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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美德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人难免会被改变。我们有天生的适应力,如果环境不那么美好,我们也会随之变得不那么美好,以更好地适应不好的环境。人改造环境是几代的事,环境改造人却只需片刻。在同样环境下生活的人往往面目相似,然而我们经常意识不到,总觉得只有自己是正确的,甚至是正义的;而别人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我们一边彼此侵占和欺骗,一边互相埋怨和指责。人的可塑性实在可怕。耕牛比人勤劳,吃的是草,干重体力活儿,逆来顺受,任劳任怨,少欲寡求,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耕牛高尚,因为它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所以,求知是美德之始,无知者无美德可言。虽然我不喜欢萨特,但有次他这样赞美纪德:只有知道物品价格的给予才是慷慨,只有清楚行动风险的冒险才是勇敢。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别人对我表达一点善意和热情,我如果反应过于热烈,难免冒上自作多情的风险;但若稍有怠慢,又恐被人指责为高傲。被人公开地否定或冷落无疑能使自己心安——事实上哪怕别人没有公开表态,我都已经预先做好了这种假设。如果察觉到苗头不对,我可以决绝地远离身边的人,将交情一刀两断。孑然一身倒不是我刻意而为,只是对舒适区的趋往而已——我这辈子过得最平和满足的日子,就是不与任何人交往的那些日子。与人相处从来就是一场难堪的灾难,千万不可有求于人,也不要讨好别人。宁可被人认为尖酸傲慢,也不要显得谄媚。因为前者最起码忠于自我主张,而后者可疑地显得屈从于世俗利害。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只讲道理不讲交情,并且远离一切在背后对他人闲言碎语的场合,这都有利于过得心安。我不热爱生活,也不喜欢社会,并且我反感一切关于热爱生活的说教。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对于小说,我不要求它带来经济回报,也不需要有很多读者。在写作小说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么一种感觉:我是在回应那些我喜欢且影响过我的作家,并通过写作融入他们的精神中,尽管他们大多已经去世,但我经常想象他们会怎么看待我和我的写作。起码在小说领域,因为起始阶段在黑蓝论坛上受到的影响,我进行的是一种“精英的文学写作”。“精英”这个词如今快沦为贬义了,所以我想解释一下:我说的“精英写作”,首先和写得好不好无关,而主要是指对待写作的态度和自我要求。比如说,“通俗的文学写作”会更多考虑外在的读者和市场,会尽量写得好看、引人入胜,或提供消遣娱乐功能,或满足某种工具目的;“精英的文学写作”侧首先建立在作者内在的、审美的文学观上,更多考虑个人表达和原创性,而不是题材和受众,更重视作品的形式而不是内容一一毕竟艺术本身就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在我看过的一部日本漫画里,主人公做了一件自己无法宽恕的事情,于是他不再去上学——他是个已被父母抛弃的高中生——每天拎着一只纸袋,里面放了一把尖刀,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他计划找到并杀死一个坏人,用来补偿他做的那件不能被自己宽恕的事,然后再自杀。 尽管他心里酝酿着如此可怕的计划,甚至已经不打算活下去了,但他的流浪并没有采用一些更极端的形式。比如说,他没有露宿街头,也没有衣衫褴楼,更没有向人乞讨。事实上他通过打工来维持生计,每天都换洗干净,起码在他的同事看来,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只不过不太喜欢说话,也不太表现出喜怒哀乐等情绪而已。当然,他的同事不知道他下了班之后,会带着一把尖刀四处游荡,假如知道这一点,他们或许就不会觉得他是个“正常”人了。 在他一厢情愿的设想中,他会在某天撞见一桩暴力犯罪事件,然后他就可以挺身而出,用尖刀把坏人捅死,或者反过来,他被反抗的坏人杀死,这两种情况都合乎他的心意。有一次他几乎要如愿以偿了,他留意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中年男人,这个中年男人确实有问题,但他偷偷摸摸实施的罪行并非针对他人的侵害,而是只想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主人公把中年男人痛骂了一顿,这不仅是因为计划落空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曾以为对于写作来说,感情冷淡是一种缺陷,但它其实只是一种特质。我真正的问题在于缺少耐心。我需要通过大量的写作建立自己的语感。一个写作者的生命感受往往直接体现在其语感里,它是人和技艺的结合统一;就像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是可以辨识的,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我反思得太多,实践却太少。当年我热衷于上网和人交流写作,可是对于交流所得我又无力消化。