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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朋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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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境况稍好，有人双亲去世，伶仃地活在世上。和我对照拍摄的男孩来自斯城，父母是大学教授，他的问题是太过沉迷做化学实验，每天泡在实验室里不肯出门，也不交朋友，他的父母觉得他太过耽溺闭塞，为他报名参加了这个节目。节目组选他可能是为了丰富拍摄对象的类型城市组不能全是坏孩子。在给我讲解拍摄对象时，秦导尽力抹平差异，他说：“每个人面临的困境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困境，你们有你们的困境，乡村组的困境更多源于现实，城市组的困境源于心灵，但困境的本质是一样的。”我听完之后只觉得困惑，还有强烈而无法说出口的不满，为什么要将我们和他们的困境相提并论，明明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根本是两个世界，但他们非要把我们拉到同一条线上。

——东来《凤凰籽》

杨爵和很多父亲一样，他不怎么着家，更喜欢待在办公室，却是给我留下更鲜明印象的人。有一日，大雨如瀑，很快把路面淹了，杜丽不在家，他本来也要出门，走到大门口又折回来，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听音乐，大雨天适合听些激烈的东西，一个人听又嫌苦闷。他说自己家的音响是一个日本朋友留下来的，虽然是二手的，但音效特别好。他将一张碟推进机器，我们坐在沙发上，他教我，不要拘谨，手脚放松，好像全身只剩一双耳朵。音乐响起，鼓动不安的雨声汇入其中，时而舒缓时而轰鸣，我不知道有多少种乐器在发声，只觉得身入波涛，随之起伏，一会儿音乐收束，血液凝结，过一会儿又翻沸。一个半小时后终章结束，我仍在错愕中，闭着眼睛的时候，隐约看见一团火球飘向半空，散作烟花，消弭暗翳。杨爵说：“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一年只能听一次，听多了心脏受不了。” 我问：“这讲了个什么？” 杨爵说：“你觉得讲了什么？” 后来很多事情的细节我记不清了，但这个午后的一切我记得很分明，杨爵穿着灰色的羊毛马甲，里面是蓝色衬衫，头发夹白，听音乐时闭着眼睛，手指敲弹，整个人窝在窗下的沙发里。声音是主角，这声音不是旷野的风声，也不是远处稀松的人声，不是鸟鸣声、流水声，而是经过缜

——东来《凤凰籽》

“那时候我很想叫大学时期的朋友薛看看，我对她一直念念不忘，分不清自己对她是嫉妒还是仇恨，是欣赏还是喜爱。我打听到她在开罗，在驻埃及大使馆里做翻译和文员。我请了年假，独自去埃及旅游，我去那里根本不是为了感受异国风情，只为在薛面前扬眉吐气。我约她出来见面，特意请她来我住的酒店，换了一身好衣服，化好妆，戴了一堆首饰，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花瓶。酒店外面是开罗熙熙攘攘的街景，坐在那里，俯瞰忙碌人间，真的会让人感觉到自满和神圣。她来了，穿着灰扑扑的衣服和裤子，晒得黢黑，头发也剪得很短，脸颊凹陷，和大学时候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但神采奕奕。她很热情，热情过头，握着我的手说，看到我过得好，发自内心地为我高兴，她以前就知道我会成功。从她的话里，我听不到任何讥讽、嫉妒、鄙夷，只有纯粹的祝福和欣赏。然后她告诉我，她虽然进入了外事系统，但距离成为外交官还很远，不过那已经不是她人生的目标了。两年前她去了刚果，在贫民窟里做了一段时间的义工，当地的赤贫一下子刺激了她，非洲的苦难让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让她明白自己以前那么执着的目标多么缥缈，有那么多的人生活在贫苦之中，没有一口干净的水喝，没有一顿饱饭吃，孩子们在垃圾堆里长大，她却在追求那

——东来《凤凰籽》

咱们俩考试，结果你89分我88分，我不想跟你比，但分数标好了，比不比也隐含着“比”。从前也分成绩好、成绩差。现在，天天测验，天天有明确的分数。几个朋友结伴去黄山游山，你我都挺高兴的就挺好，没谁说你高兴到89分，我高兴到88分。

