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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浪漫"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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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很有意思。或许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个文化中的人们决定赋予疾病各种各样的精神价值。这是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从自身提炼出任何东西。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合谋消除了一切，只留下最平庸的感觉。我们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没有人们经常谈论的神圣感和超凡脱俗的境界。许多曾经用来描述那种境界的宗教词汇正在消亡。或许现在人们能够想象那种境界的唯一方式——一种可悲的替代的方式——就是从健康和疾病的角度…去想象神圣与世俗、人类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的区别。在疾病的浪漫化中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不想说生病只是一种无奈的生理状态。当然各种各样的价值都可以跟它扯上关系，好像这些价值一直悬在半空，现在终于能够落地了，因为现在它们是无害的了。所以我们开始认为，当我们生病时，一些心理上、精神上、人性上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幺方法能够唤起更加极端的意识状态。超凡脱俗不仅是人类的需要，而且是人类的能力，人类能够体会更深刻、更敏锐的感情，而在某种意义上，这通常归属于宗教的范畴。这些宗教词汇消失了，现在我们用医学的、精神病学的词汇来填补它们留下的空白。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人们为疾病注入了各种精神的或道德的价值。你要做的就是回头去看看过去人们是怎样描述疾病的：人们罹患疾病，并不把它当成一种或大或小的灾难，他们也不认为生病是遇到了什幺好事，或者意味着什幺重大的心理转变正在发生。他们对待疾病的态度如此轻描淡写，是因为若干个世纪以来，他们发明了一整套能够满足精神需要的其他机制，并使之成为惯例和仪式一例如，斋戒、祈祷或者肉体上的苦修，比如殉道。这些到今天已经所剩无几，由于宗教信仰的消失，精神价值只能依附于两件东西：艺术和疾病。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介于两者之间的隐喻跟结核病一样耐人寻味那就是梅毒因为梅毒也有积极的一面梅毒不仅因为跟滥交有关而充满罪恶感令人生畏而富有教化意义而且附带有精神疾病的属性当然梅毒会带来疯狂痛苦和最后的死亡但是在开始和结束之间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了你的头脑迸出火花产生了天才的想法 ... 所以梅毒作为一种天才的疾病有其浪漫的一面在你陷入彻底的疯狂之前给你十几二十年心理活动最剧烈最亢奋的时间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到了现代原本归结于结核病的东西一分为二积极浪漫的一面给了精神疾病消极的一面给了癌症癌症就是一种恶的隐喻不象征任何积极的东西但它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当人们说他们真的痛恨恐惧或者想要谴责什么东西当他们不知道要如何表达一种恶的感觉时隐喻是最方便最可行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对灾难对拒绝接受的事物的感受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深信历史，现在的人们不再相信历史了。我知道，我们的所做所想都是历史的创造。我少有信仰，但这绝对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我们认为自然而然的大部分事物都是历史的，都有其根源——特别是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即所谓的浪漫主义革命时期一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今天的期待和感受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在你的书中，关于结核病的隐喻不仅和谋杀毫无关系，还极具共鸣性和暗示性。就比如，你指出结核病隐喻的浪漫化体现了将自我作为一种形象的推崇，还衍生出了“浪漫的痛苦”这样的文学及情欲观念，它将那些因结核病而备受折磨的人“完美化”，使得他们更具创造力，更为时尚。然而，癌症的隐喻则未能逃脱与谋杀牵连在一起的命运，它就是谋杀本身。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认为爱情的观念经历过如日中天的发展，从而才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约定俗成的意涵。