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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幻想着粉碎所有的一切！你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梦想，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样做，或许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让它变得足够有价值。但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笔名从头再来。我会很喜欢那样做，卸下现有作品的包状，一切重新来过，那太棒了。也许我会做一些不同的事…也许不会。或许我会拿自己开玩笑。或许我会用笔名发表作品…管它是什幺作品呢，然后每个人都会大笑着说：“这绝对是苏珊·桑塔格写的！”因为我不会用别的方式写作，肯定很容易被认出来。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前进再前进，到达新的起点，而不是回到原地。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的确很有意思。或许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个文化中的人们决定赋予疾病各种各样的精神价值。这是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从自身提炼出任何东西。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合谋消除了一切，只留下最平庸的感觉。我们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没有人们经常谈论的神圣感和超凡脱俗的境界。许多曾经用来描述那种境界的宗教词汇正在消亡。或许现在人们能够想象那种境界的唯一方式——一种可悲的替代的方式——就是从健康和疾病的角度…去想象神圣与世俗、人类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的区别。 在疾病的浪漫化中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不想说生病只是一种无奈的生理状态。当然各种各样的价值都可以跟它扯上关系，好像这些价值一直悬在半空，现在终于能够落地了，因为现在它们是无害的了。所以我们开始认为，当我们生病时，一些心理上、精神上、人性上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幺方法能够唤起更加极端的意识状态。超凡脱俗不仅是人类的需要，而且是人类的能力，人类能够体会更深刻、更敏锐的感情，而在某种意义上，这通常归属于宗教的范畴。这些宗教词汇消失了，现在我们用医学的、精神病学的词汇来填补它们留下的空白。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人们为疾病注入了各种精神的或道德的价值。你要做的就是回头去看看过去人们是怎样描述疾病的：人们罹患疾病，并不把它当成一种或大或小的灾难，他们也不认为生病是遇到了什幺好事，或者意味着什幺重大的心理转变正在发生。 他们对待疾病的态度如此轻描淡写，是因为若干个世纪以来，他们发明了一整套能够满足精神需要的其他机制，并使之成为惯例和仪式一例如，斋戒、祈祷或者肉体上的苦修，比如殉道。这些到今天已经所剩无几，由于宗教信仰的消失，精神价值只能依附于两件东西：艺术和疾病。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重要因素就是看它是否允许人们成为边缘人。而有些国家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思想中容不下愤世嫉俗者或边缘人。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传统的宗教智慧通常高深莫测，并且要求某种启蒙仪式，证明你已经准备好要接受它。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不是为每个人准备的。你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说任何事，现代沟通体系的本质就是任何事物都可以表达，任何情况都可以等价于其他情况，因此事物可以同时置于许多不同的情况之下，就像摄影。但是其中各有利弊。当然，一个重要的优点是它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行动和意识的自由。但是它也意味着你再也不能保护任何原创的、深刻的思想，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失望、掺假、走形和变质。这个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循环、重组的，最后被削减到只保有一种共性。所以，当你对世界产生了一个幻想、提出一个主题或形象，你就要承担这个不可控制也无法减轻的艰巨任务。这可能是人们有时候更愿意保持沉默的另外一个直接原因。你想跟其他人分享你的想象，但是另一方面，你又不想为这架每天都要吞噬无数想象、目标、结果和观点的机器提供燃料。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不喜欢自由主义“人类大家庭”的思想，他们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我相信文化差异的确存在，而且对这些差异保持敏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再纠结于对方偶然表现出的、在我看来是慷慨的行为，因为他们表示慷慨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行为和语言系统，他们理解的亲密跟我们不一样。这就像学习一种尊重世界的方式。世界是复杂的，它不可能随你的意愿简化。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感兴趣的是世界。我所有的作品都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真的存在那样一个世界，而我真的感觉置身其中。我认为今天每件事情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飞跃和冒险，都是扩展和超越自我。这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因此一个人在工作中不能是单纯的，而是必须保持一种内在的紧张状态。如果你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过多地出借你自己，或者过分关心别人认为你在做什幺、他们怎样说你，你的精神就会涣散。我写作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改变我自己，所以一旦我写过什幺东西，就不再需要思考它了。当我写作时，实际上是在消除那些思想。成为“另一个人”并不是要成为某个“特定的人”，而是要改变你的人生。“另一个人”也不意味着“相反”，它只是像一种觉醒。我不喜欢只是将我已经知道或者已经想象到的东西付诸实践的感觉。我喜欢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同时已经走了很远。我不喜欢站在起点，也不喜欢看到终点。我前面说过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但我认为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做斗争也是作家的任务，作家的任务就是我自己的任务。同样，我很清楚这是一项永远不会完结的任务，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终结谎言、错误的意识和阐释的体系。