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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朋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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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会第一年的夏季尾声，你交了生平第一个男朋友。你们在类似联谊的聚会上认识，他在当地的零食公司上班，年龄是二十八岁。在你心中，他本来只是朋友的朋友的男朋友的朋友而已。

——叶真中显《绝叫》

说起来，凡人就是这幺一回事。经历着酸甜苦辣，年复一年过着安稳的生活。反正，这就是人生嘛。曾几何时，你开始用得过却过的心态看待自己的人生。待在这里不管多久，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安身之处，但话说回来，也没什幺不好。虽然这里只是乡下小镇，生活技能却还不赖，吃的穿的都能在小小的商圈解决；大电车去总站就能逛百货公司；再说，又不是叫不到男朋友。打从一开始，那种人生就只属于能去东京念大学的资优生所有。（像我这种平凡人，应该一辈子都会呆在这个乡下小镇打杂，某天找个适合的对象结婚，这就是现实。现在虽然找不到自己的避风港，但只要脚踏实地过活，总有一天会找到吧。）想去东京的心情逐渐消退，变得小到看不见。虽说是现实使然，不过当时你以为自己已经放弃去东京筑梦，选择降现实妥协。你只是尚未察觉。这个世界不像歌曲和戏剧所描写的那样，存在着“梦想或现实”的二分法。放弃当歌手，不代表就能得到安稳的生活。“脚踏实地”没有用，因为地面下的泥土松散易碎，谁能保证下一秒会不会跌倒？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没人希望坏事发生，但它有时就是会发生。

——叶真中显《绝叫》

你央求父母让你玩捞金鱼，结果一只也没捞到，便当场哭了起来。像不倒翁一样圆滚滚的老板大叔见状，便捞了一只小金鱼装在塑料袋里递给你，说道：“小朋友，来，拿去。给你安慰奖，别再哭啦。”……你将六指大叔送的金鱼带回家，养在金鱼缸里。那只在庙会魔法般的温暖灯光下呈现出亮红色、可爱无比的金鱼，在日光灯的照射下却显得穷酸又不起眼。它总是无精打采地在缸底挣扎，嘴巴一张一阖的，撑起小小的身体。你母亲看着金鱼的惨状，对你说：“这只金鱼跟你有点像啊。”你并不知道母亲这句话的含意，但幼小的你已将这句话照单全收。啊，原来这只金鱼就是我啊。

——叶真中显《绝叫》

我爱猫的朋友写自己心目中最悲哀的电影是布列松的《驴子巴特萨》，陀思妥耶夫斯基原着，结尾驴子中枪之后，震了一震，走到羊群之中，静静地坐在那里，上有天，下有地；它在默默守待那最后的一刻。这电影她看了两次，总想放声大哭而不可得，每次想起，仍然辛苦。

——西西《哀悼乳房》

片集的名字是“超级超级市场”。它所以有这幺个名字，是因为片集所描写的超级市场，是某个小镇上的一所规模比其他小型超级市场稍大的市场，如此而已。拍这个片集的导演，喜欢详细地把市场的景物逐一缓慢地介绍给大家，希望各人如看名画一般去逐层次欣赏，这样做，缺点则是：令人觉到片集的节奏不够明快。这间超级市场是一所有百多层楼的大厦，它的面积，大约是三十一个奥运足球场的宽阔度。市场内的物品也算得上齐全了，人们可以在里边购买各式日用品，如果想买一间学校，或一条村落，也可以预约。只要任何人想买些什幺，在超级超级市场内多半可以找到。像袖珍银行、饭馆、餐厅、游泳池、电影院、公园、火车、阳光、朋友、月亮，诸如此类。市场每年印赠一辑货品黄页目录，印刷瑰丽，结果只送出了一本给镇立图书馆，其他的，因为没有人搬得动，即使搬了回家，也进不了大门口。所以，全数拿了去填海。这个晚上，超级超级市场的节目，说的是一个叫做大脚的人的故事。叫做大脚的人，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脚比普通人肥大了一点。大脚的母亲是一个体重九十千克喜欢哈哈笑的妇人，这天，她到超级超级市场去买糯米粉时，她的肚肠狠命地咬了她几口，因此，她一步也走不动了。超级超级市场的职员立刻把她送到十九楼的医院去，诞下大脚。超级超级市场的董事会会长，即是董事会副会长的太太，副董事长，即是董事会会长的丈夫，连同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聚在一起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处理此件众人都很兴奋的事。议决由董事会拨一笔巨奖给大脚的母亲，并且给大脚一本百年通用的换物券，以后，大脚在超级超级市场内，喜欢什幺物事，一个子儿也不必花。并且，大家坚持把大脚留下来，交给私家护士。大脚将来的教育经费，大脚的母亲也是一点儿不用操心的。超级超级市场所以这幺做，是由于这个小镇自从数百年前实行人口控制以来，人丁越来越少，少得连田里长出来的甜菜也没有人吃，要倒进河里去，而河里...

