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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没有因库诺斯的离去消沉太久。1922年12月18日,她写信告知父母:“千万别惊讶,我打算周六骑摩托车回家过圣诞,还会带位男子回来。请求你们说些友好的欢迎话语,和善地招待他。”比尔·怀特原来是名职员,后来遭遇破产,眼下正从事汽车生意。这年秋天,怀特为了寻找新的工作机遇来到伦敦,临时住在塞耶斯楼上。他让塞耶斯误以为他这个“可怜人一无财产,二无家室”。塞耶斯对他十分同情,开始为他做饭(“我现在在烹饪方面越来越有创意!”)。她现在的境况比起以前已经稳定了许多,对怀特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她告诉父母:“我曾在伦敦有过苦寂而潦倒的生活,个中滋味我再清楚不过。我知道你们一定也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失业者的感受。”怀特的性格与库诺斯截然不同,他时刻富有昂扬的激情和幽默,又带有一丝痞气。他带塞耶斯去哈默史密斯舞厅,两人伴着爵士乐起舞;为她清理起居室,把地面打磨得光可鉴人;教她骑摩托车。塞耶斯委婉道:“才智不是他的强项。事实上,你们或许会认为他是世界上我最不可能带回家的那种人。不过无论如何,他确实是一个和善的人。”比起和库诺斯之间那段交织着矛盾与忧虑的感情,这段新感情更为随心所欲。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又或者仅仅是因为怀特更富魅力,感情的未来因此更令人向往,塞耶斯和怀特之间在采用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发生了亲密关系。可惜造化弄人,1923年春天,塞耶斯发现自己怀孕了。怀特这时已住在“西奥博尔德斯路外的一处贫民窟”。得知塞耶斯怀孕,他承认自己已经结婚,妻子和七岁大的女儿住在多塞特郡。怀特闷闷不乐,不愿意担负任何责任。真相对两个女人而言都是晴天霹雳,却让这两个女人奇异地联合在了一起。比阿特丽斯·怀特来到伦敦与塞耶斯会面,决意为丈夫的谎言收拾残局。塞耶斯不想与比尔·怀特结婚,怀孕的事必须瞒住父母和雇主。比阿特丽斯了解塞耶斯的想法之后,无私地承担起一切责任—她邀请塞耶斯去她的家乡南伯恩待产,在当地为塞耶斯找到...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除了《让我活下去》之外,H. D. 那些大多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本不打算出版的小说,无一例外都以这样的方式结尾:H. D. 的角色在与另一位女性的亲密关系中寻找到认同和自由。一开始H. D. 撰写关于梅克伦堡广场时期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她和珀迪塔、布莱尔三人组成的新型家庭致敬。在这个由女性组成的家庭中,以自由和创造力为核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法律绑定,而是出于个体选择。在《画下来,在今日》(这一版本创作于1921年前后,是几部小说中同性恋描写最为明确的一部)中,阿尔丁顿这一角色地位无足轻重,主人公与他结婚只是为了安抚专横的父母,从他们身边逃离,这段婚姻也只是主人公的两段主要同性恋情之间的小插曲(这两段同性恋情的对象分别以弗朗西丝·格雷格和布莱尔为原型)。在《重写之书》(Palimpsest)(1926年)这个更为冷峻的故事版本中,背景设定于罗马一处军营,与阿尔丁顿的婚姻被改写为一场迫不得已的结合:希腊奴隶被迫嫁给一位好色的士兵,布莱尔的角色拯救了主人公,帮助她重新写诗,唤醒她身上已被婚姻扼杀的“纯粹的、令人心醉的智慧”。在小说《常春花》(1921—1922年,1926年修订)中,怀孕和分娩往往被刻画为男人对女人施暴的源泉,并且总与战争相联系。而在小说结尾,怀孕、分娩成为创作表达的一种形式。这一故事版本着重描述赫耳弥俄涅最终与贝丽尔(布莱尔的角色)一起生活,共同抚养女儿。她告别不合适的伴侣,最终找到幸福;不再害怕怀孕;不再继续在异性恋爱中追寻幸福;找回对生存本能的自信,能够继续生育、写作。《让我活下去》是H. D. 唯一一部完全以异性恋爱为中心的小说,格雷格、布莱尔以及她的第二次怀孕没有在书中出现,并且结尾以一个其他手稿中不存在的角色里卡作为中心人物。1949年,H. D. 表示《让我活下去》是第一部让她满意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向英格兰、布卢姆斯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但无论如何,小说结尾,面对救她出狱的温西爵爷的求婚,哈丽雅特选择了拒绝。