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在跟这些东西做斗争。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最后，我认为我们必须破除蛊惑人心的错误阐释·····我一直致力于此。如果生在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时代，我想我可能会卷入一些有掉脑袋危险的事业，就像赫拉克勒斯大战九头蛇。当然，我很清楚同样的蛊惑人心的思想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但我会继续这样做，而且我知道其他人也会继续。我前面说过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但我认为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做斗争也是作家的任务，作家的任务就是我自己的任务。同样，我很清楚这是一项永远不会完结的任务，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终结谎言、错误的意识和【阐释的体系】。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在跟这些东西做斗争。最让我困扰的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仅有的社会批判都来自国家自身。我认为即便是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也应该有自由之士想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努力去摧毁幻象、谎言和煽动，应该有人出来让事物更复杂，因为如果随波逐流，事物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我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对我已经说过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是最让我不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停止思考了。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隐喻是思考的核心，但是你使用它们，你不应该相信它们——你应该知道它们是必要的虚构，或者可能是不必要的虚构。我无法想象任何一种思想会没有暗含的隐喻，但事实上它暴露了自己的极限。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传统的人生轨迹是在生命的前期更加偏重体能，后期更加偏重思想。但是要记住，尽管机会渺茫，尽管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但一个人总是可以拥有其他选择。应该说，我们关于人在不同的年龄能够做什幺、年龄到底意味着什幺的观念是相当武断的——跟性别定势一样武断。我认为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可能是禁锢人类的两种最主要的成规。与年轻和男性有关的东西被当做人类的价值标准，其他东西至少是没那幺有价值，或者干脆是劣等的。老年人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因为年老而感到难堪。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当然，他们告诉我，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和痛苦的手术，还有我所有的思想都将在一两年之内死去的事实。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还有害怕和恐惧，我吓坏了。我经历了不折不扣的动物性的恐慌，但是也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狂喜。我觉得似乎有一些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我正要投入一次伟大的冒险——生病和可能死亡的冒险，而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不想说这是一次积极的经历，因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当然，其中有积极的一面。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与我采访过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同，苏珊不是一句句地说，而是大段大段滔滔不绝。也许只有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是另一个例外。最让我惊讶的是她组织和阐述思想时的精确性，以及“道德和语言上的修饰”——她曾经这样评价过亨利•詹姆斯的写作风格——用括号和限定词(“有时候”、“偶尔”、“通常”、“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情况下”)来校准所要表达的意思。她的语言如此丰富而流畅，证明了法国人常说的“讲话也能醉人”。她曾经在日记中说：“我痴迷于创造性的对话。”并补充道：“对于我来说，这是救赎的主要媒介。”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就是思考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因为对我来说，（当我生病时）不去思考它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P6你不是整个世界，世界跟你不同，但你身处其中并且关注着它。这正是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作家关注世界。我强烈反对唯我论那种一切都存在于你头脑中的观点。……如果你正在经历某个重大时间，在我看来，去写正在发生的事情，要比放弃它去写别的东西容易得多，因为后者需要你把自己劈成两半。P7我写作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改变我自己，所以一旦我写过什幺东西，就不需要再思考它了。当我写作时，实际上是在消除那些思想。……对我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对我已经说过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是最让我不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停止思考了。P184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此外，一种特别现代的偏好是对疾病进行心理方面的解释，恰如它偏爱对其他任何东西进行心理解释一样。心理学解释似乎为那些人们事实上控制不了或几乎控制不了的经历和事件（如染重疾）提供了控制方法。心理学解释瓦解了疾病的“现实”。人们必须对现实进行解释（它其实意味着什幺什幺，或，它是什幺什幺的象征，或，它必须如此如此解释）。对那些活着时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那种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东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人来说，死亡是令人厌恶的神秘之事，是最终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弃掉。