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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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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人都知道亚当·斯密那双“看不见的手”:面包师傅贪黑起早,为客人烤出香喷喷的面包,并非出于对早行顾客的关爱之心,而是出于利己之心,但同时,顾客也因此受益,吃上了热腾腾的早点。这双“看不见的手”似乎为利己动机怎样导致利他效果提供了简洁巧妙的解释。亚当·斯密讲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根本的道理。正因为这道理根本,我们得格外小心,不要以为它真的把什么都说完了,以致看不见事情还包含着别的一点什么。在斯密的叙事中,面包师傅是个诚实勤奋的劳动者,尽管他贪黑起早不是或不完全是因为他人能够受益,但他所做的是件有益他人的事情,而且他知道这一点。这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补充,没有这种感知,他这个人,他的生活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所做的事情也会是另一个样子--他若是个黑心师傅,自利的动机就可能驱使他使用有害却难以觉察的添加剂来吸引顾客。单说“看不见的手”未免过于简洁,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从违纪提拔自家的儿孙到数以亿计的贪贿,都让我们难免怀疑自私自利的动机是否都能通过“看不见的手”为他人为社会带来善果。实际上,“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里只出现过一次,还有权威研究者认为斯密只是用这话开个反讽的玩笑。我们也知道,斯密不只写过《国富论》,还写过《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开篇就说:“无论我们认为人多么自私,人的本性中显然有一些原则,使他关心别人的运道,把别人的福乐视作自己的一部分,虽然除了因看到这些而快乐,他从中一无所得。” 看来,仅仅有只看不见的手还不够,人的本性中还得另有一些原则。不过,在现实里,并不少见自私到毫不关心别人幸福的那种人,斯密所言,恐怕有点儿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理论层面上,若必须引入人性中的善意原则,就不必再坚持是自私自利的动机为社会带来善果。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本书探讨伦理学中的几个论题。读过几本书的人知道,天下的道理差不多早都被前人讲过。其中有些,我有自己的体会、思考,尝试用当代中国普通读者比较易懂的方式把这些道理重新讲述;有些,前人好像讲得不太对不太好,我尝试讲得更好些。也许没做到一我一直对自己期望不高,更希望的倒是有几个读者能与作者一样,感到诚实的思考实是人生一大乐事。“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一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已的真实天性行路。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一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已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陈嘉映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把说理与其他方式分开,是要说明说理是一种独特的劝求方式,不是与其他方式并列的一种。不过,说理之为独特的劝求方式,并不在于用它来劝求格外有效。学者以科学求真为业,容易高估事实和逻辑的力量,我们却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愿望和主张——这里仍然把利诱、威胁排除在外—好言相劝、恳求、宣传、煽动通常效果更佳。维特根斯坦曾注意到,虽然人们在劝求时有可能提供理由,“但这些理由能达到多远?理由穷尽处,是劝请(ueberreden)。(想想传教士让土著人改信宗教时的情况。)”你信念执著激情洋溢,或表现为如此,人们就容易被你打动,即使人们后来发现你的主张与事实、逻辑相悖,只要他们相信你本意真诚,也不大与你计较。科学求真在群众那里没有很大市场。我们不必太多为事实和逻辑抱屈——人们本来不是要为正确生活,而是要生活得热热闹闹忽忽悠悠,而且,细节之真本来与正确判断关系不大,例如,我记住一大堆数据,照样会错判经济形势,经济学家各个都记得比我们多十倍,判断大形势时常截然相反。生活中到处是紊流,分明的事实和清明的逻辑不一定能带我们多远。不管怎么说,求真态度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准确性,在日常生活中是相当边缘的德性,它们的重要性是在哲学-科学的发展中集中体现出来的。 至于伦理学这种系统论理的劝求作用,则更加可疑。生活中的争执多半与利益相关,调解利益之争主要靠谈判,谈判虽也要引征道理,但跟系统论理关系不大。即使所涉并非利益而是德性,也不可高估伦理学的劝求作用。我们更多依据品质出自直觉行事,无须很多反思和审思,何况,为事者需要坚定和敏捷,这些德性会因系统论理受到损伤。波斯纳列举了罗尔斯等一串“学院道德家”,认为他们的理论几乎不可能说服任何原本持有不同观念的人,不能改变任何人的道德直觉,而且,它们“并没有为道德判断提供很合用的基础,也不能使我们在私人角色上还是在公共角色上道德更高尚”。由...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在我看来,我们一开始就不能只从或主要从说服、达到共识之类的“效果”来看待说理。在伦理领域,何曾有哪套道理让所有人都信服,最后达到了共识?问题还不在于达到共识是对说理的功效要求过高,而在于,在伦理领域中,达到共识并不总是可欲的目标,如威廉斯所云,看法上理解上价值上的“分歧(不同意)并非(总是)必须克服的”。 