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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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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因赞美行动而享有盛誉，最为著名的，是她谈论雅典人与他们的同侪一起投入公共领域而赢得不朽声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况》同样关注行动的危险，关注由行动的自发性所引起、目前已变得无法控制的无限过程。当然，她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无助的动物：我们能从事下一步的行动，主动打破这类过程，并通过约定来控制它们。但是在控制那些由于莽撞地对自然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过程时，除了要面对物理上的困难外，还要注意复数性本身引起的政治问题。理论上，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工作，就能带来巨大的权力：但是复数的人之间的同意是难以达到的，而且更无法避免其他行动者的自发破坏行为。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之际，我们所能做的一个可靠预测就是，尽管过程的运动一直在持续，开放的未来仍将成为无数人自发行动的舞台，这些自发行动远非我们当前所能想象。也许作出另一个预测也不算轻人的境况率：未来读者会在《人的境况》中找到思想食粮和讨论领域，在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不断发掘和发展出不同的线索与主题。那将最适合阿伦特不过。正如她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所说的：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变成了公共事物，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统计学的齐一律绝非一种无害的科学思想。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思想和认识不是一回事。思想作为艺术品的源泉，无须转化和变形就表现在所有伟大哲学中，而我们获得和贮藏知识的认识过程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科学。认识总是追求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是为实际考虑所设的，也可以是“无用的好奇心”所激发的。但是一且目标达到了，认识过程也就结束了。相反，思想在它自身之外既没有一个目的，也没有一个目标，它甚至不能产生结果；不管是技艺人的功利主义哲学还是行动者或科学上对结果的热爱者，都不厌其烦地指出思想是多么的“无用”。p12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柏拉图立刻意识到如果让人成为所有使用物的尺度，那么人就成了使用者和使事物工具化者，而不再是与世界相关的言谈者、行动者和思想者。p15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一个棘手的事实就是，现代科学世界观的“真理”，虽然可以用数学公式来演示并在技术上得到证明，但无法再让自身表达为普通的言说或思想。……我们大概永远都无法理解，即无法思考和谈论我们仍然能够做的东西。……如果真的证明了知识（在现代意义上是“知道一如何”）与思想已经永远分道扬镳，那么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不仅是我们机器的奴隶，而且是我们的“知道一如何”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纵，哪怕它会置人于死地。p前言2-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思想与言说相比是次要的，言说和行动则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类型；这一点首先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要以言说来进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p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思想本身在它“根据结果计算”时就变成了大脑的一种功能，结果人们发现电子工具要比他们自己能更好地履行这些功能。行动在不久前还一直被理解为纯粹的制作和制造，而制作本来具有世界性，并且内在地不关心生命，但现在也被看作仅仅是劳动的另一种形式，一种生命过程的更复杂但并不更神秘的功能。P252-25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数学变成了现代的领导科学，数学地位的这一提升与柏拉图没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高贵的科学，仅次于哲学，并且认为任何人如果不首先熟悉关于理想形式的数学世界，就不能被允许接近哲学。因为在他看来，数学（即几何学）是进入理念天空的恰当阶梯，在理念天空中，单纯的形象（eidola）、阴影和可朽的物质都不再能干预永恒存在者的显现；在那里，现象得到了拯救（sozein ta phainomena），人类的感觉有死性以及可朽的物质材料都得到了净化。不过数学和理念形式并不是理智的产物，而是像感觉材料给予人的感觉器官一样，给予心灵的眼睛的。只有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能看到对肉体的眼睛以及大多数未经训练的头脑隐藏起来的真实存在，或在其真实显现中的存在。随着现代性的兴起，数学不是简单地扩大它的内容或达到无限性，以应用于无限辽阔、无限增长和扩张的宇宙，而是不再和现象发生任何关系。它不再是哲学的开端，不再是大写的存在者在其真实显现中的“科学”，而变成了人类心智结构的科学。……现在，现象之所以能被拯救，仅在于它们能够被还原为一种数学秩序，而且这种数学运算并不是通过把人的思想引向在给定的感觉材料中显现的理想尺度，来揭示真实存在，而是相反，把这些材料还原为人类心灵的尺度……P211，P21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在苏格拉底学派那里发现了对沉思的最早描述，从历史上看，沉思至少有双重来源。一方面，它与柏拉图的一个著名论断有着鲜明而一贯的关系，这个论断也被亚里士多德引用过，就是惊异（thaumazein），面对存在的奇迹而感到震撼的惊奇，是一切哲学的开端。