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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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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教育系统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例如，一位来自德国的年轻学生委员在这里访问我时曾告诉我，有些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毕业生不知道美国国会是什么，他们脑子里有的只是无尽的数字之争。而我在普林斯顿的学生不知道奥匈帝国曾经存在过！尽管如此，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海因里希目前也没什么可做，只是试图通过实验慢慢改变现状，至少先在他的学院里。打的名号是：普通人文学科。••••面对这些问题，我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把头埋在沙子里，但我意识到，很多事都将取决于人们如何做。最重要的是，行动可以防止我们让一切都遵循纯粹的技术。这是非常诱人的，因即使是操作现代生活的设备并使其保持运转也变得越来越困难。（1959年8月11日）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关键是彻底非柏拉图式的、使几何学屈服于代数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透露了把地球上的感觉材料和运动化为数学符号的现代理想。没有这种非空间的符号语言，牛顿就不可能把天文学和物理学统一在一种单一的科学中；或换言之，提出一种同等适用于天空中的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的运动的引力规律。甚至在那时就很清楚，现代数学在它业已激动人心的发展中，发现了人类以符号把握空间维度和概念的惊人能力，否则那些维度和概念充其量只能被思考为对人类心智的否定，从而表明人类心智的界限，因为它们的浩瀚是纯粹凡人的心灵所不及的，凡人的存在只能占据一段不重要的时间和始终被限定在宇宙一个并不太重要的角落。比处理这些不能用心灵的眼晴“观看”的东西更意义深远的是，新思维工具为一种在实验中与自然接触和打交道的全新模式开辟了道路，在此方面它要比它帮助设计的所有科学工具都更崭新和更有意义。在实验中，人实现了他新赢得的、从受地球限制的经验中摆脱出来的自由；不是按照自然给定他的样子来观察自然现象，而是将自然置于他自己的心智条件下，即置于他新赢得的一种普遍的、天体物理学的视野中，一个外在于自然自身的宇宙立场之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数学变成了现代的领导科学。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创造性天才那里，人比作品高贵的状况颠倒了，以至于他发现他自己，一个活生生的创造者还要和自己的创造物竞争，虽然他比它们生得早，但最终它们比他存在得更长久，这与其说是天才的光荣，不如说是天才的困境。因为所有真正伟大的天赋都保有的荣耀是，具有天赋的人总是比他自己完成的产品更高贵，至少他是创造力的活的源泉；这个源泉来自他是谁，并始终独立于实际的工作过程和他所成就的事物。天才的这一困境是如此真实，在文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作者和作品次序的颠倒登峰造极；最让人气愤，而且有时在民众身上激起的怨恨多过在知识分子身上激起的虚假优越感的是，甚至他们最槽糕的作品，都很可能受到比他本人更好的待遇。而“知识分子”的标志恰恰在于他不受这种“可怕羞辱”的触动，结果真正的艺术家或文学工作者“感到他变成了他作品的儿子”，他注定了要“从如此这般地被局限于其中的一面镜子里”来观察自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相信某人是“谁”的问题在伟大和重要性上超过了他所能做的任何事情和他所能创造的任何东西，乃是构成人的骄傲不可缺少的因素。“让医师、糖果制造商和豪宅仆人以他们做过的事情，甚至打算要做的事情来接受评判吧；伟大人物的评判标准是他们是谁。”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而且他们会发现，如果说除了纯粹愚蠢的虚荣之外，在他们身上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做自己的奴仆和囚徒，跟做别人的奴仆一样痛苦，也许更屈辱。在创造性天才那里，人比作品高贵的状况颠倒了，以至于他发现他自己，一个活生生的创造者还要和自己的创造物竞争，虽然他比它们生得早，但最终它们比他存在得更长久，这与其说是天才的光荣，不如说是天才的困境。因为所有真正伟大的天赋都保有的荣耀是，具有天赋的人总是比他自己完成的产品更高贵，至少他是创造力的活的源泉；这个源泉来自他是谁，并始终独立于实际的工作过程和他所成就的事物。天才的这一困境是如此真实，在文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作者和作品次序的颠倒登峰造极；最让人气愤，而且有时在民众身上激起的怨恨多过在知识分子身上激起的虚假优越感的是，甚至他们最糟糕的作品，都很可能受到比他们本人更好的待遇。而“知识分子”的标志恰恰在于他不受这种“可怕羞辱”的触动，结果真正的艺术家或文学工作者“感到他变成了他作品的儿子”，他注定了要“从如此这般地被局限于其中的一面镜子里”来观察自己。P16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做，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而且他们会发现，如果说除了纯粹愚蠢的虚荣之外，在他们身上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做自己的奴仆和囚徒，眼做别人的奴仆一样痛苦，也许更屈辱。