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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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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话语有时候直接等于做事,比如说,牧师宣布你们两个现在结为夫妻,这话不是在描述任何事实,倒不如说它创造了一个事实
——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不能感知它了,理知能走多远?我们是不是一直需要感知来辅助?
——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那就先看看字面:感知,通过感觉知道;理知,通过道理知道。
——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我说,鲁迅的文章自然是好的,但立意常有卖弄偏颇之处,有时也带累了文格。例如去看人家的婴儿,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算什么聪明呢?是境是情,知有可言知有不可言,是为知。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我们今人可能会觉得荷马笔下的英雄过于炫耀,过于在乎他人的赞扬。今人容易对炫耀起反感,自有今人的道理。不过,炫耀说的是把不怎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拿出来夸耀,英雄拿来夸耀的,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是他出生入死换来的东西。 真实东西拿出来,我们不说炫耀,我们叫它“展现”。荷马笔下的英雄,一直到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展现”是他们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希腊人当然也有他们的功利要讲求,但常常,他们只是要展现他们的才智、能力、活力。
——陈嘉映《希腊别传》
英雄为荣耀而生,为荣耀而死,如希腊学学者韦尔纳·耶格尔所称,英雄对荣耀"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望﹣﹣渴望被人赞美、称颂。这种渴望本身就是英雄的一种卓越之处"。我们今人可能会觉得荷马笔下的英雄过于炫耀,过于在乎他人的赞扬。今人容易对炫耀起反感,自有今人的道理。不过,炫耀说的是把不怎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拿出来夸耀,英雄拿来夸耀的,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是他出生人死换来的东西。而且,英雄要听到的是同侪的赞扬,芸芸众生的赞扬并不带来荣耀;唯英雄识英雄,同侪的赞扬不只是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赞扬者的认可。真实东西拿出来,我们不说炫耀,我们叫它"展现"。荷马笔下的英雄,一直到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展现"是他们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希腊人当然也有他们的功利要讲求,但常常,他们只是要展现他们的才智、能力、活力。今人倾向于区分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这样两分之后,更加推崇内在品质而不是外表。对这种区分荷马英雄肯定十分陌生,他们会很难理解深藏在纯粹内心之中的卓越。荷马笔下的英雄首先是个堂堂男子,体格强健、外貌威武、举止轩昂。卓越展现自身,而不是藏于内心。存在本身就要求展现﹣﹣奥德修斯有言:没被看
——陈嘉映《希腊别传》
与小说、电影不同,戏剧主要是由话语构成的。无论后世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有没有道理,无论图像时代多么色彩斑斓,希腊心灵最重视的,的确是话语。有人说,戏剧是展现行动的,这也对,但在戏剧里尤其在希腊舞台上——行动是用话语说出的,动作很少。演员通常并不模仿现实生活里的动作,杀戮一类引发感官刺激的场景更是绝无仅有。心理活动则完全由对白展现——演员戴着面具出场,并不展现表情。希腊戏剧是现实主义的,但它们并不模仿现实。
——陈嘉映《希腊别传》
“不来亦不出(去)”不是说静止不动,而是说运动本不具备来去的本质属性。... ... 运动或静止需要参照系来判断,这是物理学的基本道理。但一旦来和去要依据参照系来确定,就说明其自身不具备自洽、自足的本质,而是要以其他条件来定义。
——成庆《人生解忧》
五停心观 作为人类,我们很容易陷入对身体和男女的贪欲执着中,不能自拔,所以佛陀就教导这一类的修行者可以修不净观,也就是用思维观想自己或他人其实是不净的。比如《长阿含经》中有这样的记载:“谓有沙门、婆罗门种种方便,人定意三昧,随三昧心,观头至足,观足至头,皮肤内外,但有不净发、毛、爪甲,肝、肺、肠、胃、脾、肾五脏,汗、肪、髓脑、屎、尿、涕、泪,臭处不净,无一可贪。”这就是佛陀教导弟子观察身体的各个部位和器官都是肮脏不净的,因此没有什么值得贪恋的。还有一类人生性容易产生嗔心。但也分不同类型,比如有的人对任何事都容易显现出嗔心,有的人则在某些具体场景之下才容易生出嗔心。相比之下,前者的嗔心深厚,更难消除。另外,我们对过去的事产生的嗔心一般相对轻,而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则往往愤愤不平。无论是哪种情况,对于这样的烦恼,可以修慈悲观。就像很多人平素少有同情心,但在某些特殊的场景下会突然生出一种对他人或动物的怜悯之心。还有一类容易心神散乱的人,在生活中思前想后、难以专注,坐地铁要刷剧、聊天、玩游戏:吃饭要忙于拍照、发朋友圈和回复各种评论;在课堂上,只要老师讲的内容稍微桔燥一点,便开始胡思乱想,或是打开手机看看有什么其他有
——成庆《人生解忧》
最后就是“不正见”。相对于比较细微的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属于比较粗浅的错误认知,可以通过了解道理得到缓解或澄清。其中包括五种不正确的看法,分别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与戒禁取见。 粗略地说,“身见”就是将我们这个由“五蕴”组成的生命看作一个实有的“我”,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也就是俗话说的“我执”。“边见”是指执着“断、常”的二元论观点,后面还会涉及,这里不详细展开。“邪见”指的是不认为有因果业报的规律,不相信有解脱觉悟的事实等。而“见取见”指的是执着地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最正确的,并因此与其他人进行各种争执。“戒禁取见”针对的是那些认为持守某些极端苦行戒的人,他们认为如此就能解脱,事实上却因为缺少合乎真理的认知,反而不能解脱离苦。
