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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性"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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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四十多岁才见到橡树春天里它比别的新绿更新更绿，像我小小的新知在沙尘里闪耀。打开书都是过去。连人性都会过时的。手机上总是未来，不安要多大有多大把现在塞满，挤净。我心里有一块白色，不能读取不会反应。乏味而稳定。那是死出来的一块东西。从此可以让荒唐、也就是自己不信的事浮皮潦草地发生，过去未来浮皮潦草地，流过

——刘天昭《变得厉害》

我不爱旅行，在陌生地方过度警惕，感官紧闭，两眼全速启动经验程序，走到哪里都是阅读自己。那强烈的囚徒之感令人疲惫而厌烦。

——刘天昭《毫无必要的热情》

爸看得懂人情世故，有时候比妈更尖锐准确，可是他跟他们一样，经常是防卫的心情，在不知不觉中退缩。姐说爸所有的不幸都是爷爷造成的，我也愿意这么想，好像抓住一个答案，在无法到达的恨意中得到虚妄的安慰。戏剧中承受阴影的角色有一种仇恨凶猛，其实并不常见，不幸的人通常直接生活在那种角色最终暴露的脆弱里。似乎都说得通，但是我不甘心。爸的人生不能坍缩为一个心理学条目，而且事实也并非如此。心理学总体上说是一个陷阱，它呈现出人性中可认知的部分，或者说它在混沌中建立了因果，这可以把握的感觉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人们经常忘记道路两旁幽深的密林。青春期之后，我在自己身上不断看见爸爸的影子，那里面没有任何经验的痕迹。基因是因果的终端，怎么想下去也不过是描述。我不可能理解天性，理解生命神秘的本能，我也不可能理解意识。正如我不可能真的理解波粒二象性，对它追问为什么。不过是接受，语言与存在没有交叉。妈有时说，你们家人不是太正常，小子那病啊，不是我说，多少有点遗传。我听了害怕又难为情，我从未见过『“正常”世界？这太颠覆，也太自大。我想疯狂与“正常”之间有断崖，临床诊断有它的定义。当然我是“正常”的，所以无法窥见疯子眼中的世界。疯子眼中确有另一个世界么？想到这里也就碰壁了，只预感到神秘而危险。中学时候有一个清晰的困惑，不知道应该去问谁，怎么会、数学的算法能够贴切宇宙的规律？人脑内置的智力程序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敢相信人类是被上帝挑中的，因为不敢相信有那样的上帝、那样恐怖的权威。按照泛进化论的思路，人美的文明与理性，只是一种自洽性和生长性比较高的偶然，所以疯子的头脑不过是不凑巧的失败？精神病不仅是生理概念、更是社会概念、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些话禁不起追究，也没意义，个人和人类，没办法在那个高度上获得解放。所有这些所谓思考，不过是理解力碰壁之后在坚硬钢板上随意滑行。年轻时我仇恨血缘，觉得是对自己的成见一一不自由。可是我终究...

——刘天昭《无中生有》

三娜没有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因为这观念本身缺少反省而不安，而是因为这观念被普遍接受而嫌弃它，嫌弃自己跟别人一样。她在模糊的厌烦中转脸为导演辩护：不然这些带着勇气说出的话，又能到哪里去终结呢，也许他并不是描写一种纯粹的人性的真实，而是描一种在观念影响下的人性的表现。穿了衣服的人性。但是纯粹的人性到底啥样呢，有没有这种东西？真的能认为有一种“本来的”“永恒的”规则先于一切人造观念支配人类行为么。这本身是一个信念一一不是一个事实或论证的结果，无法争辩。一切都不可信也是信念？是现代社会的信念？因此信念降级为可以罗列的选择，选择以后也不过是临时的执迷？

