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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从现代开端到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突出特征中,我们都能发现技艺人的典型态度:他对世界的工具化,他对工具的信任,对人工制品制造者的生产力的信任,他相信手段—目的范畴适用于所有范围,他认为每个问题都可以用功利原则来解决,每一种人类动机都可以还原到功利原则;他的独立促使他把任何给定的东西当成材料,并把整个自然当成“一块巨大的织布,我们可以任意裁剪来重新拼制出我们喜欢的任何东西”;他把理智等同于创新,也就是说,他鄙视所有“一开始不能用于人造物品的制作,特别是不能用于制造工具的手段,并无限地改进这种制造”的思想;最后,他毫无疑问地把制作等同于行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奴隶状态的这种双重 “不幸”几平与奴隶实际的主观幸福无关,因此,一个贫穷的自由人宁愿选择每日变化的劳动市场上的不稳定状态,也不愿选择有规律的稳定工作,因为后者限制了他每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就已然让他感到受奴役了,他宁愿要更严酷、更痛苦的劳动,也不愿过许多家庭奴隶的轻松日子。[20]32……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亦不命令他人。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2]因此,自由不存在于家庭领域之内,对于家长,即家庭的统治者来说,他是自由的,仅仅在于他有权力离开家庭和进人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中所有人都是平等者。……这种政治领域的平等……以“不平等者”的存在为前提。P2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是惊奇征服了人,把人抛入静止不动的状态,而是通过有意识的休止一切活动、停止制造活动,才能达到沉思状态。如果阅读中世纪关于描写沉思的欢乐和喜悦的文献就会发现,哲学家们都想要证实的是,技艺人留神谛听,一听到召唤,就会垂下双臂,最终认识到他最大的渴望是对永恒和不朽的渴望,这个渴望不可能在他的作为中实现,而只能在他意识到美和永恒无法被制造的时候才会实现。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无言的惊奇(作为哲学的开端和终结)以及哲学家对永恒的爱,和工匠对于水恒和不朽的渴望,相互渗透到了几乎无法分辦的程度。不过,哲学家无言的惊奇似乎只是为少数人保留的经验,而工匠对沉思的一瞥则能为多数人所了解,正是这个事实更为倾向于支持来自技艺人经验的沉思。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倾向,他喜欢从制作领域中举例,因为这些例子更接近于一般人的经验。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中,这种倾向性就更为强烈,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某种方式的沉思和冥想。(23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除此之外,父亲还不太关注孩子。他对我们倒感染力。是挺和蔼可亲,但他并不喜欢孩子气。当他陪我们唱“蝙蝠,蝙蝠,来我帽子下歇歇,我要喂你肉肉吃”,或者“博尼是个战士”时,他确实很有趣,我们也很开心。他也会为我们写打油诗,还会为我们写剧本让我们表演,这种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父亲很聪明,但这些是他本来就喜欢做的事,可以施展他的才华,发挥他的幽默感。仅仅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观察他们,进入他们的想象世界,对他而言就不是乐趣了,而且他对孩子们也没有身体上的亲密感。如今,我有时看着弟弟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玩耍,就能深切地回想到父亲身上缺失的是什么。弟弟会将孩子扔来抛去,抚摸他们,闻闻他们,或者站在窗前看他们在花园里玩要,脸上挂着一种纯粹的快乐带来的无意识微笑。弟弟以一种舒适的、动物般的温吸爱着孩子们,而孩子们的回应就像太阳照罐下的番红花。但这些东西,并不是我父亲的天性。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寄宿学校,我的隐秘罪恶第一次被暴露出来:懒惰。大家都认为我是个聪明姑娘,但就是很懒惰。从那以后,它就一直跟我如影相随,因为内疚,我确信这是一种罪过,而不是能力不足。每当要去做一件对我没什么吸引力的事时,一种巨大的惰性就会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足以麻痹我道德感的力量。即使我知道有些事必须做,也知道我能够做到,可一到关键时刻,这种力量就会阻止我行动,或导致我-次次拖延,直到已经来不及。在此过程中,我既不是有意识地挑战那个”必须”,也不是蓄意地否认哪个能多,只是我大脑中感加“必须”和董警的哪部分功能麦缩了而已。于是,我几手是识地就滑向别的、我喜欢做的事情上去了在校里,即使我本该做代数作业,而且刚下了半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每当要去做一件对我没什么吸引力的事时,一种巨大的惰性就会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足以麻痹我道德感的力量。即使我知道有些事必须做,也知道我能够做到,可一到关键时刻,这种力量就会阻止我行动,或导致我一次次拖延,直到已经来不及。在此过程中,我既不是有意识地挑战那个“必须”,也不是蓄意地香认那个“能够”,只是我大脑中感知“必须”和“能够”的那部分功能萎缩了而已。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就滑向别的、我喜欢做的事情上去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217 中,我更容易看到自己的收获,却不容易理解他为什么看重我。