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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主义的论证往往并未超出语词含义的简单解析。你可以争辩说,无论人们在善恶问题上会发生何种争论,但勇敢、忠信、慷慨总是好的,懦弱、狡诈、猥琐总是坏的。它们当然是好的,勇敢、忠信本来就是些褒义词。实质方面的争论是:若一个自杀式袭击者即勇敢又忠信呢?当然,布什不认为他们勇敢,把他们叫做懦夫。不管布什有什么道理,他们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懦夫。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今天人人都知道亚当·斯密那双“看不见的手”:面包师傅贪黑起早,为客人烤出香喷喷的面包,并非出于对早行顾客的关爱之心,而是出于利己之心,但同时,顾客也因此受益,吃上了热腾腾的早点。这双“看不见的手”似乎为利己动机怎样导致利他效果提供了简洁巧妙的解释。亚当·斯密讲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根本的道理。正因为这道理根本,我们得格外小心,不要以为它真的把什么都说完了,以致看不见事情还包含着别的一点什么。在斯密的叙事中,面包师傅是个诚实勤奋的劳动者,尽管他贪黑起早不是或不完全是因为他人能够受益,但他所做的是件有益他人的事情,而且他知道这一点。这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补充,没有这种感知,他这个人,他的生活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所做的事情也会是另一个样子--他若是个黑心师傅,自利的动机就可能驱使他使用有害却难以觉察的添加剂来吸引顾客。单说“看不见的手”未免过于简洁,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从违纪提拔自家的儿孙到数以亿计的贪贿,都让我们难免怀疑自私自利的动机是否都能通过“看不见的手”为他人为社会带来善果。实际上,“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里只出现过一次,还有权威研究者认为斯密只是用这话开个反讽的玩笑。我们也知道,斯密不只写过《国富论》,还写过《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开篇就说:“无论我们认为人多么自私,人的本性中显然有一些原则,使他关心别人的运道,把别人的福乐视作自己的一部分,虽然除了因看到这些而快乐,他从中一无所得。” 看来,仅仅有只看不见的手还不够,人的本性中还得另有一些原则。不过,在现实里,并不少见自私到毫不关心别人幸福的那种人,斯密所言,恐怕有点儿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理论层面上,若必须引入人性中的善意原则,就不必再坚持是自私自利的动机为社会带来善果。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本书探讨伦理学中的几个论题。读过几本书的人知道,天下的道理差不多早都被前人讲过。其中有些,我有自己的体会、思考,尝试用当代中国普通读者比较易懂的方式把这些道理重新讲述;有些,前人好像讲得不太对不太好,我尝试讲得更好些。也许没做到一我一直对自己期望不高,更希望的倒是有几个读者能与作者一样,感到诚实的思考实是人生一大乐事。“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一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已的真实天性行路。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一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已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陈嘉映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把说理与其他方式分开,是要说明说理是一种独特的劝求方式,不是与其他方式并列的一种。不过,说理之为独特的劝求方式,并不在于用它来劝求格外有效。学者以科学求真为业,容易高估事实和逻辑的力量,我们却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愿望和主张——这里仍然把利诱、威胁排除在外—好言相劝、恳求、宣传、煽动通常效果更佳。维特根斯坦曾注意到,虽然人们在劝求时有可能提供理由,“但这些理由能达到多远?理由穷尽处,是劝请(ueberreden)。(想想传教士让土著人改信宗教时的情况。)”你信念执著激情洋溢,或表现为如此,人们就容易被你打动,即使人们后来发现你的主张与事实、逻辑相悖,只要他们相信你本意真诚,也不大与你计较。科学求真在群众那里没有很大市场。我们不必太多为事实和逻辑抱屈——人们本来不是要为正确生活,而是要生活得热热闹闹忽忽悠悠,而且,细节之真本来与正确判断关系不大,例如,我记住一大堆数据,照样会错判经济形势,经济学家各个都记得比我们多十倍,判断大形势时常截然相反。生活中到处是紊流,分明的事实和清明的逻辑不一定能带我们多远。不管怎么说,求真态度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准确性,在日常生活中是相当边缘的德性,它们的重要性是在哲学-科学的发展中集中体现出来的。 至于伦理学这种系统论理的劝求作用,则更加可疑。生活中的争执多半与利益相关,调解利益之争主要靠谈判,谈判虽也要引征道理,但跟系统论理关系不大。即使所涉并非利益而是德性,也不可高估伦理学的劝求作用。