塞耶斯在下一部以哈丽雅特·文为主角的小说《失衡的时间》(Have His Carcase)(1932年)中交代道:“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情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可事实上,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充满活力的身体以及暴富来得药到病除。”这是塞耶斯的切身体会。哈丽雅特没有留在丹佛庄园过奢侈而悠闲的生活,而是选择与女性好友漫游欧洲,沿途收集小说素材,写些旅途点滴卖给报社。旅途归来后,她搬到梅克伦堡广场一间全新的高级单身公寓。对她而言,这个地址象征着她最珍视的独立与自立。这时,塞耶斯已经离开梅克伦堡广场整整十年,十年之后,广场对塞耶斯而言仍然代表着一种投入智识追求的生活。哈丽雅特在新房子继续创作侦探小说,由于之前案件巨大的曝光量,侦探小说能给她带来可观的收入,足够有尊严地独立生活。塞耶斯决定,如果要让彼得·温西爵爷够格做哈丽雅特的丈夫,必须对他的性格做出“较大的调整”:他的心理世界得足够深沉,道德准则得足够坚定,“在前几部小说中,我总是根据侦探情节的需要来赋予他性格特征,这些不够慎重的性情设定必须都得做出调整”。所幸,塞耶斯在梅克伦堡广场完成的第一部作品《谁的尸体?》就给温西爵爷这一角色赋予了足够的深度。不同于一般侦探小说,温西爵爷对道德观念具有敏锐的意识,谨慎考虑破案爱好在现实世界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这些特质使得他的性格可以合乎逻辑地进行转变,也让塞耶斯得以在探索新类型侦探小说上迈出重大一步。《剧毒》是温西爵爷破案系列中第一个脱离纯粹智力挑战的故事,在失去一切破案线索时,温西爵爷不再如之前那样遇难愈勇,而是无助、害怕,万一失败,他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想救的女人遭受绞刑痛苦死去”。到了《失衡的时间》,哈丽雅特在沙滩上发现一具尸体,再次被列入嫌疑。温西爵爷受命调查,两人携手破案,但过程并不...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比阿特丽斯·怀特至死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塞耶斯用她独特的方式向她表达感谢:在其1935年的小说《校友聚会惊魂夜》(Gaudy Night)中,用比阿特丽斯的本名“比阿特丽斯·威尔逊”给一位出场不多但令人钦佩的年轻女孩命名。这位年轻女孩不愿意听从母亲的意见去找个丈夫作为依靠,只想成为一名机械师(“我不想要一个丈夫……我更想要辆摩托车”)。就像布莱尔向H. D. 伸出援手一样,比阿特丽斯的善意举动极大地抚慰着失望的塞耶斯,毕竟,比尔·怀特逃离之迅速敏捷比起塞西尔·格瑞来也是不遑多让。(这边塞耶斯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比尔·怀特就已经有了新欢。不过这对塞耶斯的影响不大:“我从没对他有过什么期盼,只当作人生中的一段插曲罢了。”)比阿特丽斯对丈夫情人的态度不符合世俗常理,但她并不是特意要特立独行的,这一点和H. D. 接受弗洛伦斯·法拉斯、阿拉贝拉·约克的出发点不同。比阿特丽斯大度接纳塞耶斯并非因为她拒绝受社会道德观念束缚,反而其实是受其驱使:或许是心疼女儿瓦莱丽,父母离婚会让她蒙受耻辱(而且她清楚离婚后比尔不会再为女儿提供经济支持);或许也因为同情这个和曾经的她一样被这个男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的女孩。比阿特丽斯接受了糟糕的局面,并尽全力弥补。塞耶斯后来在小说中写道:“在所有的犯罪动机中,侦探小说最少提及的‘体面’反而是最为强而有力的,会推动一系列的犯罪行为:从谋杀到各种最奇特、最匪夷所思的反常举动。”“体面”一词推动着比阿特丽斯咽下所有的苦闷来安排好一切,也令塞耶斯的心灵因向公司、父母编造谎言而备受啮噬。对于孩子、她自己,未来该何去何从,必须有所决断。就连身边好友也只有在1957年塞耶斯突然离世时才发现她有一个儿子。在人生中,她只有某次在火车上向一位陌生人提起过这件事。当时,这位萍水相逢的女人刚刚离婚,带着十岁大的孩子,向塞耶斯倾诉自己的遭遇。因为这个秘密被隐藏得如此之深,后人很难...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1913年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盟大会上,哈里森发表名为“科学共同体的缺失”的讲演。她提出,传统中产阶级家中的布置陈设正是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有力写照,这“实在令人沮丧”。客厅虽名为主妇的领域,实际上却是公共性质的,“访客会被引到客厅。这里随时都可能有人来,你没法专心沉浸思考”。