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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亡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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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之物当中最不持久的东西是那些为生命过程所需的东西。这些东西几乎在生产的同时就被消费掉了,用洛克的话说,所有这些“真正用于人的生命”,用于“维生之必需”的“好东西”,“一般都是很短命的,如果它们不被使用,也会自行腐烂和消亡”。在世界上作短暂停留之后,它们就要么被人的动物生命过程所吸收,要么以自行腐烂的方式,回归于产生它们的自然过程,由于获得了一个人为的形状,它们在这个人造物的世界上取得了一个短暂的位置,但又比世界的任何其他部分更快地消失了。就世界性而言,它们是所有事物当中最不具有世界性同时又最接近自然的东西。虽然它们是人造的,但它们来来去去、产出复而消费的过程,与自然界不变的周期循环过程最为一致。循环是生命有机体的运动方式,人体也不例外,只要它能经受住这个弥漫其存在并让它活着的过程。生命是个无所不在地消耗着耐用品,磨损它,把它用光耗尽的过程,直到最终死亡(所有微小、单一、往复的生命过程的结局)后,返回到自然界无所不包的巨大循环当中。在那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有自然物都一成不变地,无休止地重复运转。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程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们——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为死而生,而是为着开端启新而生的,那么人向着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p19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哲学家关于永恒的体验只能发生在人类事务领域之外和人的复数性之外,如同我们从柏拉图《国家篇》的洞穴寓言中所了解的:在那里,哲学家挣脱了把他和他的同胞束缚在起的锁链,在完美的“独自”中离开了洞穴,既无他人的陪伴,也无他人的追随。从政治上来讲,如果死亡意味着“不再活在人们中间”,那么关于永恒的体验就是一种死亡,与真实死亡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不是终极的,因为没有哪个活生生的人能长时间地忍受它。p1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由于我们的存在感完全依赖于一种展现,因而也就依赖于公共领域的存在,在这一领域中,事物可以从被掩盖的存在的阴影中走出并一展其风貌,因此,甚至是照亮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的微光,最终也从公共领域中获得了更为耀眼的光芒。然而还是有许多事物无法忍受公共场景中其他所不断出现的这种无情的、明亮的光芒。在这一公共场景中,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值得看或值得一听的东西才是能够忍受的,因此,那些无关的东西自然就成了私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私人关怀通常是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我们将看到存在着一些只能在私有领域中生存的非常相关的事。例如,爱(不同于友谊)一旦公之于众,就会被扼杀或死亡(“不要试图告诉他们爱/爱是不可说的”)。由于爱具有天生的非物质性,当它被用于诸如改变或拯救世界等政治目的时,它就只能成为一种虚假的或堕落的东西。公共领域认为,毫不相干的东西竟然有如此非同寻常且富有感染性的蜈力,以至所有的人都会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不因为这个原因而改变这些东西本质上的私有特性。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人的这种不可改变的身份,尽管在言说和行动中的揭示难以把捉,但在行动者和言说者的生活故事中却成为真实可见的;而且只有在其生活走向终结之后,它才能为人所知,变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存。换言之,人的本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本性(这样的本性不存在),也不是一个人优点和缺点的总和,而是某人是谁的本质,只有在他生命终结、仅仅给世间留下个故事的时候才真正地形成。因此,任何人想要有意识地追求“本质性的”存在,想留下一个赢得“不朽声名”的故事和身份,就必须不仅冒着生命危险,而且要像阿基里斯(Achilles)那样,明确地选择短命和速死。一个人只有在他达到他行动的顶点之后就不再活着,才能确定无疑地成为他自身身份的主人,真正主宰他可能的伟大,因为他回避了他开创的行动的可能后果和后续影响,退入死亡当中。阿基里斯的故事之所以有典范性的意义,是因为它以极精练的形式表明了eudaimonia只有以生命为代价才能获取,只有放弃了生命的延续(在其中我们零零碎碎地彰显自己),在一个伟业中浓缩整个人生,从而让行动的故事和生命本身同时达到终点,一个人才能确信得到了eudaimonia。而且即使阿基里斯也仍然要依赖讲故事人、诗人或历史学家,没有他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空虚的;不过他是把他行为的全部意义亲手交到叙述者手中的“主人公”,从而是最出色的主人公和英雄,仿佛他不仅实现了他的生活故事,而且同时“创作”了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況密切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natality)和有死性(mortality)。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一一人造物品,为有死者(mortals)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而行动,就它致力于政治体(political body)的创建和维护而言,为记忆,即为历史创造了条件。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如果顺其自然,人类事务就只能遵循必死的规律,这个行进在生与死之间的最确实、最可靠的规律。但正是行动力打断了这个规律,因为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不可变易的自动进程,进打破和干预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循环。