我们更多依据品质出自直觉行事,无须很多反思和审思,何况,为事者需要坚定和敏捷,这些德性会因系统论理受到损伤。波斯纳列举了罗尔斯等一串“学院道德家”,认为他们的理论几乎不可能说服任何原本持有不同观念的人,不能改变任何人的道德直觉,而且,它们“并没有为道德判断提供很合用的基础,也不能使我们在私人角色上还是在公共角色上道德更高尚”。由...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在我看来,我们一开始就不能只从或主要从说服、达到共识之类的“效果”来看待说理。在伦理领域,何曾有哪套道理让所有人都信服,最后达到了共识?问题还不在于达到共识是对说理的功效要求过高,而在于,在伦理领域中,达到共识并不总是可欲的目标,如威廉斯所云,看法上理解上价值上的“分歧(不同意)并非(总是)必须克服的”。 与这一点相关但未尽相同的还有一个重要之点较少为人觉察。这种要求把说理完全视作说服他人的努力,从而把说理与某种傲慢连在一起。晓之以理蕴含“我比你高明”的意思:我有道理而你没道理,或,我比你更有道理。这种优越感,“至少是临时的优越感”(威廉斯语)贯穿于古往今来关于说理和理性的全部理解,不可不察。今人固然不敢自视为孔子那样的万世先师,更不敢自视为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但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首先从科学论证来理解说理,这种进取性的、居高临下的说理观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然而,居高临下宣扬任何一种道德主张都适足,让人心生警惕。更别说那班成功者的喋喋不休了——他的成功已经够为他做宣传了,他还要振振有辞地教训我们。 考诸实际,说理远远不都是进取性的。我们只要想一想人们为自己做辩护的情形就够了——自我辩护者不是要宣讲某种道理,而是要表明他并不是没道理。他希望别人理解他。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时代的基本调性是verhaltenheit,谦抑。我们的确需要以更谦抑的态度来看待说理。我们与其从进取性的说服着眼来看待说理,不如首先把说理视作不同的经验之间求取理解的努力。而其他的劝求方式,好言相劝、恳求、宣传,却并非这种努力,煽动、欺骗、利诱、威胁当然更非此类。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从前,除了读书做官,少年人青年人差不多都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学习成长,甚至学道理,也是从习礼开始。今天,从小学到大学,主要在课堂上授课学习,在数学这样的科目上,多少行得通,但用滔溶不绝的说理来进行素质教育,只是自欺欺人。 有时我们先要去做,然后慢慢体悟其中的道理,有时则先知道一个道理然后去施行之。体操、游泳,这些是身体的活动,在这类例子里,先行后知十分突出。但说到伦理规范,说到人生理想,似乎要先知道道理,然后才能施行之,朱熹所谓“义理不明,如何履践?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然而,道德本来不是脱离开一般实践的一个独特体系,我们学习一般伦理规范,大致也是这样。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通过弹琴学会弹琴,通过行正义之事学会正义。在德性领域,就像在其他实践领域一样,典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典范主要是通过默会方式起作用的,说理在培养德性方面作用有限。德性上的学习,主要不靠在书房读书或在礼堂听课,而主要在向身周的典范学习,“就有道而正焉”,如人行路,这一路都是怎样,一开始并不那么清楚,而是先跟着别人走起来。 那么,我们是盲目的?并非若无理论,行动就是盲的。行动是否盲目,主要不在作为典范的行动者能否说出一套道理,而在于他的做法是否合理。所谓规范,是那些有道理的指令。教给孩子的是这一件事的做法,而孩子学到的是规范,即,学到了包含在这种做法中的道理。是否明言道理是第二位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你教给孩子的做法有道理没道理。实践活动没有一套完全依靠取效来制定的客观标准,优秀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杰出实践者形成的。霍鲁日关于静修实践的论述,他在那段话后接着说:在静修实践中,“我获得了一种经验,如何知道这个经验是否正确呢?当然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去问问已经拥有丰富经验的人”。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如果我们也说到哲学探究的普遍性,那不会是说哲学提供凌驾于人生道理、物理学真理、心理学真理之上的普适命题。物极必反之类,作为最普遍的命题,不过是些空言;反过来,当它们在适当的场合确实有所说,它们就与其他言说平起平坐而不是更高层次上的言说。哲学思想的确具有普遍性,但这并非由于思想一味上升一直升到最普遍的“共有形式”,而这些“共有形式”因其高于所有特殊语言而无法命名。哲学的努力本在于:把陌生领域的真理它们来自遥远的时代、边缘文化、物理学或者心理学——翻译成我们的母语,从而我们能够感知这些真理的意义。哲学是转送、翻译、会通:“除非这后一种意义上的翻译(这种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把一种语义内容转送到另一种赋义形式中’——笔者按)是可能的,否则就没有哲学。从而,哲学的主题就是这种普通意义上的可翻译性,亦即,把一种意义或一种真理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而同时没有造成重大伤害。” 