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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朋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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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交换市场上人们首先不是作为人相遇，而是作为产品的生产者相遇，他们在这里显示的从来不是他们自己，也不是他们的技术和素质（像在中世纪“炫耀性生产”中的那样），而是他们的产品。促使制造者来到公共市场的动力是产品，而不是人，把这个市场结合在一起并使之存在的力量，不是人们以言行的方式在一起时从人们中间生发出来的潜能，而是一种每个参与者在孤独状态下就能获得的“交换力量”（亚当·斯密语）的联合。正是因为商业社会缺乏与他人的联系和首要关心的是商品交换，马克思才把它斥为非人道的和自身异化的。这个社会排斥了人之为人的东西和要求，从而彻底颠倒了古代的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关系，人们只能在家庭的私人空间和朋友间的亲密关系中显示自我。P164-16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从历史方面来看，内特尔先生最杰出、最具原创性的成就，在于他对波兰犹太人“同龄群体”（peer group）的发现，以及指出了罗莎·卢森堡对于源自“同龄群体”的波兰团体的终生的、亲密的但又小心隐藏起来的归属感。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被完全忽视的源头，但这并非革命的源头，而是20世纪革命精神的源头。这一背景性的群体，甚至在20年代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公共相关性，如今它已经彻底消失了。它的核心由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较晚被同化的犹太人组成，他们有着德国文化背景（罗莎·卢森堡熟读过歌德和莫里克，她有着极好的文学趣味，远远超过她的那些德国朋友），同时有着俄国式的政治结构，但他们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方面的道德标准却完全是他们自身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莱辛同样生活在“黑暗时代”，并以自己的方式被时代的黑暗所毁灭。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这些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性的温暖中寻求光与启明的替代品，而这种光与启明只能由公共领域带来。然而，这意味着他们在回避争论，试图尽可能地只和那些他们不会与之冲突的人们打交道。对一个像莱辛那样的人来说，在这种时代、这种受限的世界中，只有很少一点空间；在那里，人们挤在一起来彼此温暖，他们从他那里远离而去。但他依然对可争论之物进行论辩，他宁可忍受孤独，也不要那种抹平一切差别的兄弟般的过度亲密。他从来不想真的和与他辩论的人争吵；他只想通过连续不断地谈论世界中的事务和事情，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有人性他想成为许多人的朋友而不是兄弟。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众所周知，古典作家们认为朋友对于人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没有朋友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支持这一看法时，他们很少会考虑我们在不幸时需要朋友帮助这一点，相反，他们宁可认为，除非有朋友来和我们分享快乐，不然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幸福或好运可言。当然，古代也有像“患难方知真朋友”这样的格言；然而，那些无须这种证明就被我们视为真朋友的人，才常常是我们不用掩饰就可以与之同喜悦、共欢颜的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即便在进攻苏联从而开启双线恐怖作战之后，即便在美国参战之后，事实上，即便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意大利倒戈、盟军登陆法国之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与这些坚定的大多数相对的，还有数量模糊的一些孤立个体，他们对这场国家危机和道德灾难看得清楚明白；他们当中或许不乏彼此熟识信任的人，他们是朋友，他们交换想法，却没有起义革命之念。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被迫接受的局外人角色也许一一想想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在他面前，她对妻子身份保持着一种十分古朴的理解，这与她的思想解放不匹配一一导致她拒绝在任何一所出色的美国大学担任固定教职，即便那些大学一再对她发出邀请。此外，她还没有勇气创立一所自己的学校。频繁穿校于讲课、报告、出版事务，令她的生活并不稳定：起初很贫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才稍微舒适些。纽约的生活方式并不排斥物质与审美享受，她在这里成了个另类。这种动荡不安还导致她无法过渡到贱民身份。不管怎样，她都尽力过上一种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市民生活；正如她形容卡夫卡的那样，不让“虚无的资产阶级”挤进独立的思想领域。她只容许最为亲密的朋友接近自己。此外，她习惯同公众的喝彩声保持距离，更乐意游走于个人的羞涩与理智的出类拔萃之间。