[6]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柏拉图的论断直接来自苏格拉底传给他的弟子的一种体验（也许是最动人的一种）：他的目光一次次地被他的思想所占据，让他沉浸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中，以至于一连几个小时都一动不动。同样可信的是，这种被震撼的惊异在本质上是无言的，它的真实内容无法用言语传达出来。这一体验至少解释了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惊奇看作哲学的开端，而且都同意哲学的终点是某种无言状态，本质上无语的静观状态，尽管他们两人在许多关键之点上有分歧。理论（Theoria），实际上只是表示惊异的另一个词；哲学家最终达到的对真理的静观，就是他开始哲学时纯粹无言的惊奇。P23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内省（这个唯一有可能带来确定知识的方法）的结果，存在于运动的本性当中：只有感觉的对象始终是真的，并且在感觉行动之前和之后持续存在；只有激情的对象是持久的和稳固的，就它们不会被狂热欲望的满足所吞没而言；只有思想的对象，而决非思想本身，超越了运动和变易。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相应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指责自由把人们引向了必然性，谴责行动这个开辟新事物的自发开端，因为它最终陷入了一个先定的关系网中，这个关系网不可避免地拖着当事人前进让他一开始运用自由就仿佛失去了自由。要逃避自由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不行动，保卫人格的独立和完整的唯一手段看来就是从整个人类事务中退出。如果我们撇去那类建议（它们只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化为一种现实和一贯的行为理论）的灾难后果不谈，那么，它们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自主（sovereignty），等同于自由（freedom），而且政治及哲学思想都一向认为这两者理所当然是等同的。倘若自主真的等同于自由，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真正自由，因为自主，即无条件地自足及自我主宰的理想，与复数性的人类条件恰恰是矛盾的。没有人能够自主，因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复数的人们，居住在地球上一一而不是像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所假定的，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他才需要依靠旁人。所有传统不得不给出的那些克服人的不自主状况和赢得人不受损害的完整性的建议，都等于是一种对人的复数性的内在“脆弱 ”的补偿。可是，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并且成功地克服复数性的话，那么结果与其说是完整地支配了自我，不如说是任意地支配了别人，或者像在斯多葛学派那里一样，用一个真实世界换取了一个想象世界，在这个想象世界中，其他人根本不存在。换言之，问题不是自足意义上的强大还是虚弱。比如在多神论体系中，一个神即使无论多么强壮有力，也不可能是自主的；只有在一神论的假定之下（“一神就是一，它单独存在并将永远如此”），自主才等同于自由。而在其他所有情形中，自主只有在想象中才是可能的，要以牺牲现实性为代价。正如伊壁鸠鲁派停留在幸福的幻觉上，在法勒雷斯铜牛上活活受炙烤也觉得幸福样，斯多葛派停留在自由的幻觉上，受奴役也觉得自由这两种幻觉都证明了想象的心理能量是何等巨大，不过只有在世界以及...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哲学思想最终导致了对永恒的关注胜过所有对不朽的渴望。罗马帝国的倾覆清楚地表明了没有什么人手的作品能够不朽，随之兴起的基督福音将永生赋予个体生命，并上升为西方人的排他性宗教。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任何对尘世不朽的追求都変得无意义和不必要了。它们如此成功地把积极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变成了沉思的婢女，以至于使世俗领域在现代的兴起，和同时发生的对行动和沉思的传统秩序的颠倒，都无法挽救不朽之渴望被湮没的命运，而那种渴望，最初曾经是积极生活的源泉和核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无论一个思想家多么关注永恒，当他一坐下来写他的思想，他就首先考虑的不是永恒，而是注意力转向了怎么样留下一些永恒的印迹。他进入了积极生活，在积极生活之中选择持久和潜在不朽的方式。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有在柏拉图那里，对恒和哲学家生活的关切，与追求不朽和对公民生活、政治生活的关切，才被看成是内在矛盾和相互冲突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因为显然任何活动，哪怕仅仅是借助语词在一个人自身中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但不是以构成恒，而且会打破和灭永恒体验本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一切统治理论的基础是柏拉图式的知与行的分离，而不仅仅是对既不负责任又不可化约的权力意志的辩护。柏拉图把知识等同于命令和统治，把行动等同于服从和执行的主张，通过概念化和哲学表述的纯粹力量，排除了政治领域内所有更早先的经验和表述，为整个政治思想传统奠定了基础，甚至在柏拉图得以发展他的概念的经验源泉已经被遗忘了很久之后，他的这一看法依然是权威性的。除了柏拉图对深刻和优美独具一格的结合，为其思想带来经久不衰的影响外，他著作的这一特殊部分经久不衰的原因还在于，通过把行动解释为制造和制作这一更为可信的理解方式，强化了统治对于行动的替代。柏拉图哲学的关键词“理念”（idea）就来源于制作领城的经验，他的确也是第一位注意到知行分离属于制作活动中的日常经验（知行分离对行动领域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思想和行动一且分道扬，行动的有效性和意义也就遭到了毁灭）的哲学家，即制作过程显然分为两部分：首先，制作者观看有待生产之物的形象或形状（ eidos），然后着手组织并开始照着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相应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指责自由把人们引向了必然性，谴责行动这个开辟新事物的自发开端，因为它最终陷入了一个先定的关系网中，这个关系网不可避免地拖着当事人前进，让他一开始运用自由就仿佛失去了自由。