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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的过去永远不会过去,铭记与记忆,也永远不会终结,其中的“救赎”或许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但从研究的角度——又一次,我们会想起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而随着最后一批大屠杀亲历者的调零,集体记忆面临着向文化记忆转变的挑战——研究永无止境,“因为从当下的角度来看,观点不断变化,问题不断变化,你会随之提出不同的问题意识”。
——杨潇《另一个国度》
中国和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观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实际上,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只是中国人对这种观点更加深信不疑。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依然适用,尽管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古代经典的敬仰之情是一样的。谁能弄清并解释出中国政体发展至今的过程,那么,他的发现势必是惊天动地的。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别国经历过的内部革命,中国却没有经历。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人砌一堵石墙,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问他为什么砌得那么奇怪,他说这样的话墙被吹倒之后会比过去更高!中国的政体是一个立方体,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推翻,即使被翻倒,那也只是换个面,它的外表与内涵始终没有被改变。这一过程反复出现,逐渐使中国人明白了,中国政府演变的结果不会发生任何本质的改变。人们深信,设计者和建造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任何改进的建议统统都是胡编乱造。所以,人们就这样成就了今天的说法,说古人的智慧明显高于后人,后人的劣势显而易见。清朝统治者在所有中国人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发型。这种明确的屈服标志,理所当然地遭到成千上万的有志之士的拼死反对。但是这在清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改初衷,使之成为忠诚清朝的标志和尺度。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便是其结果——中国人以自己的辫子为荣耀。现在,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当地人还残存着对清朝的仇恨,他们用头巾来遮盖民族耻辱。这种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习惯,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全国人民必须习惯于这种风俗,不需要一个解释的理由,人们的责任就是遵从,事实上,人们确实是毫无疑问的遵从了。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的人们,宗教信仰的程度大相径庭,可以肯定的是,千百万奉行“三大宗教”的仪式的人们,却缺乏对这些宗教的信仰,如同他们对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无所知一样。假如你要问他们,遵从某种特定宗教习俗的原由,下列两种回答是最常见的:一,说这种与神...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我们也可以像吉本评论古罗马那样来评价中国,即对普通民众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真实的;对一位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虚妄的;而对于官僚们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有用的。中国皇帝也和古罗马皇帝一样,都同时可以说是“一个高级教士,又是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造成中华帝国陷入这样一种境地的,就是那融合了多神论与泛神论的儒学。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礼是中国人一切心理的缩影;我认为,《礼记》是中国人能为其他民族提供的而关于中华民族最确切、最完整的一本专著。中国人的情感——如果有的话——是靠“礼”来满足;中国人的责任,也靠“礼”来完成;中国人的美德和不足是靠“礼”得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礼”来维系的——总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礼”是道德、政治和宗教的化身,同家庭、社会和宗教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和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观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实际上,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只是中国人对这种观点更加深信不疑。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依然适用,尽管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古代经典的敬仰之情是一样的。谁能弄清并解释出中国政体发展至今的过程,那么,他的发现势必是惊天动地的。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别国经历过的内部革命,中国却没有经历。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人砌一堵石墙,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问他为什么砌得那么奇怪,他说这样的话墙被吹倒之后会比过去更高!中国的政体是一个立方体,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推翻,即使被翻倒,那也只是换个面,它的外表与内涵始终没有被改变。这一过程反复出现,逐渐使中国人明白了,中国政府演变的结果不会发生任何本质的改变。人们深信,设计者和建造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任何改进的建议统统都是胡编乱造。所以,人们就这样成就了今天的说法,说古人的智慧明显高于后人,后人的劣势显而易见。清朝统治者在所有中国人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发型。这种明确的屈服标志,理所当然地遭到成千上万的有志之士的拼死反对。