在创造性天才那里，人比作品高贵的状况颠倒了，以至于他发现他自己，一个活生生的创造者还要和自己的创造物竞争，虽然他比它们生得早，但最终它们比他存在得更长久，这与其说是天才的光荣，不如说是天才的困境。因为所有真正伟大的天赋都保有的荣耀是，具有天赋的人总是比他自己完成的产品更高贵，至少他是创造力的活的源泉；这个源泉来自他是谁，并始终独立于实际的工作过程和他所成就的事物。天才的这一困境是如此真实，在文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作者和作品次序的颠倒登峰造极；最让人气愤，而且有时在民众身上激起的怨恨多过在知识分子身上激起的虚假优越感的是，甚至他们最糟糕的作品，都很可能受到比他们本人更好的待遇。而“知识分子”的标志恰恰在于他不受这种“可怕羞辱”的触动，结果真正的艺术家或文学工作者“感到他变成了他作品的儿子”，他注定了要“从如此这般地被局限于其中的一面镜子里”[43]来观察自己。（16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打个比方，我们把不断生长着的作品比作火葬时的柴堆，它的评论者就像化学家，而它的批评家则是炼金术士。留给前者的是木头和灰烬，作为他分析的唯一对象；后者则一心想着火焰自身的谜：生命之谜。因此，批评家所要探寻的事这样一种真理：它生动的火焰还在过去沉重的木头和已逝生命的青灰上继续燃烧。作为炼金术士的批评家从事着这样一种含糊的工作：他将现实事物中的无用成分，转化为闪耀而永恒的真理之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观察并解释着带来这一神奇变形的历史过程——无论我们怎么想象这一形象，它都很难和我们把一个作者归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时头脑中通常出现的那些形象相对应。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讲故事——至少在不作任何文学加工的前提下讲——有多么困难；讲故事，需要心底无私，一种未经折射与反射的心灵与头脑的纯洁无瑕；而这，只有正直的人才会拥有。没有人，无论之前还是以后，拥有比青德尔.格林斯潘更加可贵的诚实品质。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结果你只会发现，在接下来无休止的庭审中，讲故事——至少在不做任何文学加工的前提下——有多么困难；讲故事需要心底无私，一种未经折射与反射的心灵与头脑的纯洁无暇；二这，只有正直的人才拥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自从我们开始经营以来，书籍的发行成本一直在持续上升：最早是8先令6便士一本小说，后来变成了10先令6便士，然后是12先令6便士，接着是15先令（这似乎是个特别令人震惊的跳跃），之后便快速突破了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1英镑屏障。（如果此时某个巫婆告诉我们很快会涨到8英镑、10英傍、12英镑、15英镑、20英镑，而不是以先令计价，我们会怎么想？）每次涨价后，人们依然会买书，但这类人的数量并不多。只要有人说我们的书销量减少不是因为价格上涨，而是因为别的因素，安德烈就很不耐烦…一切确实变得更贵了，这就是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了。可是在我看来，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我们，别人也做过多次尝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推出过“文学类”第一批小说的廉价版本，但价钱便宜也并没有卖得更好。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只是因为有人说某本书很特别就能引发风潮，但这同时会让出版商很头疼，因为读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争取和讨好。布克奖就是考虑到第二类人的需求于1969年发起的。它通过给一本书颁发令人印象深刻的奖金来提高图书类新闻的质量，普通读者们则张耳细听。它对提名的书籍销量有一定作用，但一直以来的期望其实是，人们在购买了头几名获奖书籍之后，会“转而” 购买其他普通书籍，然而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期望得以达成。还有一种试图激发更广泛公众意识的努力，如推出“读书最棒”这类口号，到了现在，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书商赠送的手提袋上印着此类信息，但这种广告，不感兴趣的人根本就视而不见。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这份稿子即便不能说每一句，至少也是每一段我都修改过，还经常不得不重新打字，再逐章发给作者，请他同意——尽管他是个天生爱发牢骚的人，通常倒也会同意。我其实很享受这份工作，这就像从一个形状笨拙的包裹中取出一层层皱巴巴的棕色包装纸，然后慢慢将里面的漂亮礼物展示出来，这一过程远比编辑有能力的作家作品时所做的小修小补更令人有成就感。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就对其进行了评论，说这是一本出色的书籍，学术性强、充满了迷人的细节，文字也非常漂亮。作者立即将这篇评论的剪报订在一张笺上给我寄了过来。“这人还真不错，”我心想，“他一定想对我说谢谢！”但他实际上写的是：“请看看关于文字的评论，这证明了我一直以来持有的想法，之前那些大惊小怪都毫无必要。”我笑够了以后，就接受了这个信息：编辑永远不要期待感谢（偶尔收到时，应该将其视为意外的收获）。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尽管从1946年到1984年，安德烈在办公室管理上的主要手段一直是威胁我们厄运即将来临，但厄运真正来临时，他却迟迟没有意识到。长期以来，他更愿意将公司的症状解释为“暂时的低迷”。我们出版社的倒闭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主要由两件事共同促成：一是愿意阅读我们主要出版物的人数减少，二是经济衰退。………………每次涨价后，人们依然会买书，但这类人的数量并不多。