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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只有深入到本时代最本己的思想情感,深入到一现而不再的情境中去,才会不朽。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托翁的日记极深刻,但俄罗斯天命的全景却是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里展开的。歌德的随感无比精彩,但只有他的Faust才托得起近代精神的日月星辰。而且,歌德若不是写Faust的那个人,我们也很难想象他道得出随感中那样有分量的见地。现在流传下来的孔夫子,似乎只有些语录,但我们别忘了这位夫子是写定诗经春秋的人,是读易而三绝韦编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系统浩大的工程,非如此又怎能设想一部论语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石?翻开论语,哪一句不是系统思想的概括,哪一句像是浮泛的感想?反观那些感想家的随感,立刻就看出差别了,其中纵有些聪明隽永,也只适合给小报当佐料,和一个时代的基本精神追求毫无干系。——当然,也许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基本的精神追求,那又另当别论。的确,如果一个民族的精英都热衷于发感想听感想,那恰好说明这个民族已经失去精神的基地了。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思想的殖壤本来不只是书本,所以古人要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时候的万卷,今人用小铅字一印刷,不过几十部头。今既已读了这些,也该着出来逛逛了。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长江水路(5月7日)船过安庆后,出舱闲逛。船大,且超载,乘客达2000人,甲板过道上横躺竖卧。独自寻一处清静,接续昨夜古拜经台上的思绪。悟得一切皆空抑或悟得万法如如,我总以为还是后一种悟性要来得更透彻些,所以难怪五祖宏忍虽然把衣钵传给了慧能,仍然说他“亦未见性”。我说“透彻”,是因其悟得真切。了悟一切皆空的人,未始没有,但我们凡人,谁真能悟到一切皆空?更须一问的是,谁始终悟到一切皆空?若始终悟到,那还是悟吗?我们尚在贪生之时,干吗多讲求死之念?饿了要吃困了要睡,这是万法如如。但饿了仍不受嗟来之食,这也是万法如如。最怕的口说一切皆空,实则只把他人看空了,于是自己的生活反倒实得没有了转环的空间。生孩子过日子,就要说修道作诗的是空;修道作诗的,就要说常人的生活空洞。生孩子要好好生孩子,作诗要好好作诗,这就是万法如如了。我虽事哲学,却不喜玄言。想不清说不清的事情是有的,那我们就再去切实体会思考,再试着把话说明白,绝不敢拿了自己的懒惰去冒充得道。笼而统之的得道,的确用不着很费心,难的总是把实实在在的困惑理出一二头绪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岂畏难哉?思的鹄的就是求真,六合之外,万相归一,怎么说都行,诚不再有真伪之辨。古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这里单说说小共同体与展现的关系。当今流行观念把人视作一种经济动物,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用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来衡量社会是否合理。有一个基本方面被大大忽略了,那就是,人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才能。我们在孩子身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个基本方面。前面一再提到,发挥其才能、展现其卓越是希腊人极其强烈的动机,而只有在城邦这样的小共同体中,人才能全面展现他的品格和才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体育竞赛,无论是一座雕塑还是一个思想,每一样成就都是具体可感的,都对城邦有所触动有所改变。事实上,正是在城邦林立的希腊,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涌现出众多的卓异任务。所谓“展现”,并非只是向他人展现,人在展现中达获自我理解。在希腊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一个可以具体感知的共同体中才能够达获适当的自我感知、自我理解。希腊人很难设想自己生活在一个庞大帝国之中,这样的“共同体”的盛衰沉浮跟他作为个体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个人淹没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中,完全看不见自己。
——陈嘉映《希腊别传》
研究希腊思想史的权威J.B.伯里仍然断言:“希腊人首要也是最珍贵的成就当数无畏的思想自由。”伯里所说的思想自由可不是斯多葛学派所称的心灵自由——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思想仍然可以在内心深处自由驰骋。鼎盛期的希腊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心智的自由发展要求自由的表达。敢讲,久而久之也不敢想了,忘了该怎么想。希腊人为自己创造了极难一见的思想-言论自由环境。
——陈嘉映《希腊别传》
苏格拉底的后学之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柏拉图。柏拉图的父母两系都是雅典的顶流望族,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追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游历了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据不是十分肯定的材料,他在耳顺之年曾接受友人迪翁的邀请前往叙拉古,当时,狄奥尼索斯二世刚刚接过叙拉古的僭主之位,迪翁是他的姐夫,也是他的股肱之臣。柏拉图的从政活动以失败告终,本人也遭遇困厄艰险之境。回到雅典之后,柏拉图在雅典近郊阿卡德摩斯(Akademos)圣殿旁创建了一所学园,后来被称为akademia,即今天所说的学园。柏拉图晚年就在这所学园里教学、写作。这所学园延续了将近一千年,直到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于公元529年因其异教性质下令关闭。柏拉图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留下了数十篇哲学对话作品,是后世学者取之不竭的宝库。柏拉图学园也聚集,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人。古希腊所谓哲人,不是我们今天在哲学系里遇到的哲学教师,他们探究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诗学,凡系统知识,都在探究范围之内。