写作需要阅读,当然也需要交流,不过我不是个善于交流的人,当我和人面对面交谈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保持气氛的融洽、规避冷场等方面。我喜欢唯唯诺诺、一团和气,不喜欢争论和追问。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所以,求知是美德之始,无知者无美德可言。虽然我不喜欢萨特,但有次他这样赞美纪德:只有知道物品价格的给予才是慷慨,只有清楚行动风险的冒险才是勇敢。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不过这对我来说并不成为一个打击,我身上好像从来没有可被称为志向的东西。我确实曾想过做成一些事情,但那些想法既不强烈也不持久,显然无法称之为志向。如果说我真的不适合画漫画,那我就不画好了。我没有那种坚持已见,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去证明别人对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动力。相反我倒经常理性地察觉到,我并不总比别人看得更准,尤其是在看待自己时。当然,我也可以画了但不拿给别人看,那样我就不必在乎自己画得好不好这个问题了。可是不给别人看,我就没有画漫画的动力,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画画,甚至也不能说是喜欢写作,起码不像我的有些朋友那么喜欢。我之所以去尝试除了面对面交流以外的一切表达形式,只是为了表达有些我在面对面交流时无法表达的内容。因此我的创作必须有读者,我也愿意取悦读者,我甚至愿意取悦任何人,或许只对那些特别坏或对我特别不友善的人例外。这才是我的本性。我的朋友对我说我更适合写作的那一刻,或许不是一个对我后来写作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时刻。因为我在听到那句话之后,又足足过了五年才真正动笔。而在这之前我早已放弃了画漫画。当然我不否认,我确实是一个迟钝的人,经常在事情发生时听不懂别人想表达什么,而到了事后才省悟其中的含义——可那也不至于要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我不想和搭档闹翻,不想难看地和他争执、讨价还价。但我也不喜欢和占我便宜的人共事。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别人晚、挣钱比别人少,我就会烦躁和不满,然后变得不太在乎这份工作了。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其实在当时我就已经察觉到,工作中的处境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令我变得更急躁、易怒,更没有责任心,总之做不到原本我对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这些改变有时会让我觉得痛快,我痛快的时候就不太能感觉到烦躁和不满。比如有次我骂了一个不认识的妇女——我很少骂人,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发现在这地方干活儿的人,大多不喜欢交谈,完全不热情主动,就像沉默的老农民——虽然他们并没那么老——对陌生人报以冷淡和警惕的态度。恰好我也不喜欢攀交情,大家闭上嘴巴干活儿很好,在这种人际环境里我感觉很舒适。可是当我有事情向他们请教时,他们会先腼腆地笑笑,然后讪讪地回答——其实他们并不高傲,只是大多孤僻而已。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喜欢缩在宜家的沙发里睡觉,最早这是没人管的,后来资本家脱下伪善的面具,转门派保安来叫醒我们——因为装睡的人叫不醒,最后被叫醒的总是我这种真睡着的人。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发现在这地方干活儿的人,大多不喜欢交谈,完全不热情主动,就像沉默的老农民——虽然他们并没那么老——对陌生人报以冷淡和警惕的态度。恰好我也不喜欢攀交情,大家闭上嘴巴干活儿很好,在这种人际环境里我感觉很舒适。可是当我有事情向他们请教时,他们会先腼腆地笑笑,然后讪讪地回答——其实他们并不高傲,只是大多孤僻而已。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明白他在介意什么,他怕我干几天就跑掉,这样的人估计不少,大概已令他非常头痛。从聊天当中,他知道我没有孩子,父母有医保和退休金,不必靠我赡养,故此我身上的担子很轻。这些信息引起了他的警惕。当时我完全没料到,他会对这些内容那么敏感和在意。显然他在担心,假如我在工作中遇到不愉快的情况,可能不会选择忍辱负重,而是会因一时冲动而辞职,因为我身上没有足够沉重的负担。除此以外,和其他应聘者相比,我说话可能过于文雅。虽然L经理也是个斯文人,但我后来察觉,他其实更喜欢性格“粗”点儿的快递员,因为“粗人”身上没有多余的自尊心。后来在工作中我亲身体会到,自尊心确实是一种妨碍。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他们在北京用所有的时间来挣钱,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或许这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答案。假如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 当我在打工的时候,我很少想到自由。可能因为我默认了不工作才是自由,而工作则相反,你必须按照要求,无论这要求是来自雇主、客户,或——当我经营个体生意时——对市场的观察和分析等,然后付出有效劳动,才能获得回报。