——成庆《人生解忧》
“四圣谛”,其实就是佛陀所觉悟的四个至高无上的道理。“苦”是指世间一切皆苦;“集”是指造成苦的原因;“灭”是指灭苦的结果;“道”则是灭苦的方法。前面提到,悉达多出家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到世间所弥漫的种种苦,也就是一种强烈的、不自由的感受。所以,如何面对“苦”,其实是理解佛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理解为何我们需要修行的重要基础。但佛家谈“苦”,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通过观察“苦”的生命体验,去寻找“离苦”的内在逻辑与方法。
——成庆《人生解忧》
所以佛经中说,如果你能看到一切都是因缘起所生的道理,才算是真正见到佛,真正见到苦、集、灭、道。
——成庆《人生解忧》
比如当谈到“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时,他往往先安立一个实有的概念,然后再用佛法的道理否定和矫正前面的说法显然,他没有在当下体悟到“心”本身只是一个无实体的符号,所以当那位婆子问“你点的是哪颗心”时,德山已然明白,自己早就掉入了和佛法相悖的思维陷阱中,才会哑然失言。
——成庆《人生解忧》
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犯了许多错误,但即使他不犯错误也绝对没有可以幸取胜的道理。从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胜负都可以在开战之前决出。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越趋近于文明社会,则优胜劣败的道理越确定。谁拥有实力,谁就拥有胜利,一点儿改变的办法也没有。无论是政治、学术,还是商务,都是这个样子,军事战争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日本近三十年以来,苦心经营自己的军队,君臣上下心,凭借着这样的信念,练成了服从指择、不怕牲的精锐部队跟我们孤注一掷地拼命,要是没有自信,哪敢这样做呢?等到失败才知道失败的原因是愚蠢的人,等到失败还不知道为什么失败的是死人。然而却只怪罪李鸿章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呢? 西方报纸有评论家称:日本并不是和中国作战,实际上是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这话虽然稍微过分了一些,但也和实际情况接近。
——梁启超《李鸿章传》
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认为天下不存在徒靠别人就能生存的道理,西方的外交家同是殷勤地与别国联盟,但都有自己的自立之道,做到制衡他人而不受制于人。而中国外交动称联合某某国家,且不论人家是否认同,即便联合了,无异于为人奴隶任人鱼肉。李并非不知情,但又拿不出别的办法。
——梁启超《李鸿章传》
天下只有平庸之人既不会挨骂,也不会得到赞誉。如果全天下都在骂一个人,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都在赞誉一个人,那么他则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豪杰。
——梁启超《李鸿章传》
可是我还想在写作上再进一步,我知道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表象。当然,我没有能力分析这个社会的本质,这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我相信一个道理:只要我在某个方面足够深入,万事万物的共性都会从中呈现,因此重要的是深入。而这次我决定深入的对象是自己。毕竟我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必然部分地是某个时代和社会、某些文化和观念的产物。当我追究我怎么变成了今天的我,以及为什么会有那些经历时,追究的过程必然会发掘出远比我锚定的目标更丰富的内容。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我认识到写作本身比作品重要,亦即行动比结果重要。当然换一个角度看,只要持续地行动,必然会产生某些影响。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别人对我表达一点善意和热情,我如果反应过于热烈,难免冒上自作多情的风险;但若稍有怠慢,又恐被人指责为高傲。被人公开地否定或冷落无疑能使自己心安——事实上哪怕别人没有公开表态,我都已经预先做好了这种假设。如果察觉到苗头不对,我可以决绝地远离身边的人,将交情一刀两断。孑然一身倒不是我刻意而为,只是对舒适区的趋往而已——我这辈子过得最平和满足的日子,就是不与任何人交往的那些日子。与人相处从来就是一场难堪的灾难,千万不可有求于人,也不要讨好别人。宁可被人认为尖酸傲慢,也不要显得谄媚。因为前者最起码忠于自我主张,而后者可疑地显得屈从于世俗利害。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只讲道理不讲交情,并且远离一切在背后对他人闲言碎语的场合,这都有利于过得心安。我不热爱生活,也不喜欢社会,并且我反感一切关于热爱生活的说教。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身上的担子轻了。原本我们以为她的病情更严重,毕竟癌症在一般人心目中是绝症,没想到父亲反倒先她而去。或许生命本身就是一场绝症,人生下来就注定要死,哪怕无病无痛也只是活个几十年,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倒计时中。尽管自知时日不多,但母亲的心态很好,她坦然地看待即将到来的死亡,没有长吁短叹,更没有歇斯底里。她之所以没被绝望压垮,是因为她把自己看得很卑微和不重要。无论这是源于被洗脑也好,理想主义也好,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好,总之她相信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而是为了某种崇高和共同的目标,因此死对她来说并不可怕,甚至也不可惜。她一辈子都在压抑自己:不敢流露个人的喜恶,认为那是一种偏颇;不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认为那不全面和客观,不敢面对自己的欲望,哪怕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欲望,都可能是一种带有道德风险的私心她总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且恰好逻辑意识较强,总能把道理说通,于是起码在当年,一般人确实难以挑出她的瑕疵。但在今天的大多数人看来,她只是傻和脱离现实而已。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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