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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性"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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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尊严与光荣不在精明而在诚实。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希腊人忘记了，母牛其实只是云霞，却把原来仅为个别目的而设想出来的神狗之子变成听候诸神做种种差遣的机灵使者。山中雷声隆隆，他就见到宙斯在奥林匹斯山上挥舞尖劈；青天重又笑逐颜开时，他便看见宙斯的女儿雅典娜璀璨夺目的眼睛；希腊人自己创造的形象给自己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致不久之后便把这些形象看成是人，只是这些人被赋予自然力的光辉并蒙受其照耀。然后，他就按照美的规律随意对这些形象加以创造和修改。意大利民族却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其宗教热忱，但表现并不稍弱。他固守概念，不允许概念被形象所掩蔽。希腊人献祭时举目望天，而罗马人却蒙头盖脸，因为希腊人的祈祷是瞻仰，罗马人的祈祷是默思。在希腊人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和有形体的，而罗马人却只能应用一目了然的抽象公式；正如在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印度发展出形形色色的神圣叙事诗，伊朗却发展出玄妙的曾特古经（Zendavesta），希腊神话中以人为主，罗马神话中以概念为主，前者重自由，后者重必然。希腊民族如不同时把自己的政体改为专制政体，便不能从民族统一进入政治统一，这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至善的独特性格。美的理想境界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并且多少能补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所欠缺的东西。希腊每逢出现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因此我们虽则承认，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应有一明确的界限，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现在要凭一时的政权，恣意所在，连根来铲除社会传统，扑灭文化传统，一切人性人道，只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这不是社会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会革命。试问这一个政权，凭借何种力量来完成大业。如上分析，在内则仍只有军队，在外则仍只有凭外力。那些是否可资凭借，兹且不论。但你攀登树巅来自伐树根，伐木者只有随木俱到。幸而这老树根深蒂固，然而旦旦而伐，终有根断株绝的一天。

——钱穆《国史新论》

智识与理想生活成为超群体而外在，为多角形的尖锐放射。在此种社会里，必然要求一个共通的，为群众内在所公有而共享的智识体与生活理想。而此一种智识体与生活理想，亦用一种超越外在的形式而出现，是即宗教、即上帝与神。群众的共同人性，只有在上帝与神的身上反映。群众内心之共同要求，只有在上帝与神之身边获得。人生理想生活最高发展之可能，不是诗人、音乐家、雕刻家等，而是成为上帝之子与宗教信徒。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的禅宗，似乎可以说守着一个中立的态度，不向外，同时也不向内，吃然而中立。可是这种中立态度，是消极的，是无为的。西方人的态度，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佛家的态度，同样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你不妨说，佛家是无限向后，无限静退。这只是言说上不同。总之这两种人生，都有他辽远的向往。中国禅宗则似乎没有向往。他们的向往即在当下，他们的向往即在“不向往”。若我们再把禅宗态度积极化，有为化，把禅宗态度再加上一种向往，便走上了中国儒家思想里面的另一种境界。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也不偏向物。他也不屹然中立，他也有向往，但他只依着一条中间路线而前进。他的前进也将无限。但随时随地，便是他的终极宁止点。因此儒家思想不会走上宗教的路，他不想在外面建立一个上帝。他只说“人性由天命来”，说“性善”，说“自尽已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内。儒家说性，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上求。他们亦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钱穆《人生十论》

必得其人成为尽人所愿挑选之人样，始属最好最高的人样。此一样子，则必然为最杰出者，而同时又必然为最普通者。换言之，此乃一最普通而又最不普通之样子。再换言之，必愈富人性之我，乃始为最可宝贵之我。即愈具普通人性之我，乃为愈伟大而愈特殊之我。

