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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命"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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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不幸吧，但也有幸运的一面：对我的写作来总。爽能生巧并不总是一件好事。黠练确实可以猎来效半、有时还可以推动写作的深入，因为这时技术上的困难藏少了。但那往往是一种封闭性的深人，而不是一种开放性的深入。一般情况下，技艺越是纯熟，“沉没成本”就越高，人就越不愿反省，也越难以革新自己。这还是相对好的情形，更糟糕的情形，是把自我重复视为一条“捷径”，在不断的克隆中丧失掉基因的多样性一一这也就是说，丧失了创作的生命力和可能性。扪心自问，假如有人为我提供回报，也有人为我的作品喝彩，那我的写作完全有可能误人“歧途”一一当年的我并不具有足够的清醒和定力。人在得意时会更有干劲，但在失意时才更清醒。无论如何，我已经走到今天，我珍静走过的路，也满足于得到的一切：和当年的自己相比，今天的我眼界更开阔，内心也更丰官、更有层次。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记得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曾经哀叹自己不幸地生在一个平庸的时代，年轻时的我渴望能亲身经历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战争，比如革命一一我渴望献身于某种崇高的事业，而不是在蝇营狗苟的世俗生活里庸碌地度过一生。不过后来我认识到被卷入战争或革命里的人，最后十有八九都成了炮灰而不是英雄，不仅死得毫无价值，而且根本不会有人在意，更不用说被铭记了。进而我才认识到，我真正想要的其实不仅是成为英雄，而是实现一种崇高的人生价值并因此被人永远铭记。换言之，我渴望一种超越生命尺度的存在感，为了获得这种存在感我可能愿意舍弃生命。一一我在这里加上“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证明过这一点，不能排除当机会一一或者说考验一一真的来临时，我会和大多数人一样，不过是个贪生怕死之徒；甚至还要更可耻，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贪生怕死之徒。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他们的小说里没有丝毫新的内容一一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大家都会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方式也是大家惯常的方式。这就是平庸一一我这么说，没有刻意贬低，就像我也经常说自己平庸一样。。我还发现很多作者描写的现实难以令人信服，他们笔下的人情世故就像电视剧里的表演一样，是过家家式的。他们对人心的了解非常表面，这在我看来比平庸更可怕。一个人对待生活不能做到真诚，他的生命感受必然是虚饰和雷同的。但写作必须刺穿这层虚饰，把真实的自己袒露出来。这只是第一步，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否侧写作就无法深入到自身的独特性中。不过与此同时，尽管在我看来，这些作者在小说的审美上，在对生活的认识和感知上，充斥着陈腔俗调，或者浅薄表面，或者矫揉不实，但他们毕竟具备完成一个较大体量作品一一尽管这些作品我认为没有价值一一的能力，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吃力的。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对于塞林格来说，他幻灭的对象是一种童稚的纯真。这种纯真洁净通透，不带任何先入之见，而成人的意识则充满了利益的算计和数不尽的偏见。塞林格显然觉得生命的可能性藏在孩子的那种纯真里，而不是在成人的那种复杂中。偏偏成人的那些特质粗鲁但坚固，蛮不讲理且侵略性强，而孩童的那些特质却敏感又易碎，根本无法存活在由成人主宰的世界里。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第二章“我为什么写作”是我对自己写作经历的回顾和反思，也是一次通过写作理解生活、认识自我的过程。对我来说，写作既是对生活的消化和体味，也是对自我的不断深入和辨认。生活、自我和写作这三者在我身上的关系大约是，首先生活和阅读提供了经验，我通过这些经验观照自身、澄清自我；而写作最初是我对这些观照和澄清的不同形式的投射，之后则成为一种从自我到无我的超脱一一在人的生命尺度内，它不大可能完成，因此我的写作也不会终止。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在我看过的一部日本漫画里，主人公做了一件自己无法宽恕的事情，于是他不再去上学——他是个已被父母抛弃的高中生——每天拎着一只纸袋，里面放了一把尖刀，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他计划找到并杀死一个坏人，用来补偿他做的那件不能被自己宽恕的事，然后再自杀。尽管他心里酝酿着如此可怕的计划，甚至已经不打算活下去了，但他的流浪并没有采用一些更极端的形式。比如说，他没有露宿街头，也没有衣衫褴楼，更没有向人乞讨。事实上他通过打工来维持生计，每天都换洗干净，起码在他的同事看来，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只不过不太喜欢说话，也不太表现出喜怒哀乐等情绪而已。