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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小说结尾，面对救她出狱的温西爵爷的求婚，哈丽雅特选择了拒绝。塞耶斯在下一部以哈丽雅特·文为主角的小说《失衡的时间》(Have His Carcase)（1932年）中交代道：“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情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可事实上，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充满活力的身体以及暴富来得药到病除。”这是塞耶斯的切身体会。哈丽雅特没有留在丹佛庄园过奢侈而悠闲的生活，而是选择与女性好友漫游欧洲，沿途收集小说素材，写些旅途点滴卖给报社。旅途归来后，她搬到梅克伦堡广场一间全新的高级单身公寓。对她而言，这个地址象征着她最珍视的独立与自立。这时，塞耶斯已经离开梅克伦堡广场整整十年，十年之后，广场对塞耶斯而言仍然代表着一种投入智识追求的生活。哈丽雅特在新房子继续创作侦探小说，由于之前案件巨大的曝光量，侦探小说能给她带来可观的收入，足够有尊严地独立生活。塞耶斯决定，如果要让彼得·温西爵爷够格做哈丽雅特的丈夫，必须对他的性格做出“较大的调整”：他的心理世界得足够深沉，道德准则得足够坚定，“在前几部小说中，我总是根据侦探情节的需要来赋予他性格特征，这些不够慎重的性情设定必须都得做出调整”。所幸，塞耶斯在梅克伦堡广场完成的第一部作品《谁的尸体？》就给温西爵爷这一角色赋予了足够的深度。不同于一般侦探小说，温西爵爷对道德观念具有敏锐的意识，谨慎考虑破案爱好在现实世界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这些特质使得他的性格可以合乎逻辑地进行转变，也让塞耶斯得以在探索新类型侦探小说上迈出重大一步。《剧毒》是温西爵爷破案系列中第一个脱离纯粹智力挑战的故事，在失去一切破案线索时，温西爵爷不再如之前那样遇难愈勇，而是无助、害怕，万一失败，他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想救的女人遭受绞刑痛苦死去”。到了《失衡的时间》，哈丽雅特在沙滩上发现一具尸体，再次被列入嫌疑。温西爵爷受命调查，两人携手破案，但过程并不...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找到了真正想写的那类侦探小说的典范：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1868年）和E. C. 本特利的《特伦特最后一案》。其中《特伦特最后一案》于1913年出版的时候，极大地震撼了塞耶斯，让她“视野更为开阔”（伍尔夫也表达过对这部小说“爱不释手”）。本特利发奋要“写出一种新的侦探故事”，探索在探长推理能力受人性弱点左右的情况下，故事会有怎样的走向。塞耶斯盛赞本特利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真实地呼吸、行动”，他所描写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具有信服力，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探长爱上了主要嫌疑人，对调查产生不利影响）。《特伦特最后一案》对《谁的尸体？》的影响显而易见，并且极大地影响着塞耶斯之后作品的创作方向，如创作野心、创作范围以及别具匠心的剧情反转设计—结尾揭示探长对案件的推理完全走向了错误方向。正因有本特利的创作珠玉在前，塞耶斯才相信不一定非要让彼得爵爷从笔下消失。不过，后来彼得爵爷不但不用谢幕退场，还阻止了未来的新娘与他人步入无趣的婚姻，这一情节设计则完全基于塞耶斯个人的人生经历。随着《剧毒》故事情节的开展，塞耶斯逐渐意识到，如果笔下人物在小说目前情节的基础上就步入婚姻，将会“是彻彻底底的错误，难以支撑起令人信服的逻辑”。她塑造出哈丽雅特·文这一与她自己十分相似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女性”形象，如果到头来只成了温西爵爷爱情的对象，居于客体的地位，会严重损害她的创作立意。这样一个有抱负、曾在爱情中受伤的女孩，不会因为对方救她出牢狱（何况过程中“自尊丝毫未曾受损”），就向他拱手献上一生的幸福。五年之后，塞耶斯更是写道：“尽管女主以身相许以报救命之恩的戏码理所应当以至于俗滥，我却明白建立在感激、自卑基础上的婚姻很难长久。”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之间的伤心往事以及无法亲自抚育孩子的遗憾之后，塞耶斯在职业发展上收获了成功，她希望赋予笔下人物同等的自由，尽管这样或许会令哈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温西爵爷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陷身牢狱的哈丽雅特。