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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恐惧"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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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韩寒《青春》

这并不是说，男人在着手解决整个问题的时候，女人都去坐嘉年华大邮轮，从阴道形状的鸭嘴杯里咂咂地喝着椰林飘香鸡尾酒，什么都不用操心，坐等母系革命胜利就行了。尽管这听上去十分令人振奋，但现实地说，我们也必须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站出来抗争。当受到委屈和被误解时要大声疾呼，要相信彼此，要主动申请有权势的职位，要多聘用女性。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写道：“假如我们自己顺从地不发出声音，那么人们就不会感到恐惧或羞愧，从而会失去任何做出改变的动力。” 取得话语权、得到人们的倾听和尊重这一过程着实不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令人沮丧。毕竞语言非常有趣，而且除了不允许在电影院大喊“着火了”之外，很少有法律会管控我们可以说什么。对那些喜欢用并非人人觉得“合适”的方式说话的人来说，这尤其是个好消息。而在我看来，采用某些人认为“不合适”的说话方式和词汇，是你在语言方面可以做的最女性主义的事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然，鼓励边缘群体大声而明确地自我主张是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只能解决一半问题。另一半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原本就给女性和酷儿为自己挺身而出设置了重重阻碍。明尼苏达州古斯塔夫阿道夫学院的性别和哲学学者佩格·奥康纳（PegO'Connor）这样解释道：“我们的性格和处境都与伊丽莎白·沃伦有所不同。太多女性如果敢强硬拒绝性骚扰或是大胆指控性侵犯，就会遭到解雇。在她们的私人关系中，女性也常常害怕说出真相可能面临的后果。”对于因反对性伤害而受到惩罚的恐惧是全方位的，并最终从内到外控制了女性的行动，使女性自己选择了沉默。“这绝不是在指责受害者，”奥康纳解释道，“而是在确认被支配或被压迫的人是如何‘自我监管’或变得‘温顺’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社会文化一直灌输着女性脆弱、过度情绪化、不适合掌权的信息，许多女性便内化了一种信念，即认为女性没有话语权是很自然的。她们无意识地认为沉默是女性身份的一部分，太张扬、太果决意味着会失去女性身份，而女性身份是她们的存在不可或缺的珍贵组成部分。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人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如果在街上被陌生人骚扰，或者自己穿牛仔裤时被陌生人评价臀部，自己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狰狞面孔或巧妙的话语进行回击。在这样的世界里，性和调情将是人们在双方同样渴望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强调同意或者拒绝将变得不再必要，因为每个参与者都将提前花时间运用共情来了解对方的想法。“hysterical”这个词会和“old maid/spinster'”一道被葬入遗忘的坟墓。每个人，无论性别，无论在什么时候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麦克风都在那里，触手可及。要创造这个完美世界，一开始不是要教女性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是要教育男性一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教育，越早越好一世界并不只属于他们。当男人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作...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为什么克林顿和撒切尔的声音令人反感，而斯嘉丽·约翰逊的声音却那么性感呢？其根本原因在于被关注的对象本身。很简单，这是因为女性公众人物比男性公众人物更容易在身材、时尚度、性感度方面受到评判。