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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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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赋予人造物以稳固性（没有这种稳固性，人就没有一个可依赖的家园）的事物当中，有许多东西既没有严格的有用性，而且，由于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也没有可交换性，从而不能通过共同的等价物，如货币来交，如果它们进入交换市场，也只能被任意定价。另外，我们与艺术品的恰当交往方式不是“使用”它；相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普通使用对象的整个场景中搬离出来，它才能获得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同样道理，它也必须远离日常生活的紧迫需求和需要，比其他东西都更少地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艺术品是否一直都是无用的，还是它从前曾为人的所谓宗教需要服务（就如同普通使用物为更一般的需要服务一样），并不是这里讨论的范围。即使艺术品在历史起源上确实有专门的宗教或神话性质，事实也是艺术在与宗教、巫术和神话分离后，仍灿烂辉煌地存在了下来。由于这种显著的恒久性（ permanence），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它们的持存几乎不受自然侵蚀过程的触动，因为它们不是供生物生命使用的，对它们来说，使用决非它们的内在目的的实现（就像一个椅子在被用来坐的时候就实现了它的目的那样），而是它们内在目的的毁灭。因此，艺术品的持存性比其他事物为了存在所需的持存性更高级，它可以跨越时代而达至永恒。在艺术品的恒久中，供有死者使用和栖居的人造物的稳固性（从来不是绝对的）才获得了它的代表物。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的持存表现得如此纯粹和清晰，因而也没有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如此壮观地把自身显示为有死者的不朽家园。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才变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的预告——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一已经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见，它发声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P1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种人的存在与行动合一的特殊关系，似乎充分地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z0 on politikon）最早被译作社会动物（ animal socialis）是有道理的。这个翻译在塞涅卡那里就已出现，后来经由托马斯·阿奎那，变成对亚里士多德名言的标准翻译：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即社会的（ homo est naturaliter politicus，idet， socialis[2。不过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有说服力的是，“社会”一词对“政治”一词的无意识取代，已经暴露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希腊原初对政治的理解。因为有意思（但并非关键性）的是，“社会”一词起源于罗马，在希腊语言或思想中都找不到一个与之对应的词。不过拉丁语 societas的用法最初有着虽有限却清楚的政治含义：它表示人民之间为了一个特定目标而结成的联盟，比如一群人为了统治另一群人而组织起来，甚至为了24犯一桩罪行而组织起来。3只是随着后来人一类社会（ societas generisiuma概念的出现，“社会”这个词オ开始获得它作为一种基本人类状况的一般性意义。不是说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无视人不能在人群之外生活的事实，但他们不把这一状况视为人特有的特征；相反，由于它是人的生活与动物生活共有的方面，从而本质上就不是人的特征。人类种群纯自然的社会联合被认为是生物生命需要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无论对于人类动物还是对于其他动物生命形式来说，都是相同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赋予人造物以稳固性（没有这种稳固性，人就没有一个可依的家园）的事物当中，有许多东西既没有严格的有用性，而且，由于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也没有可交换性，从而不能通过共同的等价物，如货币来交换；如果它们进人交换市场，也只能被任意定价。