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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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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这里简要谈一谈文学传统和文学先锋性的问题，有人将这两者对立起来讨论，这是错误的，传统不是固定的，是开放的；不是已经完成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当传统开始自我革新的时候，就是先锋性出现的时候，所以先锋性只是传统自我革新时的一系列困难活动。由于先锋性常以捣乱的面目出现，在当时很容易被认为是传统的敌人，其实它就是传统自己的行为，是传统自我不满时必然出现的革新行为。同样的道理，非经验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就是说非经验的起飞，是因为有经验这个跑道，而且跑道越长，起飞越可靠。有句老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叶兆言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你要先读过十年书，才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没读十年书的话，听君百席话也没用。这个读了十年的书就是经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顿悟就是非经验的突然闪现。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两年前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人》一书中，白乐晴教授在第一章就澄清了韩国的民族文学与政府投入大量预算所标榜的“韩国式”民主主义不是一回事，白乐晴写道：“政府所倡导的民族文学与我们基于民族良心、文学的良心所指的民族文学有距离的话，谈论‘民族文学’不得不更为小心。如果只将民族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与展示，并将鼓吹国民生活现在与将来的暖昧乐观论当作民族文学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正经文学，对民族大多数成员也无益。” 这是我在那次会议上的第一个收获，因为白乐晴教授在书中写到的有关民族文学的段落，总是让我忍不住想起中国的文学现实，有时候我会觉得白乐晴教授所写的仿佛是中国的事，“将民族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和展示”，这也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所热衷的，而且“将鼓吹国民生活现在与将来的暖昧乐观论当作民族文学”，也是不少中国作家的所谓追求。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时，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有位同屋的进修医生知道我喜欢文学，而且准备写作，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他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他劝我不要胡思乱想去喜欢什么文学了，他说：“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我当时回答他：“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那是一九八O年，我二十岁。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时，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有位同屋的进修医生知道我喜欢文学，而且准备写作，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他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他劝我不要胡思乱想去喜欢什么文学了，他说：“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我当时回答他：“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那是一九八〇年，我二十岁。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你写小说是想出名呢，还是热爱文学？” “热爱文学。”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热爱文学就好办了。”他说，“你可以自费出版，印五百本送给亲朋好友。”

——余华《女人的胜利》

《纽约客》：《女人的胜利》被收入《黄昏里的男孩》一书，这个短篇小说集的英文版将于明年一月出版。此书的副标题是——隐秘的中国故事，许多篇章的主人公是处于劣势的小人物，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受欺负的弱势者。你认为林红也属于这一类人群吗？这些故事在什么意义上是“隐秘的”？余华：这部短篇小说集表达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关注的是一系列事件，日常生活总是被忽略，事件成为公开的故事，日常生活反而成为隐秘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隐秘的”在文学中出现时的意义。

——余华《女人的胜利》

司仪问孙强：“二婚的感觉怎么样？” 孙强说：“二婚的感觉就是二婚。” 司仪又问：“二婚的婚礼怎么样？” 孙强说：“我本来不想搞这个婚礼，扯个证合法地睡在一起就行了，可是绵羊不干，只好搞了。” 司仪问绵羊：“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个婚礼？” 绵羊说：“不能让人觉得孙强是偷偷摸摸爬到我床上的，要证明孙强是堂堂正正爬到我床上的，所以一定要有婚礼。”孙强听了不服气，他对绵羊说：“明明是你爬到我床上的，怎么成了我爬到你床上了？”绵羊好像生气了，她问孙强：“第一次，第一次是我主动往你怀里扑，还是你主动来抱住我？”孙强不甘示弱，他问绵羊：“是你有事没事打电话约我出来，还是我有事没事打电话约你出来？”绵羊真的生气了，她说：“我约你出来不是约炮，是约文学。”我妻子听不下去了，低声对我说：“有文化的人说话这么没文化。”

——余华《女人的胜利》

他点点头说：“你可以先写写没有风险的题材。”“第四个构思应该没有风险。”“什么题材？”“是一个旧故事。”“什么时候的？”“清末民初。”“有共产党吗？”“没有。”“有国民党吗？”“没有。”“什么故事？”“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个可以写。”

——余华《女人的胜利》

我弟弟问我：“作家是不是都不太正常？”“怎么说呢，”我说，“应该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你为什么一直都正常？”我弟媳问我。“我哥算不上是作家。”我弟弟在旁边说。“小声点。”我弟媳低声对他说。我说：“不用小声，我听到了，我确实还不是作家。”