战争一结束,安德烈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名叫艾伦·温盖特,我们随意取了这么个名字,因为当时觉得“多伊奇”'这个名字还会受到歧视。我需要对BBC的工作收尾,随后又在贝克顿休了三个月的假,所以一九四六年才加人他的团队,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笔少得离谱的开办资金是如何筹集到的了,也就三千英镑多一点。我只知道。。其中一部分来自一个制作手袋的人。他限喜欢书。并认为安德烈是个能走得长远的年轻人。印刷商、装订商和造纸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此慷概地让他赊账,不辞辛劳地提供帮助。一方面。能们确实被他迷住了,因为安德烈能发挥自己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被说服了,因为绝对的信念会孕育信念。幸运的是,安德烈是个减实的人,如果他是个编子、他一定是具有催眠力量的病态说谎者之一,能够长年编造谎言款骗所有人,仅仅因为说谎者对自己深信不疑。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真的因为一本书而感到兴奋,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奇异的、远距离的爱,而不仅仅是喜欢:就像我看到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头脑,然后想着“这些全是出自这个脑袋啊”,我真想把它捧在双手之间亲吻。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对于习惯了在宽阔大海上航行的人来说,在大海里航行当然更好,但我仍然不安地意识到,像帆船这样小而脆弱的人造装置,要能经受如此巨大冷酷的对抗力量,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件事。我一直很喜欢水,但是大海一大海里的水也实在太多了吧。只有一件事比这更可怕,那就是从高空俯瞰云层,云层呈现出大地的模样,仿佛我出现了幻觉。在这样的情境中飞行过后,那些沟壑、峭壁,那些像从被侵蚀的沙漠中拔地而起的悬崖和山峰,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始终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仿佛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常识告诉我,如果我穿着降落伞跳下,会穿过这些云层,这就够槽的了。但更糟的是,我在噩梦中发现,自己竟然落在了云朵上,原来它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存在着、没有水,没有温度,没有任何东西生长其间,我成为那里唯一的生物,我只能像蚂蚁一样,在这个坚实但完全属于陌生秩序的地方跌跌撞撞、挣扎死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希望。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一直很喜欢水,但是大海——大海里的水也实在太多了吧。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与小马、山羊、狗、小溪、树屋、偷水果和写诗相比,上课简直就是苦差事。我想,正是这一点让我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工作是快乐的对立面。我曾试图说服自己不要这样想,但都是徒劳。哪怕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总体而言我还挺喜欢工作的,但一离开办公室,我还是有一种重返生活之感。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图书X没有图书Y好,图书A、B和C的存在确实有充分理由,但我不感兴趣。图书D和图书E,天知道我们决定出版的时候在想什么,这两本都会失败,也应该失败。图书F很令人尴尬,我不喜欢,也不觉得它好,但确实给我们赚了很多钱,实际上也没什么害处。但是图书G、H、I、J和K,这些书我很高兴曾经关注,有些声音值得倾听,其中还有我觉得非常珍贵的那种。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事情的原委,不用说,一段风流韵事而已,尽管不是和他后来要娶的姑娘。他那些罪恶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当它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已经无论如何也无法消除了,任何行动都显得没有说服力,那么此时,遗忘就成了唯一简单的答案。保罗一向不善于做他不喜欢的事,所以一开始,他一定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能解释清楚,到了后来,又觉得太晚了。于是他关闭了自己的想象力,选择了欺骗。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男性住户匮乏,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寡妇通常比鳏夫活得久,而且,丧偶的男性更有可能被单身女性哄抢,反之则不然,因为许多女性都有一种“软肋”:要么喜欢照顾弱者,要么无论如何都想有个伴儿(在品尝过完全不用承担任何家庭责任的滋味后,我发现这种“软肋”很难理解)。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在我看来,幸运地拥有创造力的人(无论是用文字、声音、颜料、木头或其他什么),与没有创造力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能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对体验做出反应,而后者则不太愿意相信自己的反应,所以往往更喜欢援引自己的亲戚朋友普遍同意的答案。