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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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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费伯博士在他的《儒学类编》一书的最后专门指出了“儒教的不足与失误”。一、“儒教自认它与现存的神没有关系。”二、“儒学没有对人的灵魂与肉体做出区分，无论就人本身身体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明确的概念。” 三、“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就能成为一个圣人，而另外的些人却是普通人。” 四、“称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圣人的只能和才能有关，而却缺乏解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成为圣人的事实依据。”五、“虽然儒家对罪恶的态度，在口气上不够坚定和决绝，但除了社会生活里道德上的惩戒外，没提到任何对罪恶的惩罚措施。” 六、“儒学总体而言，对罪孽和邪恶缺少深刻的洞察。” 七、“因此，儒学发现它无法去解释死亡。”八、“儒学无法找到一个中介，使人的本性与自身的理想重归和谐。” 九、“祈祷及其道德力量在儒学体系中没有任何位置。” 十、“尽管不断地强调信任，但是这种信任只是停留在期望或者口头中，现实中却很少鼓励作为信任前提的诚实，更确切地说，事实恰恰相反。” 十一、“允许容忍一夫多妻制。” 十二、“认同多神论。”十三、“相信算命、看风水、预兆、托梦和其他的幻像（例如凤凰等）。”十四、“伦理道德和其他的仪式搅在一起，成为一种十足的专制形式。” 十五、“孔子对待古代制度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 十六、“认定某些美妙的音乐旋律会对道德产生不良影响的断言是不合理的。”①十七、“过于夸大某些榜样的力量。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十八、“儒家的教义中，社会生活体系就是一种专制体制；女人就是奴隶；孩子在父母面前没有自已任何的权利，在与长辈的关系中只处于臣属的地位。” 十九、“孝顺父母被夸大到了奉若神灵的地步。” 二十、“孔子思想体系的最终结果，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是精英崇...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也表现在家庭生活中。不同的家庭情况大相径庭，就其本质而言，总体的关系是不好的，不难看出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是不幸福的。之所以不幸福，究其原因是缺少感情上的和谐。在我们看来感情的和谐恰恰是家庭现实生活最重要的。中国的家庭通常只是个体的联合体，永远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其成员间既有许多相同的利益，也有不少的不同之处。这不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家庭，这种家庭里缺乏同情心。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总的说来，除非被逼无奈，中国人不愿意背井离乡，到远方去谋生。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是：像植物一样根植土壤，生长、结果然后腐烂。总的说来，中国人没有离家之后不打算再回去的。他们的希望永远是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被葬入祖坟。“在后代的脚下化作泥土”。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恩斯特·费伯博士在他的《儒学类编》一书的最后专门指出了“儒教的不足与失误”。一、“儒教自认它与现存的神没有关系。”二、“儒学没有对人的灵魂与肉体做出区分，无论就人本身身体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明确的概念。” 三、“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就能成为一个圣人，而另外的些人却是普通人。” 四、“称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圣人的只能和才能有关，而却缺乏解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成为圣人的事实依据。”五、“虽然儒家对罪恶的态度，在口气上不够坚定和决绝，但除了社会生活里道德上的惩戒外，没提到任何对罪恶的惩罚措施。” 六、“儒学总体而言，对罪孽和邪恶缺少深刻的洞察。” 七、“因此，儒学发现它无法去解释死亡。”八、“儒学无法找到一个中介，使人的本性与自身的理想重归和谐。” 九、“祈祷及其道德力量在儒学体系中没有任何位置。” 十、“尽管不断地强调信任，但是这种信任只是停留在期望或者口头中，现实中却很少鼓励作为信任前提的诚实，更确切地说，事实恰恰相反。” 十一、“允许容忍一夫多妻制。” 十二、“认同多神论。”十三、“相信算命、看风水、预兆、托梦和其他的幻像（例如凤凰等）。”十四、“伦理道德和其他的仪式搅在一起，成为一种十足的专制形式。” 十五、“孔子对待古代制度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 十六、“认定某些美妙的音乐旋律会对道德产生不良影响的断言是不合理的。”①十七、“过于夸大某些榜样的力量。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十八、“儒家的教义中，社会生活体系就是一种专制体制；女人就是奴隶；孩子在父母面前没有自已任何的权利，在与长辈的关系中只处于臣属的地位。” 十九、“孝顺父母被夸大到了奉若神灵的地步。” 二十、“孔子思想体系的最终结果，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是精英崇...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总的说来，除非被逼无奈，中国人不愿意背井离乡，到远方去谋生。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是：像植物一样根植土壤，生长、结果然后腐烂。总的说来，中国人没有离家之后不打算再回去的。他们的希望永远是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被葬入祖坟。