他有一个月的时间为她脱罪。几位独身女密探决意帮助女主角洗清冤屈，在她们的协助下，温西爵爷无往而不胜，找出了真正的凶手。女侦探如默奇森小姐，为打入声名狼藉的涉案律师的办公室，伪装成一位不停犯错的秘书；如克林普森小姐，亲自设计灵应占卜牌，从一位相信鬼神显灵之说的陪侍那里获得了关键信息。小说结尾，哈丽雅特无罪释放。虽然她很难真正摆脱案件对名声的损害，但是她得到了法庭真诚的道歉，作品也因此大卖。塞耶斯对库诺斯的回击可谓精彩彻底。哈丽雅特·文的故事没有结束。哈丽雅特勇敢而机智，在独立受到挑战、人格受到侮辱的时候，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坚韧，她有作品作为寄托，有一大帮女性朋友的真挚友谊。创作这样一个角色给予塞耶斯莫大的精神安慰。她回顾过往人生中的成就与遗憾，开始思考笔下这个角色能否兼顾事业的成功与个人的幸福。塞耶斯一开始想让哈丽雅特和彼得爵爷订婚作为《剧毒》的结尾。尽管不愿让彼得爵爷落得像福尔摩斯那样的结局—从莱辛巴赫瀑布落入悬崖而丧命（虽然作者柯南·道尔后来因架不住读者反对而又将他复活）—塞耶斯也已经厌倦了笔下这个“玩偶”，他那永远处变不惊的镇定，所向披靡的胜利，面对谜案时英勇无惧的勇气和周密的逻辑令所有人折服。彼得爵爷总是能“轻松化解种种危难”，塞耶斯不想继续创作同质的故事，因此，“在刚动笔写《剧毒》时，想通过让他步入婚姻的方式来告别这一角色”。所以，她专门设计了一个案件，让这个角色“像珀尔修斯那样”，拯救一个无辜女孩，赢得美人归，从此“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不失为一个干脆利落、体面的结局。塞耶斯对这一角色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种感受：她无法在侦探小说这类文本中探讨她愈加关切的道德问题。早在创作第一部小说时，这种感受就曾让她感到刺痛。1928年，塞耶斯曾为格兰兹出版公司的侦探故事选集写过序言。在这篇涉猎广泛的序言中，塞耶斯论证维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比阿特丽斯·怀特至死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塞耶斯用她独特的方式向她表达感谢：在其1935年的小说《校友聚会惊魂夜》(Gaudy Night)中，用比阿特丽斯的本名“比阿特丽斯·威尔逊”给一位出场不多但令人钦佩的年轻女孩命名。这位年轻女孩不愿意听从母亲的意见去找个丈夫作为依靠，只想成为一名机械师（“我不想要一个丈夫……我更想要辆摩托车”）。就像布莱尔向H. D. 伸出援手一样，比阿特丽斯的善意举动极大地抚慰着失望的塞耶斯，毕竟，比尔·怀特逃离之迅速敏捷比起塞西尔·格瑞来也是不遑多让。（这边塞耶斯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比尔·怀特就已经有了新欢。不过这对塞耶斯的影响不大：“我从没对他有过什么期盼，只当作人生中的一段插曲罢了。”）比阿特丽斯对丈夫情人的态度不符合世俗常理，但她并不是特意要特立独行的，这一点和H. D. 接受弗洛伦斯·法拉斯、阿拉贝拉·约克的出发点不同。比阿特丽斯大度接纳塞耶斯并非因为她拒绝受社会道德观念束缚，反而其实是受其驱使：或许是心疼女儿瓦莱丽，父母离婚会让她蒙受耻辱（而且她清楚离婚后比尔不会再为女儿提供经济支持）；或许也因为同情这个和曾经的她一样被这个男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的女孩。比阿特丽斯接受了糟糕的局面，并尽全力弥补。塞耶斯后来在小说中写道：“在所有的犯罪动机中，侦探小说最少提及的‘体面’反而是最为强而有力的，会推动一系列的犯罪行为：从谋杀到各种最奇特、最匪夷所思的反常举动。”“体面”一词推动着比阿特丽斯咽下所有的苦闷来安排好一切，也令塞耶斯的心灵因向公司、父母编造谎言而备受啮噬。对于孩子、她自己，未来该何去何从，必须有所决断。就连身边好友也只有在1957年塞耶斯突然离世时才发现她有一个儿子。在人生中，她只有某次在火车上向一位陌生人提起过这件事。当时，这位萍水相逢的女人刚刚离婚，带着十岁大的孩子，向塞耶斯倾诉自己的遭遇。因为这个秘密被隐藏得如此之深，后人很难...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为哈丽雅特·文的未来认真思索了几年时间。和H. D. 一样，如果没有将梅克伦堡广场期间和之后所遭受的痛苦诉诸文字，她就无法真正释怀。这段经历教会她不要将自身价值依附于任何人。她终其一生都在强调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只有“找到一份值得付出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将它完成”，才能得到真正的“灵魂、精神和身体上的满足”。