——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咱们的穷朋友们固然没什么“高级娱乐”，而且习于用功从事，玩乐的时间并不多。全在山山水水情情意意，专心致志，心意饱满。全在游戏精神。脑满肠肥，玩麻将，玩高档手表，玩女人，就算玩得天昏地暗，也玩不出线游戏的清朗。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广东人因得政策倾斜之便，已经比内地和北方富裕了不少。但他们的现状反而让我开始怀疑夫子先富起来再教以礼乐的圣训了。也许我想得更多的是希腊的游戏精神而不是夫子的礼乐。游戏精神似乎和贫富没多大关系。希腊人若不是在比波斯人贫穷许多的时候就已经富有游戏精神，后来在繁荣昌盛的时代恐怕也不会把游戏精神推向顶峰。塔克吐时代，咱们文不名，照样玩得畅快淋漓。不在玩得花样有多高级，甚至不在能拿出多少时间来玩。咱们的穷朋友们固然没什么“高级娱乐”，而且习于用功从事，玩乐的时间并不多。全在山山水水，情情意意，专心致志，心意饱满。全在游戏精神。脑满肠肥，玩麻将，玩高档手表，玩女人，就算玩得天昏地暗，也玩不出线游戏的清朗。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那就不要责怪自己匆忙吧——火车、汽车、轮船、步行，始终在人生的旅途上行色匆匆。房舍、林莽、田野、河流和波浪，已经登览的和不曾登览的山峰，熟人的和陌生人的面孔，良好的和不佳的印象，不断向身后滑去。向小窗口扔进一角钱，一张什么票扔出来；递上一支烟，刚刚点着，就道声再见；刚刚绽开的笑容，应当澄清的措辞，正要展开的讨论，欲说还休的情义，即将发作的恼怒，稍纵即逝。生活变成了若断若续的卡通片。刚听到一句聪明话，又听到一句更聪明的，接着便淹没在一大团愚蠢的唠叨之中。教诲、询问、问候、祝愿，紧接着是道别。一分钟后，在人群中就认不出刚刚交换过姓名地址的新朋友；半小时内，足够让你处身在两种不同的方言之中。车入春城，衣襟犹带峨眉云；船泊金陵，还闻匡庐飞瀑声。也许这就意味着常青的生活？出于人不断向陌生探求的本性？抑或宁愿匆忙生活而不愿深入生活的本性？是啊，我们怕高处太冷，深处太黑。我们宁愿在不深不浅处漫游。然而，这里一切都在流动，而终极和永恒，不是住在高处，就是藏在深处。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因为“我”和“对象”都被认知打造得坚固无比，这时候要忍下来，需要有多大的自制力！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就在你斗气超车时，你降下了车窗，正准备破口大骂，突然发现对方竞然是你多日未见的朋友，此时你是不是转怒为喜，反而觉得，真是好有缘分呀！同样是遇到别车如果是熟人，你可以一笑而过，但如果是陌生人，你往往怒不可遏，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某些时候你能“忍”，某些时候又无法“忍”的情况呢？正如前面讲到“空”的观念时我们解释的那样，之所以会在某些环境之下被触发烦恼情绪，是因为我们不仅把自己，也把对方都认定为某种实有的存在，这就会让自己在这一环境下任由这种情绪不断升级，当然就谈不上忍辱，因为从一开始，我们的认知就出现了偏差。但如果我们真正体悟到一切事物都是如梦如幻的，虽然我们仍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却不会生出因执着而产生的坚固的对立感。碰到人家别了你的车，你也可以一笑而过，让对方先行。

——成庆《人生解忧》

又比如当自己的家人、朋友陷人困境，我们常常需要咬牙坚持来陪伴、抚慰他们。但此时我们的内心往往还带着强烈的不安。这首先是因为我感觉到“我”在被消耗，失去了“自我”的安稳感：其次则是因为，就算面对的是家人和朋友虽然也真心地希望帮助到他们，可当这种过程变得漫长，还是会产生一种“什么时候是个头”的感觉。就像很多陪伴长期卧床的病人的家属一样，他们未尝不爱护自己的家人，但当看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未来，依旧会产生无休止的煎熬感。