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康德在德国“小人物”心态说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一点艾希曼的的确确遵照了康德的戒律：法就是法，不存在例外。在耶路撒冷（当“八千万德国人”每个都有“他的正派犹太朋友”之时）他只承认两起例外：他帮助过一个犹太混血表妹，碍于舅舅的情面他还帮助过维也纳的一对犹太夫妇。这两个例外至今令他深感不安，当警官审讯问及此事，他的语气里满是歉疚：他已对他的上级“认罪”。面对他的杀人任务表现出的坚决不妥协的态度，在法官看来自然比任何事都让他更加罪不可赦。这点很好理解。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恰恰为他提供了辩护。保证完成任务——这种态度让他身上还残留的良知归于沉寂。没有例外、没有妥协——这是他常用来对抗“喜好”的证据，不管那些喜好是感性的还是因利益而生的，他总是在履行他的“义务”。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请让我从"对犹太人的爱"或者从Ahabath Israd开始。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不为这种爱动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至今的人生中，一次也没有爱过某一集团或某一个民族——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工人阶级等这类集团，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的，而且相信的唯一的爱，是对个人的爱。第二，这个"对犹太人的爱"，正因为我自己是犹太人，所以能够观察到某种可疑的东西。……这位领袖主张以色列宗教和国家不可分割，……"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我不相信神，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相信的是犹太民族！"因为这一句话太叫我意外了，……但是我不是能这么回答吗？即"这个民族相信伟大纯洁的神，而且，信仰的方法，对神的信赖和爱超过了对神的畏惧。今天这个民族只相信自己。从这出发，还能产生怎么样的善呢？"总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爱"犹太人，不"相信"犹太人。（阿伦特给肖莱姆的回信纽约 1963年7月24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我曾经珍惜的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即便在星期天，我也只睡八个小时，除了极少数我真的疲累的日子。是生命力的另一个表征是：不太在乎自己住在哪里。有的单身女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家具和装饰品里扎根，因此，要是周围的东西不能按照正确的秩序摆放，她们就无法忍受。我也喜欢房间、物品和布料，我喜欢挑选并整理它们，当我做得不错时（并不常见），我会觉得舒适和满足。但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这些事了。最近，在换房子期间，我和朋友们到处露营，有一次还去了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地方。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我发现，只要有一张桌子可以写字，一个炉子可以做饭，再加上一张床，我就能感到自在。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看着雷诺阿，就像在派对上遇见了一个人，你们彼此毫无进展，因为其中一方或是你们双方碰巧都心不在焉，但等到再次见面你才发现，他将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之一。尽管第一次见面看似毫无用处，但没有它，第二次也不会发生。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知道一切终将继续就是答案。如果我能神清志明地死去，而不是被药品麻醉或被痛苦折磨得神志不清，我希望我最后的思绪能停留在植物生长、孩子出生、我从来不认识的人们在花园里于活或给朋友们打电话这些事情上。正是在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存在之中，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脉动：就是这个脉动，在万物中哼唱、悸动，因而也存在于我的体内。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保罗基本上就是我如上所描述的样子。因为我自己就是白皮肤，所以我通常很少被皮肤白皙的人吸引，尽管保罗的头发在夏天时会被晒成几缕金色，像用过氧化氢漂染过一样，但他的肤色是拉丁人种的天然肤色，哑光感的皮肤，一双雪利酒般的褐色眼睛，与他紧凑的、仿佛精雕细琢过的五官相得益彰。他通情达理、反应敏捷，但并不能称得上聪明；他性格随和，意气风发，但也不能称得上诙谐风趣一只是当时的我还看不出这其中的差别。他很有自信，也很有魅力，在一些更有阅历的朋友或更清醒的年轻人眼里，他是有些行为不端的，因为他总是缺钱花，而且会和任何愿意与他亲近的女人谈情说爱，哪怕对方可能是朋友的妻子或女儿。他首要的品质，也是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很自在”，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这部分对我产生的影响，超越了其他任何人身上的任何品质对我的影响，令我到现在都充满感激。