当然，他的同事不知道他下了班之后，会带着一把尖刀四处游荡，假如知道这一点，他们或许就不会觉得他是个“正常”人了。在他一厢情愿的设想中，他会在某天撞见一桩暴力犯罪事件，然后他就可以挺身而出，用尖刀把坏人捅死，或者反过来，他被反抗的坏人杀死，这两种情况都合乎他的心意。有一次他几乎要如愿以偿了，他留意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中年男人，这个中年男人确实有问题，但他偷偷摸摸实施的罪行并非针对他人的侵害，而是只想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主人公把中年男人痛骂了一顿，这不仅是因为计划落空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曾以为对于写作来说，感情冷淡是一种缺陷，但它其实只是一种特质。我真正的问题在于缺少耐心。我需要通过大量的写作建立自己的语感。一个写作者的生命感受往往直接体现在其语感里，它是人和技艺的结合统一；就像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是可以辨识的，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我反思得太多，实践却太少。当年我热衷于上网和人交流写作，可是对于交流所得我又无力消化。写作需要阅读，当然也需要交流，不过我不是个善于交流的人，当我和人面对面交谈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保持气氛的融洽、规避冷场等方面。我喜欢唯唯诺诺、一团和气，不喜欢争论和追问。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试过抱着学习的心态，买回来一批文学期刊，结果发现上面有相当部分小说，并不如我以为的那么好。假如单从实践水平看，部分作者对小说的认识甚至不如当年的我。他们的小说里没有丝毫新的内容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大家都会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方式也是大家惯常的方式。这就是平庸我这么说，没有刻意贬低，就像我也经常说自己平庸一样。我还发现很多作者描写的现实难以令人信服，他们笔下的人情世故就像电视剧里的表演一样，是过家家式的。他们对人心的了解非常表面，这在我看来比平庸更可怕。一个人对待生活不能做到真诚，他的生命感受必然是虚饰和雷同的。但写作必须刺穿这层虚饰，把真实的自己祖露出来。这只是第一步，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否则写作就无法深人到自身的独特性中。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相对而言，契可夫的回应是消极的，他不执着于答案或出路，而是关心人在这种悬空状态下的精神境况。典型的契诃夫人物，常常是蓦然惊觉自己过的生活庸俗、可耻、虚伪、毫无意义，并且再也无法欺骗自己过下去了。可是有意义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又想象不出来。而别人过的生活，也和他们过的一样毫无目的。从前宗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人类共同理想或生命终极意义，如今他们觉得应该重新寻找这种东西。然而他们的目光放得太高和太远，导致对身边的现实都看不清楚，也顾不上看了。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曾经有一些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的物欲那么低。其实我不是感觉不到匮乏，而是善于克服自己的匮乏感。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很不善于满足自己，对我来说克服自己要比满足自己容易得多。在同龄人里，我好像很少碰到比我更无欲无求的人。尽管我不是真的无欲无求，而只是压抑了自己的欲求。无论我选择哪种方法，我最需要的是一种平和的心境，否则我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生活就像变了质的食物一样，不但不能为我果腹，甚至还要带来痛楚。这算不算一种逃避？我觉得算。不过在必死的命运面前，谁又不是能逃一天算一天？如果我有永恒的生命，那么很多问题确实应该想办法解决掉。可是生命却有限而短暂，好比一个人只有一千块钱，却花了五百块买一只保险柜，只为了把自己的钱保管好，这么做划得来吗？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在我不同体裁的写作里，个人的生命感悟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早年我主要通过故事去结构它，如今我更倾向于通过语言去呈现它。归根结底，语言才是一个写作者的艺术手段，我相信心境的沉淀会体现在语感中，体现在一种不偏不倚、不宠不辱、不卑不亢的措辞分寸感里，而尽量去除种种失衡的倾向性或意图，比如激愤、哀怨、浮夸、煽情、矫饰、油滑……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生活就像变了质的食物一样，不但不能为我果腹，甚至还要带来痛楚。这算不算一种逃避？我觉得算。不过在必死的命运面前，谁又不是能逃一天算一天？如果我有永恒的生命，那么很多问题确实应该想办法解决掉。