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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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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朵花梦想着雅丽丝夫人/会嗅到它们花蛊的幽芳。马拉美似乎证实了一个道理,一个男人一旦精通了色彩,那么无论是写作还是调情,都将会所向披靡。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我想在这里简要谈一谈文学传统和文学先锋性的问题有人将这两者对立起来讨论,这是错误的,传统不是固定的,是开放的;不是已经完成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当传统开始自我革新的时候,就是先锋性出现的时候,所以先锋性只是传统自我革新时的一系列困难活动。由于先锋性常以捣乱的面目出现,在当时很容易被认为是传统的敌人,其实它就是传统自己的行为,是传统自我不满时必然出现的革新行为。同样的道理,非经验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就是说非经验的起飞,是因为有经验这个跑道,而且跑道越长,起飞越可靠。有句老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叶兆言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你要先读过十年书,才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没读十年书的话,听君百席话也没用。这个读了十年的书就是经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顿悟就是非经验的突然闪现。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活着》告诉我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马上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是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文学杂志上,不管这个文学杂志有多么优秀,五十年、一百年以后那上面发表的作品能够流传下去的,我想寥寥无几,更不用说那些并不优秀的文学杂志了。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继续说《活着》。这部小说发表好几年以后,我有时会想,当时怎么就把第三人称换成第一人称了?可能就是一条路走不通了,换另一条路。我曾经觉得这只是写作技巧的调整,后来意识到其实也是人生态度的调整。像福贵这样的一生,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除了苦难就没有别的了,但是让福贵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苦难的生活里充满了欢乐,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曾经是那么的美好,虽然一个个先他而去。《活着》告诉我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莫莉和颜悦色地劝我留在她的身边……“您知道,费迪南,这儿的生活和欧洲一样好!咱们在一起不会苦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她说得有道理。“咱们可以把钱存起来……买一家商行……跟大家一样过日子……”她说这些是为了消除我的顾虑。这些计划,我认为她说得有理。我见她为了留住我费了这么多的唇舌,甚至感到不好意思。我当然很喜欢她,但我更喜欢自己的恶习,即想要逃离各个地方,去寻找我也不知是什么的东西,这样做也许是出于一种愚蠢的傲慢,出于对一种优越感的坚信不疑。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是的,你说得有道理,”我用和解的口吻说道:“但咱们都坐在一条巨大的战船上,用力划着桨,你决不能否认这点!……我们如坐针毡,还得划桨!可得到的是什么?什么也没有!只有挨棍子,受折磨,听大话,还有恶语中伤。他们叫我们干活!这种活比什么都要难受。我们在底舱里累得气喘吁吁,浑身发臭,睾丸湿透,受够了罪,而上面[6]的甲板却十分凉快,主子们呆在那里取乐,把脸色红润、香气扑鼻的美人抱在膝盖上。有人让我们登上甲板。这时,主子们就戴上大礼帽,对我们吼道:‘一群混蛋,这是战争!’他们说,‘祖国二号上的那些脏鬼们,让他们立刻上船,把他们的脑袋崩了!干吧!干吧!船上应有尽有!大家齐声喊吧!先叫喊一声,要喊得震天动地:祖国一号万岁!让你们的声音传到远方!谁叫得最响,仁慈的耶稣就会赐给奖章和糖衣果仁!他妈的!还有,那些不想死在海上的人们,可以到陆地上去死,在那儿死起来比海上快得多!’”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逝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
——余华《黄昏里的男孩》
自序 这是我从1986年到1998年的写作旅程,十多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沉的白昼过去之后,岁月留下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滴地出现,而且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逝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满。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
——余华《黄昏里的男孩》
阳光从没有一丝裂隙一点小洞的窗玻璃外面窜了进来,几乎窜到我扔在椅子里的裤子上,那时我赤膊躺在被窝里,右手正在挖右眼角上的眼垢,这是我睡觉时生出来的。现在我觉得让它继续搁在那里是不合适的,但是去粗暴地对待它也没有道理。因此我挖得很文雅。
——余华《世事如烟》
十多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岁月留下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地出现,而且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失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现实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
——余华《世事如烟》
回忆在岁月消失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
——余华《世事如烟》
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逝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