她对职业的重视与以下观点紧密相连：她坚定相信，“应该将女性作为人来对待，而不是以女性这一性别为桎梏来限定她们所能踏足的领域”。塞耶斯在论文《是人非人》（收入1946年作品集《和寡集》［Unpopular Opinions］）中描述主角具有“伟大的、真正的双性同体的灵魂”。这一说法与伍尔夫《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从伍尔夫那里引用的内容遥相呼应：“每个人体内都占据着男性和女性两种力量。当这两种力量在身体内部和谐共处、灵魂契合之时，人就能达到一种稳定、自洽的状态。”将女性从智识领域驱逐荒谬且极不合理，塞耶斯和伍尔夫、H. D. 一样，都很清楚这一点。在她们生活的时代，社会依旧拒绝女性力量，认为女性的需求和欲望不同于男性，并据此对女性施加期望。而这些女性在她们各自的人生、作品中，试图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所期盼的生活方式。“女性到底想要什么？”塞耶斯曾在另一篇论文中回应这一问题：“我不确定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有什么一致的特别需求。但是我想，尊敬的男士们，和你们一样作为人，女性想要的和你们并没有本质区别：有趣的职业，享受乐趣的合理自由，情感寄托。”无论是作品风格还是本人性格，多萝西·L. 塞耶斯和H. D. 都可谓大相径庭。但是，除了共同的住所以及都认识约翰·库诺斯这些共同点之外，两人之间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结。塞耶斯提出社会缺乏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的生存空间，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借茱莉亚之口说出“我想生活在两个维度”，这两种观点在...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伍尔夫所有小说、政治性文章中，有一个贯穿全部创作的重大议题，那就是打破传统观念，为自我表达提供新的方式。她在小说中饶有兴味地探索人物自身欲望(如希望画画、工作、结婚)与社会期望相矛盾之时所受到的影响；对伍尔夫个体而言，她的人生就是不断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规则，偏离被这些社会规则所预先设定好的轨迹。她决定在回忆录中探究那些“隐身的存在”一一性别、公众观念、社会地位、其他人和其他人“会怎么想、怎么评价”——是如何从外界对人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他们人格上的撕扯并在他们呈现给外界的形象(伍尔夫称“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只是一张编织出来的面具”)和真实的自我之间形成割裂。她在《往事札记》中写道“人的一生不仅仅是他的身体、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他的人生还与家族、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伍尔夫通过回忆录呼吁这样一个世界的到来:在这个世界里，女性可以自由主宰自己的人生，而不需要被迫扮演预先安排好的角色，遵循已成定规的剧本。伍尔夫最终没能写完这本回忆录，如今我们也无从得知她是否有意将其出版。( 留存的手稿约八十页，在她死后于 1976 年出版面世。)但在梅克伦堡广场度过的艰难岁月中，记录这些过往为她提供了极大的乐趣和慰藉。外界局势紧张，伍尔夫在书中搭建了一方“可任神思驰骋的所在”，同时也因此欣慰地感到自己终于像《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所呼吁的那样，“扼杀房间里的那个天使主妇”，公开坦率地说出“那些被认为不适宜由女性说出口的激情”。这本后印象派的自传本身是一种抵抗，一种书写自我的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侧重于内在的、不为人所知的世界，只有这里才是女性长久以来生活的世界。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在其发表于 1924年的著名随笔《小说中的人物》中提出新时代的降临从女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可见端倪。在维多利亚家庭，仆人只会安静地待在他们特定的角落：但在现代家庭，仆人与主人之间的界线不再那样明确而不可逾越，仆人有时会神态自然地走进客厅，向主人家借阅一份报纸，或是寻求帽子的搭配建议。伍尔夫认可阶级之间的鸿沟正在消辑，但她个人不喜欢被人观察的感觉。