只要有人说我们的书销量减少不是因为价格上涨，而是因为别的因素，安德烈就很不耐烦……一切确实变得更贵了，这就是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了。可是在我看来，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我们，别人也做过多次尝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推出过“文学类”第一批小说的廉价版本，但价钱便宜也并没有卖得更好。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只是因为有人说某本书很特别就能引发风潮，但这同时会让出版商很头疼，因为读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争取和讨好。…………当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我曾觉得我们应该对此做点什么。看看30年代的艾伦·莱恩，他就想出了企鹅出版社的点子，那不也是为了满足需求而进行的出版革命吗……我们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做点儿类似的事儿吗？皮尔斯和我偶尔会讨论一下（安德烈则从不会为这种无谓的推测而烦恼），但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皮尔斯认为我们应该减少小说，寻找必要的、严肃的非虚构类出版物，他说得对，但知易行难。我的大脑则一片空白，我太固执于自我的方式，不想做出任何改变，这是我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出版自己喜欢的图书，想到改成任何其他类型的书，就觉得可怕。所以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这一定...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是诺曼·梅勒＇的第一部小说《裸者与死者》，这本书是一位绝望的文学经纪人带来的，因为尽管它已经在大西洋彼岸引发了狂潮（就是当时那种总是神秘地先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书），但伦敦的六家大型出版商都将其拒之门外。那时我们的书单已经逐渐充实起来，销售也蒸蒸日上，但仍然不过是个小机构，无法成为手拿一本好书的经纪人的第一选择，要不是他们觉得不会有别的出版社出价，我们甚至不会成为“第七选择”。这是一部战争小说，其中所有士兵角色都在太平洋战场拥有地狱般的遭遇，梅勒本人曾在那里服役。他一心想要准确地传达这些士兵的天性及经历，所以自然希望将小说中的男人们描述得真实，这就意味着一定且经常需要使用“fuck”和“fucking”这两个词。他的美国出版商曾告诉过他，他们知道这是本好书，但要是将这个词直接印刷出来，不论是他们还是其他人都不会出版的（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我相信曾经有人建议使用“f—”来代替这个词，但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频繁，这么代替的话，整个对话看起来就像一张渔网，所以后来大家一致同意用“fug”和“fugging”来代替。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作者认为的文学巨人：托尔斯泰，狄更斯，普鲁斯特，福楼拜，特罗洛普（英）喜欢的作家：契诃夫，WG塞巴尔德，门罗四本推荐的非虚构：万魔殿（汉弗莱詹宁斯），乔赛亚韦奇伍德的生平（布莱恩多兰），查尔斯达尔文的书信，托马斯比伊克的一生（珍妮厄格洛）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她冒着被禁止出版的风险，也要坚持引进诺曼·梅勒的《裸者和死者》，因为这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好书。她欣赏奈保尔的文学天才，尽管他以性格糟糕闻名，她仍然可以通过“自我洗脑”来忍受对方无穷无尽的情绪发泄，甚至还想出了一个心理暗示法——假设奈保尔是一个虚构的卡通人物，这样他的怪癖就只会令人感到惊奇和可笑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经常为《文学评论》写文章，对日常开销帮助虽然不大，但的确很有意思。正如丽贝卡·韦斯特在《巴黎评论》的一次访谈中所说的：“让你面对一本书时，真正地打开心扉。”除此之外，写评论还促使我阅读那些可能不会去读的书籍。比如弗雷德里克·布朗写的关于福楼拜的顽强生活，如果我在书店（很高兴没在书店看见“挥泪甩卖”这类词语，人们说大部分生意场都挂着这种标志）看见这本书，我可能会想：“嗯，看起来很有趣，但这本书太厚了，我的书架上连一本薄薄的小书也插不进去了，况且，关于福楼拜的生活，我知道的已经够多了。”然后转身就走，去看看新到的平装书，因此失去了一次真正的体验“愉快大餐”的机会。还有格特鲁德·贝尔，我为什么要读任何关于她或她写的东西呢？不管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弗雷亚·斯塔克，或尽管也没那么喜欢就想当然地觉得T. E.劳伦斯更值得一读，我就是不想读她的书。而令我深感羞愧的是，我不想读仅仅因为不喜欢她的名字，格特鲁德，这个双音节的单词可真难听，总让我想起衣衫褴褛又严肃又不讨人喜欢的女性形象。所以如果不是《文学评论》要求我写评论的话，我绝对不会拿起乔治娜·豪厄儿写的有关格特鲁德·贝尔的传记来读，然后一读之下，忽然看见一个真实而不同寻常的女人，还发现了这个世界最令人着迷的领域，以及令人毛发倒竖的近代史篇章。迄今为止我竟然不了解关于这个女人的任何事情，这似乎非常荒唐，而这样被逼着、被引导着在八十九岁高龄时发现了她，又是多么奇妙。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再加上阿西尔自己也不愿做一个“出版商”，在她来看，“编辑”和“出版商”有很大区。多伊奇是一个典型的“出版商”一他是个没有生活、狂热工作的生意人。