宣扬克林顿声音“刺耳”和批评她“脚踝粗壮”一这曾是媒体最喜欢对她使用的另一个挖苦，然后她永久地换上了长裤套装一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谁能想到一段两英寸长的小腿肉会有这么大的新闻价值呢？）。我想请你试着找找看，有没有哪一个男性政治家的脚踝在谷歌上有20500个搜索结果。我已经试过了，于是我的一个周三下午就这么浪费了。无论你分析多少份剪报，你也找不到任何一家媒体在描述男性权威人物的演讲时使用性隐喻，然而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对女强人进行性类比的大量例子。卡梅伦分析了2016年英国大选时的媒体评论，惊讶地发现女性政治家，甚至包括女性辩论主持人，经常被比喻为几个典型的女悍妇形象，比如不苟言笑的女校校长，或者《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恶毒的护士。卡梅伦说，这些人物形象的共同点是，她们都“上了年纪，通常都样貌丑陋，要么性冷淡要么性饥渴，她们永不满足的欲望让男人感到恐惧”。与上述形象相反的是BroBible榜单上声音犹如天鹅绒的女性：斯嘉丽·约翰逊、查理兹·塞隆、佩内洛普·克鲁兹。她们的声音轻柔温软，从不聒噪；音高略低，从不刺耳；经常夹杂着撩拨人心的咬舌发音和带外国口音的长元音。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属于那类不想成为总统，也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只是为了娱乐我们而存在的女人。如果这些女性要竞选公职，我敢保证，她们会因为听起来不够权威而受到抨击。作为证明，我们可以看看威尔士政治家利安娜·伍德（Leanne Wood），她拥有柔和流畅的音色，推特上的苏格兰专家“愤怒苏格兰”（@AngryScotland）将其形容为“声音巧克力”。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但当人类停止了迁徙，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所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士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建立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女性性自由的终结，人们普遍开始对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把像“cunt”这样的词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一可能直到父权制消亡情况才会有所改变。读到这些词的词义转贬过程不免让人有点心灰意冷，但通过观察研究其中的语义演变模式，可以看到在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有关性别标准的重要问题。当讲英语的人想侮辱一个女人时，他们会把她比作以下事物之一：食物（如“tart”），动物（如“bitch'”），或者性工作者（如“slut”）。这些正是劳蕾尔·A。萨顿在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中注意到的主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性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028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男人，以及任何人，当他们希望显得更有权威时，通常都会降低自己的音高，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是下意识的。相比之下，高音是体形小（比如吉娃娃）、不成熟（像孩子的声音）和过度情绪化（出于欢乐、兴奋、恐惧的尖叫）的关键标志。就像卡梅伦所说：“说一个女人的声音‘刺耳’也是在暗示‘她无法控制自己’。”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无论你分析多少份剪报，你也找不到任何一家媒体在描述男性权威人物的演讲时使用性隐喻，然而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对女强人进行性类比的大量例子。卡梅伦分析了2016年英国大选时的媒体评论，惊讶地发现女性政治家，甚至包括女性辩论主持人，经常被比喻为几个典型的女悍妇形象，比如不苟言笑的女校校长，或者《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恶毒的护士。