她时常幻想过一种“游牧生活”，没有外在物质的束缚，不需要维持家中装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伍尔夫和伦纳德在罗德麦尔村为实现这一愿景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伍尔夫利用书籍版税精心打造她可以安心投入写作的生活环境。《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出版后，六个月内卖出了两万两千册。伍尔夫立马用稿费在修士之屋边上盖了间新屋子，这间屋子独立于主建筑，只能从花园进人。然后用剩下的稿费重修了卫生间，装了自来水总管，买了电暖炉和煤油炉，其中煤油炉可以节省人力，被伍尔夫视为将人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发明。她欢欣鼓舞地写道:“此时此刻，我最希望能在玻璃容器中做出一顿完美的晚餐，没有难闻的气味，没有不必要的浪费，没有一团乱糟糟的景象:拧开旋钮，有一个温度计。我认为自己更加自由、更加独立，人生不就是为自由而努力吗?我带上印章，可以在这里完全依靠自己生活。”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1913年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盟大会上，哈里森发表名为“科学共同体的缺失”的讲演。她提出，传统中产阶级家中的布置陈设正是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有力写照，这“实在令人沮丧”。客厅虽名为主妇的领域，实际上却是公共性质的，“访客会被引到客厅。这里随时都可能有人来，你没法专心沉浸思考”。与之对应，丈夫的书房“却自古以来有着种种禁忌，不容侵入”，丈夫在这里可以“沉思、学习、明理”；哈里森还注意到，书房里“很少会摆两张凳子”。存在于家家户户、截然不同的这样两个房间，正是社会从未平等对待女性的一个象征。哈里森写道：“对我来说，不允许我使用书房的房子，算不得家。但我一向知道，我也算不得‘真正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对书房的需求。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在评价一本书时，人们总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如果它谈论的是战争，那么一定是重要的；相反，如果谈论的是客厅中女人的情感，那么一定是微不足道的。”男人总在小说、诗歌中赞美女人的神秘朦胧，歌颂她们的致命诱惑，却从没把女性写作当回事。伍尔夫细述长期以来女性写作无法受到认真对待的阻碍，呼吁读者扼杀“天使主妇”，然后不加掩饰地书写自己的生活，去描绘我们的母亲、祖母，刻画她们与其他女性的友谊，最终“重写历史”。她那未能完成的遗作本预备提供另一种英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向世人展现历史上被掩藏的“无名者”的声音。这一书写计划动笔于伦敦大轰炸期间，伍尔夫当时就住在梅克伦堡广场37号，可惜最终没能完成。书写期间，伍尔夫重读了简·哈里森和艾琳·鲍尔的作品。她们对历史的描写广博精深、充满想象力，正是伍尔夫所期待读到并想要写出的作品。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以阿尔丁顿为原型而塑造的人物杰罗尔德·达林顿私生活混乱，婚外情数不胜数：他会在派对上引诱女性，和她们上床；仅仅隔着一层薄薄的帘幕，就是他的妻子赫耳弥俄涅，她清醒地躺在那里，感受着身体正在撕裂，一半留在沉默躺着的身体里，另一半潜入正和丈夫紧紧相拥的女人身体里。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无数粉丝写信来恳求塞耶斯写些侦探故事，这样他们能暂时不去想战争这件事。但塞耶斯执意不肯迎合，态度坚定地对一位书迷回信道:“我意识到人们已经过于沉迷于侦探小说式的人生态度——总认为世间所有问题都能有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我现在正在花时间告诉大家，真正的困难，比如罪恶、死亡和夜间的炸弹，是没办法像字谜一样“被解出来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领导和意愿的强制施加，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让我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一战”结束后，伍尔夫就曾在日记中提到过这一观点。193S年5月，眼见另一场大战正在积聚酝酿，弗吉尼亚和伦纳德驱车前往德国( 弗吉尼亚携带着劳伦斯的《亚伦魔杖》在从荷兰进入德国的途中翻读)，目睹狂热的人群挥舞着标语，盼着能远远地看一眼他们的元首。