哲学始终是一种翻译,它活动在两种语言之间,活动在“无名”地带。若说抽象普遍性是静态的,那么翻译-会通的普遍性则是在变化中生成的——“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成功的翻译一解释会通营建起思想的“共有形式”。思想厌避相同,思想繁荣在相通之中。但当然,没有任何东西保证我们总是能够成功地翻译。有些时候,翻译,贯通两种语言的努力,终归于失效和失败。“哲学的源头是翻译或可翻译性主题,于是,这种意义上的翻译失效之处,不啻说哲学发现自己已被击败。” 翻译是有归宿的一我们用法来翻译law,意在把law这个词连通于我们母语中法这个词及其他相关词。无论翻译英语、日语还是斯瓦希里语,我们都是从汉语出发来透视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是用汉语来理解。Law的意思是法,这么说,汉语已经是理解的归宿。翻译牵涉两种语言,但这两种语言不是平行的,两种语言中总已经有一种“试图使自己而不是另一种成为理解的媒介”。...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解放是连同意义的不确定性一起到来的,职业化是连同祛魅一起到来的,喜也罢,叹也罢,往者不追来者不拒是我们不得不采纳的态度。钟爱传统不一定意味着要努力回到过去,实际上,我们无法回到过去——除却其他种种,至少要考虑到现代化转型的每一步自有它的道理在。钟爱传统甚至也主要不在于努力搜求与总结传统的美点,构建关于传统的美好叙事。当人们把主要精力用于反思传统的美点以图弘扬,所显示的差 不多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死去的传统。一个充满活力的传统不在于从它那里可以搜求多少美点,而在于它不断赋予承传者以力量,使他们能够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来应对现实问题。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我们并不只是把规范当作碎片式的一条又一条规范指令接受下来,规范的习得始终包含着领会,对之所以有这样规范的道理有所领会一一为什么不要骂人,为什么不得酒驾。无论什么道理,就得联系到我们的本性上才能领会。通过这类领会,各种规范在个人层面上互相联系,形成整体。如果仍要使用内化这个说法,那么,我们至少应该看到,内化过程同时也就是整合过程。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伦理学不是修身书不是“专为下愚立法”,把一套自认为正确的规范罗列出来要人遵循。而是始终致力于贯通实然与应然,在我们的既有理解之中挖掘更深层次的理解。知行应当合一,按道理你应当知行合一,这个道理不只是一个高悬在那里的理想,而是联系于我们已经知道的道理。 诚如贺麟所言,知行合一的提出与探讨,体现了哲学思考的一般旨趣。这既不是要下达“汝应如此”“汝应如彼”之类的狭义的武断的道德律令,也并非意在确立行为学的某种规律或机制,它们意在打断我们的流俗思路,启发我们更深入一层去思考知行关系。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说到实践之知,则惟当一个道理深深契入行动者的身心,才算真知。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人生的道理,我们听说了,也知道了,但可能没有什么体会-一这一点人们常常说到。生离死别这话,小学生当作一个新成语学来,朗朗念得起劲,直到他长大,恋人离他而去,。直到他的父亲离世,他才深有感悟深有体会地知道。先前的知和后来的知,不在一个知是对的一个知是错的,而在知的深度不同。我背下交规,知道酒后驾车不对,但我还是酒后驾车。我酒后驾车被警察拦住大罚一次,我知道得就深了一层,我酒后驾车碰伤了一个孩子,我一个亲近朋友酒后驾车轧死了人,我这才“真正知道”酒后驾车不好了,从此再不酒后驾车。知道为恶仍为之,那说明我们只停留在“见闻之知”上,而没有切身体会。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社会科学努力把研究对象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本身客体化,而在人文学科这里,价值/意义不是作为客体得到研究,而是与我和我们的价值和意义连在一起得到领会、评价、评判。第一章已经表明,“哲学问题”一般地跟我们自己有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问题,即,以跟我们自己有关的方式得到思考。我们可以根据某些标准确定什么是良好的导体什么是良好的绝缘体,这些标准跟我自己该怎样生活没什么关系。而伦理学问题,突出的如何为良好生活这样的问题,不仅是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出发才产生出来,而且始终与我们自己的生活相联系:我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身边的人谁过着良好生活?哪种生活不那么良好?我和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不妨说,只对那些自己在问这个问题的人,何为良好生活才是个问题。宽泛说来,哲学探究何为实在、何为知识、何为历史,都不是在探究纯粹客体的属性与结构,而是在探究跟我们自己相连的道理。简单说,伦理学之知是有我之知。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道理来自现实,现实包含“应当”。事情按常理发生,事情“自然而然”发生,意味着事情不仅如此,而且应当如此一-所是是其应是,what is asit should be。水往低处流,这是事实,也是应然。