“在后代的脚下化作泥土”。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也表现在家庭生活中。不同的家庭情况大相径庭，就其本质而言，总体的关系是不好的，不难看出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是不幸福的。之所以不幸福，究其原因是缺少感情上的和谐。在我们看来感情的和谐恰恰是家庭现实生活最重要的。中国的家庭通常只是个体的联合体，永远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其成员间既有许多相同的利益，也有不少的不同之处。这不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家庭，这种家庭里缺乏同情心。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农跃鳞摘下眼镜，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切不可有这种想法。凡事须看大节，有人耍手段是为了牟取私利，有人玩心眼是为了排除异己。而他们两个人捐弃私怨，携手做局，却是为了大业，为了理想。此乃国士之风，我钦佩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去故意破坏呢？” 一阵悠扬的汽笛声打破江面的寂静，传入这间小小的舱室。农跃鳞信步走到舷窗前，看向外面的黑暗，语气肃然起来：“如今这个时局，最大的慈善，无过于拯救吾国之命运；最高明的医术，无过于拯救吾民之灵魂。沈敦和与张竹君，一个慈善家和一个医生，他们在这片黑暗中拼命寻找着出路，求索变化，这才是大节所在。”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订户籍政策时跃不论证也不调研，一拍脑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乱，一乱就镇压，镇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续下去可真不好说。不过这套户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太过理想化，从根上想搞绝对平均主义，又为了稳定把民众束缚得极紧，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动。朱元璋在位时，这一系列制度尚能执行，他一死，这套体系便开始发生变化。有些政策被悄然废止，比如“永不起科”这个政策，在正统年间便被打破：有些政策扭曲走形，比如说粮长一职，后来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一个倒霉负担，谁戴上这帽子谁破产。弘治年间曾经有一首特别萌的民谣：“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人买。”说的就是这个状况。还有些制度虽然一直被忠实执行，可社会环境已变，当初的举措，反而变成恶政赘法。比如三位一体的锢民之术，导致了永不停息的流民之潮等等。哎，我想起来，咱们最早是说玄武湖对吧？咳，咳，这下终于可以说回正题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朱元章没打算做简单的数据更新。他想要的，是一次系统的全面升级。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户帖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不只希望天下变得透明，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一户。这个不独是朱元璋的理想，对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来说，最美好的状态，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顺畅地传达给每一个具体的人，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如臂使指。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数字可以说明一切。三位一体初建之后，全国户数一千零六十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九，人口六千零五十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全国耕地面积达到八百八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共可收夏麦四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石。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这些庶务，原来都是由当地富户、乡绅凭借威望来主持的，几乎每一个村里都有一位土皇帝和几家大族掌握着权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如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人人有机会当“甲首”，有实力竞争“里长”的人家也比从前多，小小一个乡里诸侯蜂起，这土皇帝自然也就当不下去了。而且每一百户为一图的强行划分，把一些体量庞大的家族给分割开来。每一个分家都有自己的甲首和里长要竞争，再想让他们抱团可就难了。里甲轮换制的毒辣，可见一斑。朱元璋的算盘打得很巧妙，皇权暂时下不去，那我就把你们的权力进一步切割切碎，分散给更多人。一块蛋糕，拿刀切蛋糕的人权力最大，大家都得听他的；现在朱元璋扔过来十把刀，每个人都可以轮流切一下，原来切蛋糕的人自然权威丧尽。它的精髓在于，把政府让渡给绅权和族权的权力做了进一步细分，保证每一户人家都有机会掌握基层权力。这一招看似让基层更加分散，反而让中央权威回来了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在很多历史书里，作者讲到各朝开国君主时，往往热衷于描绘其在疆场上的血腥攻伐，沉醉于宫廷官场的钩心斗角，对于民政建设往往一笔带过。这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户帖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不只希望天下变得透明，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单——户。这个不独是朱元璋的理想，对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来说，最美好的状态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顺畅地传达给每一个具体的人，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如臂使指。