——西西《我城》

一位年轻朋友说：文《我城》文字陌生化之外，由于时间的流逝，内容也成为一种陌生化（潘国灵：《〈我城）与七十年代的香港社会》）。何况，对《我城》的讨论，以香港严肃文学作品计算，可说甚多。此证拙文好歹并不妨碍其他的读法。多年来，香港最叫人吃惊的变化，也许不是外貌，而是人心：它脆弱得变成一个不再欢迎新移民的地方。

——西西《我城》

大家对天赐显着客气，都管他叫“先生”。他越对他们表示好感，他们越客气。他身上有股与他们不同的味儿，仿佛是。妇女们看他在院中便不好意思赤了背。他学着说他们的话，讨论他们的事，用他们的方法做事，用他们的推理断事；他到底是他，他们不承认他是同类。他们的买卖方法不尽诚实，他们得意自己的狡猾，可是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的像朋友。为一个小钱的事可以打起来；及至到了真有困难，大家不肯袖手旁观，他们有义气。他们很脏，不安静，常打孩子。天赐看出来，这些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并不是天生来的脏乱。他们都有力量，有心路，有责任心，他们那幺多小孩都是宝贝，虽然常打。他不如他们，没力量，没主意，会乱想。他们懂得的事都是和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远一点的事一概不懂。他们是被一种什幺势力给捆绑着，没工夫管闲事。手抓来的送到口中去。他可怜他们，同时知道自己的没用。

——老舍《牛天赐传》

妈挣扎着不哭，可是心底下的泪到底翻上来了。她知道我不能再找她去，她的亲女儿。我呢，我连哭都忘了怎幺哭了，我只咧着嘴抽搭，泪蒙住了我的脸。我是她的女儿、朋友、安慰。但是我帮助不了她，除非我得做那种我决不肯做的事。在事后一想，我们娘儿俩就像两只没人管的狗，为我们的嘴，我们得受着一切的苦处，好像我们身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张嘴。为这张嘴，我们得把其余一切的东西都卖了。我不恨妈妈了，我明白了。不是妈妈的毛病，也不是不该长那张嘴，而是粮食的毛病，凭什幺没有我们的吃食呢？这个别离，把过去一切的苦楚都压过去了。那最明白我的眼泪怎流的月牙儿这回没出来，这回只有黑暗，连点萤火的光也没有。妈妈就在暗中像个活鬼似的走了，连个影子也没有。即使她马上死了，恐怕也不会和爸埋在一处了，我连她将来的坟在哪里都不会知道。我只有这幺个妈妈、朋友。我的世界里剩下我自己。

——老舍《月牙儿》

在事后一想，我们娘儿俩就像两个没人管的狗，为我们的嘴我们得受着一切的苦处，好像我们身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张嘴。为这张嘴，我们得把其余一切的东西都卖了。我不恨妈妈了，我明白了。不是妈妈的毛病，也不是不该长那张嘴，是粮食的毛病，凭什幺没有我们的吃食呢？这个别离，把过去一切的苦楚都压过去了。那最明白我的眼泪怎流的月牙儿这会没出来，这回只有黑暗，连点萤火的光也没有。妈妈就在暗中像个活鬼似的走了，连个影子也没有。即使她马上死了，恐怕也不会和爸埋在一处了，我连她将来的坟在哪里都不会知道。我只有这幺个妈妈，朋友。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我自己。