自然状态是实然与应然的和合处,甚至要说,自然而然的存在,理所当然的存在,是实然与应然未分之处。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老师对学生最好的教育是自己去做,去把事情做漂亮,最好的学习是演练。老师观察学生的演练,加以点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因为学生的缺点和疑点各个不同。有时候,我们给孩子理由,但理由是瞎编的,吃蔬菜长大个,骗人长长鼻子,很多事情的道理即使说出来,孩子太小听不懂。孩子依家长和老师的要求去做,通常不是因为他明白这样做的道理,他可能害怕不这样做会受到斥责和惩罚,他可能为了让家长高兴。实践活动不是从“懂道理”开始的。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前文再三申论,通常,我们不是从道理和理论,而是从模仿别人开始自己的实践的。刚开始写诗,你不懂诗学,你模仿李白或者济慈,刚开始画画,你不懂画论,你模仿八大山人或梵高。我们不是从慷慨这个慨念学到慷既,而是从慷慨大派的人那里我们学习民主政治,主要不是靠研究民主理论,而是去了解英国政治家、美国政治家怎祥处理政治事务,那里的普通人怎样处理身周的公共事务。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亚里士多德做出了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这一极为根本的区分,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这一区分远不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重要。在那个时代,即使物理学类型的研究,其客体化程度也还远不充分,例如希腊天学仍不曾完全脱开人事的含蕴,会把天球的圆形轨道与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自制求取圆满连在一起讨论。静观知识虽然是为真知而真知,但它仍然是觉感之知,与人类实践有着某种联系。而在今天,物理学类型的理论与伦理学一政治学类型的理论早已彻底分道扬镳。伦理学一政治学不同于物理学类型的理论,它们是基于实践明慧的论理和穷理。实践活动有它自己的知,伦理学一政治学明述这些知,勾连和发展实践活动中已经多多少少明白的各种道理,使之成为一个道理系统。物理学类型的理论以其研究对象的客体化为基础,所以,愈是发达的理论,离开我们对物事的直接经验愈远。我们不能以我们经验不到“宇宙汤”为据来批评大爆炸理论。在我看,鉴于伦理学与物理学的根本区别,我们最好把伦理领域中的系统论理称作学说而不称作理论。孔子或墨子各有一套伦理学说,但他们都不曾提供过伦理学理论。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上一节说到,任何一门“学”都在于追究事物的为什么,追究理由和道理,概念考察或辨名析理是这类追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追究的不是作为机制的为什么,而是日常理由背后的根本道理。系统地追索纷繁道理背后的更根本更普遍的道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活动,从前侧称作“穷理”。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前面说到,有时我们先要去做,然后慢慢体悟其中的道理,有时则先知道一个道理然后去施行之。体操、游泳,这些是身体的活动,在这类例子里,先行后知十分突出。但说到伦理规范,说到人生理想,似乎要先知道道理,然后才能施行之,朱熹所谓“义理不明,如何履践?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然而,道德本来不是脱离开一般实践的一个独特体系,我们学习一般伦理规范,大致也是这样。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通过弹琴学会弹琴,通过行正义之事学会正义。在德性领域,就像在其他实践领域一样,典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典范主要是通过默会方式起作用的,说理在培养德性方面作用有限。德性上的学习,主要不靠在书房读书或在礼堂听课,而主要在向身周的典范学习,“就有道而正焉”,如人行路,这一路都是怎样,一开始并不那么清楚,而是先跟着别人走起来。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为什么意杀死一条狗比踩死一只蚂蚁更难让人接受,自愿堕胎权利的支持者有时沿这条思路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一胎儿并不感到痛苦。但尽管这条道理有一定的解释力,却会招来一些显而易见的质疑:你怎么知道蚂蚁不感到痛苦?你怎么知道胎儿不感到痛苦?放过这些不论,我们要问,杀人和踩死蚂蚁的区别主要来自蚂蚁不感到痛苦吗?一刀砍死一个睡梦中人,他没感到痛苦,跟其他杀人案例没多大差别。也许,杀人和杀死青蛙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感到痛苦,而在于前一例中你消灭的是未来可能富有意义的生活。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杀死一个孩子或一个大家爱戴的人更遭人痛恨。但这一点也并非那样一清二楚:我们凭什么从生存具有多大意义来看待杀生问题呢?又该由谁来确定哪种生存更富意义呢?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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