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那么人向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假如说从自然的角度看,人介于生死之间的生命垂直运动,是对通常自然环运动规律的一种特殊偏的话,那么从仿佛决定着世界进程的自动化过程来看,行动就像一个奇迹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说,这是“有规律发生的无限不可能性”・事实上,行动就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拿撒勒的耶稣在把宽恕的能力比作更一般地行奇迹的能力,把二者等量齐并都置于人力可及的范围时,他就十分清楚这一点。[84月他对这种能力的洞见在创造性和前所未有性方面,堪与苏格拉底对思想能力的洞见相媲美。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共同世界是一个我们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地方,它超出我们的生命长度,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它是在我们来之前就在那儿,在我们短暂停留之后还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方。它是我们不仅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共同拥有,而且也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东西。但是这样一个公共世界只有在公开显现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过客存在得更长久。正是公共领城的公开性能历经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挽救出来的东西吸纳进来,并使其熠熠生辉。在我们之前的许多世代,人们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想让他们自己拥有或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比他们的现世生命更长久,不过这样的时代现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什么比现代人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不朽的真实关切,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现代公共领域的失落,虽然同时发生的、对永恒的形而上学关切的丧失,似乎遮蔽了这种对不朽之关切的丧失。后者作为哲学家和沉思生活的关注对象,不在我们当前的考虑范围内。但是对不朽之关切的丧失,可以从当前把渴望不朽归为虚荣之私恶的做法中得到证实。(P3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况密切相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 natality)和有死性( mortality)。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一一人情物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人为的事物世界,技艺人建的人造物,只有在它超越了为消费而生产的纯粹功能主义和为使用而生产的纯粹功利主义之时,才变成了一个有死者的家园,才能稳固地存在,比有死者不断变易的生命和行动更长久。生命,这段每个人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经历的途程,在非生物学的意义上,体现在行动和言说当中,但行动和言说本质上跟生命一样空虚。“丰功伟绩和豪言壮语”转瞬即逝,留不下任何痕迹、任何长久的结果。如果说劳动动物需要技艺人的帮助,来减轻他的劳动和卸除他的痛苦,如果说有死者需要技艺人的帮助来建立一个地球上的家园,行动者和言说者就需要技艺人在其最高能力上的帮助,即艺术家的帮助,诗人和历史编纂者的帮助,作家或纪念碑建造者的帮助,因为没有以上这些人,他们行动和言说的产物,他们上演和讲述的故事,就根本持续不了多久。为了让这个世界成为它一向要成为的样子,成为一个让人们在地球上度过一生的家园,人造物就必须是一个适于行动和言说的所在,必须为着那些活动而准备——这些活动不仅对于生命必需品来说全然无用,而且与各式各样的制造活动性质迥异,尽管世界本身和所有在其上的事物都是由制造产生的。这里我们不需要在柏拉图和普罗泰戈拉之间作选择,选择到底是人还是神是万物的尺度;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万物的尺度既非生物生命和劳动所驱使的必然性,也非制造和使用所推动的功利性工具主义。(13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顺其自然,人类事务就只能遵循必死的规律,这个行进在生与死之间的最确实、最可靠的规律。但正是行动能力打断了这个规律,因为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不可变易的自动进程,进而打破和干预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循环。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程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们一一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那么人向着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假如说从自然的角度看,人介于生死之间的生命垂直运动,是对通常自然循环运动规律的一种特殊偏离的话,那么从仿佛决定着世界进程的自动化过程来看,行动就像一个奇迹。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说,这是“有规律发生的无限不可能性”。事实上,行动就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拿撒勒的耶稣在把宽恕的能力比作更一般地行奇迹的能力,把二者等量齐观并都置于人力可及的范围时,他就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对这种能力的洞见在创造性和前所未有性方面,堪与苏格拉底对思想能力的洞见相媲美。(19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艺术品是思想之物,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作为物而存在。思想的过程本身不产生或创造有形事物,......