卡梅伦说，这些人物形象的共同点是，她们都“上了年纪，通常都样貌丑陋，要么性冷淡要么性饥渴，她们永不满足的欲望让男人感到恐惧”。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也必须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站出来抗争。当受到委屈和被误解时要大声疾呼，要相信彼此，要主动申请有权势的职位，要多聘用女性。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写道：“假如我们自己顺从地不发出声音，那么人们就不会感到恐惧或羞愧，从而会失去任何做出改变的动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讲英语的人想侮辱一个女人时，他们会把她比作以下事物之一：食物（如“tart”），动物（如“bitch”），或者性工作者（如“slut”）。这些正是劳蕾尔·A。萨顿在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中注意到的主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性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读到这些词的词义转贬过程不免让人有点心灰意冷，但通过观察研究其中的语义演变模式，可以看到在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有关性别标准的重要问题。当讲英语的人想侮辱一个女人时，他们会把她比作以下事物之一：食物（如“tart”），动物（如“bitch'”），或者性工作者（如“slut”）。这些正是劳蕾尔·A。萨顿在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中注意到的主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性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性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特雷德古德太太说得对。把烦恼交给上帝，自己就得到了解脱。伊夫琳深吸一口气，深重的怨恨之气在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托旺达也随之而去。她自由了！在这一刻，她原谅了超市里的小青年、给母亲治病的医生、停车场的两个姑娘…她原凉了自己。她获得了自由。自由。如同今天在座的各位，他们经历了各种苦难，却没有让仇恨和恐惧扼杀爱的勇气。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那么，长远来看，是不是个好姑娘根本不重要。那些招蜂惹蝶的高中女生并没有像她设想的那样蒙羞含垢地生活在偏僻的小巷。她们跟别人一样，要么幸福地结婚，要么不那么幸福地结婚。所以，守贞的挣扎，对被触摸的恐惧，对放电挑逗让男生意乱情迷的恐惧，以及终极的恐惧一一怀孕，这一切所耗费的心力到头来都是无用功。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她几乎能感觉到那冰冷的子弹穿透燥热且充满疑惑的脑袋，永远冻结她的痛苦。那枪响将成为她在世间听到的最后声响，接着⋯⋯一切化为乌有。也许，接下来，只有在高空翱翔的鸟儿听得见那寂静之声飞翔在地球之外，飞翔在清新冰凉的高空中，在那沁凉甜美而纯净的自由空气里。不，她恐惧的并非死亡，而是人生逐渐让她想起那灰暗的加护病房等候室。树桩真挚地看着她说：「不会啦，阿姨」，我绝对不会忘记。」他们继续沿着铁轨往下走，一只艳丽的北美红雀突然从盖满了雪的树梢上往下冲，在耶诞节的冬季，飞过白色的地平线。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那里也有恐怖的利维坦，一头巨大的怪兽，美国，这个自称民主楷模的国家和那些右的或左的暴政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也是一个强权国家，傲慢、冷酷，其基础建立在摩尼教的戒律、残缺的规章、无情的利益之上。它恐惧乃至仇恨那些不能代表某个集团的人物，恐惧乃至仇恨那些在电脑上无法归类、不循规蹈矩、不信奉某种宗教的个体。即那些所谓独来独往、散兵游勇式的坏人。散兵游勇式的坏人不得出境和入境，他既不能得到离开那个暴政国家的护照，又拿不到获准进入这个自称是民主楷模之巨兽的签证。原因很简单，他单枪匹马，形单影只，因为他身后没有一个政党、一种意识形态做支撑，所以也没有一个政权来给他做担保。有趣的是，那些离开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却不是散兵游勇式的坏人。隐藏在他们后面的是某种统计理论的学说和有关敌对阵营的教义。