这一点也让他能像磁石吸引钢铁一样，敏锐地捕提到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活动或任何情况的本质，同时行事也能突破先人之见或偏见的条条框框。他有自己所谓的“真诚”标准，会用自己从未系统阐述过的法则来确定人们是否“真实”。这种对多样性经历的热切接纳让我非常兴奋，对我也很有价值，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那一天是欧洲胜利日，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日那天，战争结束的奇妙真相才开始闪耀，甚至掩盖了我对投放于日本的原子弹的恐惧。我终于能和一群朋友一起在林荫大道上喧闹，全心全意地欢呼，期待王室成员走到阳台上与民众见面。聚集在那里的庞大人群，虽然开心却并不激烈，没有冲撞也没有推搡，尽管许多人被迫站在宫殿前的天竺葵花坛上，但第二天早上的《泰晤士报》报道称，没有一棵植物遭到损坏。虽然到处都打着“胜利”的旗号，但人们庆祝的并不是胜利，而是和平，是生活回归到它本来应有的样子。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在我看来，幸运地拥有创造力的人（无论是用文字、声音、颜料、木头或其他什么），与没有创造力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能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对体验做出反应，而后者则不太愿意相信自己的反应，所以往往更喜欢援引自己的亲戚朋友普遍同意的答案。虽然前者肯定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难以相处的人，但也同样涵盖了很多令人兴奋、令人不安、有趣或鼓舞人心的人。莫莉有魅力、善良，还是一位创造者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们一起度过了欧洲胜利日，随着一群人在西区闲逛，这些人大部分看起来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欣喜若狂。至于我自己的感觉，则是“终于结束了！”而不是“我们赢了！”，我必须不断为自己鼓劲以克服心里尚存的疑虑。对日战争胜利日的感觉则更好一点，与那些更敏感的朋友们不同，我那天并没有感受到原子弹爆炸的恐怖阴影（那是后来的事了）。我们被冲进涌入林荫大道的人群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希望王室成员来到阳台，身处其间，我们根本无法抗拒人群共振的情绪。这是一种温和的快乐，第二天早上看到报道说，虽然人们就站在宫殿前的花坛上，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连一株植物也没有踩坏。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与维迪亚打交道开始让我感到疲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点），原因在于他的抑郁。我们一共出版了他十八本书，基本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他写作时一段长时间的平静期，这段时间我们很少见面，我往往会希望多见他，因为我对新书充满好奇；然后交付书稿，有一段短暂的欣喜阶段，在此期间我们会愉快地会面，我负责欣赏他的作品、写写简介、想想书封上的文案怎么让大家满意，再检查一下文稿中有没有打字错误（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准确地说，基本没必要进行编辑)；然后是第三个阶段，出版后的阴郁期，在此期间，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会让我的心下沉，最初几年只是略微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则越来越严重。他的声音充满了悲剧色彩，脸色逐渐憔悴，谈话的主题变成了这本书给他带来的极度疲惫和伤害（“伤害”这个词总是一遍遍出现)，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评论家全是无知的猴子，出版商（并不明说，只是阴险地暗示）则懒惰又无用，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还要继续？知道自己不错且也经常被评论家证实的作家期望自己的书畅销是非常自然的，但每个出版商都知道，写得好未必就卖得好。当然，也不是写得不好才能卖得好，有些畅销书确实写得很糟糕，但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维迪亚的书在前者中卖得很好，还在这些人群的边缘开辟了道路，成了名，在某个时刻，更广泛的阅读大众中已经有许多人觉得应该读读这个作家的东西了，但显然，他不属于那种会赚大钱的作家。我的一位阅读量很大的老朋友曾就此对我表示过歉意：“我知道他写得很好，但我不觉得他的东西是为我而写的。”这些话，就是更广泛读者的心声。首先是因为他的主题，从广义上讲，这是帝国主义的后果，就算是那些曾经被帝国统治的国家的人们读到这个主题的书籍，都只有在其中微...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尽管非常喜欢她，但恰当地评估时，我不得不将与她的相处视为稍弱于友谊的一种关系。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广泛的熟人圈，和异常多的长期、亲密的友人，她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去容纳新的密友。到了现在，我已经比当时莫莉的年纪还大，因此尤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发现一个新识之人具有特别相宜的品质，又明知自己不再有足够的精力和空间和他们相处时，真的非常遗憾。