另外，我们与艺术品的恰当交往方式不是“使用”它；相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普通使用对象的整个场景中搬离出来，它才能获得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同样道理，它也必须远离日常生活的紧迫需求和需要，比其他东西都更少地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艺术品是否一直都是无用的，还是它从前曾为人的所谓宗教需要服务（就如同普通使用物为更一般的需要服务一样），并不是这里讨论的范围。即使艺术品在历史起源上确实有专门的宗教或神话性质，事实也是艺术在与宗教、巫术和神话分离后，仍灿烂辉煌地存在了下来。由于这种显著的恒久性（permanence），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オ变得一目了然，以全一朽的告一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已经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见，它发声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它们的持存几乎不受自然侵蚀过程的触动，因为它们不是供生物生命使用的，对它们来说，使用决非它们的内在目的的实现（就像一个椅子在被用来坐的时候就实现了它的目的那样），而是它们内在目的的毁灭。因此，艺术品的持存性比其他事物为了存在所需的持存性更高级，它可以跨越时代而达至永恒。在艺术品的恒久中，供有死者使用和栖居的人造物的稳固性（从来不是绝对的）才获得了它的代表物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的持存表现得如此纯粹和清晰，因而也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如此壮观地把自身显示为有死者的不朽家园。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才变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预告一一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一已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然而，不管是繁殖的急剧增长还是这一过程的社会化（即社会或集体的人一类代替个人成为过程主体），都不能消除（生命显示于其中的）身体过程或劳动活动本身经验的严格乃至冷酷的私人性。物品的丰裕或劳动时间的缩短都无法导致一个公共世界的建立；遭受剥夺的劳动动物也不会因为他失去了一个他自己私人的藏身之所，一个保护他自己免受公共领域侵犯的地方，就变得不那么私人了。马克思正确预言了在“社会生产力”不受阻得发展的条件下，公共领域的“消亡”（尽管他为之欢欣鼓舞是没道理的）；同样，在他预见到未来“社会化的人”将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把他们的自由时间花在严格说来是私人性的、本质上无世界的那些活动（我们今天称为“业余爱好”）中的时候，他也正确地贯彻了他作为劳动物的人的概念。（84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行动与制作不同，行动从来不可能在孤独中存在，孤独意味着被剥夺了行动的能力。行动和言说都需要周围他人的在场，正如制作需要周围自然的在场为它提供材料，并需要一个世界来安放制成品一样。世界环绕着制作活动并持续地与之发生联系，他人的言行之网环绕行动和言说并持续地与之发生联系。人民普遍持有的“强者”能遗世独立，他的力量仅在于他自身的存在的信念，要么是纯粹的迷信，建立在人能够在人类事务领域“制造”出什么——例如能像“制造”桌子和椅子一样“制造”制度和法律，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好”或“更坏”——的幻觉之上，要么是处于对所有行动（政治的或非政治的）的绝望。并伴随这样一个乌托邦的希望：像对待其他“材料”那样对待人是可能的。单子啊行动处于危急关头时，每个生产过程所必须的个人力量变得无足轻重，无论这种力量是理智的还是纯粹物质的。历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例子，即强者或者超人不知道如何获取同伴的帮助及和做从而变得无能。他的失败常常被归咎于多数人天生的备件和杰出人物在多数平庸者身上激起的怨恨，这样的观察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为了阐明这里存在的危险，我们要记得在指称”行动“这个动词时，希腊和拉丁语与现代语言不同，包含着两个全然有别又相互联系的词。