——刘天昭《无中生有》

这类逻辑非常流行又危险，它接受已经存在的不公正，并且预设每个人都有能力掌握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但是我既不能赞成革命（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及权力）、也不能认为个人在命运的偶然性中无法为自己负责（以父爱为惜口威权制度合理？），要怎么理解这些事？关于后一条，事实如何呢？人们能够并且愿意为自己负责么？奴性是威权关系（乃至制度）的原因还是结果？在人性的层面如何谈论事实？年轻时我没能想这么多，因为所有这些想法都有辩护的意味一一像是找借口。对于跃入泥潭这件事本身，我也倾向于以极大的恶意去理解：是自我泯灭的愿望要打扮成光荣。时隔多年回看过去，不论下面动因如何，浮上来作为结果的磅礴的感动和痛苦，世界上有一个人受苦我就无法幸福的那种心情，简直就是真的一在生理上都是真的。年轻时代展现的都是意愿性的自我：我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是我并不是

——刘天昭《无中生有》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 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剩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令人充满希望的事实是，不平等实际上不是在所难免的。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服那些目前霸占着麦克风的人——也就是垄断社会和政治控制权的人——听从幼儿园老师当初给我们的教导：轮流来，让别人也有机会拿麦克风。另外需要做的是，让那些一直以为自己不配获得麦克风的人有机会直接拿到它。但棘手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为什么这些语言支配行为会以这种方式发生——我们必须理解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和其他形式的基于性别的语言骚扰的社会功能——否则以上种种都是空谈。理解上述行为将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现有的处理话语权力行为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太好，然后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上述用法有意见。我可不会一听到有礼貌的陌生人叫我“miss”或者把我归人“you guys'”就立即纠正，那可太让人尴尬了。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所谈话题与性别无关时，如果我们可以用一种不预先假设他人性别一性别问题过于复杂一的方式称呼对方，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这很容易做到的，比如用“folks”（各位）等中性词来代替“guys”或“ladies'”（女士们）；或者就彻底省略性别相关词语，比如不说“Excuse me，ma'am”（劳驾，女士），只说“Excuse me”就很好。另一种可以让我们的语言更包容的做法是，当谈话内容与性别相关时，用词选择要更具体。假设我们在谈论生殖健康。我们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我们可以说得更具体：“有子宫颈的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齐曼说，这样的说法是很好的示范，因为它并不暗示任何性别。而且这种更具包容性的说话方式其实也表达得更准确，因为并非所有女人都有子宫颈，并非有子宫颈的就一定是女人一有子宫颈并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女人”，这只是说明你是一个有子宫颈的“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几年前，我也对讲英语的人如何使用“you guys”产生了兴趣。“guys”既轻松又友好，经常被用来称呼任何性别的一群人，而且还解决了英语中没有第二人称复数代词的语法问题。很多人真诚地相信“guys”已然变成了中性词。但是学者认为，“guys”是又一个男性化的类指，只是用起来比较舒服而已。“you gals”（姐妹们）这种叫法绝对不会赢得同等的喜爱，而且就连积极避免使用含有性别偏见的词语的人们，也还是用“gys”称呼别人，仿佛这个词就不带性别倾向似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guys”只被用在男人身上，当它演化为将女人也包含在内的称呼时，众多社会语言学家惊掉了下巴。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史蒂文·J. 克兰西（Steven J. Clancy）曾评论过这种用法：“在‘政治正确'导向的语言改革压力下，我们正亲眼看见一个新的类指名词朝着与我们的期待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我不用“you guys”，而是选择“y'all”作为第二人称复数代词的原因，正如我50多页之前提到的那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上述用法有意见。我可不会一听到有礼貌的陌生人叫我“miss”或者把我归入“you guys”就立即纠正，那可太让人尴尬了。