——成庆《人生解忧》

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这个皮包念念不忘，朝思暮想，甚至梦见自己挎着它在朋友前炫耀的场景。而在这个时刻，我的心完全被系在这个皮包上，如同一条被套上锁链的狗，虽然看得见食盆里的狗粮，但为锁链限制而无法吃到。此时它的眼中只有面前的狗粮，拼命狂吠，想要摆脱锁链。这时你会发现，其实是狗粮界定了狗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说，其实是我所贪求的对象最终界定了“我”的本质，它们互为依存。只要我有贪求的对象，“我”就会牢固不破。

——成庆《人生解忧》

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梁启超《李鸿章传》

“我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亲戚，没有同事，没有老板。”电话中她笑了笑，停下来。她决心离开南京，来到鹤岗。

——李颖迪《逃走的人》

他在世界各地流浪，到过埃及、长城、曼哈顿，冰川、丛林、雪山、高原，甚至是已经消失的印加古城，都被他记录了下来。但没有人认识他，葬礼上也没有亲人，他连个朋友都没有。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北京，我和朋友吃着饭，聊到房子。朋友在南三环跟人合租，室友之间的了解就是租房软件上的介绍：性别/职业/星座。房子是两居，各自有密码锁。公共空间各享一半：冰箱三层，从第二层的中间隔开，上下一人一半。厕所里，牙刷、牙膏、手纸也保持距离。输密码，回房间，两个合租的人像两个影子进入各自的洞穴里。他们离得如此之近而又毫无联系。隔着墙，互相听见对方拿快递、上厕所，偶尔在厨房看见对方来不及收拾的碗筷。两年里，他们几乎没说过话。 “有时候真想离开北京啊。”朋友说。那天我们吃饭排队接近一小时。坐在街边等位时，天光变暗，梧桐快落叶了。身后的餐馆人声鼎沸。看着大众点评上的套餐、优惠券、秒杀，我们接着聊起乏善可陈的工作，兴致寥寥。谈论工作的意义似乎早就过时了，太热情了甚至显得傻。“工作就是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说起工作，说的是绩效和KPI，不是它的乐趣、意义和自我实现。当时仍在新冠流行期间，它更加剧了某种困顿感和停滞感。但我们其实也害怕真的停下一离开既定轨道，比如辞职了，之后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吗？就这样迟疑着，踌躇着，不满意想走，想走又不敢走。明明还“年轻”，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不应该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吗？我聊起了隐居吧