——余华《女人的胜利》

文学所表达的仅仅只是一些大众的经验时，其自身的革命便无法避免。任何新的经验一旦时过境迁就将衰老，而这衰老的经验却成了真理，并且被严密地保护起来。在各种陈旧经验堆积如山的中国当代文学里，其自身的革命也就困难重重。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因此小说传达给我们的，不只是栩栩如生或者激动人心之类的价值。它应该是象征的存在。而象征并不是从某个人物或者某条河流那里显示。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罗布-格里耶认为文学的不断改变主要在于真实性概念在不断改变。十九世纪文学造就出来的读者有其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世界对他们而言已经完成和固定下来。他们在各种已经得出的答案里安全地完成阅读行为，他们沉浸在不断被重复的事件的陈旧冒险里。他们拒绝新的冒险，因为他们怀疑新的冒险是否值得。对于他们来说，一条街道意味着交通、行走这类大众的概念。而街道上的泥迹，他们也会立刻赋予“不干净”“没有清扫”之类固定想法。文学所表达的仅仅只是一些大众的经验时，其自身的革命便无法避免。任何新的经验一旦时过境迁就将衰老，而这衰老的经验却成了真理，并且被严密地保护起来。在各种陈旧经验堆积如山的中国当代文学里，其自身的革命也就困难重重。当我们放弃“没有清扫”“不干净”这些想法，而去关注泥迹可能显示的意义，那种意义显然是不确定和不可捉摸的，有关它的答案像天空的颜色一样随意变化，那么我们也许能够获得纯粹个人的新鲜经验。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因此在一九八六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当有一天某个人说他在夜间看到书桌在屋内走动时，这种说法便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也不知从何时起，这种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在有人以要求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在一九八六年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我隐约预感到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即将确立。艾萨克辛格在初学写作之时，他的哥哥这样教导他： “事实是从来不会陈旧过时的，而看法却总是会陈旧过时。”当我们抛弃对事实做出结论的企图，那么已有的经验就不再牢不可破。我们开始发现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这时候我们对真实的理解也就更为接近真实了。当我们就事论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件的外貌，而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这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室息了作家应有的才华，使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房屋、街道这类实在的事物，我们无法明白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我们的想象力会在一只茶杯面前忍气吞声。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为了表达的真实，语言只能冲破常识，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呈现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几个层面，并且在语法上能够并置、错位、颠倒、不受语法固有序列束缚的表达方式。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我是一边做牙医一边开始写作，莫言是一边当兵一边开始写作，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是一写作就找到自己，就能够把写作作为一份职业。肯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少数比较幸运的人能够一举成名以外，大部分作家都要经历很多很多年，像我起码经历了有二十年，才感觉到写作能够养活自己了，一九九八年《活着》开始卖得好起来了，就开始感觉到能够用版税养活自己养活家庭了。

——余华《余华文学课》

万卡和卡达向我们展现了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屈，这是委屈的起始和委屈的尽头，中间是委屈的留白。万卡的委屈会有变化，万卡有着不可知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他长大以后会遭遇什么，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卡达的委屈已经固定，不会变化，卡达没有未来只有已知的过去。万卡到卡达之间漫长岁月里的委屈留白里有些什么内容，我们想知道的话，只能用自己经历里的委屈去填充，这也是文学留给我们的空间。

——余华《余华文学课》

阅读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是神话和传说的叙述，还是超现实和荒诞的叙述，文学的想象在叙述变形时留出来的差异，经常是故事的重要线索，在这个差异里诞生出下一个引人入胜的情节，而且这下一个情节仍然会留出差异的空间，继续去诞生新的隐藏着差异的情节，直到故事结尾的来临。

——余华《余华文学课》

我们年轻的时候读到过博尔赫斯的一句话：“镜子和交媾都是可憎的，因为它们同样使人口数目倍增。”当时我们对博尔赫斯非常崇拜，对他这句话也是非常崇拜，现在再来看看这句话，除了聪明好像没有别的东西了。鲁迅从来不说聪明的话，鲁迅说的话都是指向我们最根本的问题，而且这些根本的问题都是小事，不是大事，鲁迅写大事也是从写小事出发的。当然我无意在这里贬低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思维是飞翔的，他表现的是人的智慧，鲁迅的思维是在人群里行走，表现的是人的根本。

——余华《余华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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