与之对应,丈夫的书房“却自古以来有着种种禁忌,不容侵入”,丈夫在这里可以“沉思、学习、明理”;哈里森还注意到,书房里“很少会摆两张凳子”。存在于家家户户、截然不同的这样两个房间,正是社会从未平等对待女性的一个象征。哈里森写道:“对我来说,不允许我使用书房的房子,算不得家。但我一向知道,我也算不得‘真正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对书房的需求。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在评价一本书时,人们总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如果它谈论的是战争,那么一定是重要的;相反,如果谈论的是客厅中女人的情感,那么一定是微不足道的。”男人总在小说、诗歌中赞美女人的神秘朦胧,歌颂她们的致命诱惑,却从没把女性写作当回事。伍尔夫细述长期以来女性写作无法受到认真对待的阻碍,呼吁读者扼杀“天使主妇”,然后不加掩饰地书写自己的生活,去描绘我们的母亲、祖母,刻画她们与其他女性的友谊,最终“重写历史”。她那未能完成的遗作本预备提供另一种英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向世人展现历史上被掩藏的“无名者”的声音。这一书写计划动笔于伦敦大轰炸期间,伍尔夫当时就住在梅克伦堡广场37号,可惜最终没能完成。书写期间,伍尔夫重读了简·哈里森和艾琳·鲍尔的作品。她们对历史的描写广博精深、充满想象力,正是伍尔夫所期待读到并想要写出的作品。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以阿尔丁顿为原型而塑造的人物杰罗尔德·达林顿私生活混乱,婚外情数不胜数:他会在派对上引诱女性,和她们上床;仅仅隔着一层薄薄的帘幕,就是他的妻子赫耳弥俄涅,她清醒地躺在那里,感受着身体正在撕裂,一半留在沉默躺着的身体里,另一半潜入正和丈夫紧紧相拥的女人身体里。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开始创作一篇名为《探照灯》的故事,故事内容关于一位女人,受头顶飞机探照灯照射所触动,回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童年。与此同时,在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她还将过去的点点滴滴收入《往事札记》(A Sketch ofthe Past)的开篇部分,以此“从罗杰传记的书写工作中暂得小憩”。她写道:“眼下我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了,一部逻辑清晰、表达明确的艺术作品必须要做到环环相扣、依次汇集,完成这样一部作品需要付出的劳动量是无比繁重的。”假如札记的最终成果时断时续,有无数的回旋、中断、重启,那是书籍创作环境的真实反映:真正的死亡时时刻刻都有可能降临。从某种角度来说,写回忆录是应对战争的一种迅即、务实的方式:通过珍藏过去的回忆来抵御一切都被爆炸摧毁的可能。伍尔夫“甚至无法肯定还有没有机会把过去的点滴都写下来一一更何况把它们写成书”,同时承认,万一战败,“连能否写书都要存疑。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些记录推进,而不是被困在阴暗的沼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并没有深陷于这些挫折之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她最终选择“过一种精神生活,在那里找寻最大的安宁和快乐”。与年轻一辈的H.D和塞耶斯不同,哈里森从未因对精神平等的伴侣求而不得而痛苦,她这时就已非常坚定,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其他类型的婚姻都不适合她。如同《校友聚会惊魂夜》中哈丽雅特·文所说,“要是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就别急着成为别人的妻子”。哈里森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生活,不愿冒任何风险。她在《忆学生生涯》中写道,“至少对于女人而言,婚姻会对人生中我最珍视的两件事形成阻碍:友谊,学习······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所担负的责任何其繁重;我的脑海已被太多思绪占据,没法扮演好那样的角色”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简·哈里森在几年前表达过相似的观点。1913 年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盟大会上,哈里森发表名为“科学共同体的缺失”的讲演。