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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喜欢"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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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就变成了黑煤窑一般，我心里异常忐忑，害怕母亲回来看到了会多伤心。正当恍恍惚惚中，突然听到咝咝的琴声传来，我一愣，连忙跑到门口往下看。只见父亲端端正正坐在井合边，轻轻低头调整了一下体态，右手轻摆弓子，试了试音，接着开始了郑重的演奏，随着他两手的舞动，残破的声音在天井四壁里回旋。是那首《沉思》，父亲最喜欢的曲子。我浑身鸡皮疙瘩冒了出来，仿佛被电击了一样，魂魄都飞了起来，心中又悲又喜。我静静地端详着父亲，默默感受着从他手指间传递出来的心绪，听了很久。在这种时候，也许只有音乐才能给他莫大的抚慰吧。

——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把所有衣物晾好后，我喜欢爬到草坡顶，双臂紧贴身体往下翻滚。蓝天白云镶嵌着浓绿的山谷，在我眼中快速旋转，越来越模糊，碎成了凌乱的万花镜。母亲张开双臂在溪边守着，以防我滚进水里，或撞到石头上。我高声尖叫着，在母亲依稀的喝彩声中，晕头转向地撞进她怀里。她一边拍打我身上的杂草，一边夸赞我勇敢，两个人的笑声在峭壁之间荡漾。

——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我们没有走太远，却走了很长时间。去哪里已经不再重要，雨本身才是我们要去触碰的东西。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伞，喜欢上了雨点与我之间的缘分。

——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用田中大神的一句话就是:“我预支完了下半生的勤勉。” 如果把我称作《风起陇西》的亲生父母的话，那么它的祖父是克里斯提昂·贾克，祖母则是弗·福塞斯。外祖父是罗贯中与陈寿，外祖母是丹·布朗。克里斯提昂·贾克的《谋杀金字塔》三部曲是我灵感的最早起源。当年在大学宿舍里一口气看完他的小说后，仿佛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惊讶地没想到历史小说也可以这么写。贾克大爷以埃及的历史为脉络，在真实历史大势的缝隙之间填加进了无数貌似真实的细节，营造出一个富有现代气息的古代世界。和一般故意颠倒现代古代的恶搞不同，贾克老爷是以一种十分严谨的态度去写这部小说的，他没有生硬地将现代玩意强行塞到古代，而是不动声色地把细节融到文章的每一个角落，逐渐让读者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接受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并沉浸其中。我必须承认，也许是出于天生的恶趣味，我太喜欢这种古怪的东西了;这比考据详尽的历史小说更有魅力——起码对于我来说。在《风起陇西》中，我也在不停地试图追寻前辈的足迹，创造出一个不无现代感的三国时代，还不能露出斧凿之痕。很遗憾的是，我做到了前者，却没做到后者。比起《谋杀金字塔》的浑然天成，《风起陇西》刻意的痕迹太重了。《风起陇西》中的很多名称，比如靖安司、司闻曹、军正司，以及繁琐冗长的蜀汉行政程序，全部都是我毫无凭据的杜撰，这都是为了增加文章真实性而创造出来的古代机构。所以，严格来说，《风起陇西》并非一部三国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借用了三国历史的架空小说。如果有人指责我到底看没看过三国历史，我也只能挠着头回答:“呃，其实这发生在不同的次元……”

——马伯庸《风起陇西》

西方人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人的礼节表示赞赏，是因为我们的心目中怀有这样的定义：“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的真实善意。”这一定义的基础，可能是这样一种文明的观点，即在理论上将每个人的幸福都视为众人的幸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却是全然不同的。礼节是由若干专用术语构成的一项仪式，这些专用术语像所有的术语一样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源自大脑或心田的愿望，而是一个复杂整体中单个儿的组成部分。有关如何使用尊称的整套理论与实践，即使不至于让西方人发疯，也至少会使他们头昏脑涨。这些用语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社会等级有了明确的高下之分，而尊卑之分又被视为社会对话的必要前提。这些用语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前因必有后果，后果必有前因，前因和后果共存于同一合适场合，则万事大吉。这就使得知书识礼的中国人会带着不加掩饰的（并非不自然的）轻蔑来看待这些“野人”，认为他们不懂“方圆”，甚至在他们了解到了这些礼节的优雅之后，居然还表现得如此无动于衷，真是蠢得不可救药。礼节就像是一个充气垫子。这垫子里面空无一物，可它却能够减轻颠簸之苦。与此同时，还得公正地补充一句，中国人对外国人表现出的礼节（如同他们相互之间表现出的礼节一样），更经常的是出于一种欲表明自己深谙得体举止之道的愿望，而不是想使客人感到舒服。