当时她就已经意识到简·哈里森在1914年所警示的群体意识的危险性，即群体如果不加辨析就盲目地跟随领导者极有可能造成破坏。现在，处在战争旋涡之中，她愈加笃信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德国而是意义更为广泛的军国主义—— 一种同时束缚男性和女性的极权意识形态。1940 年8 月，伍尔夫在梅克伦堡广场为美国女性主义主题研讨会写了一篇标题为《空袭中有关和平的思考》的论文。她在文中将“希特勒主义”定义为显化的社会痼疾：“侵略的欲望；统治、奴役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将男女分立到对立面。她写道，打败德国并不意味着胜利，只有摧毁所有“侵略性、独裁统治以及对于权力的变态渴望”——所有这些威胁女性在家中和政治上地位的特质——才能真正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身处梅克伦堡广场，伍尔夫回望海德公园门的故园，反思家庭层次上的父权权威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她的人生。《往事札记》和《三个旧金币》一样，既是个人史，也是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公共秩序的独裁与家庭内部的独裁”是如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挖掘。同时，伍尔夫所采用的形式使得这种联系尤为明显。通过交织穿插对当下战争的记录和对个人过往经历的回忆，伍尔夫将个人生活与政治并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开始创作一篇名为《探照灯》的故事，故事内容关于一位女人，受头顶飞机探照灯照射所触动，回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童年。与此同时，在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她还将过去的点点滴滴收入《往事札记》(A Sketch ofthe Past)的开篇部分，以此“从罗杰传记的书写工作中暂得小憩”。她写道:“眼下我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了，一部逻辑清晰、表达明确的艺术作品必须要做到环环相扣、依次汇集，完成这样一部作品需要付出的劳动量是无比繁重的。”假如札记的最终成果时断时续，有无数的回旋、中断、重启，那是书籍创作环境的真实反映:真正的死亡时时刻刻都有可能降临。从某种角度来说，写回忆录是应对战争的一种迅即、务实的方式:通过珍藏过去的回忆来抵御一切都被爆炸摧毁的可能。伍尔夫“甚至无法肯定还有没有机会把过去的点滴都写下来一一更何况把它们写成书”，同时承认，万一战败，“连能否写书都要存疑。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些记录推进，而不是被困在阴暗的沼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对一位朋友提到，“我真想象不出，要是她熟知真正的弗吉尼亚，会写出一个怎样的故事”。但所谓“真正的”弗吉尼亚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是分裂碎片拼贴、镶嵌的产物，而非人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完整无瑕、始终如一、具有连贯性”，弗吉尼亚在 1924年回想人生中各种纷繁而零碎的公众和私人经历，那些构成她生命质地的种种事件，如此写道。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杂乱的、非连续性的、由片段组成的个体，不同的人看到的她仅仅是不同角度下处于持续不断变化中的部分的她。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将女性从智识领域驱逐荒谬且极不合理，塞耶斯和伍尔夫、H.D.一样，都很清楚这一点。在她们生活的时代，社会依旧拒绝女性力量，认为女性的需求和欲望不同于男性，并据此对女性施加期望。而这些女性在她们各自的人生、作品中，试图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所期盼的生活方式。“女性到底想要什么?”塞耶斯曾在另一篇论文中回应这一问题:“我不确定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有什么-致的特别需求。但是我想，尊敬的男士们，和你们一样作为人，女性想要的和你们并没有本质区别：有趣的职业，享受乐趣的合理自由，情感寄托。”