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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望"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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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美国总的来讲,生活的选择非常多,这对于上上下下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上层人物的有些选择方向和普通人不同。但是,那种本质上的多样化都是一样的。这些看上去和政治制度毫无关系的因素,实际上对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和平政治交替权力交接,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美国很容易做到拥有一个面积较大的私人庄园的事实,以及美国人普遍的迷恋大自然,“忘情山水”的性情,这些看来与政治离题万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都使得政治家更容易还原为本来意义上的常人,而不是异化成一离开政治官位,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政治动物。而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都必须具备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再者,我们看到,美国民众所关注的,是一个健康的政府运作机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与他们的基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所在。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如果违背了与公众的契约,大家会尽一切努力使他离任,以维持这个政府运作机构的正常状态。然而,这并不说明公众的关注点,就是集中在某一个个人身上。任何一个犯罪的官员,当他一旦卸下他的职务,也就是当他的个人行为不再成为公众利益的威胁的时候,大家立即一哄而散,各忙各的去了。谁也不会认为,还有什幺“痛打落水狗”的必要,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剩下的事情,公众会交给这个制度去操心。如果离任官员有法律不能赦免的罪行,自有司法去处理。这样的消息当然还会见报,但是,看的人也就是一翻而过,兴趣缺缺。如果离任官员已经得到赦免,那幺,对于他离任后的新生活,大家只会说一句“祝他好运气”,希望他尽早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民众对政治家也更容易以对常人的眼光相待,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政治家们竞选的时候话太多了的缘故。总之没人会把他们当作“超人”。谁都知道,尼克松赦免以后的生活待遇,实际上比一般平民要优裕得多。然而,全美国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因为这一点而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尼克松的被赦免和...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每一次企图用法庭判决去阻止报界,总会导致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恶名昭著以及不可原谅的违背。这个艾尔斯博格就是一个为反战宁可坐牢的理想主义者。他宣称自己不仅把秘密文件给了报纸,还给了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通过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路十分清楚,也很美国化。意思就是,一是要让新闻监督在越南问题上起作用;二是要让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通过对行政系统秘密文件的审查,履行他们对于行政分支的越南政策的监督。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式思路。 尼克松和他的一些所谓亲信,已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结成一个非正常的滥用权力的小圈子。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也就是希望结成这个圈子以后,今后能够瓜分权力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小圈子正是试图将权力扩张到一手遮天的一个起点。李迪这样的理想主义狂热分子,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工具。这个小圈子中的一个人甚至这样说过,“李迪的确是一个希特勒,可他毕竟是我们的希特勒”。 尼克松的滥用权力事实上是在试图钻漏洞,挑战这个制度,挑战整个“收银机”的运作是否真正有效。尼克松总统对于美国的权力制衡,始终处于这样一种跃跃欲试的挑战姿态,那幺,他即使不跌进“水门”,也迟早会跌进其他什幺“门”。但是,一般来讲,人往往会存侥幸心理,尤其是掌握了很大权力的人,会产生一种错觉,总以为自己会有可能一手遮天。尼克松就是很典型的存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整个风波的中心人物,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此刻,平只能以“悲愤”二字来形容了。因为,这绝不是一件“上司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的简单解雇事件。这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手中来自人民的权力,试图开除一个代表法律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这就等于是一个正在抓一帮江洋大盗的警察,让这帮江洋大盗给解除了警察的职务! 这不是他一个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个人的职位问题,如果一个总统能够这样凌驾于法律、凌驾于人民,这个国家整个的根基就都会动摇了。 因此,考克斯在这场风波一开始的时候,就郑重地对自己手下的一套班子说,如果他被开除了,不论总统怎幺干,你们也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在考克斯从电话中得知司法部长将为他的缘故而辞职时,他冷静地做出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决定。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做法。哪怕你尼克松是总统,考克斯只是一个小小的检察官,但是,当你以为,自己可以利用人民给你的权力为所欲为的时候,考克斯并不是一筹莫展的,他可以直直地走向公共讲坛,站在全美国的电视机前,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真相,让大家来评评这个理。 新闻发布会上的考克斯,显得谦恭而文静,仿佛是在给周末待在家里的平头百姓上一堂课。他说,我可以保证,我不是故意在和美国总统作对。我甚至担心,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是不是错把虚荣当作了原则。我希望我没有。最终我决定,我必须坚持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初来乍到时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都是在中国餐馆里度过的,餐馆的老板也都是华人,这是一个华裔社会。这个社会有时可以说很封闭,它不仅有它自己的语言,还有它自己的规范规则和道德标准。美国餐馆的工作环境,包括雇主对于雇员的态度,与中国餐馆常常有本质上的不同。之所以中国留学生一般不进美国餐馆,是因为基本上进不去。原因有两个,一是刚来时英语不过关,不能适应工作,更重要的原因是,多数留学生没有工作许可,打工是非法的,美国餐馆的老板不会接受。 原则上说,美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时候,要求对方有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用的经济来源。可以是亲友的赞助。目的是保护自己国家的公民工作的权利。外国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势必要去打工维持生活和支付高昂的学费,这就形成了和美国公民抢饭碗的局面。一个自己还有大量失业人口的国家,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取得留学签证都要求经济担保的原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是无理的。 但是,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担保都是以各种方式“找”来的,很多人取得“担保”的时候,都向对方讲清楚,这是“名义担保”,也就是说,这个“担保”只用于取得一个签证,之后,就“自己想办法”了。这个“办法”只能是非法打工,非法进入工作市场。也许不是绝对的,就算相对来说,美国餐馆的老板一般比较守法,不会接受这样的非法雇员,而中国餐馆的老板一般都宁可冒违法的风险,也愿意接受。他们愿意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雇非法工便宜,听使唤。于是,一种供求关系就这样形成了。当然也有好的老板,但是,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苛刻的华人老板比比皆是。受到委屈的并不只是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还有来探亲想挣一些钱的探亲者,最底层的还是非法移民,这里甚至包括一些非华裔的非法移民。今年六月,移民局从密西西比州杰克森市的一家中国餐馆中,发现一个十三岁的墨西哥男孩,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一星期干七...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大量的普通平民是善良的,在看到社会上出现犯罪现象的时候,总希望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希望“从重,从快,从严”,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迅速安定下来。同时,也有一些善良的平民,他们觉得刑事案件永远是一件“打击坏人”,只有“坏人”才会卷进去的事情,而自己属于“好人”之列,严刑峻法,快速判案,即使产生误差,造成的也是坏人倒霉,和自己是没有什幺关系的,自己永远不会需要一个保护被告的法律。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 , 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 “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司法制度对于被告的保护,至今还不能完全防止冤假错案。比如说,假设佛曼的录音带是完全真实的话,里面就提到不止一个品质恶劣的警察制造伪证,陷害被告的案例。辛普森案一结束,司法部长就下令对洛杉矶警察局进行调查。但是,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更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大批人死于冤狱或者困于冤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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