他有无限充沛的精力、懂得如何包装宣传，如何进行商业运作，性格也相当强势，甚至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而阿西尔的兴趣只在于做一个“编辑”一她有着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和眼光，发掘、引进了波伏娃、阿特伍德、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等一系列杰出的；并在与作者的讨论中提出中肯的建议，帮助他们写作，这是她的热情所在。同时，她还需要工作和生活有明确的界限，她直言：“虽然我有时会为自己在工作中的力有限而感羞愧，但我认为，个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我并不为这理念而感羞愧—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生于保加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是我看到的另一个反面教材，他挑战死亡的方式与简的惶恐不安相比显得更加愚蠢。My second object lesson was the Bulgarian-born, Nobel-Prize winning writer, Elias Canetti, whose defiance of death was more foolish than Jean's dismay. 作为一个典型的中欧人，他遵循传统，一旦遇到不可理解之物就建立一套抽象思维体系来对付，但这种思维与很多英国人的想法并不相宜，结果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想法，竟发表了整整两大本自己写的格言。He had a central European's respe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bstract systems of thought about the inexplicable, which is uncongenial to many English minds, and which caused him to overvalue his own notions to the extent of publishing two volumes of aphorisms. 应该承认，他写的很多格言都言简意赅，其中一些还谈得上有些见地，但总的来说，那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浮夸之文啊! Many of the aphorisms were pithy and a few were witty, but as a whole what pompous self-importance! 读到最后，他的文字简直变成了胡说八道，重复内容随处可见，宣称自己“ 拒绝死亡”，终于让我忍无可忍。 The last straw was whe...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 五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她发掘了《简·爱》前传、著名的女性主义小说《藻海无边》的作者简·里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等不少文学大家，并和西蒙娜·波伏娃、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众多著名作家密切合作，直到76岁才退休。>> “所有的出版工作都是由众多收入不高的女性和少数收入高得多的男性共同进行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许多人眼中早已习以为常。>>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 “我对男人没有期待。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们在疏远，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相当正常，所有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对于少年的友谊都是这样描写的，会走向衰败和终结，而真正的冒险自此之后才会展开。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看看能是怎么“滚球子”的。我拒绝了。当时四十五岁的母亲，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跟一同打工的男人干架，我在大学学喜欢的专业，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宿舍的姐妹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去参加社团活动——母亲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劳动。我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她没有经历过的。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她正在忍受劳作时身体上的痛苦。每次，她带着想要说教我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时，我只有短暂的愧疚和短暂地为她感到不公平，过一会儿便抛诸脑后。我似乎是在理所当然地享受当下，故意忽略母亲。拒绝和母亲去工地上看看的我，或许是因为怕看到母亲的“痛苦”。我上学的学费正是母亲“滚球子”挣出来的。我想到自己在学校毫无成就，甚至带着一些享乐的生活，就无法面对眼前的真实。我沉默面对母亲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选择了不去回应。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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