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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命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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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过的一部日本漫画里,主人公做了一件自己无法宽恕的事情,于是他不再去上学——他是个已被父母抛弃的高中生——每天拎着一只纸袋,里面放了一把尖刀,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他计划找到并杀死一个坏人,用来补偿他做的那件不能被自己宽恕的事,然后再自杀。 尽管他心里酝酿着如此可怕的计划,甚至已经不打算活下去了,但他的流浪并没有采用一些更极端的形式。比如说,他没有露宿街头,也没有衣衫褴楼,更没有向人乞讨。事实上他通过打工来维持生计,每天都换洗干净,起码在他的同事看来,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只不过不太喜欢说话,也不太表现出喜怒哀乐等情绪而已。当然,他的同事不知道他下了班之后,会带着一把尖刀四处游荡,假如知道这一点,他们或许就不会觉得他是个“正常”人了。 在他一厢情愿的设想中,他会在某天撞见一桩暴力犯罪事件,然后他就可以挺身而出,用尖刀把坏人捅死,或者反过来,他被反抗的坏人杀死,这两种情况都合乎他的心意。有一次他几乎要如愿以偿了,他留意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中年男人,这个中年男人确实有问题,但他偷偷摸摸实施的罪行并非针对他人的侵害,而是只想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主人公把中年男人痛骂了一顿,这不仅是因为计划落空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曾以为对于写作来说,感情冷淡是一种缺陷,但它其实只是一种特质。我真正的问题在于缺少耐心。我需要通过大量的写作建立自己的语感。一个写作者的生命感受往往直接体现在其语感里,它是人和技艺的结合统一;就像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是可以辨识的,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我反思得太多,实践却太少。当年我热衷于上网和人交流写作,可是对于交流所得我又无力消化。写作需要阅读,当然也需要交流,不过我不是个善于交流的人,当我和人面对面交谈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保持气氛的融洽、规避冷场等方面。我喜欢唯唯诺诺、一团和气,不喜欢争论和追问。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试过抱着学习的心态,买回来一批文学期刊,结果发现上面有相当部分小说,并不如我以为的那么好。假如单从实践水平看,部分作者对小说的认识甚至不如当年的我。他们的小说里没有丝毫新的内容 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大家都会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方式也是大家惯常的方式。这就是平庸 我这么说,没有刻意贬低,就像我也经常说自己平庸一样。我还发现很多作者描写的现实难以令人信服,他们笔下的人情世故就像电视剧里的表演一样,是过家家式的。他们对人心的了解非常表面,这在我看来比平庸更可怕。一个人对待生活不能做到真诚,他的生命感受必然是虚饰和雷同的。但写作必须刺穿这层虚饰,把真实的自己祖露出来。这只是第一步,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否则写作就无法深人到自身的独特性中。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相对而言,契可夫的回应是消极的,他不执着于答案或出路,而是关心人在这种悬空状态下的精神境况。典型的契诃夫人物,常常是蓦然惊觉自己过的生活庸俗、可耻、虚伪、毫无意义,并且再也无法欺骗自己过下去了。可是有意义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又想象不出来。而别人过的生活,也和他们过的一样毫无目的。从前宗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人类共同理想或生命终极意义,如今他们觉得应该重新寻找这种东西。然而他们的目光放得太高和太远,导致对身边的现实都看不清楚,也顾不上看了。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曾经有一些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我的物欲那么低。其实我不是感觉不到匮乏,而是善于克服自己的匮乏感。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很不善于满足自己,对我来说克服自己要比满足自己容易得多。在同龄人里,我好像很少碰到比我更无欲无求的人。