可是生命却有限而短暂，好比一个人只有一千块钱，却花了五百块买一只保险柜，只为了把自己的钱保管好，这么做划得来吗？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典型的契诃夫人物，常常是蓦然惊觉自己过的生活庸俗、可耻、虚伪、毫无意义，并且再也无法欺骗自己过下去了。可是有意义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又想象不出来。而别人过的生活，也和他们过的一样毫无目的。从前宗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人类共同理想或生命终极意义，如今他们觉得应该重新寻找这种东西。然而他们的目光放得太高和太远，导致对身边的现实都看不清楚，也顾不上看了。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但那不是因为我真的认识到了写作的崇高性，而只是我在现实里吃了苦头，受了伤，疼得受不了了逃出来，然后回过头去诅咒现实、诅咒生活而已。一个人对待生活不能做到真诚，他的生命感受必然是虚饰和雷同的。但写作必须刺穿这层虚饰，把真实的自己坦露出来。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对于耶茨来说，他感到幻灭的是一种有尊严且高雅的精神生活。在他的观念和意识里，那种生活已经不再被人尊重和追求，取而代之的是平庸和粗俗的中产生活。对于塞林格来说，他幻灭的对象是一种童稚的纯真。这种纯真洁净通透，不带任何先人之见，而成人的意识则充满了利益的算计和数不尽的偏见。塞林格显然觉得生命的可能性藏在孩子的那种纯真里，而不是在成人的那种复杂中。偏偏成人的那些特质相鲁但坚固，蛮不讲理且侵略性强，而孩童的那些特质却敏感又易碎，根本无法存活在由成人主宰的世界里。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由此我想到，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对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来说，尽管每年的农务受到二十四节气的限制，但他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自由。农闲的时候和亲朋打打牌，农忙的时候忙完一天的农活儿，晚上回家喝点儿小酒，感觉惬意且满足，仿佛自己所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可是文化水平越高，思维和意识越复杂，人就越难在工作中感觉到自由。其实我想说的自由，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我觉得假如更多人向往这种自由，世界将会变得更多样化、多元化，更平等和包容，更丰富和多彩。因为向往自由，人们才会有不同的追求，而不必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互相倾轧。就如基因对环境的适应力建立在其多样性之上一样，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则建立在人们的精神多样性之上。此外，我认为就如莱辛说的：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可贵。自由的情况也一样，或许它可望而不可即，或许我终生都无法抵达它，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Q）因此尽管摇滚艺术家最初就具有异于常人的个性，但伴随着自我提炼他们还会不断变得更敏感和极端，这出于他们维持艺术生命和巩固原创性的本能。哪怕自己身上最微不足道的方面，他们也要追求最鲜明独特的形式；最后他们身上爱和恨两者的质量都大到他们承受不了，甚至导致精神崩溃或濒临崩溃。这往往不是他们有意识的行动，而是精神上的自发行为。（R）摇滚既钟爱也需要自毁式的英雄。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看着又哭又笑的李静，谷子在心里暗想：人心到底是什么做的，才能让每个人这么不同？钱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人为之疯狂，为之冒险？而女人究竟图什么，才会和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到底是为了什么，连杀人都能隐瞒？又是为了什么，让她甘愿冒生命危险，去做生育这么艰难的事情。

——扎十一惹《寻找金福真》

除了这些，长辈教的“医学知识”还有许多，寨子里的每个小孩都习得了这一套方法，并年复一年地付诸实践。如蛇胆一般，它们并不总是见效，有些还笨拙、野蛮，令人啼笑皆非，甚至会夺走生命，但在危急时刻，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一个方案。有途径可寻求，总是好过举头四顾，茫然失措。至少对幼年的我而言，掌握这些蛮荒的自救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面对未知的信心。生活用刀割过来时，我不是什么也做不了，对吗？也许是吧。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草率，但又很平常。村里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出生的时候没有庆祝，死去时也不会有太多悲伤。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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