宴请时也会采用同样的规矩，这是一种你们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慷慨的恐怖），热心的主人会特意在你的盘子里堆满丰盛的食物，他认为你应该喜欢这些好吃的东西，却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你根本没有食欲，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会说，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而在他看来，他毫无疑问已经尽到了他的地主之谊。他在合适时候的合适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没人能挑出什么不周之处来。倘若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那是他的事情，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宴请时也会有同样的礼节，这将是令你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热情好客的恐怖）礼节。在请客吃饭时，热情的主人特意为你的盘子里盛上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或者他认为好吃的东西。即使事实上你根本一点不喜欢吃，或者毫无食欲。倘若，你真的一点也不想吃，主人则会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主人认定他自己遵守了东道主之礼，也没有人会指责他失礼。如果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规则，那完全是自己的事，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西方人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人的礼节表示赞赏，是因为我们的心目中怀有这样的定义：“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的真实善意。”这一定义的基础，可能是这样一种文明的观点，即在理论上将每个人的幸福都视为众人的幸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却是全然不同的。礼节是由若干专用术语构成的一项仪式，这些专用术语像所有的术语一样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源自大脑或心田的愿望，而是一个复杂整体中单个儿的组成部分。有关如何使用尊称的整套理论与实践，即使不至于让西方人发疯，也至少会使他们头昏脑涨。这些用语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社会等级有了明确的高下之分，而尊卑之分又被视为社会对话的必要前提。这些用语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前因必有后果，后果必有前因，前因和后果共存于同一合适场合，则万事大吉。这就使得知书识礼的中国人会带着不加掩饰的（并非不自然的）轻蔑来看待这些“野人”，认为他们不懂“方圆”，甚至在他们了解到了这些礼节的优雅之后，居然还表现得如此无动于衷，真是蠢得不可救药。礼节就像是一个充气垫子。这垫子里面空无一物，可它却能够减轻颠簸之苦。与此同时，还得公正地补充一句，中国人对外国人表现出的礼节（如同他们相互之间表现出的礼节一样），更经常的是出于一种欲表明自己深谙得体举止之道的愿望，而不是想使客人感到舒服。宴请时也会采用同样的规矩，这是一种你们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慷慨的恐怖），热心的主人会特意在你的盘子里堆满丰盛的食物，他认为你应该喜欢这些好吃的东西，却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你根本没有食欲，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会说，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而在他看来，他毫无疑问已经尽到了他的地主之谊。他在合适时候的合适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没人能挑出什么不周之处来。倘若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那是他的事情，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宴请时也会有同样的礼节，这将是令你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热情好客的恐怖）礼节。在请客吃饭时，热情的主人特意为你的盘子里盛上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或者他认为好吃的东西。即使事实上你根本一点不喜欢吃，或者毫无食欲。倘若，你真的一点也不想吃，主人则会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主人认定他自己遵守了东道主之礼，也没有人会指责他失礼。如果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规则，那完全是自己的事，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去找喜昌较劲没有意义，真正做主的是易乃谦。