尽管我不是真的无欲无求,而只是压抑了自己的欲求。无论我选择哪种方法,我最需要的是一种平和的心境,否则我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生活就像变了质的食物一样,不但不能为我果腹,甚至还要带来痛楚。这算不算一种逃避?我觉得算。不过在必死的命运面前,谁又不是能逃一天算一天?如果我有永恒的生命,那么很多问题确实应该想办法解决掉。可是生命却有限而短暂,好比一个人只有一千块钱,却花了五百块买一只保险柜,只为了把自己的钱保管好,这么做划得来吗?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在我不同体裁的写作里,个人的生命感悟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早年我主要通过故事去结构它,如今我更倾向于通过语言去呈现它。归根结底,语言才是一个写作者的艺术手段,我相信心境的沉淀会体现在语感中,体现在一种不偏不倚、不宠不辱、不卑不亢的措辞分寸感里,而尽量去除种种失衡的倾向性或意图,比如激愤、哀怨、浮夸、煽情、矫饰、油滑……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生活就像变了质的食物一样,不但不能为我果腹,甚至还要带来痛楚。这算不算一种逃避?我觉得算。不过在必死的命运面前,谁又不是能逃一天算一天?如果我有永恒的生命,那么很多问题确实应该想办法解决掉。可是生命却有限而短暂,好比一个人只有一千块钱,却花了五百块买一只保险柜,只为了把自己的钱保管好,这么做划得来吗?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典型的契诃夫人物,常常是蓦然惊觉自己过的生活庸俗、可耻、虚伪、毫无意义,并且再也无法欺骗自己过下去了。可是有意义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又想象不出来。而别人过的生活,也和他们过的一样毫无目的。从前宗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人类共同理想或生命终极意义,如今他们觉得应该重新寻找这种东西。然而他们的目光放得太高和太远,导致对身边的现实都看不清楚,也顾不上看了。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但那不是因为我真的认识到了写作的崇高性,而只是我在现实里吃了苦头,受了伤,疼得受不了了逃出来,然后回过头去诅咒现实、诅咒生活而已。一个人对待生活不能做到真诚,他的生命感受必然是虚饰和雷同的。但写作必须刺穿这层虚饰,把真实的自己坦露出来。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对于耶茨来说,他感到幻灭的是一种有尊严且高雅的精神生活。在他的观念和意识里,那种生活已经不再被人尊重和追求,取而代之的是平庸和粗俗的中产生活。对于塞林格来说,他幻灭的对象是一种童稚的纯真。这种纯真洁净通透,不带任何先人之见,而成人的意识则充满了利益的算计和数不尽的偏见。塞林格显然觉得生命的可能性藏在孩子的那种纯真里,而不是在成人的那种复杂中。偏偏成人的那些特质相鲁但坚固,蛮不讲理且侵略性强,而孩童的那些特质却敏感又易碎,根本无法存活在由成人主宰的世界里。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由此我想到,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对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来说,尽管每年的农务受到二十四节气的限制,但他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自由。农闲的时候和亲朋打打牌,农忙的时候忙完一天的农活儿,晚上回家喝点儿小酒,感觉惬意且满足,仿佛自己所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可是文化水平越高,思维和意识越复杂,人就越难在工作中感觉到自由。 其实我想说的自由,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我觉得假如更多人向往这种自由,世界将会变得更多样化、多元化,更平等和包容,更丰富和多彩。因为向往自由,人们才会有不同的追求,而不必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互相倾轧。就如基因对环境的适应力建立在其多样性之上一样,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则建立在人们的精神多样性之上。此外,我认为就如莱辛说的: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可贵。自由的情况也一样,或许它可望而不可即,或许我终生都无法抵达它,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Q)因此尽管摇滚艺术家最初就具有异于常人的个性,但伴随着自我提炼他们还会不断变得更敏感和极端,这出于他们维持艺术生命和巩固原创性的本能。哪怕自己身上最微不足道的方面,他们也要追求最鲜明独特的形式;最后他们身上爱和恨两者的质量都大到他们承受不了,甚至导致精神崩溃或濒临崩溃。这往往不是他们有意识的行动,而是精神上的自发行为。 (R)摇滚既钟爱也需要自毁式的英雄。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看着又哭又笑的李静,谷子在心里暗想:人心到底是什么做的,才能让每个人这么不同?钱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人为之疯狂,为之冒险?而女人究竟图什么,才会和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到底是为了什么,连杀人都能隐瞒?又是为了什么,让她甘愿冒生命危险,去做生育这么艰难的事情。
