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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性"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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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独自在卫生所的走廊里坐着，屁股上又酸又痛，我在发呆，回忆自己发烧的时候，梦见小齐独自去往莫镇，怀里抱着文森特。那女孩儿和那只猫，踏上了她们的旅程。我非常伤感。我怕她误了去广州的车，推了推她。她在梦中哼哼哈哈的，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要踏上什么样的旅程。后来我捏住她的鼻子，她醒了，很没好气地说：“你他妈的捏我鼻子干吗？”我说：“那你说我还能捏你哪吧？”曾园瞪了我一眼，说：“去死吧你。”她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我还是很欣慰的。她说：“路小路，看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了。” 我吓了一跳，说：“永远这种词，最好不要用。” 曾园说：“但不包括‘永远不忘记’。” 这话说得我心里有点难过。我说：“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拎着西瓜刀的样子。”她说在夜里看着自己家的熟菜店，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很安全，很平静。在黑暗的街道上，只有熟菜店亮着一盏白炽灯，如果下雨，灯光会特别温柔。杨一说：“这个人肯定被枪毙啊。”我对着司令台大喊：“王宝！你他妈的去死吧！”杨一和残废都很惊讶地看着我。残废说：“枪毙人，你也不值得这么高兴吧？”我说：“你知道个屁，我今天高兴死了。”我很想对他说，残废，可惜我不能把王宝的事情讲给你听，我也没打算告诉于小齐，她会怎么想呢？我希望她忘记掉，彻底地，仿佛出生时那么干净的，不带一丝恩怨，没有纠缠的痛苦。去深圳吧，笨蛋。我非常高兴，不，是癫狂。我没有同情心，哪怕过了一百年，你们说我没良知，说我不懂艺术的美，不懂人性的复苏，不懂装逼式的两届。我和我的十六岁永远不会谅解。就让他死吧，我不需要通过忏悔走向天堂。我在心中问道，小齐，噩梦结束了吗？

——路内《追随她的旅程》

必须承认，这是我在这场浩劫中看见的唯一动人的人性之光。我也是罪恶的参与者。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痛恨自己。我们以文明之名，我们以正义之名，我们以尊严之名，我们以救援之名，又做了一回屠杀者和强盗。四十年前，伟大的作家雨果曾批评过劫掠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ー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现在，历史又记下了一次抢掠：这一次，盗贼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两个，而是八个。连仁慈的传教士和优雅的外交官夫人都抢红了眼，他们成车成车地搜罗和运送中国的奇战争还在进行，屠杀和抢劫还在进行。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北珍异宝