没有这种对象化和物化,思想就不能变成一个有形之物,但对象化和物化也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生命本身:“活的精神”必须存在于“死的文字”之中,只有在死的文字再一次跟一个愿意复活它的生命发生联系时,活的精神才能从死亡(所有活的生命都逃避不了的结局)中被拯救出来,虽然这个复活的生命还会再次死亡。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然而,一种无言无行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在世间的死亡,它不再是一种人的生活,因为它已不再活在人们中间。我们以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切人人类世界,这种切人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这个切人不像劳动那样是必然性强加于我们的,也不像工作那样是被有用性所促迫的,而是被他人的在场所激发的,因为我们想要加入他们,获得他们的陪伴。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尘世的绝对 ”所包含的,是在生命中对死亡意识的取消,是把生命(只要它还活着)从死亡中解放出来,因而生命就仿佛在永恒中进行。正如认知的功能是战胜“作为最内在的外部世界的时间”,并征服最靠近自我因而对自我来说最陌生和危险的世界那样,“尘世的绝对”所具有的功能,是通过使世界与自我相对峙,以在生命中征服死亡,反抗这个“孕育着死亡的世界”——因为自我在其核心、在其认知性的核心中,知道它自身是不死的。即使在布洛赫转向了逻辑实证主义时(尽管这是一种非常特别和具有独创性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也仍然坚持他先进的、基本的基督教信念:死亡和易朽性植根于世界中,而不死和永生则存在于自我中;因而对我们来说似乎必死的生命,其实是不死的,而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永在的世界,其实是死的牺牲品。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然而,莱辛却为一件曾令哲学家们(至少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非常苦恼的事情而感到欣喜,这件事就是:真理一经说出,它就立刻转化为许多意见中的一条,于是便被人争论,被人重构,被人简化为谈话中的一个主题。莱辛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人类世界中不可能有唯一真理”这一理论性的洞见,而在于他能为这种真理的不存在而高兴,在于他欣喜于随之而来的人类谈话的永无止境,只要还有一些人存在的话。假如存在一条唯一的绝对真理,就会造成所有争论的死亡;而正是在争论中,这位德语辩论术的宗师感到如鱼得水,并总是采取一种彻底清晰和明确的立场。争论的终止,或许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莱辛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人类世界中不可能有唯一真理”这一理论性的洞见,而在于他能为这种真理的不存在而高兴,在于他欣喜于随之而来的人类谈话的永无止境,只要还有—些人存在的话。假如存在一条唯一的绝对对真理,就会造成所有争论的死亡;而正是在争论中,这位德语辩论术的宗师感到如鱼得水,并总是采取一种彻底清晰和明确的立场。争论的终止,或许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恶的真正诱人之处,魔鬼身上所具有的迷人特质,首先就是一种审美现象。从最广义的“审美”来看,那些坚持“生意就是生意”信条的商人,以及认为“战争就是战争”的政治家,都是处在“价值真空”中的审美化的文人。在他们都为自己体系的自洽性而着迷这点上,他们都是唯美主义者;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杀人者,是因为他们准备为这种自洽性、这种“优美的”一致性而牺牲任何东西。…我们如今知道,杀人远不是人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情,而死亡也绝非人们最恐惧的事情。死亡并不是“可怕之事的顶点”,很不幸,世界上有着比死刑要严酷得多的惩罚。“如果死不存在,那么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恐惧”,这句话必须修正,在“死”的旁边加上“无法忍受的痛苦”。而且,倘若不是有死亡的话,这样一种痛苦对人来说甚至会更加不可忍受。而这正好就是“地狱中的永罚”的可怕性所在,如果不是因为它比“永远的死亡”更可怕的话,它根本就不会被人发明出来。在这样一种经验的光照下,我们的时代或许应该开始研究痛苦经验在哲学上的重要性,而当代的哲学却依然对它持有一种隐秘的轻视,正如三四十年前的学院哲学曾对死亡经验也有过同样的轻视那样。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这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任何人只要正式抗议或做出什么违抗杀人部队的事,二十四小时内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就永远消失。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接受这样一种死亡。极权国家让它的反对者消失于无名。当然,如果有人情愿这样受死也不要默默忍耐罪行,那么他只会白白断送性命。我并不是说这种死法没有任何道德意义,只是说没有现实意义。我们本可以毅然决然地,只为一个更高的道德含义做无谓牺牲,然而我们之中无人深信于此。”更不必说,作者一直未察觉到的是:他所强调的“高贵”,在缺乏所谓“更高的道德含义”的前提下,是多么空洞。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 ,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 。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将暴力死亡的氛围推向极致的是,在最终解决的后期,依靠的不再是暴力枪杀,而是毒气工厂。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正如希特勒已经正确预见到的,就是战争这个简单的事实。艾希曼反复地说,对待死亡有“不同的个人态度”,如今“尸横遍野”,到了这样一个世道,人们对于死亡根本无动于衷,哪怕是对自己的死亡也一样,因为“我们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当我们发现第二天自已还活着,我们常常诅咒怎么还没死”。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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