在我看来，幸运地拥有创造力的人（无论是用文字、声音、颜料、木头或其他什么），与没有创造力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能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对体验做出反应，而后者则不太愿意相信自己的反应，所以往往更喜欢援引自己的亲戚朋友普遍同意的答案。虽然前者肯定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难以相处的人，但也同样涵盖了很多令人兴奋、令人不安、有趣或鼓舞人心的人。莫莉有魅力、善良，还是一位创造者。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因此当汤姆告诉我他接手后，只要我愿意继续按原来的薪水工作，爱干多久就干多久，他都会很高兴时，我非常感激。那时我已经七十岁了，当然直到八十岁我才开始觉得自己像个老太婆。尽管我精神还不错，但我本来就觉得自己不算绝佳的文字编辑（如挑出拼写错误等），现在就更觉得自己简直称得上是糟糕了，尤其是读到自己曾经审读过的书，却发现错漏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因此，我觉得自己没有达到应有的价值，在更广的层面……好吧，我仍然确信自己能分辨写作的好坏，但我是否还能判断出孙辈的孩子们（如果我有的话）想买什么书了吗？不，我不可能比汤姆更能干。我们经常喜欢同样的书，其中包括皮特·戴维斯的《最后的选举》、博曼·德赛的《大象的记忆》、大卫·古尔的《魔戒大师》、洛伦斯·维拉隆加的《玩偶的房间》、克里斯·威尔逊的《蓝玻璃》，这些书各有千秋，但我仍然准备发誓说，它们全是好书，可惜全都不赚钱。所以我无法以这种方式做出任何贡献。朋友们说“他付你的钱太少了”，但我不觉得，我认为我还能挣钱就已经很幸运了，虽然这份工作“不再有趣“，但情况也可能更糟。………………在最后的两年，我不允许自己去想有多痛恨这种生活。我被马上就要过上没薪水的日子吓坏了，就像一只被画出的粉笔线压住喙的鸡一样，完全被恐惧催眠了，每天都想着要尽量继续工作。然后发生了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让我的喙突然能够从被画出的线上拾起，这时我想：“这太荒谬了，我没必要继续这样吧。”在我的心中，高兴和更加恐慌交织在一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种退休后发现自己不知所措的人，我当然会有一个伴侣，一个喜欢的地方，有很多事要做，但整个成年岁月，我的日子全是围绕着工作安排的。此刻获得自由，最开始的感觉很奇怪，我甚至有一次在凌晨三点焦虑发作，想着：“这就像站在悬崖边，看着冷风吹起了裙子！” 我努力不想承认自己有多悲惨时，却忽略了自己其实早就有多么筋疲力尽的事实，...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对地位和薪酬漠不关心，但我确实看到了不少和我同样喜欢工作却不怎么关注这些的人。我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同事都对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人们非常钦佩并很有同感，但没有一个人作为活动家去参与。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公正，但并没有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懒惰还是自私呢？是的，也许都有一点吧。但我不得不说，如果要为此事寻找内疚感（我是很容易内疚的人），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内疚。虽然这种后天的环境影响一定在我和朋友们的这种惰性形成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自己的经历也表明，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一种满足于当下的天性。毕竟，也存在某些更关心工作中的感受而非报酬及地位的男人，那么，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这本书的出版，以及随后再版的早期作品（除了两三个她觉得不够好不值得保存的故事之外），让她有了点钱，并不太多，但足以保证余生温暖舒适。同时也给她带来了名气，对此，她几乎完全无动于衷，但这肯定比被遗忘要好，当然，还为她带来了朋友。在所有朋友中，索尼娅·奥威尔＇对她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索尼娅给我的感觉是令人厌烦。她经常喝得太多，很容易感到无聊，这让她变得易怒，有时甚至粗鲁，而且自以为才智高人一等。然而据我所知，她的头脑并没有证明这一点。但是，尽管我怀疑是简的突然成名，而不是她从事写作这件事，让索尼娅接受了她，不过一旦她做出了决定，就会非常慷慨。从简1966年出版《藻海无边》开始，直到简生命的尽头，索尼娅每年都资助她在伦敦度过漫长的寒冬假期，还送给她许多昂贵的礼物。我有一次谈起她的花费，索尼娅告诉我，自己一直因为继承了乔治·奥威尔的文学收入而感到尴尬，所以决定用这些钱来帮助拮据的作家们。她害羞而抱歉地说着这些话，不想让我觉得她过于慷慨，也不愿为此受到赞扬。相比花钱，她更令人感受深刻的是在决定给简提供美好生活时所表现出的敏锐和细心。她不仅支付酒店账单，还会提前支付所有小费，并向管理人员解释这位老太太所需的特殊照顾，为她预定美发师、美甲师，为她添置漂亮的睡衣，为她留意冰箱，让里面装满白葡萄酒和牛奶，以备简睡前所需，还给她买书、组织访客……有时她甚至会做自己最讨厌的事（和我一样）：带简去买衣服。但这件事实在是太累人，太无聊了，最终我们都受不了了，罢了工。但随后索尼娅又鼓起更年轻、更强大的勇气继续照管下去。她还是我们所谓的“简委员会”中最活跃的成员，她、弗朗西斯和我经常碰面讨论“简的问题”，如何让简的财务状况井然有序，或如何帮她找个与平房相比不那么局促、同时又离伦敦近的住所。（但这方面我们相当不成功，每次我们想出一个可行方案时，简都推三阻四，还说：“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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