——陈嘉映《希腊别传》
如果从般若空性思想去看,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都并不具备实有的特质,而是互为缘起的非二元关系。如果套用物理学的说法,在围观层面,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其实是由观察主体的认知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宇宙、山河、芸芸众生,不过是因认知而显现出的境界而已,认知不同,所观察到的世界也不同。在佛学理论中,常常会用“万法唯识”来解释这种认知逻辑。
——成庆《人生解忧》
当自由的思潮开始涌现,不同的思想体系开始相互争鸣,当时的印度总体流行着三种世界观:一是认为一切都由神的意志所组成;二是认为生命都依赖过去的业,也就是宿命论;三是认为一切都是偶然形成的偶然论。大多数的争论,都围绕这三类看法展开。
——成庆《人生解忧》
我在书中一直讲人生之苦,这也是一个佛教关注的核心问题,佛教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但这个苦和我们一般理解的苦与乐稍许有些差别。从本质上讲,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认知,无论怎么做,你的人生都是不自由、不圆满的,因此佛教才会通过觉悟来解决人生之苦的问题。而佛教认为,解决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认识到“万法皆空”,或是人们更容易理解的“不二”的思想,通俗的解释就是非二元论。
——成庆《人生解忧》
因此,从佛教的角度出发,势必要回应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生命体的人类,和外在的自然世界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联? 佛学理论把世间万法分为“色心”二法。除了我们的生理组织之外,山川大地,一草一木等皆属“色法”之列。而“心法”在前面的介绍中,被解释为五蕴身心中的认知功能,如受、想、行、识。在解脱道的修行观念里,修行者利用禅定的力量去观察五蕴身心,体验到原来“色心”无时无刻不在迁流变化,也就是确认了世间“无常”,包括这个五蕴身心所代表的“我”,也都是生灭无常的。但是,这仍然没有解释身心之外的世界万物和“我”有什么关系,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我”显然无法与山河大地隔绝而独立存在,从佛教的角度,它们之间存在着“缘起性”,也就是内在的关联性。但这种缘起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前面谈到,我们平常用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五根”去感知世界,而“意根”则将这些感知内容进行抽象化和概念化,这种模式仍然设定了一个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的关系结构。如果从般若空性思想去看,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都并不具备实有的特质,而是互为缘起的非二元关系。如果套用物理学的说法,在微观层面,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其实是由观察主体的认知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我
——成庆《人生解忧》
“四圣谛”,其实就是佛陀所觉悟的四个至高无上的道理。“苦”是指世间一切皆苦;“集”是指造成苦的原因;“灭”是指灭苦的结果;“道”则是灭苦的方法。前面提到,悉达多出家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到世间所弥漫的种种苦,也就是一种强烈的、不自由的感受。所以,如何面对“苦”,其实是理解佛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理解为何我们需要修行的重要基础。但佛家谈“苦”,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通过观察“苦”的生命体验,去寻找“离苦”的内在逻辑与方法。
——成庆《人生解忧》
我认为佛教的核心是解决人的认知问题,因此它也就不会被时代和各种各样的、特殊的人生处境与环境所束缚。如果一个思想是有效的,它就一定能解释当下的问题。
——成庆《人生解忧》
我在书中一直讲人生之苦,这也是一个佛教关注的核心问题,佛教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但这个苦和我们一般理解的苦与乐稍许有些差别。从本质上讲,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认知,无论怎么做,你的人生都是不自由、不圆满的,因此佛教才会通过觉悟来解决人生之苦的问题。而佛教认为,解决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认识到“万法皆空”,或是人们更容易理解的“不二”的思想,通俗的解释就是非二元论。
——成庆《人生解忧》
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
——梁启超《李鸿章传》
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之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之意气,殆如昨梦。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之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自兹以讫光绪廿四年(1989)戊戌七
——梁启超《李鸿章传》
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梁启超《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歠流,而无问齿决,此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胜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儿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梁启超《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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