但是这在清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改初衷,使之成为忠诚清朝的标志和尺度。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便是其结果——中国人以自己的辫子为荣耀。现在,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当地人还残存着对清朝的仇恨,他们用头巾来遮盖民族耻辱。这种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习惯,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全国人民必须习惯于这种风俗,不需要一个解释的理由,人们的责任就是遵从,事实上,人们确实是毫无疑问的遵从了。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的人们,宗教信仰的程度大相径庭,可以肯定的是,千百万奉行“三大宗教”的仪式的人们,却缺乏对这些宗教的信仰,如同他们对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无所知一样。假如你要问他们,遵从某种特定宗教习俗的原由,下列两种回答是最常见的:一,说这种与神...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我们也可以像吉本评论古罗马那样来评价中国,即对普通民众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真实的;对一位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虚妄的;而对于官僚们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有用的。中国皇帝也和古罗马皇帝一样,都同时可以说是“一个高级教士,又是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造成中华帝国陷入这样一种境地的,就是那融合了多神论与泛神论的儒学。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据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由六项标准,每一项都极富含义;。。。其一是工业状况;二是社会习俗;三是妇女地位与家庭特点;四是政府机构和统治者的品质;五是公共教育的状况;六是宗教崇拜对实际生活的现实作用。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礼是中国人一切心理的缩影;我认为,《礼记》是中国人能为其他民族提供的而关于中华民族最确切、最完整的一本专著。中国人的情感——如果有的话——是靠“礼”来满足;中国人的责任,也靠“礼”来完成;中国人的美德和不足是靠“礼”得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礼”来维系的——总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礼”是道德、政治和宗教的化身,同家庭、社会和宗教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此时台上的演说已接近尾声:“红会精神之所在,乃无省界、无国界、无种族界,亦无宗教界。率土之滨,溥天之下,负履行人道责者,唯红十字会耳!这座总医院,是中国红会第一座医院,今日落成,必可成为人道之见证,践行大医之无疆。请诸君拭目以待!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换句话说,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但宗教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也得接受朝廷部门的管辖。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从九品。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实际权柄可不低。当地僧人违法犯戒、寺庙的争端诉讼,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 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却无俸禄,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还得僧官自己掏钱。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诚德者任之。什么是“诚”?捐大笔银钱就是诚,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什么是“德”?你必须得到本地清寺住持的认可,有大徳联名作保,才有资格担当。 说白了,这个官位得买。买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鼎?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这两个条件,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释门虽然清净脱俗,可也一样要遵循这个规律。一个寂寂无闻的穷和尚,就算佛法造诣再高,坐上都纲的位子,也没法开展工作。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从九品。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实际权柄可不低。当地僧人违法犯戒、寺庙的争端诉讼,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却无俸禄,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还得僧官自己掏钱。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诚德者任之。什么是“诚”?捐纳一大笔银钱就是诚,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什么是“德”?你必须得到本地诸寺住持的认可,有大德联名作保,才有资格担当。说白了,这个官位得买。买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九鼎?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这两个条件,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对爷爷来说,我是宗教,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每当想到区些,我就想死。” 祥子说,下雨的日子,为了不碰上拿着伞接自己的爷爷,她会翻墙回家。爷爷攒下本来就不多的钱给她买衣服,她却连包装袋一起扔进垃圾桶。祥子说爷爷对她的爱过重,这让她毛骨悚然。
——崔恩荣《对我无害之人》