这事不从根子上下手，是解决不了的。”这是姚英子冷静下来之后得出的结论。她爹姚永庚总喜欢讲，做事不要拖沓，必须掼得出、托得牢、拎得清。原先她还似懂非懂，现在却如醍醐灌顶：做事不能拖泥带水，瞻前顾后，要直攻要害。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不！这个词不够准确。”峨利生教授辩解似的提高声调，“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认为这片土地不需要去恐惧，它需要的是去理解。我始终无法喜欢王培元喝茶不放糖与奶，我也不明白沈会董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的古怪逻辑，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于生命的珍视，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诚。孙思邈与希波克拉底对医道的理解，并无分别。” “还有你们，这几年你们几个经历了很多事，包括这一次来武昌，从你们身上我听到了强烈的心跳，那是狮子的心跳，多么美妙。能拥有这样心跳的土地，又怎么会让人恐惧呢？”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克莱格在西三年之前，标题是《商业巨子置业沪上，模范租界又添胜景》，还附有一张照片，正是克莱格在西摩路口那一座英式花园豪宅。孙希捡起剪报，微一躬身，不急不忙道：“阁下那一座英式宅邸，着实精美，百看不厌。我每次路过都要驻足欣赏，恍惚回到当年在伦敦的时光。”克莱格眼睛微眯，杀意凛然：“你是在威胁一位工部局董事的家人？”孙希连忙摆手：“岂敢，岂敢。我只是对这座美妙的宅邸聊表倾慕而已。尤其是这个地方，我格外喜欢。”他伸出指头，在剪报照片上点了一下，那里正好用朱笔勾出一个红圈。红圈位置，是位于克莱格宅邸正中的一座塔楼，外侧墙壁漆着一个欧洲风格的纹章图案，样式是交叉的两条红带，上面叠加着五个均匀分布的盾牌。沈、施两人云里雾里，不明白孙希在干吗。而克莱格的反应更奇怪，没有发怒也没训斥，只是用牙齿狠狠地咬了一下雪茄屁股。“这应该是葡萄牙王室布拉干萨家族的纹章。倘若我没有记错，只有王室最亲密的朋友，才会被允许在自家城堡添加这么一个标志，以彰显其对王室的贡献与忠诚。如此看来，您和葡萄牙王室一定拥有深厚情谊，并为之自豪。”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你可知道这一带为何全是各式洋房？”张竹君忽然问。“法国人喜欢浪漫？”“错！那是因为十年之前，法租界公董局通过一项《房屋建造法案》，要求在这一片区域建造须经批准，不得修建中式房屋。经过十年发展，这里几乎把中国味道全数摒弃，俨然成了模范殖民区——”张竹君说到这里，用拐杖随手朝前一指，“只有一个例外。”孙希顺着拐杖朝前望去，看到在一片欧式风情的小楼之间，赫然矗立着一栋歇山顶五楹大殿，翘檐重瓦，漆红廊庑，看起来格外突兀。在那大殿的进门处，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大匾，上书“四明公所”四字。张竹君走到公所前面，仰头看了良久，忽然回首道：“你可知道，为何在这一片洋房之间，会有这么一栋中式建筑？”孙希摇头，他这里来得并不多。张竹君负手徐道：“这座四明公所，乃是在沪的宁波同乡集资所建，殿后有二十多间义舍，哪位老乡身死不及回灵，就暂寄棺柩于此。只因此地被划拨给了法租界，公董局一直视这里为眼中钉，处心积虑想要拔除。同治十三年、光绪二十四年，法国人以棺椁不利卫生为由，先后两次要求筑路迁坟。宁波人奋起反抗，第一次死七人，第二次死十七人。法国领事不得已，只得同意保留此地。”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一号称“健讼”。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万历末年，大明基层乱象已然萌生。尤其是从前年开始，朝廷面向全国开征辽饷，每亩土地加征九厘。这笔加税，加不到士绅们头上，到头来还是由自耕农承担，全国农民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具体到婺源县里，本来田地就很贫瘠，辽饷一加，老百姓更没办法种田维生了。他们选择做灰户凿山，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灰户的这些状纸，还把辽饷的事拿出来当挡箭牌：为了更好地支持辽东战局，我们多赚银子多交税，可一旦禁灰没收入了，辽饷也会受影响，难道你们为了婺源龙脉一己私利，要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吗？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无论上下，都喜欢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于不败之地，谁反对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对朝廷。婺源灰户的状书挟辽饷以制府县，一点也不奇怪。徽州知府周士昌拿到这些状子，可犯愁了。婺源保龙这事争了许多年，前因后果他很了解，但这次告状的人上升到了辽饷的高度，着实不好处理。 ……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这个“彪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号称“健讼”。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号称“健讼”。