对利维坦来说，为他们买单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们是可供交换的货物，是平衡世界的货币。我给你一个科尔巴兰，你给我一个布科夫斯基。我把间谍X或Y交给你，你让我有某个索尔仁尼琴。这样做，不是因为我关心拯救他本人，而是因为我可以利用他的头脑来证明你有多么坏，他的存在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谁会在一个堂吉诃德的身上下注呢？谁会去资助一个对任何政权都没有用，对任何阵营都不买账，所有人都讨厌的人呢？谁会去支持一个不属于任何组织，坐表弟开的出租车去安放炸弹，只凭自己的道德准则、想象力和疯狂梦想行事的家伙呢？有哪个国家、哪个政治团体愿意为他操心，为他提供担保呢？难道他会调和那些统计资料吗？能被当作可交换的货物、平衡世界的砝码来使用吗？你清楚，因为无交易对象，那个利维坦就必须与他本人交涉。但利维坦是不和任何个体，尤其是那些没有档案资料的个体交涉的。它只和其他国家、其他教义、其他宗教交涉，偶尔也和国中之国的某些党派交涉。要是它们是反对党，那就再好不过。如果你连共产党员都不是，那美国是不会接受你的。共产党员、法西斯分子、社会主...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一道深渊横亘在你面前，它是那么宽，那么深，那么空，你一看见它就觉得恶心，真想吐。这深渊就是空间，广阔无垠的空间。在墓穴中，你已经忘记什么是空间，广阔无垠的空间了。它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因为它像一种并不存在的东西。没有墙来围住它，没有天花板来遮挡它，没有门把它关在外面，没有锁，没有门闩！像一片神秘、阴森的海洋环绕在你周围，展开在你面前。唯一的基准点是大地，那偶有草丛或树林点缀其中的大地，下有沟壑，上有山冈的大地。它阴森恐怖，充满梦魇。但更糟的是天空。在墓穴里面，你也忘记了什么是天空。它是虚空中的虚空，眩晕中的眩晕。它是如此的蓝，不，是如此的黄，如此的白，是如此的邪恶。它甚于硫酸和火焰，灼伤你的瞳孔。你闭上眼睛，以免强光使你双目失明。你伸出双臂，为的是不致眩晕摔倒。你立刻想起那间曾经关过你的牢房来，伴着一种不可遏制的对过去的怀念，一种想回到那儿的强烈冲动，你想在它的黑暗中，在那狭小、安全的子宫中得到庇护。你想说：“那是我的牢房，把我的牢房还给我。”拎着装满词典和锉刀的提包的那个军官看出了你的心思，走上前来，拍拍你的肩膀：“勇敢些。”你又重新睁开眼皮，眨了眨眼睛，你迈开腿，一步，一步，又一步。然后又停下来。那不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持平衡的问题。一个人在这样的空间，这样的光线下走路，不像在监狱的小路上行走，当时有两名看守在两旁搀扶你。现在的你就如同在悬崖的边缘摸索一般。甚至笔直往前走都感到非常困难，因为没有墙壁，没有障碍物，你不知道哪里是直路，哪里是弯路，哪里是前，哪里是后，你只清楚哪里是上，哪里是下，哪里是天，哪里是地，能感觉到那令人目眩的阳光。但是当厌恶、不安、恐惧在不断增加时，当一切都在扩展、旋转、翻腾，使你重复“那是我的牢房，把我的牢房还给我”时，慢慢地，你恢复了正常，并且看到了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前方有一团模糊的影子和移动的斑点，一些奇怪的东西波动着、晃动着朝你涌...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一种爱情，因为它把理想与道德和感情与诱惑混在了一起。...“爱情不是休息，当爱情产生于灵魂的融合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悲剧。”...我心想，这个在监狱里待了几年的男人显然被一个倾慕他、理解他的女人迷住了，他显然企图闯入她的房间，满足他那压抑得太久、积累得太多的饥渴。这与爱情、痛苦、对危险的恐惧和灵魂深处的结合有什么关系呢？...当时，我差点请求你原谅，差点向你坦白，我也是爱你的，尽管我不想去爱。...你带给我的痛苦与奴役，使我降格为一个骑瘦马的桑丘·潘沙，丧失我的人格，失去我的生活。无论接受你的爱情，还是去爱你，都将铸成大错。...我被不可抗拒的命运所驱使，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法摆脱它的羁绊。因为命运已经超越了为生存而斗争的本能和幸福模糊的诱惑。...“我最喜欢的一首诗：《航行》...”我乘着海轮在陌生的水域航行这海轮与其他无数的海轮无异其他海轮以固定的航速在海上闲逛有很多，太多的海轮锚在港口不动多年来，我都在往我的船上装货装他们给我的一切货物兴致勃勃，其乐无穷后来，我记忆犹新把它漆得光彩夺目并且小心翼翼不让一滴油漆溅落下来为了我的航行我想让它美丽如初等啊，等啊，漫长的日子过去终于等到起航的时刻我扬帆远行……读到这儿，你戛然而止，向我解释，航行是生活，你就是那艘海轮，这是一艘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不会抛锚的海轮，它不会为温情、欲望停止不前，不会为应该的休整而靠岸停泊。