——余华《鲜血梅花》
我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我们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环境的作品里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文学就是这样地美妙,某一个段落、某一个意象、某一个比喻和某一段对话等,都会激活阅读者被记忆封锁的某一段往事,然后将它永久保存到记忆的“文档”和“图片”里。同样的道理,阅读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激活某个时期的某个经历,也会激活更多时期的更多经历。而且,一个阅读还可以激活更多的阅读,唤醒过去阅读里的种种体验,这时候阅读就会诞生另外一个世界,出现另外一条人生道路。这就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想象力的长度。 想象力的长度可以抹去所有的边界:阅读和阅读之间的边界,阅读和生活之间的边界,生活和生活之间的边界,生活和记忆之间的边界,记忆和记忆之间的边界……生与死的边界。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想在这里简要谈一谈文学传统和文学先锋性的问题,有人将这两者对立起来讨论,这是错误的,传统不是固定的,是开放的;不是已经完成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当传统开始自我革新的时候,就是先锋性出现的时候,所以先锋性只是传统自我革新时的一系列困难活动。由于先锋性常以捣乱的面目出现,在当时很容易被认为是传统的敌人,其实它就是传统自己的行为,是传统自我不满时必然出现的革新行为。同样的道理,非经验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就是说非经验的起飞,是因为有经验这个跑道,而且跑道越长,起飞越可靠。有句老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叶兆言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你要先读过十年书,才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没读十年书的话,听君百席话也没用。这个读了十年的书就是经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顿悟就是非经验的突然闪现。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在我的记忆里,我大概看过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不知道故事怎么结束让我很痛苦,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结尾是什么,我就像国际歌里面唱的那样“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只靠我们自己”,开始自己给那些小说编结尾。我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就开始编结尾,一个一个编完之后,觉得不好就重新编,基本上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现在回忆起来,当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训练自己的想象力了,这对我以后成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生活不会辜负我们,只有我们会辜负生活,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财富。毛泽东说“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会变成好事”,对我来说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是我最初的阅读故事。……我的经历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做一个作家只要认识一些字,会写一些字就足够了,有文化的人能成为作家,没文化的人也能成为作家。作家是什么?用吉卜赛人的话来说,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再向别人要钱的那种人。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经常生气发怒的人,他因此赞美发怒,认为发怒可以作为勇气和勇敢的武器。蒙田举例另外一些人反驳了亚里士多德的话,这些人指出生气发怒有可控与不可控两种情形。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勇气和勇敢的武器”显然是在可控范围内,反驳者(我想也是经常生气发怒的人)认为生气发怒有时会越过可控的边界,因为:“我们摆弄其他武器,而这个武器(生气发怒)摆弄我们,我们的手不指挥它,而是它指挥我们的手,它把我们握在手中,而不是我们把它握在手中。”这话也有道理,一分为二地说,生气发怒是一种情绪,情绪爆发时确实是“它指挥我们的手”,爆发之后就是“我们把它握在手中”了。我说:“我经常生气,经常发怒,只有这样,才能把糟糕的阴暗的情绪发泄出去,才能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台下掌声雷动,看这情形,我说出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台下六百多个意大利听众,还有三十来个中国留学生,可能和我差不多,也是经常生气发怒。
——余华《山谷微风》
其实唐早晨不是混蛋,他为人厚道,对朋友热情友好,他只是女人太多,所以我的妻子就说他是一个混蛋。在过去的日子里,他经常带着女人来到我家,这倒没什么,问题是他每次带来的女人都不一样,这就使我的妻子开始忐忑不安,她深信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这样的道理,她觉得我和他这么交往下去实在太危险了,准确地说是她觉得自己太危险了。她忘记了我是一个正派和本分的人,她开始经常地警告我,而且她的警告里充满了恫吓,她告诉我:如果我像唐早晨那样,那么我的今后就会灾难深重。
——余华《女人的胜利》
讣告不再是单纯地发布死讯,似乎成为邀请——你们到我这里来吧。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谭博十七岁的身躯里青春激荡,他有时会突然拦住兰花,眉飞色舞地向她宣讲一些进步的道理。那时候兰花总是低头不语,毕竟已不是两小无猜的时候。或者兰花开始重视起谭博的少爷地位。然而沉浸在平等互爱精神里的谭博,很难意识到这种距离正在悄悄成立。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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