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所谈话题与性别无关时，如果我们可以用一种不预先假设他人性别一性别问题过于复杂一的方式称呼对方，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这很容易做到的，比如用“foks”（各位）等中性词来代替“guys”或“ladies”（女士们）；或者就彻底省略性别相关词语，比如不说“Excuse me, ma'am”（劳驾，女士），只说“Excuse me”就很好。另一种可以让我们的语言更包容的做法是，当谈话内容与性别相关时，用词选择要更具体。假设我们在谈论生殖健康。我们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我们可...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男人经常随意地用语言来支配女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很难忘记，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义上还不被认为是“人”（美国女性直到19世纪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半个世纪后才拥有投票权，而这还仅限于白人女性）。尽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但整体而言，女性的境况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好转。相反，事实往往是，随着女性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控制权，男性借助话语凸显权力的行为也在相应增多。因为男人们早已习惯了自已作为全人类的代言人，这真要感谢几千年来传统”；所以当女人开始进人他们的领地时，男人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巩固自已合法享有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无视女人并说她疯了，以及其他的噤声手段，都是在回应女人对他们权威的渐进挑战，都是让女人的想法和言论变得无关紧要的方式，都是阻止女人夺回权力的诡计。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令人充满希望的事实是，不平等实际上不是在所难免的。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服那些目前霸占着麦克风的人一也就是垄断社会和政治控制权的人一听从幼儿园老师当初给我们的教导：轮流来，让别人也有机会拿麦克风。另外需要做的是，让那些一直以为自己不配获得麦克风的人有机会直接拿到它。但棘手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学者贝丝·A.奎因（Beth A. Quinn）曾指出，根据对性侵犯事件的研究，关注女性的性特征可能会“抹杀对她的能力、理性、可信赖性，乃至人性的认可”。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可以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智商180，或者一个在法庭上论辩的检察官，但一旦男性被告律师称她为“亲爱的”，以上一切就全被剥夺否定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不管时间如何变换推移，生殖器词汇所反映出的主题都那么一致，那么令人不安。正如格林在他的研究发表后不久告诉记者的那样：“阴茎通常被形容为某种武器，阴道被形容为某种狭窄的通道，性行为被描述为某种‘男人打女人’的方式。”这些恼人的比喻能存在如此之久绝非偶然。专门研究英语“下流话”的语言学家认为，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文化中对性的主流态度一即“性行为是插入式的”，“性行为结束的标志是男人完成射精”，“男人是好色的追求者，而女人是温顺的、无性欲的性对象”一只需看看我们想出的用来描述性的词语就行了。我们用来谈论性的那些令人不适的下流话，往往能清晰反映出我们现实生活中性行为的种种问题。语言学家拉尔·齐曼正是研究下流话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花了数年时间分析不同性别的人如何使用生殖器相关词语来识别自己的身体和性经历。“总的来说，很明显，我们谈论生殖器的方式集中体现了我们对性和性别的看法，”他告诉我，“人们在异性恋正典的性别指称方面做出的探索的确表明，我们谈论生殖器的方式反映出了我们文化价值观中最糟糕的部分。就像阴茎永远是插入性、侵人性的武器一样，性永远是暴力的；女人和阴道永远是被动的、缺席的，只是一个放置阴茎的容器。”这种“菲勒斯中心主义”*视角所影响的范围远不仅限于生殖器词汇而已，用来描述性的最常见的动词中就到处可见其影响：“bone”（骨头；硬了）、“drill'"（钻头；插人）、“screw”（拧螺丝；肏）。在这类词汇的世界里，勃起的人既是戴光环的主角，也是叙述者。如果有人从阴道的视角来描述性一比如说，“We enveloped allnight'”（我们整晚都包裹在一起），或者“I sheathed the livingdaylights out of him”（我把他的精气吸收一空），或者“Weclitsmashed”（我们把阴蒂撞开花了）一这将成为对主流性爱谈话的一种独特反叛，然而...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潜在地依赖于一个假设，即男人对女人的身体有自主控制权。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表现，是向女人发出“女人是男人世界的入侵者”的信号，因此女人无权享有隐私。