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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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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错误的个人观,也会导致对社会的错误理解。 自由主义往往倾向于“工具性的社群观”,就是认为社群只有工具性的意义。比如,在诺齐克的理论中,国家唯一的功能就是保障个人权利,是个人追求自身福社的工具。如果只是工具,那个人对国家就谈不上什幺情感与忠诚。这就好像你不会说,我爱一把剪刀,我要忠于这把剪刀。 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比诺齐克要温和一些;他主张“情感性的社群观”,认为社会是一个合作互惠的体系,人们在合作中会产生善意和情感,建立共同的价值。但桑德尔认为,这种情感性的社群仍然没有真正的相互依赖,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团结。你想啊,恋人之间也有感情,但要分手还是会照样分手。 那幺,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 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 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个人主义所主张的义务相当不同。道德个人主义的义务是自愿同意签订契约而形成的义务,没有自愿同意就没有义务。但“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不是你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社群所赋予的义务,是一种给定(given)的义务,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没有自愿选择,也能带来责任和义务吗?其实你想想...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所谓“理性的自负”,是指对人类的理性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相信理性能获得几乎完美的知识,从而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规划,实现理想的人类生活。——P155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P157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用整体规划能够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是,这是一个虚幻的期望。在这里,我们就进入了哈耶克思想的深层。他告诫我们,必须始终清醒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这不是说人类什幺都不知道,而是强调人类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必然包含着无知的一面。在哈耶克看来,理性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追求知识。第二个作用就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哈耶克指出,即使没有人为的整体设计,秩序也能够自然生成、自发演化。——P158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P160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在波普尔看来,我们人类是一种“问题求解”的动物,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活动,都是这个模式:遇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找到方案获得进展。但我们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完美解决,因为解决方案本身总会遇到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求解”之旅就永远没有终点,是一种“无尽的探索”。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P145什幺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呢?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波普尔当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法,主观努力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只能促进或者拖延这个历史进程,但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那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规律,并且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从而制定最完美的蓝图来整体性地改造社会。波普尔认为,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价值多元化之于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还有消极的一面。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幺是人云亦云的,要幺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那幺,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歧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幺,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韦伯说:“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因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现代人虽然拥有很大的自由,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理想和政治立场的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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