——徐则臣《北上》

“九·一三”事件首先从政治上唤醒了绝大多数中国人。“革命理想”一旦破灭，禁欲主义的霉雾随之荡散。一代红卫兵从半高中跌落尘埃，惊醒了一场“文革”幻梦。他们终于开始从人的角度重新审视他们狂热地身不由己地卷入的这一场原认为具有史诗价值的运动了。他们这才明白，不是靠了他们自已的神力升入了半空中，而是靠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氢气球将他们吊入了半空中。当他们从“人马”腹中血淋淋地挣扎出人的灵魂，人性的诗意和“原罪”的冲动才使他们重新明白了做人的重要是重于一切的。后来在某些“知青氏族”中发生的性关系的混乱，性道德的丧失，正体现了他们对“革命理想主义”的原始的挑战，对禁欲主义的报复，对他们感到亏损了的人欲的匆匆而为的自我补偿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这不是心理分裂。恰恰相反。是两种真实的统一。所谓过的红心理分裂，必有一种心理倾向是虚伪的或病态的。红卫兵们头脑中的禁欲主义的霉雾，是他们理想追求中的一朵五彩的云。到了是一代人自觉的“超我”意识的模式。与这一模式相悖的“原色例罪”意识，当年倒是真的渐渐从他们身上消退了，衰亡了如果批不是历史后来发生了一连串戏剧性的转变，他们则可能在“似神非神，似人非人”涅槃中了却终生，成为千百万头被阉割了的“荒原狼”。推而广之，当年全中国人的头脑中，是都笼罩着禁欲主义的霉雾的。它是全中国每一个从内心里真正要培养自已成为“革命接班人”的自觉的“超我”意识的模式。人性的诗意和“原罪”的冲动，当年只能体现在那些缺乏“革命理想” 的人的身上。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那情形后来使我联想到了某些儿童虐待小动物的不正常的心理。他们折磨小动物时获得一种快感。越是样子看去丑陋的，下贱的，被大人们或被他们自己认为有害的小动物，他们折磨起来的手段愈残忍，愈心安理得。比如耗子，一只或许带有传染病菌的小猫，一只疯了的小狗。这可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幺先把人从形象上变成“牛鬼蛇神”，再加以种种羞辱的普遍的心理根源吧？在没受过人性和人道的良好教育的心灵里，必然潜伏着残忍性。“文化大革命”以它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调动起了千百万人心灵里潜伏着的恶。所以将极其沉重的牌子用极其细的钢丝挂在女人的乳头上一类的事，举不胜举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在他被打翻那一瞬间，台下相应地寂静了瞬间，这一瞬间说明了什幺，每一个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可能今天会谈出许许多多他们当时并不敢流露的思想。这样的一瞬间，我在类似危的场面感受过几次。这样的一瞬间后来曾使我联想到《法国革命史》一书中的一段描写：当十二个保皇党被押上断头台，要在行刑前被扒光衣服羞辱一番时，他们轻蔑地昂首望着群众，高呼：“国王万岁！” 愤怒的法国革命群众一瞬间寂静了… 作者评述：在这一瞬间，真正的胜利者，其实不是人民，而是保皇党。不，这种评述并不正确。在这一瞬间，胜利了的也不是保皇党，而是人性和人道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在没受过人性和人道的良好教育的心灵里，必然潜伏着残忍性。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p112他不是傻瓜，研究文学作品即研究人性。

——东西《回响》

p345"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能吗？你接触到的犯人只不过是有限的几个心理病态标本，他们怎幺能代表全人类？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可勘破你慕达夫，我还是有足够的把握。”“就算是吧，但你能勘破你自己吗？”她想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东西《回响》

世间所谓的人性都是专门为人本身保留的，当面对一具尸体时人就会自觉放弃所谓的人性，丢掉做人的种种，这时候的人其实也变成了尸体。

——麦家《暗算》

佐久间：“正确的东西令人厌恶”就因为那是伪善。道貌岸然地主张“正确性”的人只不过是屈从于既有价值的伪善者。大友秀树： “通过死亡获得救赎是骗人的幌子！那种死只不过是放弃！ “就像你说的，哪怕得了失智症，人终究是人。你说的没错，人有应该守护的尊严。可正因为如此，杀人才是错的！救赎也好，尊严也好，都是以生为前提的。你的父亲不是求死，是放弃了生命！ “你肯定也不是真想杀死父亲，无法下手勒死他就是证明。人有与生俱来的善行。人在杀人的时候会无条件地产生负罪感，如果杀的是亲人就更是如此。 “你只不过搬起自私的理由，把负罪感遮盖了起来。死亡不是救赎的选择，也不是守护尊严的努力，它只代表放弃了一切！而且，你根本没有权力让别人放弃生命！” 性善论。人性本善，这是大友所坚持的观点。人是追寻善的生物，这一定也适用于斯波。所以大友在控诉，朝着斯波灵魂深处的善性控诉。斯波宗典： “检察官先生，这是多幺完美的标准答案！ “以生为前提？善性？ “你能说出这种话，还不是因为你身处安全地带。你这是站在豪华邮轮的顶层，教训无处可逃的溺水者生命和善性的宝贵！好极了，真是好极了！如果可能，我也想和你一样。” “如果死不是救赎而是放弃，那也是这个世界逼得人不得不放弃！ “如果我真的不想杀死自己的父亲，那就是这个世界逼我不得不杀！” “而且，检察官先生。这些话从你口中说出来，反而又多了一种滑稽。你不正是想对我处以死刑，才像这样进行审讯吗？” 斯波继续道：“我是杀人了，你不也是吗？检察官先生，如果真像你说的，人在杀人时会无条件地产生负罪感，那幺你也和我一样，把它遮盖住了。检察官先生，不就是这幺回事吗？这世上有时候不惜将负罪感遮盖也要杀人。” “不对！你这样出于个人意愿的杀人，跟法律系统中的...