——老舍《月牙儿》

她生前曾有一位朋友在媒体上赞誉她是“美国最聪明的女人”。她却为这样一种形容感到“羞辱”。“首先，这是如此具有冒犯性和侮辱性，它如此强烈地预设了你所做的事情不适合它所命名的那种类别，即女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全球化”究竟是什幺？在一次讲座中，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授巴格沃蒂曾给出一个自称“最为真确的定义”，那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何以如此？他的解释是：“一位英国的王妃，带着埃及的男友，在法国的一条隧道里撞车，开的是一辆德国车，安装着荷兰的发动机。司机是一个比利时人，喝多了苏格兰的威士忌。追赶他们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队，骑着日本的摩托车。为她治疗的一位美国医生，用的是巴西的药品。这个消息是一个加拿大人传出的，使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而你可能正在一台电脑上阅读这个消息，这台电脑用的是中国台湾造的芯片、韩国产的显示器，由一个印度的卡车司机运输，被一些印尼人截获，由硅谷的码头工人卸货，然后由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运送给你……我的朋友，这就是全球化。”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而当今网络与社交传媒的发展，创建了崭新的交往与传媒方式，公共发言几乎不存在任何的门槛，“随便什幺人对随便什幺问题都可以随便地说些随便的话”。公共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传统知识权威的衰落，却未必能促进开放和理性反思的公民政治文化。网络传媒依据特定的个人浏览偏好，通过“算法”自动推送相关内容，以及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回音壁”效应等，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定的价值和观点，从而使同类人群更加固执己见，同时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视角分化。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清华大学刘瑜老师的微信朋友圈中，读到她写的一段讨论“极端化”现象的文字，深有同感。刘瑜老师说极端太有诱惑力了，它的确定性以及确定性带来的自信，它的简单以及简单带来的省心，它的易辨识以及因辨识度所迅速集结的情感群体，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从此不用在不同的观念之间颠沛流离，不用根据路况不断调整航向，不用经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不用被渺小感经年累月地审判，这种人可能的确很幸福吧。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廉价兑现的“确定性”“简单”和“易辨识”及其“幸福感”，是一种病理性的症候，标志着文化品质的败坏。这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是腐蚀。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几乎没有分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的一句话很精彩：“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位朋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的周濂老师（他比我年轻很多，我会亲昵地叫他“周濂同学”）。我说这可以算是“金句”，他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微博签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也不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在搞清楚了，我们说的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分清楚二者的区别，对现实有什幺意义吗？意义很重大。让我描述一个场景故事来解释吧。你开车去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但这时你突然犯了烟瘾，很想绕路先去买包烟。可是这时，坐在副驾驶上的你的好朋友说话了，他劝你不要这样做。你对他说，你别管我，这是我的自由。你的朋友发脾气了，他说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他逼你下车，让你坐到后座，然后他来开车，把你送到了公司。你有点不高兴，但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你想了想，觉得他说得也对。一个月之后，你厌倦了这份需要“996”的工作，想要辞职不干了。你的朋友又出现了，他劝导你说，这个工作最符合你的长远利益，你现在太年轻、不懂事，必须听他的教导，他甚至每天早上亲自来把你绑上车送到公司。他说，这个工作才是你真正想要的，虽然现在你还不明白。那幺现在，表面上他强制了你，但在本质上是帮助你实现你一时还不明白的、却是你真正想要的目标，让你得到了更高的自由。说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像是在看恐怖片，有点毛骨悚然了呢？其实，这个“朋友”是一个隐喻，可以代表任何一种权威，他用积极自由的理论，把“强制”变成了“真正的自由”。伯林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概念魔术”。但敏锐的你很可能会质疑伯林，为什幺呢？你仔细想啊，父母送小孩去上学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强制有时候也是有必要的，怎幺能说是危险的呢？难道消极自由就一定高于积极自由吗？伯林自己不是说过，多元价值之间不分高低上下吗？这个质疑非常尖锐，你觉得伯林会怎幺回应呢？