她提出,传统中产阶级家中的布置陈设正是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有力写照,这“实在令人沮丧”客厅虽名为主妇的领域,实际上却是公共性质的,“访客会被引到客厅。这里随时都可能有人来,你没法专心沉浸思考”。与之对应,丈夫的书房“却自古以来有着种种禁忌,不容侵人”,丈夫在这里可以“沉思、学习、明理”;哈里森还注意到,书房里“很少会摆两张凳子”存在于家家户户、截然不同的这样两个房间,正是社会从未平等对待女性的一个象征。哈里森写道:“对我来说,不允许我使用书房的房子,算不得家。但我一向知道,我也算不得“真正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对书房的需求。”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战争爆发以来,莱曼第一次感觉到死亡近在咫尺。但在当下,他什么也做不了。他瘫坐在台阶上,和一位穿着陆军妇女帮辅队制服的女人交谈了几句,和梅克伦堡广场其他居民一起,等候着黎明宣告这场空袭的结束。不少人躺在路边,盖着手边能找到的遮盖物,相互依偎着取暖;有人不知从哪儿翻出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借着渐渐放亮的曦光读了起来;一群从拜伦公寓中被解救出来的年轻女人,围聚在阶梯上.蜷缩在一块儿。警报解除信号终于响起,暂时聚集在一处的这群人逐渐四下散去,一些有勇气的人回到公寓,其他人则去附近的教堂、地铁站或是旅馆寻求栖身之所。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在一篇小品文中写道:“如果女人穿西裤对你没有吸引力,别急着担心。还有更糟糕的呢:此刻我根本不想吸引你的注意。我只想享受生而为人的自由。”在当时的萨默维尔学院,比起奖学金,许多女学生仍然更想找位好丈夫。此时的塞耶斯已经开始反抗女性固有的桎梏,明白遵循这些规训只会阻碍她实现创作方面的抱负。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后来,塞耶斯开始骑摩托,穿男性化服饰。她在一篇小品文中写道:“如果女人穿西裤对你没有吸引力,别急着担心。还有更糟糕的呢:此刻我根本不想吸引你的注意。我只想享受生而为人的自由。”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小说用一个具体事件来呈现茱莉亚的恐惧。在书中一处关键情节,茱莉亚将自己写的诗寄给里卡,诗的内容是关于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之间受到诅咒的爱恋,里卡对这首诗反应非常激烈。里卡勃然大怒:“俄耳甫斯系列,前后两部分我都不喜欢。你只需要写女人说了什么。你怎么知道俄耳甫斯的感受?你应当集中精力来描述女性、女性的感受,只要写欧律狄刻部分就够了。你不能同时负责两部分。”里卡的批评让茱莉亚感到困惑,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让她抑制野心,只从个人经验出发去写作,而不要试图表达一些普世的观念。H.D.借茱莉亚之口表达了对这种双重标准(尤为令人愤慨的是,劳伦斯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时期正在给《恋爱中的女人》一书校稿,这本书深人挖掘布兰文姐妹的内心世界)的困惑:“里卡这种男女分裂的观点并不正确,根本站不住脚…假如他能如此邪恶地洞悉女性的感受,为什么她却不能洞悉男性的感受?”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某场辩论赛中,塞耶斯的好友、后来成为支持节育的领军人的卡丽斯·巴尼特提出一个观点:“现代女性谨慎考虑是否进入婚婚大大有益于社会。她在一篇小品文中写道:“如果女人穿西裤对你没有吸引力,别急着担心。还有更糟糕的呢:此刻我根本不想吸引你的注意。我只想享受生而为人的自由。”在当时的萨默维尔学院,比起奖学金,许多女学生仍然更想找位好丈夫。此时的塞耶斯已经开始反抗女性固有的桎梏,明白遵循这些规训只会阻碍她实现创作方面的抱负。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坦然道:“一想到有人全心全意地爱慕我,我只觉得烦闷无比。我讨厌别人对我言听计从,讨厌别人对我百依百顺。每句话都被人算计着,每个举动都被人注视着,这样的生活只会让我发狂。我只想要一个能与我并肩作战的人!” 塞耶斯设想的平等的男女关系,应当彼此倾心相爱、相处轻松融洽,充满着激情洋溢的辩论。但库诺斯并不是满足这种设想的良人。库诺斯对H。D。爱而不得,又遭遇阿拉贝拉背叛,过去的感情经历让他变得不再相信女人,不肯再交付真心。他更愿意把时间花费在写作事业上,写作赋予他人生意义,而且永远不会欺骗他。