要逃避自由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不行动，保卫人格的独立和完整的唯一手段看来就是从整个人类事务中退出。如果我们撇去那类建议(它们只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化为一种现实和一贯的行为理论)的灾难后果不谈，那么，它们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自主(sovereignty)等同于自由(freedom)，而且政治及哲学思想都一向认为这两者理所当然是等同的。倘若自主真的等同于自由，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真正自由，因为自主，即无条件地自足及自我主宰的理想，与复数性的人类条件恰恰是矛盾的。没有人能够自主，因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复数的人们，居住在地球上——而不是像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所假定的，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他才需要依靠旁人。所有传统不得不给出的那些克服人的不自主状况和赢得人不受损害的完整性的建议，都等于是一种对人的复数性的内在“脆弱”的补偿。可是，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并且成功地克服复数性的话，那么结果与其说是完整地支配了自我，不如说是任意地支配了别人，或者像在斯多葛学派那里一样，用一个真实世界换取了一个想象世界，在这个想象世界中，其他人根本不存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行动向制造转化的模式是多么地一贯和成功，从整个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所用的术语中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证实，政治理论和思想如果不使用手段和目的范畴，并以工具性来思考的话，就几乎不可能讨论问题。也许更令人信服的是，所有现代语言中流行的谚语都异口同声地建议我们，“谁要达到目的，也就必须追求手段”，“不打碎鸡蛋就无法做煎蛋饼”。这样的思想迫使人们承认，一切手段只要有效，就是可允许的，对追求某些被定位为目标的东西来说是正当的。我们也许是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内在危险后果的第一代人。然而，只靠附加一些限制条件——例如不是所有手段都是允许的，或在某些情况下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来摆脱这个陈旧的思想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些限制条件要么把某一个道德体系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其喋喋不休的训诚恰恰证明它并非理所当然的，要么正好被它使用的语言和类比所挫败。因为说目的并不能证明所有手段正确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目的之定义就在于它为手段提供了辩护；自相矛盾暗示了困难的存在，不能解决这些困难，就无法令人信服。只要我们相信在政治领城里我们是在跟目的和手段打交道，我们就无法防止任何人用一切手段追求他所认定的目的。以制作代替行动和同时把政治贬低为达到一个据说是“更高”目的的手段——在古代通常是保护好人免受坏人统治的手段，特别是保护哲学家安全的手段，在中世纪则是拯救灵魂的手段，而在现代是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手段，这种作法跟政治哲学的传统一样古老。确实唯有现代把人首先定义为技艺人，一个工具制造者和物的生产者，从而克服了传统持有的对整个制作领域根深蒂固的轻蔑和怀疑。不过，就这同个传统排斥了行动（确实是暗中进行的，但同样有效），从而被迫根据制作来解释行动而言，它虽对制作持怀疑和蔑视的态度，却为政治哲学引入了某种现代仍可依赖的思维模式和趋势。在此方面，现代并没有颠覆传统，不过是让传统摆脱了妨碍它公开宣称，工匠的工作要高于...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因为我们所见的人民组织和政治共同体都是依照家庭形象建立的，一种巨型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构照管着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此相应的政治思想不再是政治科学，而是“国民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或民族经济学（ Volkswirtschaft），所有这些都暗示了一种“集体家政”；在经济上把众多家庭组织成一个超级家庭的模式，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其政治组织形式就是所谓的“国家”。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内省，作为一个事实，不是人的心灵对其灵魂或身体状况的反思，而是意识对它自身内容的纯粹认知性关注这就是笛卡尔的“思"（ cogito）的本质，在他那里“思”总是意味着“我思”（ cogito me cogitate）内省必然产生确定性，因为在这里除了思想生产它自身之外不涉及任何东西除了生产者自己，没有任何人的介入，人除了面对他自己以外，不面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早在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开始想知道人能否接触、认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都建立在他把劳动和生育理解为同一生命繁殖过程的两种方式的基础上，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清楚地显示了他思想的水准和他对现象实在的忠实描述。劳动对他而言是“一个人自身生命的再生，保证了个人的存活，而生育是“另一个生命的生产”，保证了种族的延续。从年代顺序上来说，这个洞见始终是马克思思想从未忘却的源头。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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