揭穿扭曲自由的“概念魔术”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随着冷战的结束曾经分裂的世界开始融合，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这正是后冷战时代最显着的特征。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宏观趋势，它还广泛地渗透了人们的生活细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越来越密切地与异国他乡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但在另一面，越是紧密的关系未必就越是友好融洽。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容易做朋友，至少能相安无事。如果相互的距离太近，比如住在一起做了室友，或者恋人同居了，也可能更容易出现摩擦和冲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于是，你不仅必须做出选择，还必须为自己确立选择的标准。那幺，你就没有任何托词了。你不能说“因为父母让我这幺做”，因为是你自己把顺从父母当成了标准；你也不能说“因为宗教让我这幺做”，因为是你自己把宗教教义当成了标准。任何信条、任何主义，或者别人的建议，都不能成为你的借口。萨特认为，这些说辞都只是自欺欺人，是用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开个夸张点的玩笑，假如你和你的伴侣分手了，朋友来安慰你，说“这不是你的错”。但萨特可能就会说，这就是你的错，是你自己选择的人，是你自己谈的恋爱，这个结果当然是你的责任。独自承担责任是什幺意思？因为不存在客观的评价标准，判断一项选择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没有任何现成的、普遍有效的标准。你就是你自己的标准，你做了选择的同时就确立了选择的判断标准，这是评价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者，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从小处说，假设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偶然出轨了，从单纯“物质”的意义看，其实你毫发未损啊，怎幺就会觉得自己的利益被害了呢？因为这里有一个思想观念，“爱情必须有排他性的忠。正是依据这个观念，你才会感到利益受到损害。从大处说，在国际政治的讨论中常常听到一种有介事的说法：国治的最终秘诀无非就是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这句话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为什幺这幺说呢？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一些领土争端中，争议的实际地区面积很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多大作用，维护它的成本要远远高过在这个地方能获取的收益。但是争议双方的国家对于这块小领的归属权主张可能会非常强硬，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这是为什幺呢？因为对于国家领土应该寸土必争，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幺领就是核心利益，而为此付出的财政和军事成本，甚至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就不是核心利益呢？这当然也是思想观念决定的，如果离开对国家主权的某种特定理解，离开了这种思想观念，就无法解释这个核心利益。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紧接着的1968年，法国又发生了史称“五月风暴”的抗议活动。萨特和波状娃发表声明支持这场运动，并且走上街头散发传单，直接参与抗议活动，结果被警察逮捕了。但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迅速介入干预，要求警方放人。戴高乐说，“我们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吗？不能，所以赶快把萨特放了吧”。你看，萨特当时在法国的影响力，甚至足以与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相比。萨特在政治上倾向左翼，常常被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他支持过苏联，还曾经受邀到中国参加1955年的国庆观礼活动。但萨特的政治立场其实有些复杂，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论如何，政治立场都为他带来了很多争议，甚至导致他与一些亲密的朋友硫远乃至绝交。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西西弗斯神话》的作者加缪，曾经就和萨特是好友，但后来两人决裂了。萨特说，“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因素很多，让我们分开的因素很少，但是那样的很少也已经是太多了”。还有一位是法国重要的思想家雷蒙·阿隆，曾经是萨特的密友，最早鼓励萨特去德国学习哲学。他和萨特也因为政治分歧而疏远。这方面推荐你读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又有深度，是思想史家托尼·朱特写的《责任的重负》。 1980年4月15日，萨特去世了。在巴黎，数万人走上街头为萨特送行，这是在作家维克多·雨果逝世之后，法国出现的最隆重的送葬场面。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也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但他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的，因为萨特说过，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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