——钱穆《人生十论》

不仅各人性情有不同，而且时代风气也不同。对我幼年时有所启悟的，此刻别人不一定也能同样有启悟。换言之，教训我而使我获益的，不一定同样可用来教训人。

——钱穆《人生十论》

人類中果有此一種品格,果有此一種境界乎? 曰:有之。此惟中國人所理想中之「聖人」始有之。聖人乃人性我性各發展到極點,各發展到一理想境界人人所願企及,故為最莊嚴,亦為最尊貴。之理想人格之稱號。此種人格,為人人所能企及,故人人所願企及,故為最平等,亦為最自由。既為人人之所能企及，即为人人所願企及,故為最莊嚴,亦為最尊貴。

——钱穆《人生十论》

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大加议论，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知道的事物上发表不知道的看法，并且乐此不疲。那些轻易发表看法的人，很可能经常将别人的知识误解成是自己的，将过去的知识误解成未来的。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一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您知道，人身上善与恶相反相成，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并行存在。在出类拔萃的人身上，利他主义多于利己主义。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有钱，是另一种形式的陶醉，意味着无忧无虑。为了能够无忧无虑，人们才想发财。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当然喽，他们不能为此和老婆离婚。相反，这成为保持家庭幸福的[261]一个理由。于是，每当她在事后第三个月怀孕之时，她就必定要去找接生婆。一个女人性欲旺盛，又没有戴绿帽子的丈夫，但总有乐不出来的时候。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一切有趣的事情都在暗中进行，人的真实情况是不外露的。这位教员叫普兰沙尔。他到底决定采用什么办法拯救他的颈动脉、左右肺和视神经呢？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人类要想严格保持人性和功利主义，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远未思考这个问题便一头栽进荒谬绝伦的理想，口不离好战的和癲狂的陈词滥调。我们像烤焦了的耗子，疯疯癫癲地一味想逃出着了火的船，却缺乏总体的计划，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们被战争搞得昏昏沉沉，结果患了另一种疯癫：害怕。这样就构成了战争的阴阳面。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高谈阔论只是害怕的另一种方式，是胆怯的伪装。p159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人对过去的遭遇、吃过的苦头总那么耿耿于怀，难以忘却，心灵上蒙盖的阴影总那么难以消除。他们对现实的不公正进行报复，存心给未来抹黑。但实际上他们既正直又怯懦，他们的本性便是如此。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而象征的表达方式只能是直觉的感觉的综合，其中也包含思维与情感，诸如柏拉图、黑格尔理式或理念之类观念不过是对其所作的理性程式化表述罢了。这就是象征的意义，它潜在于集体无意识或原型中，要想获得它全赖于阐释，阐释必须依赖于人类四种基本功能的综合运用，理性的逻辑的思维无济于事，只能粗暴地对待它，或者将它推入人性分裂的深渊。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荣格对这场革命亦深存疑虑:“它带着崇高的理想主义，以哲学与理性的名义开始，而在嗜血的混乱中结束。”法国革命显示的不是人性的对立的消除，恰恰相反，是人的野蛮性的流露。这场革命所能唯一证明的，就是席勒的那种唯美主义理想的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情绪的波动是自然的、时常伴随着精神的对立，因而也是关乎道德的还是道德的理念的对立。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令人激动的因素对个体的影响越大，这些情绪就相应越强。因此，很显然，印度人所追求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从对立中拯教全部人性，于大梵中获得新生，赢得拯救，同时接近于神。因而，婆罗门教所追求的必然是最终克服对立的非理性统一。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因为在情感非常活跃的情况下，要始终忠于性格的原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人们就采取一种较便当的办法，通过使情感变得迟钝来使性格得到保障，因为在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对手面前保持镇定，比起制伏一个勇敢而强健的敌人，不知要容易多少。人们所谓“塑造人”的事业在绝大多数情况仍然就在于这种工作程序，而且是在这个词的最好意义上运用塑造人这个语即指改造内在的人，而不仅仅指改造外在的人。一个那样被塑造的人，当然肯定不会有粗野的自然本性，也不会作为粗野的自然表现出来；但是，由于他穿上原则的盔甲，同时也就抵抗了一切对自然的感觉，人性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同样很少能够接近他。（第67页）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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