希腊语中是两个动词archein（“开始”、“领导”，最后指“统治”）和prattein（“经历”、“赢得”、“完成”），相当于拉丁语中两个动词agere（“发动”、“领导”）和gerere（愿意是“忍受”）。这里似乎每个行动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单个人造成的开端，另一部分是许多人加入，“忍受”、坚持到底、把事业“完成”而得到的成果。这些词不仅以相近的方式内在联系着，而且它们使用上的历史也非常相近。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演变中，最初仅指称行动的第二部分的词，行动的成果（prattein和gerere）变成了通常接受下来的表示行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同样有理由让自然科学为人类绝望和现代特定的虚无主义的确然上升负责，现代虚无主义已经弥漫到了更大数目的人群当中，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自然科学家也未能幸免。而在19世纪，他们还以坚定的乐观主义来反抗当时思想家和诗人同样有道理的悲观主义。伽利略开创的现代天体物理学世界观，以及它对感官解释实在的充分性的否定，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宇宙——我们对其性质的了解仅限于这些性质影响我们的测量器具的方式，用爱丁顿的话说：“前者与后者的相似程度，就好比一个电话号码与电话用户的相似程度。”换言之，我们发现的是工具，而不是客观性质，更不是自然或宇宙，用海森堡的话说——人遭遇的只是他自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因此，她生命的更糟阶段就曾教给她如下的道理：当你能讲述或书写关于生活的故事和诗时，请不要去使自己的生活诗意化，把它当成艺术品那样去度过它（像歌德曾经做过的那样），也不要利用它来实现某个‘观念’。生活也许包含着‘本质’（还有其他的东西吗？），而回忆这一在想象中进行的重复行为，或许能释放这一‘本质’并把‘灵药’赐给你，而你最终甚至可能被允许用它来‘调制’某些东西，来‘酝酿故事’。但是，生活本身既非本质也非灵药，而如果你想这样对待它，它就只会和你开恶作剧般的玩笑。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匈牙利人当然期望把本国犹太人的财产收归己有。艾希曼的愤怒不无道理，因为这些交易违背了纳粹一贯的宽容政策，因为在协助解决任何一个国家的犹太间题时，除了要求犹太人自付其遣送费和处决费之外，不会染指他们的财产。遣送费和处决费在不同国家也存在很大差别：在斯洛伐克，每个犹太人需要支付三百到五百帝国马克，而在克罗地亚只需要三十，法国七百，比利时两百五十。（似乎除了克罗地亚人之外，没有人支付过。）战争后期，德国人要求匈牙利以物品形式支付，即把食品运到德国，数量由犹太人在遣送途中可能发生的消耗量决定。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如何，恰恰是在丹麦，德国人发现外交部的顾虑的确有道理。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的确，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缺乏对“犹太人问题的正确理解”，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极端”和“最终”解决。事实证明，丹麦、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瑞典一样，对反犹主义几乎是免疫的。但是这前三个国家里，在受到德国势力影响时，只有丹麦人敢于跟他们德国主子公开推牌。意大利和保加利亚蓄意破坏德国人的命令，并且卷人一场复杂而狡诈的欺骗游戏，为救他们的犹太人制造了一场独出心裁的特技动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此类政策提出过抗议。丹麦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事慎之又慎地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的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一环是，德国人甚至无法让丹麦政府意识到约六千四百名丹麦本土犹太人和一千四百名犹太难民的区别，这些难民战前从德国来到这里寻求庇护，之后被德国政府剥夺了国籍。丹麦人的拒绝一定让德国人到死也想不明白：这个国家拒绝给予外来犹太人本国公民身份乃至工作许可，同时又对这些人提供保护，这似乎“不合逻辑”。（从法律上讲，丹麦难民在战前的状况与法国类似。倒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事机构遍地腐败，促成一些流亡法国的人不是通过行贿就是“走关系”获得了入籍文件。法国的大部分难民都可以打黑工，哪怕没有工作许可。但是同瑞士一样，丹麦不是一个花钱可以解决一切的国家。）然而丹麦人却告诉德国官方，因为无国籍难民不再是德国公民，纳粹不能在未获丹麦允许的情况下认领他们。无国籍反而成...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如何，恰恰是在丹麦，德国人发现外交部的顾虑的确有道理。