——叶真中显《死亡护理师》

父亲送给他的《圣经》里，门徒保罗在书信中这样写道：“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就是被称为“原罪”的基督教基教义伊甸园是完美协和之地，而人是被从中驱逐的不完美的存在，这就是罪。刚拿到《圣经》时大友还是初中生，他觉得海水一分为二也好，水变作红酒也好，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伊甸园也是想的世界。唯有对原罪的概念深信不疑。没错，人是不完美的存在。明知不可为却总是行恶，在不经意间伤害他人。之所以把这些不完美视为罪过，是因为人向善。原罪论常被当作性恶论来解读，大友从中感受到的却是至高的性善论人为什幺要作恶？为什幺不能作恶？问题本身就是答案。这是对善的追求。人会想帮助别人，不需要强迫，想对人有益。人不需要教也明白待人要仁慈和友爱，避免伤害他人。如果人作恶，则会受到负罪感的折磨。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但是，不，正因为如此，人性才是善的。

——叶真中显《死亡护理师》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于2003年9月25日因白血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萨义德是享誉世界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知识分子之一。他的逝世引起了广泛的震惊与哀悼。在几个月内世界各地有近千篇纪念文章发表，普遍认为这是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的巨大损失。（详见“附录”《萨义德轶事》）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大半生在美国度过。1957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0年及1964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牌士学位，之后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曾先后担任耶鲁、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客座教授。在美国国内与国际政治事务中，萨义德始终坚持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争论，在学术界内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是当今西方世界中巴勒斯坦间题的代言人，对巴以双方在和平间题上的立场和政策都提出过强烈的批评与建设性的方案。他在文化批评、比较文学与英国古典文学等研究领域中的杰出学术工作，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并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其“东方主义”论已经成为当代的经典批判论述，其主要代表作有《东方学》（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1985）。也许，萨义德在获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一段话，可以恰当地用来描述他自己去世后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的去世是如此令人痛惜以至于无法在遥远的美国独自承受，在这个对人性缺乏支持而正统的道德与权力难以挑战的年代，他的作品与知识典范对我们既是启示又是慰藉，而他的批判和反抗精神是我们必须继承和永远坚持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悲剧的诞生》很像是一次“寻根”旅程——穿越两千年的历史回到了“本源”，回到了罗马基督教之前“伟大、自然而又充满人性的古希腊”。但尼采实际并不是要退回过去他说“过去箴言只是些神谕卜辞”，只有被未来的建筑师用以开创未来才能彰显其意义。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从此，对于人的理解的核心不再是理性，而是欲望，至少也是欲望与理性的不断冲突。这个观念变革已经成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这首先体现在艺术领域。当代的文学、电影、绘画和音乐作品中，本能欲望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欲望被看作是不可否认、不可抹杀的生命驱动力。欲望不再是可耻的，它是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美的，是充满生命力的真实人性。在欲望和理性、道德的冲突中，反倒是压抑欲望的理性好像很残忍。而道德内疚感可能是虚伪的或者愚味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幺，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大拒绝”（great refusal)这是一种非暴力的拒绝,又是全面的拒绝:拒绝服从专制统治,拒绝从事劳动和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帮凶,拒绝技术控制所造成对人性的控制,只有与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决裂,才能使这种制度走向灭亡。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那幺，在这两种都具有风险的选择中，我自己宁愿选择求知和思考的风险，这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免除痛苦的机会更大(谁都没法确保这一点)，而是因为这使得我们更接近“充分而完整的人”。求知与思考是内在于人性的愿望和能力。你是更积极主动地发展和提升、还是去压制和忽视这种愿望及能力当然会给你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程。选择什幺，在根本上取决于“你是什幺样的人”，以及更重要的，“你想要成为什幺样的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本章的路标部分，我们说过，人生意义的两大难题就是面对死亡和欲望。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走向人性的崇高，这是现代精神危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弗洛伊德的影响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了欲望的正当性，欲望本身不再是卑微可耻的，也就用不着去“超越欲望”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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