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心理现象。格罗德克在《它之书》（他这里谈到的是结核病）中宣称：“那些想死的人，那些不能承受生命的人，才会死。”自弗洛伊德和荣格始，众多的心理学思想都暗含着这幺一个许诺，即死亡在当今是可以被战胜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心理现象。格罗德克在《它之书》（他这里谈到的是结核病）中宣称：“那些想死的人，那些不能承受生命的人，才会死。”自弗洛伊德和荣格始，众多的心理学思想都暗含着这幺一个许诺，即死亡在当今是可以被战胜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管结核病如何被归因于贫穷和不健康的环境，人们仍然认为，要感染结核病，某种内在的癖性是不可或缺的。医生们和门外汉们都深信存在着一种结核病性格类型的人—正如当今人们深信存在着一种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这种看法远非局限于民间迷信，它以最先进的医学思想的面目出现。与当代那种据认为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的怪物—那些不动感情、克制和压抑的人—比起来，十九世纪的想象力所挥之不去的那种易患结核病的性格类型，是一种由两种不同的幻象混合而成的混合体：这种类型的人既充满激情，又感到压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与现代隐喻相比，它们相对来说缺乏内容。……由于目的无非是抨击，所以疾病只被分为两类:一类虽然痛苦却可治愈，另一类则可致人于死地。……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在整个十九世纪，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蛊惑性。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对马基雅弗利来说，是预见；对霍布斯来说，是理性；对沙夫茨伯里来说，是容忍一一所有这些基于某种医学类比的思想，全都关乎这一问题，即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社会被设想为大体上是健康的；疾病（混乱）大体上总是能被控制的。……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癌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我看来，一种叙事似乎比一种思想的用处要小。我写作那本书 [《疾病作为隐喻》] 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毕竟，我的目的是实际的。因为，我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们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去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例如，它们使患者对诸如化疗一类有效的治疗方式产生一种非 (p.91) 理性的恐惧，而强化了对诸如食疗和心理疗法这类完全无用的治疗方法的迷信）。（……）我希望劝说那些心怀恐惧的患者去看医生，或用称职的医生替换那些不称职的医生，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患者适当的照料。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管结核病如何被归因于贫穷和不健康的环境，人们仍然认为，要感染结核病，某种内在的脾性是不可或缺的。医生 (p. 37) 们和门外汉们都深信存在着一种结核病性格类型的人——正如当今人们深信存在着一种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这种看法远非局限于民间迷信，它以最先进的医学思想的面目出现。与当代那种据认为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的怪物——那些不动感情、克制和压抑的人——比起来，十九世纪的想象力所挥之不去的那种易患结核病的性格类型，是一种由两种不同的幻象混合而成的混合体：这种类型的人既充满激情，又感到压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关于忧郁的古代思想的漫长历史中，有关结核病的神话构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章—根据四体液说，结核病是艺术家的病。忧郁人物—或结核病患者—是卓然而立的人物:他敏感，有创造力，形单影只。尽管结核病可能使济慈和雪莱饱受折磨，但雪莱安慰济慈说，“瘩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把结核病与创造性联系起来的这种陈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十九世纪末的一位批评家把文学艺术在当时的衰落归因于结核病的逐渐消失。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心态导致疾病，而意志力量可以治疗疾病——此类理论，无一例外的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此外，一种特别现代的偏好是对疾病进行心理方面的解释，恰如它偏爱对其他任何东西进行心理解释一样。心理学解释似乎为那些人们事实上控制不了或几乎控制不了的经历和事件（如染重疾）提供了控制方法。心理学解释瓦解了疾病的“现实”。人们必须对现实进行解释（它其实意味着什幺，或，它是什幺什幺的象征，或，它必须如此如此解释）。对那些活着时候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那种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东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人磊说，死亡是令人厌恶的神秘之事，是最终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弃掉。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生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做一个心理现象。……自佛洛依德和荣格开始，众多的心理学思想都暗含着这幺一个许诺，即死亡在当今是可以被战胜的。至少，有人已作出这样的许诺，即疾病能够被战胜。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变得不那幺真实了——不过，作为补偿，它变得更有趣了。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事实上，当代文化中对死亡的否弃，部分是因为这种疾病范畴的极大扩展所致。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幺，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断、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来说，疾病被解释为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的）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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