、肯吃苦、善于经营。往往他们有更多自由的时候、权力退出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历史文献上经常说的“与民休息”的时候，就是他们好日子到来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王笛《碌碌有为》

这些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却视而不见：在专制集权的统治下，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治水和戍边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反反复复的黄河水患，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表面上看来，一个政权如果能够调动一切资源，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但历史证明恰恰是相反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大帝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稳定。

——王笛《碌碌有为》

我们对味觉的感受，不外乎酸甜苦辣咸，但中国独有一种味觉叫作“甘”，这就是茶叶带给我们的。饮茶之风始于唐朝，到宋代时，福建所产的茶叶品质最佳，多属于贡品。饮茶之风并不局限于特定阶层，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饮茶的现象十分普遍。在12世纪，人们可在街头或市场上向小贩买茶喝，每碗仅一文钱。

——王笛《碌碌有为》

在前现代的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势必会导致农民的生活日益无法保障，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大规模的起义。这样的史实对于时人而言是无意识和无法控制的，但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则有着非常好的启示作用。

——王笛《碌碌有为》

人口的多少不会对统治产生绝对的威胁，人口所代表的纳税的多少才是统治者真正关心的。政府要根据一个家庭中的成年人口来征收土地税和劳役税，所以人口统计不是为了清楚地知道人口总数，而是跟赋税的缴纳联系起来的

——王笛《碌碌有为》

北方发展优于南方的原因在于，北方的农业种植条件比较好，是古代粮食生产的中心，比如关中地区，号称 “沃野千里”，灌溉系统也比较发达；而那是南方地区因为山地较多，不适宜农业种植，南方的农田水利要到唐代日渐兴盛以后，才能为农业种植提供良好的条件。

——王笛《碌碌有为》

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生活在过去长期形成的社会行为和文化传统中，政治革命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但是文化、传统、习俗、审美、信仰等，却是长期存在的。过去对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生活和饮食、教育和思想、思维习惯，一切的一切，仍然产生着明显或者潜在的影响。 …… 讲社会史，首先就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社会史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习社会史？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费尔南·布罗代尔，把历史过程分为长时段（自然史人、中时段（社会史）和短时段（政治史）。 …… 海面上的波涛往往由下面的潜流决定，所以我们要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仔细分析，只有听到普通人的声音，才能得到有血有肉的、更鲜活的、更真实的历史。

——王笛《碌碌有为》

鸦片早在唐朝就传入中国了。罂粟最早是在唐代，由阿拉伯商人引入中国西南地区的，此后在中国只有零星的栽种。在9世纪初的记载中，鸦片作为一种止咳药在长安的药铺中出售。此后云南地区从印度引入罂粟，后罂粟由云南传入四川，再传入陕甘地区。明朝李时珍所写的《本草纲目》中也记载着鸦片有治病的功效。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他在贵州贵定县见到了罂粟花，称罂粟花丰艳不减牡丹、芍药。这一时期人们对鸦片的需求量很少，即使栽种罂粟，也只是在家庭院落内，供人们观赏。由此可见，清朝以前的中国，主要还是把鸦片作为一种药物而非毒品使用。

——王笛《碌碌有为》

小贩们也可以用不同的鼓声来加以区别：卖菜籽油的小贩敲一面半月形的锣，卖芝麻油的小贩摇晃拨浪鼓，卖豆腐的小贩敲一个一尺多长的空竹筒。卖甜食、玩具和其他玩意儿的小贩，最受孩子们的欢迎。他们敲击一面直径大约为20厘米的黄铜锣，宣布自己的到来。那些经营刺绣和瓷器的小贩，使用的是直径比黄铜锣更小一点的鼓。

——王笛《碌碌有为》

北宋时期，黄河下游的农民尚设法引黄淤田，利用河中淤积的泥沙来改造盐碱土壤，变劣地为良田。到了明清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冲刷下来的泥沙毫无养分，只有黄沙。至此，黄河下游大部分河段成为“悬河”，无人再引黄河沉淤来肥田。

——王笛《碌碌有为》

我们应该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理智指示我们应该做的事甚多，而我们实在做到的还不及百分之一。所做到的那百分之一大半全是由于有情感在后面驱遣。比方我天天看见很可怜的乞丐，理智也天天提醒我贩济困穷的道理，可是除非我心中怜悯的情感触动时，我百回就有九十九回不肯掏腰包。前几天听见一位国学家投河的消息，和朋友们谈，大家都觉得他太傻。他固然是傻，可是世间有许多事项得有几分傻气的人才能去做。纯信理智的人天天都打计算，有许多不利于己的事他决不肯去做的。历史上许多侠烈的事迹都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曾经，我做出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因为这个决定，我比想象中走得更远。因为历史的偶然，我这一代人亲眼见证了人工智能从学术奥秘转变为头条新闻。我因此有机会周游世界，与全球的领导者同聚一堂，并在最近几年中站在最大的平台上发表演讲。耀眼的灯光、绚丽的色彩、一排排的观众似乎可以无限延伸到地平线，这些都是难得的特权，每一个都是意想不到的荣誉。” How far I will go.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梁经伦在剧末引用"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刘和平《北平无战事》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时就被推翻了

——刘和平《北平无战事》

国民党和共产党，谁的主义是真的？历史很快就会作出结论

——刘和平《北平无战事》

历史是人写的，但很多人不会被写进历史

——刘和平《北平无战事》

鲁本斯想起了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性选择”案例。欧亚大陆的男性中，有一部分都拥有某种特定的Y染色体。有种被称作“分子钟”的生物学技术，能推算出这种染色体出现的时间，而结果与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征服路径一致。蒙古帝国的皇帝及其子嗣，在欧亚大陆肆意杀戮、挤压、强奸，将被片服地区的美女集中于后宫淫乐，生下难以计数的后代。于是，八百年后的现在，假如女性子孙的数量与男性一样，那继续了成吉思汗基因的人多达三千二百万。或许连成志思汗也没察觉，这才是战争的真实目的吧。正如其图腾“苍狼”那样，作为野兽，成志思汗无疑是优秀的个体。

——高野和明《人类灭绝》

科学的历史，就是那些不说“不可能”的人创造的。

——高野和明《人类灭绝》

牛顿（1643-1727）和康熙（1654-1722）基本算是同时代的人。如果把牛顿看作欧洲科学革命奠基人的话，那么康熙一朝就正好处在西方科学革命爆发的前夕。当时除了康熙自己和他的皇子们学习西方知识以外，康熙还在宫里组织八旗子弟来学。比如在宫里面学习的正白旗蒙古族人明安图（1692-1763），看到了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牛顿无穷极数公式后，就用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西方几何证明方法，证明并推导出了卡塔兰数。明安图还推导出了一些衍生公式，这些公式在翻译成现代数学语言后，陆续被国外学者证明。卡特兰数在函数、离散数学中广为使用。它是卡塔兰（1814-1894）在1838年推导出来的，比明安图的证明晚了一百年。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北京纪事》有目的地省略某些内容，来传递自己想要传递的意思，这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书写中所谓春秋笔法中的“笔削”。写什么、不写什么或者说“削”去什么都自有目的。《史记》中司马迁评论孔子作《春秋》时有意省略一些东西，评语就是：“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耶稣会神父用春秋笔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欧洲的读者认为是大清皇帝自己要对中国的礼仪问题发表意见。而且他们还要让欧洲读者相信，康熙后来对中国礼仪问题很有意见，是因为多罗的处理不当导致的。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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