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府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淇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的确，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缺乏对“犹太人问题的正确理解”，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极端’’和“最终”解决。事实证明，丹麦、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瑞典一样，对反犹主义几乎是免疫的。但是这前三个国家里，在受到德国势力影响时，只有丹麦人敢于跟他们的德国主子公开摊牌。意大利和保加利亚蓄意破坏德国人的命令，并且卷人一场复杂而狡诈的欺骗游戏，为救他们的犹太人制造了一场独出心裁的特技动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此类政策提出过抗议。丹麦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事慎之又慎地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的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一环是，德国人甚至无法让丹麦政府意识到约六千四百名丹麦本土犹太人和一千四百名犹太难民的区别，这些难民战前从德国来到这里寻求庇护，之后被德国政府剥夺了国籍。丹麦人的拒绝一定让德国人到死也想不明白：这个国家拒绝给予外来犹太人本国公民身份乃至工作许可，同时又对这些人提供保护，这似乎“不合逻辑”。（从法律上讲，丹麦难民在战前的状况与法国类似。倒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事机构遍地腐败，促成一些流亡法国的人不是通过行贿就是“走关系”获得了入籍文件。法国的大部分难民都可以打黑工，哪怕没有工作许可。但是同瑞士一样，丹麦不是一个花钱可以解决一切的国家。）然而丹麦人却告诉德国官方，因为无国籍难民不再是德国公民，纳粹不能在未获丹麦允许的情况下认领他们。无国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工作是快乐的对立面。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有关简的混乱，用塞尔玛·瓦兹·迪亚斯的事儿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位女演员将《早安，午夜》改编成电台广播，视自己为简真正的“重新发现者”，这并非毫无道理。但塞尔玛的问题不仅仅是她宣称如此，而是她因此自认有资格成为强盗。尽管人到中年，身材敦实，塞尔玛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她有一双大胆的黑眼睛，穿着类似西班牙吉普赛人的衣服，精力充沛，非常健谈。简得知她为《早安，午夜》所做的计划后，又高兴又感激，两人见面后就常常混在一起，简还很喜欢她不时的来信。当简带着《藻海无边》的手稿到伦敦时，我知道她们本来计划要见面，所以在她被送进医院后打电话告诉了塞尔玛……随后的事情让我对她友谊的价值产生了怀疑。首先，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她去医院看简，结果见面时间不仅非常短暂，塞尔玛还一直抱怨给自己带来了不便。我开车送她回家时，关于简她几乎只字不提，只说了一句话：“你一定知道她以前做过妓女吧？”糟糕的事还在后头。《藻海无边》出版后，简对我说起，她很担心塞尔玛逼她签过什么东西。后来我们才发现，1963年塞尔玛去切里顿见简时，曾拿出过“一张纸”，简以为是涉及《早安、午夜》《黑暗中的航行》和《藻海无边》的广播权，但事实上，合同内容包含在全世界范围内，只要这些书还在版权期内，其所有电影、舞台、电视或广播改编收益的百分之五十都必须分给塞尔玛，同时还授予塞尔玛对此类改编的唯一艺术控制权。简反复跟我说，她觉得当时签字就是个玩笑：“你看，我那时候喝得有点多……嗯，有点，其实是非常多。”但两年后，塞尔玛找了一位经纪人以更正规的条款重新拟定了同样的协议，写信问简是否愿意再次签署，简显然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于是还真的签了（那个经纪人从未见过简，所以我猜他不知道她在实际问题上有多愚蠢，否则他会更强硬的）。起初我并不太担心，因为我无法相信如此离谱的事能站得住脚。我觉得塞尔玛自己肯定也懂的吧，这肯定会被证明是个愚蠢的想法啊。后来安德...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后悔？我对自已说，后悔什么呢？我这种无视后悔的态度，部分源于我身上重常识轻想象力的优点，既然世上没有后悔药吃，还不如趁早忘记。不过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如果一直很幸运，超出了他对自已的期待值，到了最后，这个人很可能因此变得得意扬扬。