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素，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不过这套户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太过理想化，从根上想搞绝对平均主义，又为了稳定把民众束缚得极紧，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动。朱元璋在位时，这一系列制度尚能执行，他一死，这套体系便开始发生变化。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有句俗话，叫“皇权不下县”。很多人将其误读为皇权管不到基层，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皇权管不过来基层。这种让渡管理可以保证统治效率，但也会产生一个问题——让地方坐大，形成和皇权对抗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对中央朝廷的指令进行过滤，对自己有好处的，加码执行，对自己不利的，蓄意扭曲或者对抗。在明初那会儿，这个问题格外严重。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制度。十年之前，户帖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面。但出于种种客观原因，朱元璋做了很多妥协和折中，他觉得很不痛快。经过整整十年的磨合和实践，朱元璋觉得可以按自己的理想，放手来玩一回大的了。在和户部尚书范敏等人商议过后，朱元璋决定对基层组织下一次狠手。他给这一次改革设置了两个目标：第一、击破横亘在朝廷和基层之间的利益集团，提高对基层的掌控力；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户。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国家机器想达到这个境界太难了。大秦帝国尝试过一次。......在这个结构之下，朝廷的意志可以从中央贯通到最低的里一级。这种基层结构的成本太高，可秦廷又不愿放松管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法律再细密些、再严苛些，指望民众畏法谨行，老实不生事，以此减少管理负担。可是，实际效果恰好相反：律法越严，管理起来就越麻烦，基层就越容易出问题；而基层问题一多，官府不得不强化惩戒，反而让成本越来越高。一来二去，形成恶性循环，直到结构不堪负荷。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延输血。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数字可以说明一切。三位一体初建之后，全国户数一千零六十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九，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全国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人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共可收夏麦四百六十九万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石。P223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户帖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不只希望天下变得透明，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户。这个不独是朱元璋的理想，对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来说，最美好的状态，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顺畅地传达给每一个具体的人，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如臂使指。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国家机器想达到这个境界太难了。大秦帝国尝试过一次。……在这个结构之下，朝廷的意志可以从中央贯通到最低的里一级。可是当时没有纸，更没有电话和电报，中央政府想要掌控每一处基层，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这种基层结构的成本太高，可秦廷又不愿放松管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法律再细密些、再严苛些，指望民众畏法谨行，老实不生事，以此减少管理负担。可是，实际效果恰好相反：律法越严，管理起来就越麻烦，基层就越容易出问题；而基层问题一多，官府不得的强化惩戒，反而让成本越来越高。一来二去，形成恶性循环，知道结构不堪负荷。秦代灭亡的原因有很多，这个无视管理成本、希望彻底掌控基层的轴劲，也算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后来刘邦就学乖了。西汉虽然上继秦制，但法律上“约法省禁，蠲削烦苛”，同时在基层官员的选拔上懂得妥协，把很多权利让渡给地方上的大族。汉代的地方豪右、强宗之所以那么强大，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在管理上达成微妙平衡的结果。……有句俗话，叫“皇权不下县”。很多人将其误读为，皇权管不到基层，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皇权管不过来基层。……这种让渡管理可以保证统治效率，但也会产生一个问题——让地方做大，形成和皇权对抗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对中央朝廷的指令进行过滤，对自己有好处的，加码执行，对自己不利的，蓄意扭曲或者对抗。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在这件事上说过的天真话语和仅仅依赖理想主义而对世界的全然无知，这些都让妈妈感到惭愧。世界的坚固，常识无法穿透的坚固壁垒使妈妈变得沉默。打破妈妈沉默的是意外之人。

——崔恩荣《对我无害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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