当然也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比如有人恰好喜欢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因此感觉自己在工作中所做的就是自己想做的。或者反过来,有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却恰好能够满足雇主、客户或外部机制等的要求,并由此抵达了某种自由。但是这样的幸运听起来似乎可遇不可求。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因为刚刚长时间地从事完身体并不喜欢的劳动,心里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厌烦,渴望着做些身体喜欢的事情,以压制那种厌烦感,使身体得到补偿,恢复活力。我看到有些同事经常下班后去唱K,唱到下午快天黑时,匆匆地睡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我可不是那种疯狂的人,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所以我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比如说早餐吃好一点儿,或者去附近的村子逛逛超市,虽然那个超市很小,商品种类不多,但我发现逛超市对我有减压的效果,即使逛完后我只买一两种东西。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但是很快,我发现自己做不了销售。我在接待顾客的时候,只能被动地提供服务——顾客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要什么我就递什么,而不是主动地引导和游说。我好像缺少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我很容易放弃,害怕向人提出请求,害怕被拒绝。当我察觉对方的态度稍有抵触,我就无法再继续去说服人了。...我不喜欢和人发生摩擦,更不要说冲突了。我在同事里倒是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我,因为我不争不抢,温文有礼。我还可以同时和多个互相敌视的小团体保持友好关系。可能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奇怪而无害的人,一个无欲无求的旁观者,或是一个不知道跑来做什么的傻瓜。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和其他聘者相比,我说话可能过于文雅。虽然L经理也是个人,但我后来察觉,他其实更喜欢性格“粗”点儿的快遇员,因为“粗人”身上没有多余的自尊心。后来在工作中我亲身体会到,自尊心确实是一种妨碍。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曾有过很多雇主,也辞过很多工作,在上海的这段经历,一定程度上只是把我其他的工作经历重复了一遍而已。我不懂得改进自己,总是一次次陷入同样的境地。因为我身上的一些特质,我的绝大多数雇主都特别喜欢我,然后一步步地令我不堪重负,直到最后离开。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不管怎么样,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如果一个人还能说出来哪怕一个喜欢的词汇,世界就不应当放任她孤独。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如果一个人还能说出来哪怕一个喜欢的词汇,世界就不应当放任她孤独。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她好像从来没有抱怨过世界,也没有抱怨过家人,没有抱怨过自己,没有抱怨过规则。“加班好辛苦哦。”她会这样讲,但是没有抱怨过同事和老板。“猫猫把免洗洗手液全部喷在我脸上了。”她和我说,但是没有讲过猫猫好坏。她说她辛苦攒的废纸还没卖就被老奶奶解下来偷走了。“也不知道她那么瘦怎么拿得动。”她说。 她不关注女权,也不关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新闻;她不关注少数群体权益,也不关注世间正在发生的种种对抗和争论;她不关注奥运,也不关注基金涨跌。 她就是每一天,亲吻一下两只猫猫和一只狗狗,然后去上班,下班吃好吃的,然后看点儿喜欢的书。新认识了一个女孩,很漂亮。 我无法再讲她的人生是错还是对,也不会再去告诉她“我觉得你应该…”。我们都…不对,应该讲我也,我也学会了自治。“管他妈的,随他去吧。”我想。 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呢?我不知道。 结婚就一定好吗?独身就一定好吗? 关注世间百态就一定好吗?只关注自己就一定好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了解世界,世界也不了解我。我们能做的又有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亲吻猫猫,然后吃点儿好吃的,看看喜欢的书,健康地活着而已。 那三个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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