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开始感觉常疲倦，我此前每天一直开车上班，将车停在距公室步行十五分钟的车库，这一向是我很喜欢的一段路，因为会穿过罗素广场。但现在，这十五分钟步行让我觉得疲惫不堪，我的脚不听使唤，必须非常小心才能避免被绊倒，我甚至开始恐惧这段步行。有个周未和母亲在一起时，我忽然觉得自己脾气很坏，非常疲惫，毫无道理地落泪，因此一回家我就立刻去看医生，医生说我血压很高，实际上过于高了。这事对我，既是个警告，也是个解脱：警告是因为我开始隐隐害怕自己将来会中风，解脱则是因为我找到了不舒服的真实理由，这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医生说不难想象我承受了很大压力，让我立即休息一段时间。此外我还忽视了体重，已经好几个月没称体重，现在已经长到八十公斤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任何超过八十九岁的人同头看自己的一生，都会看到星星点点的后悔。毕竟，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不足和懒惰。被人忽略的地方，曾有的疏忽之处…一个人出于无数原因，可能连自己的理想也未必能实现，更别说别人或更出色的人为他设置的目标了。这些事情一定会、绝对会在你生命里堆积出大量的遗憾，不过在我此刻目力可见的范围内，它们却已经消失了。后悔？我对自己说，后悔什么呢？我这种无视后悔的态度，部分源于我身上重常识轻想象力的优点，既然世上没有后悔药吃，还不如趁早忘记。不过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如果一直很幸运，超出了他对自己的期待值，到了最后，这个人很可能因此变得得意扬杨。这种想法可能不怎么令我舒服，但我还是想深人研究一下。最令我吃惊的是。我并没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激情地想要孩子，后来还流过产。这样的缺失对女人来说本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实际上对我的影响没这么大。我想原因可能是这样的，除了那仅有的一次之外，我身上非同寻常地缺少母性本能，这一缺点或许天生如此吧。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人们所希望的，无非是最后一刻能待在自己家中，身边陪伴着自己爱和信任的人。我想也是因为我在金钱方面相当白痴，让他忍不住想占便宜。我如果大吵大闹他肯定会就范，但我实在太懒，不愿面对那样的争执。（大概很多人骨子里都有这种怯懦，不喜欢冲突，遇到冲突第一想法不是争取自身利益，而是尽力避免冲突。喜欢阅读思考的人更能发现自身这一点。我想我知道妈妈的真实理由，她其实是不愿意待在那里面对死亡，希望外婆能趁她不在场时死去，她最后如愿以偿。我妈妈这辈子都是个被宠坏的小女儿，逃脱一切责任的任性孩子，完全不像她的哥哥姐姐。我为她感到羞耻，甚至震惊，但我却不能责备她，因为那时我与她联系也很少，正处于从家庭依赖感解脱出来的自由之中，但不可思议的血缘联系让我从心底里体会到至亲的感受。到现在，我都无法将她的自私变成我无法对她尽责的借口。她不再具有调整自己去配合别人需求和口味的能力，你的作用无非是纵容她更多地沉浸于自我之中。但疾病袭击的长度和强度逐渐增加，幸好我在左右，帮她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但我对前景危机的焦虑感并未因此减轻，反而加重了。我常在午夜惊醒，不安啃噬着我的神经，我几乎无法再次入眠。死亡就在屋顶阁楼里等着，等待时机到来，对她做点残酷、致命、痛苦的事情有个周末和母亲在一起时，我忽然觉得自己脾气很坏，非常疲惫，毫无道理地落泪，因此一回家我就立刻去看医生，医生说我血压很高，实际上过于高了。（通过自己的情绪而认识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学会去宽容别人的病理性表现。而不是粗暴的把一个人外在表现归结于他的个人品质。）想到她已经死了，似乎是一种安慰，因为她对自己外观如何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我最喜欢的在黑夜漂向大海的意象，被如此清晰地证明为胡说八道，这可算不上什么安慰。玛丽亚的尸体充分说明，就算最快速的死亡也很恶心。我只不过是为人类肉体的腐朽和瓦解而颤抖，其实，承认这种瓦解很寻常，感觉这一过程，并不是不...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班长只念过小学，之后就在老家湖北枣阳务农。当兵是在二十岁，那是1978年1月，体检、政审通过后就正式入伍。一开始在荆门，1981年到锦州，在石油化工六厂。1983年秋天，班长所在的团跟着大部队南下深圳。他作为一名基建工程兵，专门负责深圳的城市管网建设，他的工种是钳工，主要工作是拧螺丝。就这样，班长成为深圳改革开放城市建设中的一员。在一份《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大事记》报道里，这么描述1983年的深圳：9月，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开出一条条马路，筑起一栋栋高楼，创造了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那一年，班长二十五岁，正值青春年华。