英语中的大多数脏话可分为三个主要的语义类别,它们反映出了我们社会文化特有的焦虑和迷恋。这些类别包括:性,比如“fuck”“dick”“cunt”;粪便及排泄器官,比如“shit”、“crap”(粪便)、“asshole'”(屁眼)方宗教,比如“damn”(诅咒,该死“holyshit”(“圣屎”,我靠)、“Christ on a cracker'”(“饼干上的基督”,我嘞个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一个西方女性来到充满严格宗教氛围的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时,她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场席卷全世界的大洪水中,自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女人。p89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您知道,在现代的各个共和国,宗教已经成为一个私人问题。而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是,宗教应该是私人的:不要让这些人进入政治!他们对世界的关心不够!有些人认为世界终有一死而他们自己是不朽的,这些人非常危险;因为我们期望着这个世界的稳定和良好的秩序。p125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人们除了让自已快乐,还能做什么呢?所有的传统宗教,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我也不相信它们依旧能在某个地方,或以某种方式为类似法律的直接政治性的东西提供基础。事实证明,恶比人们预见得更加激进。从表面上看,十诫没有预见到现代犯罪。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人类测量能力的本质在于,为了能够发挥作用,它必须先从近处抽离自身,必须在自己与被测量的对象之间设立一段距离。而且,距离越大,它所能测量、度量的东西就越多,但与此同时,被测量的空间本身也就变得越小。地球收缩的决定性事实,是由飞机的发明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飞机作为一种能使人彻底脱离地表的装置,这一事实清楚地指向了我们在此所面对的现象:地球上每一次距离的缩减,都是以人自身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增加为代价的。换句话说,每一次空间的靠近,都是以人与其居所之间的根本疏离为代价,都是以人与世界的异化为代价。 令人惊讶的是,宗教改革这样本质上如此迥异的事件,最终竟也把我们推到了一个与前述地理性疏离极为相似的异化现象面前,马克斯·韦伯把新教诊断为“入世的禁欲主义”,他认为这是新教资本主义精神最强大的驱动力。这样的巧合,确实让人难以不去相信幽灵、恶魔,或者那些暗中作祟的“时代精神”的存在。正是在最极端的差异之中显现出的相似性,才显得格外惊人而令人不安。因为这种入世的世界异化,与那种由于地球的发现与占有而自动产生的疏离地球和异化的状态,并无直接关联。这种入世的世界异化的历史事实已由马克斯·韦伯在那篇著名的研究中加以证明。此外,伴随着这一现象,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另一种形式的“人世的世界异化”也出现了,而此现象与路德或加尔文那些试图将基督信仰复归其原初末世论的超越性之举毫无关联。在现代早期,农民阶层被剥夺土地的直接结果,同样在另一层面上产生了一种入世的世界异化。而农民的被剥夺,又是教会财产被没收所引发的一种既非预谋也未预见的后果。正是这些导致世界异化的剥夺,最终促成了封建经济体系的崩溃。猜测若无此历史事件,我们的经济将如何发展,是徒劳的。这种事件把欧洲及随后全世界卷入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财产在占有的过程中被毁灭,物品在生产过程中被吞噬,人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不断削弱着世界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权力不仅仅是在人们相互共处之中形成的那种权力潜能,而是能够像人拥有“力量”那样使用它,不必依赖那种永远不完全可靠、永远暂时的众多意志的汇合,那么全能(Allmachtigkeit)便确实会成为人类可能达到的境界。在本质上,正如实践一样,权力是无限的。它并不受物质和生理限制,那些限制使得人的身体与必需性的力量都被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权力的界限并不在其自身之中,而在于其他权力群体的同时存在,在于那些处于自身权力范围之外却同样在生成权力的他者的存在。权力因多元而受限,这并非偶然,因为权力的首要前提恰恰就是这种多元。由此也可解释一个奇特的事实:权力的分立并不会导致权力的削弱。相反,建立在分立之上的诸权力的协作会产生一种彼此制衡、相互支撑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正是通过共同存在,新的权力被不断生成,只要这种相互作用仍然鲜活存在,并且未陷入相互瘫痪或僵化。因此,不可分割的并非权力,而是力量。力量虽然也会因他人的存在而受到牵制,却同时被他们限制并削弱其效能。当个人的力量企图在共同实践中彰显自身时,它的冲击力就会减损,且始终有被众人的权力压倒与摧毁的危险。将个体制造的力量与众人实践的权力合二为一的情况,只能作为神的属性被想象出来。在多神教宗教中,即便诸神的力量远超人类,他们也不是全能的。因此,一切追求全能的企图,且不论其中所蕴含的傲慢,总是指向对多元的毁灭。即便是一种被提升至神性的全能,也不可能在多元之中存在。 唯一能够与权力相抗衡的,不是力量(Starke),力量在面对权力时毫无防御之力。真正的答案是暴力(Gewalt)。暴力凭借它特有的能量(Kraft),一个人确实可以强迫许多人服从,因为它可以被积聚、被垄断,并以暴力手段保存。然而,暴力只能摧毁权力,却无法取而代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暴力与权力丧失往往可以结合在一起。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权力丧失的暴力动员,往往如同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主动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身份的显现则不需要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某人是“谁”(who)不同于他是“什么”(what),后者是他的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对之他既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在彻底沉默或绝对不作为的情况下才能隐藏。但自我彰显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却几乎是达不到的,一个人并不能像他可以拥有或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相反,很有可能这个如此明白无误地向他人显现的“谁”,对这个人自己却始终是隐藏的,就像希腊宗教中终身陪伴着每个人的守护神(daimon)一样,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人,只有迎面与他相遇的人才看得到。……由于行动内在地具有彰显行动者的倾向,它的充分显现就有赖于我们曾经称为荣耀的光芒,而这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才是可能的。P14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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