——李颖迪《逃走的人》

我开始意识到，个人不能适应和融入社会，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因为还有人故意不去适应和融人社会，而且重要的是他们都过得比我快乐。我是个文静、内向、压抑、自卑的人，而他们大多激动、开朗、外向、自信。不难想象，我有多么羡慕他们。我在这里交到了一些要好的朋友，在他们的带动下，我开始听起了摇滚乐。实际上，我的性情和摇滚恰好相反一摇滚要反抗一切，而我是个驯顺的人。因此我从来都不能像朋友那样沉浸进去，但是和他们保持趣味一致令我高兴。我愿意附庸风雅地和他们一起沉迷和激动，哪怕只是装出来的沉迷和激动。他们的年龄其实都比我小，但在旁人看来我才是最小的那个。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二○二○年三月的某天，不知道是受了什么触动，可能是因为整理和翻看电脑里的旧照片，也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外部的触动，仅仅是脑子里莫名的一个闪念，我写下了一篇记叙自己三年前在D公司做夜班理货员经历的散文。写这篇文章我花了半天时间，下午动笔，晚上完成，全文四千多字，先是发在自己刚注册的一个公号上，只有一些认识我的朋友读过。几天后我又把它贴到豆瓣网上，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甚至令我感到震惊一它被大量网友转发、评论和打赏，连带使我的写作也受到对我来说空前的关注。我算得上是豆瓣网的老用户，二O○六年就注册了账号，十几年来在豆瓣日记和评论里至少发过两三百篇文章（如今大多已设置隐藏），但读者寥寥，对此我也习以为常了。可是这篇对我打工经历的记叙，单篇获得的阅读量和收入，就超过了我此前十年全部作品获得的阅读量和收入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不过这对我来说并不成为一个打击，我身上好像从来没有可被称为志向的东西。我确实曾想过做成一些事情，但那些想法既不强烈也不持久，显然无法称之为志向。如果说我真的不适合画漫画，那我就不画好了。我没有那种坚持已见，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去证明别人对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动力。相反我倒经常理性地察觉到，我并不总比别人看得更准，尤其是在看待自己时。当然，我也可以画了但不拿给别人看，那样我就不必在乎自己画得好不好这个问题了。可是不给别人看，我就没有画漫画的动力，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画画，甚至也不能说是喜欢写作，起码不像我的有些朋友那么喜欢。我之所以去尝试除了面对面交流以外的一切表达形式，只是为了表达有些我在面对面交流时无法表达的内容。因此我的创作必须有读者，我也愿意取悦读者，我甚至愿意取悦任何人，或许只对那些特别坏或对我特别不友善的人例外。这才是我的本性。我的朋友对我说我更适合写作的那一刻，或许不是一个对我后来写作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时刻。因为我在听到那句话之后，又足足过了五年才真正动笔。而在这之前我早已放弃了画漫画。当然我不否认，我确实是一个迟钝的人，经常在事情发生时听不懂别人想表达什么，而到了事后才省悟其中的含义——可那也不至于要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老实说，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我当时同。有人向我提建议时，我习惯点头说好，而不是问为什么。此外和朋友在一起，我喜欢充当听众，而不是表达观点。因此我常常交到喜欢表达的朋友，而不是和我沉默寡言的朋友，否则相处起来就会很尴尬。后来我常常回想，当年在朋友眼里，我有展露出什么写作上的才华吗？我觉得并没有，因为当年我根本没写过任何称得上作品的东西。要不就是我的谈吐比较温文尔雅？这倒是有可能，尽管这只是我给人的一种错觉。因为我顶多只能算是性格温和，但谈不上什么文雅。和同龄人相比，我情绪比较平稳，几乎从不激动，此外我很少不加修饰地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些特点都很容易让我的朋友误以为我是个有修养的人，但这显然还不足以被看成是某种写作上的天赋。所以当时朋友随口说的一句话，或许仅仅是看到我在画画上起点太低、悟性太差，觉得我还不如另辟蹊径算了——这就是我最后对那句话的理解。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有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妹，才十八九岁，是组里最年轻的人之一。她个子很瘦小，力气不大，动作也不快，甚至可以说稍有点儿迟钝。她经常在流水线上拖大家后腿，迫使别人援助她，有时甚至要把传送带停下来。除此以外，她的性格也比较孤僻，在组里没有任何谈得来的朋友。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讨厌她，给她起难听的花名，当面取笑她，对她随意地呵斥。换了我的话，在这种环境里是无法坚持的。可是在精神上，她比我要坚韧，或者是麻木，或者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反正她坚持了相当久，远远出乎我的预料。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的父母从不对我说这些。他们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学校不再安排我们的工作，这事让他们反复念叨。他们在家里谈到单位的某某在炒股，语气听着却像是叹息，仿佛那个某某堕落了，走上了投机倒把的违法道路。另一方面，个人的认知水平也和社会整体的认知水平挂钩。假如社会上普遍地关心和讨论某些问题，那么个人就会从中得到启发，促进思考，然后增加认识。而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对于很多切身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对象仅限于身边的熟人。但我家是一个外来家庭，父母都不是本地人，我们在当地没有亲戚。我父母的性格也比较孤僻。尤其是我父亲，他是农民出身，并不适应城市生活，在单位里连一个交心的朋友都没有。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家甚至很难找到一个串门的对象。往往直到快元宵节了，才匆匆去拜访一两家我妈的同事，这时他们家的糖果盒里剩下的已经是些不怎么好吃的糖果了。所以当我踏入社会后，我表现得比身边的同学更单纯、幼稚和迟钝；其实之前在学校里，我和他们并没什么区别。学生时期的我也和后来的我完全不一样。我一踏入社会，就察觉到了身边同学的改变，而且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流淌漫延得越来越广、浸渗得越来越深。而我好像完成不了他们那种自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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