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赫拉提出可以让帕里斯统治一片广阔的疆域,雅典娜用战无不胜来引诱他,阿佛洛狄忒眨眨眼睛,摸摸自己的大腿,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她可以让他得到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帕里斯是个年轻人——他被阿佛洛狄忒的礼物打动了,他选择了海伦。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我们一再从文学和神话故事中听说,女人是王位继承人,即王位不是由丈夫传给儿子,而是由母亲传给女儿。男人只有通过迎娶妻子才能获得王位。海伦同母异父的妹妹克吕泰涅斯特拉趁自己的丈夫阿伽门农在特洛伊打仗之机,让情人埃癸斯托斯当上了国王; 珀罗普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名字即来源于他)通过和希波达弥亚结婚,成了伊利斯(Elis)的国王;俄狄浦斯(Oedipus)在娶了伊俄卡斯忒王后(Queen Jocasta)之后,当上了底比斯的国王。就连忠贞的珀涅罗珀(Penelope),在被奥德修斯留在家里之后,似乎也有权选择自己的下一个国王。而墨涅拉俄斯则在娶了海伦之后, 理所当然地成了斯巴达的国王。 传说除了海伦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两个女儿,廷达瑞俄斯还有两个儿子——卡斯托耳和波吕丟刻斯。然而没有迹象表明父亲死后他们会继承他的王位。将成为女王的是海伦,只有和海伦结婚,才能获得王族的身份和统治斯巴达的权力。我们从进一步阐述荷马史诗的帕萨尼亚斯那了解到,继承王位的不是墨涅拉俄斯的儿子, 就连他“最宠爱的儿子”也无缘成为斯巴达的国王。反而是海伦的女儿赫尔迈厄尼继承了王位。而只有当俄瑞斯忒斯娶了赫尔迈厄尼之后,他才反过来成为斯巴达的统治者。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作为一名斯巴达女人(古代的作家希望我们这么认为),海伦的命运就是从一名强奸受害者成长为年轻的新娘,接着变成不忠的情人,再成为情妇战利品,最后回归家庭,成为一名尽职的妻子。她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和性有关。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当我们试图想象一名史前公主及其同龄人的生活时,在铭记她们真实而非凡的成就,和偶尔精明世故之外,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迷信、偏见和无知对她们生活的影响有多大。有一个与海伦的故事有关的特殊仪式。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国王的妻子盖苏拉维亚(Gassulawiya)病重。绝望中,她派了一名替身代表自己前往伟大女神莱尔瓦尼(Lelwani)的神庙。这个女人因为美貌而被选中。生病的王后祈求神灵:“这个女人是我的替身。我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献给您。和我相比,她显得出类拔萃、纯洁、美丽、白皙,而且身上的装饰一应俱全。啊,至高无上的女神,我的主人,现在请好好看看她。请让这个女人站到我的主人、至高的神灵面前。”也许这个“美丽”“白皙”的女子将会被献祭。文本受毁严重,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她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美貌使她值得被用来祭祀,成为祭品。一个垂死的王后(近东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相信,在地球上所有的已知物品之中,在赫梯帝国的巨额财富所能换取的所有物品之中,美女是最能讨得女神欢心的。美女是她唯一的希望。如果在公元前13世纪的地中海东部地区诞生了一位美得不可思议的女子,我们对她变成图腾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听到男人们为了“一个海伦”而兵戎相向的事,我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然而,正如墨涅拉俄斯和帕里斯发现海伦的美貌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完美生活,这场为盖苏拉维亚施行的美女巫术也失败了。王后还是死了。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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