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在状词里，徽州府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帅嘉谟自夸有手段，向歙县老百姓收取银钱，说你们补贴我上京告状，我自有办法帮你们免征赋税。他利用歙县民众的恐慌心理，收敛了大量钱财，假公济私——比如私自弄了套冠带，用的就是公款。这是一个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决，翻译过来就五个字： “谁让你多事？ ”从官府视角来看，这起纷争根本是无中生有，完全是帅嘉谟一个人挑起来的，当初你如果乖乖闭嘴做你的数学作业，哪儿还会有后面这么多事？所以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谟，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法律问题，咱们政治解决。然后，帅嘉谟在官差的押解下离开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边之路。他当时是何心情，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县民众并没忘记这位帮他们减赋的英雄。在《歙县志》里的义士一项，专门记载了帅嘉谟的事迹，以及一段评语： “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 不知道在隆庆三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当帅嘉谟翻开歙县账簿第一页时，如果预知到未来有这么一场巨大风波，他是否还会继续。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说到拆迁，引出一个当地的民间故事，值得说一说。话说后湖居民听说洪武爷要拆迁，都非常惊恐，集体推举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书劝阻。毛老人知道硬顶不行，就找了个理由，说湖岛上的老鼠特别多，在这里存放黄册，很快就会被啃光。朱元璋听了以后，说请你来当黄册库的总管吧，你姓毛，与猫谐音，一定镇得住老鼠。毛老人拒绝了。朱元璋大怒，把他关在牢里。没想到毛老人颇有气节，居然绝食而死。朱元璋内心觉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庙，封他为湖神。清代有个叫陈作霖的人，在《炳烛里谈》里记了一个更惊悚的版本：“后湖在明时为黄册库，黄册每苦鼠啮。一日，太祖至湖，见一乡老，问之日：‘鼠患何以除？’对曰：‘惟猫可以制之。’问其姓，则‘毛’也。太祖以‘毛’‘猫’同音，遂生埋之，而为立庙于湖中，谓之毛老人庙。相传之说，似非无据，今乃祀之为湖神矣。” 好家伙，为了镇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给直接活埋了。当然，民间传说最喜欢玩谐音梗，谐音越多，离真实越远。这些故事，附会居多，不过毛老人庙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庙前挖出一副铜钩，据说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铜钩井以为纪念，至今仍在。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无论上下，都喜欢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于不败之地，谁反对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对朝廷。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一次意外的机会，我得到《后湖志》，一读之下，大为喜欢，遂有了动笔写写的念头。通读了《后湖志》数遍，查阅了大量前辈文献，又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甚至特意跑到玄武湖逛了几圈。玄武湖如今在梁洲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是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展。虽然几乎没什么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当我踏入二楼时，看到册架旁立有赵官泥塑一尊。可见不欲让黄册库被历史忘记的人，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顺便说一个无关的趣事，大明律有时候挺地域黑的。在《弘治问刑条例》里有一条关 ? “京 ? ”的规定 ? “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奏告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 ? ”特别指明江西人做生意打官司的，不许上访，否则问罪不说，还不予立案。为什么这么黑人家？早在朱元璋的《教民榜文》里已有揭示 ? “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 ? ”不是不接你们的案子，实在是你们太喜欢打官司了，屁大点事也跑来京城上访，朝廷实在忙不过来 ? … ?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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