爱情是性的一个版本，但也有很多关于情色、浪漫激情的例证——在古代和东方的文学当中就可以找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就有浪漫之爱。我的意思是说，人们那时候就知道迷恋另外一个人是什幺滋味。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在佩特拉附近，常能看到贝都因男导游紧跟在外国女游客身后。对某些贝都因男人来说，阿里的生活方式简直是理想模板：当导游，钓鱼，娶个欧美女子，离婚后收获可观的“分手基金”，开家旅行社，从此自由富足。每当他们看到外国女游客尤其是欧美女子时，大约便瞥见了“梦想照进现实”的光芒，于是更加卖力地游说她们去沙漠游玩，而他们早已准备好了大同小异的沙漠版浪漫剧本，期待着把爱情和好运一网打尽。这种导游也常出没在沙发客网站上。我庆幸自己是以雅布的客人身份来到这里，才得以和他们正常地围坐闲聊，而不会被硬拉进那套“星空、帐篷、篝火加烤肉”的廉价浪漫套餐里。

——班卓《燃烧的龙舌兰》

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令人深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这一点，得到了感伤文学的肯定，更令人信服地由医生一作家提供的病案史所肯定。某些疾病比起其他疾病来说似乎更适合这种思考。奥利弗·萨克斯利用灾难性的神经疾患作素材，来描绘受难与自我超越，身体衰弱与精神昂扬。他的伟大的先驱者托马斯·布朗爵士为类似的目的而利用结核病，以此来思考一般的疾病，在《至交谢世之际致友人书》（一六五七）中，他从有关结核病的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中读出了那种前浪漫主义的意义：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病法（“一种缠绵之病”），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死法（“他温柔的死”）。有关这种温柔的或从容的死的假想——实际上，因结核病而死通常是难忍的，是极度痛苦的——是围绕着大多数不被认为具有伤风败俗或有辱身份色彩的疾病而建立起来的那种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与自浪漫主义作家时代始建立起来的肺结核与精神活动提升之间的关系一样，当梅毒与精神活动提升（“狂热”）之间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时，梅毒试图获得某种模糊的正面联想。似乎是为了向那些在梅毒引起的精神错乱中离开人世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聊表敬意似的，人们逐渐相信，神经性梅毒引起的大脑损伤实际上会激发原创性的思想或者原创性的艺术。托马斯·曼的小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早期的各种疾病神话的仓库，他把关于梅毒的这一看法作为对其作品《浮士德博士》具有核心意义的冥想，其主人公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自愿感染上梅毒一一魔鬼向他保证，他所受到的感染将只限于中枢神经系统，并赋予他二十四年的光辉夺目的创造力。E·M·西欧朗回忆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罗马尼亚时，对梅毒的羡慕之情如何出现在他少年时期对文学荣耀的期待中：他幻想着发现自己已染上梅毒，由此被给予了富于天才般超常创造力的数年光阴，然后就精神崩溃，陷入疯狂。对这种具有神经性梅毒特征的精神分裂症的浪漫化，是二十世纪把精神疾病作为艺术创造力或精神原创性的源泉的那种更加顽固的幻象的先行者。然而，对艾滋病来说一尽管此病也经常引发作为晚期症状的精神分裂症却没有出现这种补偿性神话，也似乎没有出现的可能。像癌症一样，艾滋病不允许浪漫化或情感化，这也许是因为它与死亡的关系过于密切。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浪漫派把疾病当作自己悠哉游哉的生活和逃避资产价级又务的托辞，为的是只为自己的艺术活着。这是从世界抽身引退，不去承担作决定的责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它们时不时地出现在浪漫派把心与脑、冲动与理性、自然与人工、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的奇谈阔论中。癌症隐喻将离弃城市这一主题扩展了。当城市事实上还未被看作是致癌环境前，城市自身就已被看作是癌症一是一个畸形的、非自然增长的地方，一个充斥着挥霍、贪婪和情欲的地方。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诸如结核病和癌症这样的大病，人们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用它们来提出有关个体健康的新的重要指标，用它们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它们时不时地出现在浪漫派把心与脑、冲动与理性、自然与人工、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的奇谈阔论中。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前一部小说中，疾病（霍乱）是对暗恋之爱的惩罚，在后一部小说中，疾病（结核病）则成了爱的表达。