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的挑战，哈里森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写道:“在当下环境，依从人性本能即是异端。”她视“拒绝传统信仰、传统习俗”为智识自由的前提，而受缚于过往与权力的保守社会绝不可能抛弃传统信仰与习俗。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此提出质疑，在被统治阶级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引向危险的境地。对专断而不加约束的权力的厌恶贯穿了简·哈里森所有作品的核心，她批判奥林匹亚诸神，反感机构性宗教。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并没有深陷于这些挫折之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她最终选择“过一种精神生活，在那里找寻最大的安宁和快乐”。与年轻一辈的H.D和塞耶斯不同，哈里森从未因对精神平等的伴侣求而不得而痛苦，她这时就已非常坚定，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其他类型的婚姻都不适合她。如同《校友聚会惊魂夜》中哈丽雅特·文所说，“要是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就别急着成为别人的妻子”。哈里森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生活，不愿冒任何风险。她在《忆学生生涯》中写道，“至少对于女人而言，婚姻会对人生中我最珍视的两件事形成阻碍:友谊，学习······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所担负的责任何其繁重;我的脑海已被太多思绪占据，没法扮演好那样的角色”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忆学生生涯》中她坦言“自己将人生中太多时间花费在了学术生活上面，一门心思研究寥寥几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大限将至以前，希望能以更自由的态度、更宽广的心胸来观照世界”。但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离开剑桥大学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学习、旅行的意愿：她决心建立一种拒绝顺从的品德会受到珍视的生活方式。极少数人会在七十多岁时考虑这样巨大的生活转变，遑论真正去实施。哈里森则坚信生命会赐予她更广阔的宽度，她也能为生命创造出更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简·哈里森在几年前表达过相似的观点。1913 年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盟大会上，哈里森发表名为“科学共同体的缺失”的讲演。她提出，传统中产阶级家中的布置陈设正是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有力写照，这“实在令人沮丧”客厅虽名为主妇的领域，实际上却是公共性质的，“访客会被引到客厅。这里随时都可能有人来，你没法专心沉浸思考”。与之对应，丈夫的书房“却自古以来有着种种禁忌，不容侵人”，丈夫在这里可以“沉思、学习、明理”;哈里森还注意到，书房里“很少会摆两张凳子”存在于家家户户、截然不同的这样两个房间，正是社会从未平等对待女性的一个象征。哈里森写道:“对我来说，不允许我使用书房的房子，算不得家。但我一向知道，我也算不得“真正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对书房的需求。”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但对所有人而言，在广场度过的时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她们有着重大的影响。她们都认同长期以来迫使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社会体系虚幻而极不稳定:她们以写作和生活方式试图为女性打破界限，为女性重塑全新的叙述方式。在梅克伦堡广场，她们每一个人都致力于打造一种可以让自身才能得到发挥的生活方式，寻找可以支持她全心工作、无须为家务琐事分心的亲密关系。但这并不容易。她们在广场的生活展现了那些试图发出声音的女性在个人生活、职业领域曾遭遇过以及日后仍将面对的困境。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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