虽然前者肯定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难以相处的人,但也同样涵盖了很多令人兴奋、令人不安、有趣或鼓舞人心的人。莫莉有魅力、善良,还是一位创造者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但当时,除了很喜欢这种清醒精准的风格外,我还感受到一种神秘的牵引:“我无法理解这个,这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许反而非常特别。”这种因为抓不住重点而产生的惯常反应有一种感人的谦逊,但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因为这是一种对智慧的背叛,这种背叛允许大量垃圾伪装成艺术。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虽然一生都谈不上大富大贵,却继承了一个典型的“富贵病”:有强烈的懒惰倾向。我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固执的生物,它觉得钱就应该像雨一样从天而降。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太倒霉了:就像一个忍受干旱的农民,总得以某种方式渡过难关,否则就要面临破产,这当然令人焦虑,但总比为金钱发愁而毁了自己的日子要好。我当然一直都知道,人不得不操心金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做的,但仍然是能免则免。这意味着虽然我从未选择什么都不干,但确实也没有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但感觉更像是“做不到”,而我做不到的事情里有很多都属于出版商必须去做的事。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但我正好相反,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我不是个傻瓜,很清楚我不能也不想掌握的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甚至也对这些方面了解不少。尽管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但不得不承认,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这当然是出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如果没有其余的环节,它就一文不值。所以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那之后,帕特被允许慢慢从阴影中现身,但也只有一点点。有一天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吃惊,我确信我一字不差地记住了。当时我一定是对她说,之前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于是她回答:“维迪亚不喜欢我参加派对,因为我令人讨厌。” 从那一刻起,每当我需要通过感恩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至少我没有嫁给维迪亚。”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当然,作者的态度各不相同。我认识的相当一部分作者,在薄薄的礼貌外壳下,是以男人看待裁缝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出版商的:就是个工作干得还不错的令人愉快的人,允许一定程度的亲密感,因为裁缝必须了解某些事,比如大腿内侧的尺寸,以及是“放左边还是右边”,等等,但他们绝不会请自己的裁缝吃饭(这类作家很容易合作,但你不会喜欢他们)。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自从我们开始经营以来,书籍的发行成本一直在持续上升:最早是8先令6便士一本小说,后来变成了10先令6便士,然后是12先令6便士,接着是15先令(这似乎是个特别令人震惊的跳跃),之后便快速突破了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1英镑屏障。(如果此时某个巫婆告诉我们很快会涨到8英镑、10英傍、12英镑、15英镑、20英镑,而不是以先令计价,我们会怎么想?)每次涨价后,人们依然会买书,但这类人的数量并不多。只要有人说我们的书销量减少不是因为价格上涨,而是因为别的因素,安德烈就很不耐烦…一切确实变得更贵了,这就是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了。可是在我看来,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我们,别人也做过多次尝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推出过“文学类”第一批小说的廉价版本,但价钱便宜也并没有卖得更好。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只是因为有人说某本书很特别就能引发风潮,但这同时会让出版商很头疼,因为读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争取和讨好。 布克奖就是考虑到第二类人的需求于1969年发起的。它通过给一本书颁发令人印象深刻的奖金来提高图书类新闻的质量,普通读者们则张耳细听。它对提名的书籍销量有一定作用,但一直以来的期望其实是,人们在购买了头几名获奖书籍之后,会“转而” 购买其他普通书籍,然而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期望得以达成。还有一种试图激发更广泛公众意识的努力,如推出“读书最棒”这类口号,到了现在,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书商赠送的手提袋上印着此类信息,但这种广告,不感兴趣的人根本就视而不见。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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