当一个男人触摸一个陌生女人，或者对她说一些露骨的话，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拥有支配受害者身体和性的权利，这样就把女人变成了一件玩物，使人们不再关注她所具备的更有价值、更优秀的身份和品质。学者贝丝·A。奎因（Beth A。Quinn）曾指出，根据对性侵犯事件的研究，关注女性的性特征可能会“抹杀对她的能力、理性、可信赖性，乃至人性的认可”。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可以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智商180，或者一个在法庭上论辩的检察官，但一旦男性被告律师称她为“亲爱的”‘，以上切就全被剥夺否定了。——形成对比的是，当一个男人炫耀自己的异性恋性取向——比如进行街头言语性骚扰——时会让他显得更值得尊重。正如奎因所说：“性权力是不对称的，我这么说的原因部分在于，同样被认为‘性感时，女人和男人要面对的后果是不同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所谈话题与性别无关时，如果我们可以用一种不预先假设他人性别—一性别问题过于复杂一的方式称呼对方，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这很容易做到的，比如用“folks（各位）等中性词来代替“guys”或“ladies'”（女士们）；或者就彻底省略性别相关词语，比如不说“Excuse me，ma'am”（劳驾，女士），只说“Excuse me'”就很好。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已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令人充满希望的事实是，不平等实际上不是在所难免的。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服那些目前霸占着麦克风的人——也就是垄断社会和政治控制权的人——听从幼儿园老师当初给我们的教导：轮流来，让别人也有机会拿麦克风。另外需要做的是，让那些一直以为自己不配获得麦克风的人有机会直接拿到它。但棘手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为什么这些语言支配所为会以这种方式发生 ——我们必须理解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和其他形式的基于性别的语言骚扰的社会功能——否侧以上种种都是空谈。理解上述行为将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理有的处理话语权力行为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太好，然后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老人喝着威士忌说：“很简单。左眼还稍微流露出一丝人性的怜悯。”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当生命的存在失去了人性的内涵时，明天也就不成其为新的一天了。你已经被关了一个月了，有时你分不清生和死的区别。你感觉自己还活着，仅仅因为你还在呼吸。首先是那间牢房，它潮湿而阴冷，因为他们不给你生炉子。牢房弥漫着一股难以忍受的臭味，因为便桶两天才倒空一次。看守们进来时，不是屏住呼吸，就是用手绢捂住鼻子与嘴巴，满脸憋得通红，赶紧转身，跑到外面去呕吐。你对臭气已经习惯了，但只要门一开，外面的空气透进来，你马上就会感到两者真是云泥之别。你有时甚至会恶心得连一口饭都咽不下去。没有床更加重了痛苦。尽管在宪兵司令部和吉纳岛时的情况也一样，但你现在并不甘心像条癞皮狗似的躺在地上，更何况地面冰冷，砖头上长满了青苔。这种环境对治你的感冒、咳嗽确实不利。你也没有枕头。“你们至少要给我一个枕头吧！”你曾经对他们这样怒吼道。但帕佐拉科斯——这是监狱长的名字——却假装没有听到，他担心上司会指责他心肠太软。你把上衣卷成一团，当作枕头。身上没穿上衣，你冷得发抖。你不想被活活冻死，于是不睡觉，从地上爬起来，在牢房里来回走动。可不一会儿，你的腿就酸了，只好重新躺下，或坐下来，背靠着墙。你的牙齿在格格打战，等待着太阳升起。实际上，你是看不见太阳的，因为他们在窗子外面钉上了一块木板。但你仍能感觉到它的温暖，你对温暖的渴求胜于对食物的期盼。你根本不在乎吃的东西，因为搁在地上的那个饭盒让你感到恶心，更何况你戴着手铐根本就没法吃。手铐！最大的折磨就是手铐：你仍旧戴着手铐。第一天你以为他们会把手铐给你解开。心想，他们肯定不会让我戴着手铐坐牢吧，他们是不会强迫犯人戴手铐坐牢的，肯定是他们疏忽遗忘了。是的，他们忘了给我解开手铐。当看守进来给你倒便桶时，你伸出胳膊对他说：“小帕帕多普洛斯，手铐，你们忘记给我解开手铐了。”但看守根本不予回答。一个星期以后，帕佐拉科斯向你解释说，关于手铐，上面有明确指示。“从8月13日起，我就一直戴...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当生命的存在失去人性的内涵时，明天也就不成其为新的一天了。你已经被关了一个月了，有时你分不清生和死的区别。你感觉自己还活着，仅仅因为你还在呼吸。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做个英雄真难。那是何等的冷酷无情，缺乏人性，愚不可及，徒劳无益啊。有谁为你是个英雄感谢过你吗？他们会为你立起纪念碑，以你的名字来为接到和广场明明嘛？即使他们这么做了，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纪念碑、接到、广场会弥补你失去的青春、没有生活过的生命？不，够了，这是在亵渎生命。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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