霍乱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回过头来看，它使复杂的自我简单化了，把自我降格为对带病环境的屈服。而结核病却使人有个性，使人从容地面对这一环境。曾使结核病显得如此有趣—或如通常表述的那样，如此浪漫—的东西，同时也使结核病成了一道符咒，一种奇特恐惧的来源。与过去那些波及感染区每一个成员的大流行病（腺鼠疫、斑疹伤寒、霍乱）比起来，结核病被认为是这幺一种疾病，它使患者与其区社隔离开来。无论结核病的发病率在人口中有多高，结核病—如当今之癌症—都似乎总是个人的一种神秘疾病，是一支可以射中任何一个人的致命的箭，它一个接一个地挑选出牺牲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再把疾病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应有的惩罚，而把它当作内在自我的发泄，这看起来似乎不那幺有道学气。但结果却证明，这种看法有同等的道学气和惩戒性，甚至有过之。那种认为疾病是人格之表达的浪漫观点，不可避免地与那两种现代疾病（过去的结核病，现在的癌症）一起被引申开去，从而断定人格可以诱发疾病—这是因为，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当过度的情感得到肯定时，它们就不再被类比为一种可怕的疾病—那样类比，是为了贬低它们。相反，疾病被看作是丰富情感的表达。结核病是这幺一种疾病，它使强烈的欲望表露无遗；不管结核病患者自己是否情愿，结核病都显露出患者自己不愿表露出的东西。人们不再在温和的情感与过于强烈的情感之间进行对比，而是在隐蔽的情感与那些被显现出来的情感之间进行对比。疾病透露出患者本人或许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欲望。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破译的对象。这些隐蔽的欲望现在被看作是疾病的诱发因素。“欲而不为，疫疾生焉，”布莱克写道—此为其大胆放肆之《地狱箴言》中之一则。早期浪漫派想以超出他人的更强烈的渴念，以及对渴念的渴念，来寻求优越感。那些无力去把这些充满活力和健全冲动的理想化为现实的人，被认为是结核病的理想人选。当代浪漫主义却信奉与此相反的信条—即，他人才是有强烈渴念的人，而自己（这些叙事作品总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则少有渴念，或干脆全无渴念。那种不动感情的现代浪漫自我，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中有其先驱者（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不过，这些先驱者仍然还是英雄—率性鲁莽，心有块垒，自暴自弃，为自己感觉的无能而痛苦。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曾经作为贵族“夺魂妇人”和有抱负的年轻艺术家的时尚的东西，最终变成了普通人的时髦。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所形成的那些与结核病浪漫化息息相关的隐喻，在二十世纪妇女的那种时髦（对瘦的崇拜）中，找到了得以栖身的最后堡垒。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影响下的关于身体的观念，赋予贵族的外貌一种新的模式—恰逢贵族已不再是一种力量，而主要以一种形象开始出现之时（“富无尽头。瘦无止境。”温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说）。的确，把结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种颇有现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个广为流传的范例。一旦痨病相被认为是优越、教养的标志，那它势必就被认为有吸引力。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有关个性病的观点，是与结核病一道被提出来的，一起被提出的还有这种观点，即只有当人遭遇到死亡时，才会变得更敏感，此外，从围绕在结核病周围的那些意象中，人们还可以看到有关个性的现代观点的浮现，这种现代个性观点在二十世纪获得了一种更有侵犯性、而不是自恋性的形式。生病是使人变得“有趣”的一种方式—这正是“浪漫”一词最初的定义（史莱格尔在一七九八年《论希腊诗歌》一文中，把“趣味性”当作现代—即浪漫—诗歌的理想）。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有人可能会不无道理地提出，对结核病的浪漫化只不过是这种疾病的文学转化而已，而在该疾病四处肆虐的时代，它很可能被认为是讨厌的—诚如今日之癌症。当然，十九世纪的人谁都知道结核病人呼出的气息有臭味（龚古尔兄弟描述他们探望奄奄一息的莫格时，注意到“床上的腐肉发出的气味”）。不过，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对结核病的崇拜，并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歌剧作者的发明，而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态度，事实上，（年纪轻轻就）死于结核病的人被认为是具有浪漫气质的人。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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