因为你从不放任自己，为了追求梦想，你从不困顿，从不屈服。如果我要问你什么是梦想，你可能无法回答我：因为今天你可能称它为自由，明天又可能称它为真理。它和目标是否实现无关，只涉及对它们的幻影和光亮的追寻。时光在流逝我开始了我的航程但不走他们指给我的航线即使当时就感觉我的船与他们不同所以现在我的航行就更应该与他们不一样不必担心靠岸与贸...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人们并不了解你的情况，关于你受折磨的传闻也从未超出过宪兵司令部的范围。他们对你的了解无非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无名之辈、唯利之徒，一个为了捞点钱而铤而走险的普通罪犯。这些情况是由当局控制的新闻界提供的，它们的作者是一批可耻的御用文人。在民主制度下，这批人把自己装扮成讴歌勇敢与自由的大师，但一旦出现独裁，顷刻之间，他们就会像妓女一样与之同床共眠，同喜共欢。为了讨好独裁政权，并为之效力，他们可以污蔑之前他们赞美的人，可以吹捧之前他们厌恶的人。他们甚至乐意去描述发生在威尼斯广场上的那次墨索里尼的盛大集会。当恐怖时期过去，民主制度恢复时，他们又重新开始一切，毫无羞耻，对他们来说，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人们需要他们，就如同人们需要鞋匠、掘墓人、妓女一样。新的主子们如果没有一个顺从的、卑怯的新闻界又怎么行呢？那些善于颐指气使、发誓许愿、讹诈恫吓的巫医要是没有它又怎能干得成事呢？八年后，在你离开人世之时，他们也赞美你，在他们的报纸上把你描绘成永垂不朽的人。可现在他们却肆无忌惮地侮辱你。很明显，他们不愿冒任何未来的风险——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要是身边有个可以与之玩耍、与之交谈的人，不受审判，不被指责，该有多幸运！这是何等的一种天意啊！对蟑螂你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甚至可以告诉它，你的勇敢实际上是胆怯，这几个月来，你经常感到恐惧，尤其是行刑队到来时，你更是感到恐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总是显得那么勇敢、冷静，你做出了惊人的努力。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意味着这次仍不枪毙你吗？不可能，除非判决被缓期了。缓期一天，一周，还是一个月？这个假设并不让你感到高兴。当你去死的决心已定，要让你重新产生活下去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爬到墙根，坐下来，背靠着墙，两腿伸展在地板上，重新看着牢房。门边有一只蟑螂，它慢慢朝你爬来。它继续爬，一直爬到离你鞋子半米远的地方才停下。它长得又大又黑，令人恶心。你踢了踢脚说：“滚开！快滚开！”但随即你就后悔了，又叫它过来。“来吧，快过来！”蟑螂似乎听见了你在喊。它转身朝你爬来，爬到你右脚后跟附近的地方停下。“勇敢些，继续！”你鼓励它。蟑螂又往前挪动了一两厘米，绕过后跟，沿着裤腿的方向往上爬，到膝盖附近又犹豫不决地停下来。你俯身观察它。它长着一双毛茸茸的长腿，两条笔直的触须好像两根胡子，但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翅膀。坚硬而光亮的甲壳下隐藏着一对漂亮的翅膀。如此看来，蟑螂也能飞啰！你朝它伸出胳膊：“飞吧！”不，它没有飞起来。“跳起来，起码你得蹦一蹦呀！”它迟疑再三，爬上手铐的铁链，然后爬到手铐上。接着又爬到你的右手背上，最后爬到虎口时，又犹豫起来：走哪条路呢？沿着哪根手指爬呢？它终于拿定主意，沿着大拇指方向往上爬。出乎意料的是，它突然失去了平衡，头朝下一下子栽到地上。你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听着自己的笑声，心头感受到某种快乐：谁相信你居然还能笑呢？更何况仅仅是因为一只蟑螂从大拇指上掉下来的缘故！你温柔地抚摸它的背部，想知道蟑螂能活多久，要是他们不马上处决你的话，它能陪伴你多长时间。你还想知道，一只蟑螂能否被驯化为宠物。你小时候曾试图驯化一只金龟子，几乎获得成功。想到这些，你更加高兴了。要是身边有个可以与之玩耍、与之交谈的人，不受审判，不被指责，该有多幸运！这是何等的一种天意啊！对蟑螂你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甚至可以告诉它，你的勇敢实际上是胆怯，这几个月来，你经常感到恐惧，尤其是行刑队到来时，你更是感...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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