他是两万分之一。他记得刚来深圳的时候，落脚在福田区竹子林。天天刮台风，住在一个山包上的简易房里，周边全是水稻田，毛花花的。有时候泡面都没得吃，只能找当地老百姓买一点，或者买从香港走私过来的食品。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结婚、生孩子，1991年才把孩子接到深圳，并分到房子，定居下来。他的工作一直是跟深圳的城市建设打交道。班长参与了众多城市建设工程中的室内中央空调安装工作——深圳图书馆、深圳音乐厅、金威啤酒厂、深圳电视台大楼，等等。2007年，班长被原单位买断工龄，内退做保安，每个月拿固定退休工资，当年说好的股份因为原公司经营不善也没有了。“按道理你可以不用出来做保洁呀！”班长摇摇头说，都是为了儿子一家。他的儿子在给老板做司机，儿媳的工作在幼儿园。一家人的希望都放在孙子孙女身上。班长告诉我，孙子孙女上幼儿园、上补习班的钱，都是他从退休工资和保洁工资里出。儿子和儿媳的工资负责家庭日常开销，老伴负责做饭、买菜及家务活。一家六口住在原来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在深圳几十年，班长只有这一套房。班长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但他们都留在了湖北。弟弟在襄阳卖菜，收入不错，一个月能挣1万多。两个妹妹嫁到了枣阳，生活也还过得去。上次一大家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他意识到，自己对待供应商的方式与上级对待他的方式类似，总在发号施令，在节奏加快时无法控制焦虑传递，甚至会指责对方。他说：“以前也会觉得心虚。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很多事其实大家都不懂。”有一次，他硬着头皮去给建议，在场的人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最后的效果也不错。他从这件事中得到经验：职场有时就是个草台班子，比的就是看谁有自信，敢于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必须要有人下指令，否则无人愿意负责，事情就停摆了。”

——张小满《大厂小民》

在纽纳姆学院生活期间，哈里森生活的小圈子信奉开明的价值观，坚信女性在智识上与男性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哈里森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她对外的形象有悖于公众对女老师性情恭顺、富有母性的期望，这使得保守的剑桥大学古典学师生纷纷对她侧目而视，还有谣言称哈里森向学院女学生教授萨波的诗歌，借此鼓吹“自由恋爱”。哈里森提出新理论之后，整座剑桥小镇到处流传着对她的中伤。人们举出种种原因来攻讦她的著作：证据过少、主观臆断；章节散漫、缺乏条理且语言过于感性；刻意抬高女性地位，仿佛专门制订了女性主义议事日程；文本风格“过分修饰”，有“失于理性”“过分主观”“宣传教化”之嫌。急于否定哈里森结论的评论家甚至将哈里森的著作与芭蕾舞女演员伊莎朵拉·邓肯所崇尚的狂乐乱舞的古希腊人文主义相提并论，将哈里森归类为现代传统派那种天马行空的艺术家，而不是处理真实材料的严肃历史学家。随着她在剑桥大学待的时间愈久，纽纳姆学院以外的同行对她的批评愈加激烈。哈里森于1916年提出假设，俄国传统木偶戏和施洗者约翰的头颅这一古老传说有可能共同发源于仪式性舞蹈。威廉·里奇韦爵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著名考古学家，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国家联盟成员，在反对妇女选举权上十分活跃）写信给剑桥大学校内极具影响力的国王学院院长M. R. 詹姆斯，谴责哈里森的推断是“无惧无耻的一派胡言，彻头彻尾败坏年轻一辈思想的言论”。对此，M. R .詹姆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哈里森大加斥责，列举她在学术方面的罪责：掌握拉丁语谚语的水平不足，侮辱攻击基督教信仰。哈里森公开表示不会迎合所谓“学者印象”的文化霸权，对于同时代学者轰轰烈烈的反对反而感到满意，因为这证明她大胆的理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她后来在梅克伦堡广场家中撰写《忒弥斯》时写道：“对于同时代持传统信仰者，对于年轻一代反对社会变革者，《忒弥斯》是一本危险的作品。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有一只手已经攀...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近几年，我走的地方多了，见的世面多了，遇到的各色人等多了。每到一个地方，我喜欢留心看一看，问一问，想一想。一来二去，我懂得了一些道理。

——姚雪垠《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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