与这一点相关但未尽相同的还有一个重要之点较少为人觉察。这种要求把说理完全视作说服他人的努力,从而把说理与某种傲慢连在一起。晓之以理蕴含“我比你高明”的意思:我有道理而你没道理,或,我比你更有道理。这种优越感,“至少是临时的优越感”(威廉斯语)贯穿于古往今来关于说理和理性的全部理解,不可不察。今人固然不敢自视为孔子那样的万世先师,更不敢自视为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但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首先从科学论证来理解说理,这种进取性的、居高临下的说理观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然而,居高临下宣扬任何一种道德主张都适足,让人心生警惕。更别说那班成功者的喋喋不休了——他的成功已经够为他做宣传了,他还要振振有辞地教训我们。 考诸实际,说理远远不都是进取性的。我们只要想一想人们为自己做辩护的情形就够了——自我辩护者不是要宣讲某种道理,而是要表明他并不是没道理。他希望别人理解他。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时代的基本调性是verhaltenheit,谦抑。我们的确需要以更谦抑的态度来看待说理。我们与其从进取性的说服着眼来看待说理,不如首先把说理视作不同的经验之间求取理解的努力。而其他的劝求方式,好言相劝、恳求、宣传,却并非这种努力,煽动、欺骗、利诱、威胁当然更非此类。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从前,除了读书做官,少年人青年人差不多都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学习成长,甚至学道理,也是从习礼开始。今天,从小学到大学,主要在课堂上授课学习,在数学这样的科目上,多少行得通,但用滔溶不绝的说理来进行素质教育,只是自欺欺人。 有时我们先要去做,然后慢慢体悟其中的道理,有时则先知道一个道理然后去施行之。体操、游泳,这些是身体的活动,在这类例子里,先行后知十分突出。但说到伦理规范,说到人生理想,似乎要先知道道理,然后才能施行之,朱熹所谓“义理不明,如何履践?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然而,道德本来不是脱离开一般实践的一个独特体系,我们学习一般伦理规范,大致也是这样。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通过弹琴学会弹琴,通过行正义之事学会正义。在德性领域,就像在其他实践领域一样,典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典范主要是通过默会方式起作用的,说理在培养德性方面作用有限。德性上的学习,主要不靠在书房读书或在礼堂听课,而主要在向身周的典范学习,“就有道而正焉”,如人行路,这一路都是怎样,一开始并不那么清楚,而是先跟着别人走起来。 那么,我们是盲目的?并非若无理论,行动就是盲的。行动是否盲目,主要不在作为典范的行动者能否说出一套道理,而在于他的做法是否合理。所谓规范,是那些有道理的指令。教给孩子的是这一件事的做法,而孩子学到的是规范,即,学到了包含在这种做法中的道理。是否明言道理是第二位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你教给孩子的做法有道理没道理。实践活动没有一套完全依靠取效来制定的客观标准,优秀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杰出实践者形成的。霍鲁日关于静修实践的论述,他在那段话后接着说:在静修实践中,“我获得了一种经验,如何知道这个经验是否正确呢?当然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去问问已经拥有丰富经验的人”。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如果我们也说到哲学探究的普遍性,那不会是说哲学提供凌驾于人生道理、物理学真理、心理学真理之上的普适命题。物极必反之类,作为最普遍的命题,不过是些空言;反过来,当它们在适当的场合确实有所说,它们就与其他言说平起平坐而不是更高层次上的言说。哲学思想的确具有普遍性,但这并非由于思想一味上升一直升到最普遍的“共有形式”,而这些“共有形式”因其高于所有特殊语言而无法命名。哲学的努力本在于:把陌生领域的真理它们来自遥远的时代、边缘文化、物理学或者心理学——翻译成我们的母语,从而我们能够感知这些真理的意义。哲学是转送、翻译、会通:“除非这后一种意义上的翻译(这种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把一种语义内容转送到另一种赋义形式中’——笔者按)是可能的,否则就没有哲学。从而,哲学的主题就是这种普通意义上的可翻译性,亦即,把一种意义或一种真理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而同时没有造成重大伤害。” 哲学始终是一种翻译,它活动在两种语言之间,活动在“无名”地带。若说抽象普遍性是静态的,那么翻译-会通的普遍性则是在变化中生成的——“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成功的翻译一解释会通营建起思想的“共有形式”。思想厌避相同,思想繁荣在相通之中。但当然,没有任何东西保证我们总是能够成功地翻译。有些时候,翻译,贯通两种语言的努力,终归于失效和失败。“哲学的源头是翻译或可翻译性主题,于是,这种意义上的翻译失效之处,不啻说哲学发现自己已被击败。” 翻译是有归宿的一我们用法来翻译law,意在把law这个词连通于我们母语中法这个词及其他相关词。无论翻译英语、日语还是斯瓦希里语,我们都是从汉语出发来透视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是用汉语来理解。Law的意思是法,这么说,汉语已经是理解的归宿。翻译牵涉两种语言,但这两种语言不是平行的,两种语言中总已经有一种“试图使自己而不是另一种成为理解的媒介”。...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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