——扎十一惹《寻找金福真》
除了这些,长辈教的“医学知识”还有许多,寨子里的每个小孩都习得了这一套方法,并年复一年地付诸实践。如蛇胆一般,它们并不总是见效,有些还笨拙、野蛮,令人啼笑皆非,甚至会夺走生命,但在危急时刻,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一个方案。有途径可寻求,总是好过举头四顾,茫然失措。至少对幼年的我而言,掌握这些蛮荒的自救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面对未知的信心。生活用刀割过来时,我不是什么也做不了,对吗?也许是吧。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草率,但又很平常。村里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出生的时候没有庆祝,死去时也不会有太多悲伤。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还有钱家的花子、平子,张家的小江、小果,等等,等等,一个个女孩子浮现在我面前。我一个个数给五奶奶、大姐她们听,回忆她们是谁家的姑娘,嫁到哪儿,过得怎样。其实,即使五奶奶这样村里资深的老人,也很难了解更多关于她们的信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从梁庄嫁出去,就不是梁庄人了。你们在那儿数啥,人家在那个村庄生活也挺好的,那才是人家的家。五奶奶,你说你现在还想你们王庄吗?它和你啥关系?”霞子妈质问大家。“啥关系?”五奶奶摇摇头,“那你可不知道,农村有句话说,八十岁老太盼娘家。有几个意思,一是希望娘家兴旺发达,二是娘家过得好,有人给自己出气,有靠山。小清你可能还不知道,前几天,你姑,今年有八十了吧?到你哥家哭,说她家老二媳妇不孝,天天骂她。之前,她家里有啥矛盾,都是回来找你爹商量,现在,你爹不在了,她回来找她侄儿。一见到她侄儿,就哭哩不行,像娃们看见爹妈。你想啊,女的一辈子多可怜。要是连个娘家都没有,那不更没根没秧了。就我们家,我两个哥、一个弟都死了,年前,你龙叔说去走亲戚,我侄儿说,既然老人不在了,咱们是同辈,就不走亲戚了。我听了,心里就气。不管咋说,我还在,是你亲姑,你那儿还是我娘家。现在,连亲戚都不让走了,那意
——梁鸿《梁庄十年》
父亲去世之后很长时间,我才逐渐意识到,我爱他,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而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深刻地嵌入到我的生命内部。“爱”究竟如何形成,以什么形态存在,这是我一直迷惑的问题。
——梁鸿《梁庄十年》
门前两棵白杨树光洁笔直,随着偶然的微风,金黄的落吐翩然落下,像一阵阵叹息,那叹息非常遥远,好像来自宇宙的最深处。乡村的天空和大地,是如此宁静,它让你不由得体会自己的生命,感受自己的存在——微小的、但却与天地共在的存在。
——梁鸿《梁庄十年》
最终,我想形成一种长河式的记录。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湍水,一条抽象的、具象的河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到来、成长和离去。我想写出这长河般浩浩荡荡的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
——梁鸿《梁庄十年》
父親去世之後很長時間,我才逐漸意識到,我愛他,不是因為他是我父親,而是因為,他的生命已經深刻地嵌入到我的生命內部。「愛」究竟如何形成,以什麼型態存在,這是我一直迷惑的問題。之於我們兄妹而言,父親給我們帶來的痛苦如同烙印,難以去除。另一方面,他性格中的種種,又無一例外被我們繼承。尤其是我的大姐。她一生都強烈反對父親,(毫無疑問也最愛我的父親),但也是她,性格方面完全複製了父親。有一次回家,因為我沒有給一位朋友的母親一些錢(我是覺得不好意思,那麼隨意給錢有點不太尊重),而被大姐數落到痛哭流涕,就這樣,她也沒饒過我。在那一刻,她像父親一樣,說話的方式,那尖刻和憤怒的語氣,和父親一模一樣。為了思考清楚這個事情,我花了兩年時間,寫了一部小說,試圖在超越現實的虛構之中找到某種類似於真相的東西。在寫作過程中,我突然發現,父親最大的品質不在於他多麼幽默、善良,多麼刺頭兒,而在於,他的內在精神是開放的,他的人生讓人看到更飛揚的、遠超出自我的東西。他的存在方式具有很強的生長能力,他讓你能自由思考。所以,在那部小說中,真實和虛構以最「你中有我,我中有我」的方式存在,這使我在整個寫作過程中始終處於一種創造的快樂之中,沒有任何的道德羈
——梁鸿《梁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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