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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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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可夫，像当时说的那样，回到“原始状态”之后，寻思到哪儿去混碗饭吃。当然，他可以去当店员，然而无货可卖，因为一切都由上级分配。为了搞到一双能穿的皮鞋，需要从某个科或支部拿到委任状才成。而且，握过马刀之后再拿起尺子也太丢人了。当初奋斗为的是什么呀？在琢磨干什么好的时候，叶罗普金想起来了：在商人加尔金的布店里，买最贵的布的人是一位文学家，他给省报写过有关圣诞节的诗歌和短篇小说。权衡过所有利与弊以后，叶罗普金成了诗人。幸亏他有文化，能写一手好字。只剩下选一个笔名了，因为没有笔名就往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里钻总有一点不方便。外面是化名的时代，从列宁到某个撰写革命标语的萨沙·克拉斯内，全国上下用的都是化名。回忆起魂飞魄散的富农害人精在他出现时画着十字的情形，叶罗普金在自己的第一首诗上署名“丘尔梅尼亚耶夫”。这个名字就在文学界使用开了。我顺便提一句，他的某些懒得使用笔名的作家同行下场都不好——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丘尔梅尼亚耶夫主要为儿童写作。不，刚开始他当然也写了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长诗，是给成年人读的，并寄给了高尔基征求意见。高尔基在其手稿的页边上写了个暗示初学写作者转向幼年读者的批语：“幼儿痴语！”无产

——尤里·波利亚科夫《羊奶煮羊羔》

他的诗歌拥有绝大的容量，偏偏表达的尺度控制得又极为精准：不受时序拘束，不作空间架叠，不循人事助推，刚好能容你完好地经由诗歌逆向回归到感受，不增不损地找到独属于艺术家的身体直觉。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杜诗动人处，往往也有这样的底色。老杜是三人中最宜代表儒家的一位，因为他的诗歌对他者的需求最为迫切，也就不可能留在心灵孤岛上走自我扩张的路（毕竟没有社会生活的儒教徒根本就不能被称为儒教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终要在每一种“看到”里确定自己的坐标——也正因杜诗是真正在与远近高低每一重真实性里建立心灵上的连接，它才有被后世称为诗史的资格。杜甫的共情能力极强，也是三人中唯一能用“我们'”的视角作诗的人。他允许自我被人群包围，并以集体的身份存在：他能从“三吏”“三别”中的新妇、老妪、新丁、老兵身上看到不同情境中的自己，也甘心以他们的痛苦为痛苦。“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们很难说这样的表达是劝人还是自劝，是独白还是群呼一当一个人能代表千千万万个人去呼喊，他的声音一定意义上就容纳了天的回音。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拔剑四顾心茫然”，李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这种既戒备渴望的状态中，或许这也是他灰心于朝局后选择受篆修炼的原因：他总想变得无限巨大，然后如鲲化鹏，彻底飞向一个只有自我的自由世界。但当然，只要他还在遵循这种戏剧式扩张，这个想就永不可能实现——“非我”仿佛一面“我”的镜子，永远跟随他同比例增长。一定程度上说，李白诗的魅力注定要在这样的冲突里成型，毕竟戏剧的本质就是冲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诗歌史上很少见到如李白这样能理直气壮地珍视自己的感受，将自我满足驾凌于万物之上的诗人：若世界与他不能调和，那么一定是世界的错，而他愿意与错误奋战到底。大多数人无法拒绝李白，或许正是因为最初那个两手空空、仅凭一团生命元气来到世上的孩子其实一直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当它被李白用诗歌唤醒，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给出一霎向往的纵容。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简单总结一下了。乐府中的歌行本质上是一种士人采自民间的音乐叙事，经过六朝文人雅化而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歌范式：它天然具有虚构性，得益于这样一重创作身份的间离与免责，诗人们便可以通过铺排建构，在一个近似戏剧的空间中尽情表达。因这种自由，情感内核上反而更接近真实。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即使在音乐中，没经过系统训练的普通人也很难精准地听出高低半音的差别，更遑论音高调节范围远小于歌唱的口语。以此，大部分人写歌行都没能力在选韵层面太过讲究，形式上的合律就已经够用——这也是并非所有大诗人的诗歌都会被乐工们选来传唱的原因：对音律不敏感的人写出来的诗文本或许极好，但唱起来可能确实不那么舒服。所谓清浊轻重，说到底本是人发声时对呼吸和音位的控制，一定程度上说，调整好人的呼吸节律，是可以微妙地左右其情绪的。郭绍虞先生在评价杜甫时说他七律“能在仄声中再严上、去、入之分”，就是说老杜对声律气韵辨别得比别人谨细，并能很巧妙地加以利用。唐宪宗时的《元和韵谱》说：“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总结是否精准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四声确实各有独特的气质，也自有它们擅长处理的情感。平声对应普通话的一（阴）、二（阳）声，绵延稳定（恒清），有种徐徐延展的故事性，适合用来铺陈或叙事；去声通常对应为普通话的四声，自高而降（由清到浊），沉重深郁，则更适合发悲音、表决绝；对应三声的上声音调不太稳定，在语音史上也最易起变化（如上声后期出现了“全浊变去”的现象），有个下沉再振起的转折，欲扬先抑，属于更为复杂的升调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他的边塞诗不再试图抒写抱负、阐发主张，既不表忠，也不卖惨，总之几乎是避开了这个题材最擅长的所有方向。他对官场看得已经足够明白，自然再难如岑参、高适他们那样满怀期待和向往地讴歌这段境遇。当热血已经冷却，冀望沉入空无，这个被一代代歌行击节传唱出来的幻境也就彻底破灭了。他把左右过自己少年想象的种种文字背后的物象在它们的来处认真摹写了一遍，于是，这批真正诞生在边塞的诗歌本质上也就更接近风土察辨与世理参悟，和中年王维在朝或在隐时的作品如出一理，并无分别——与其把它们定义为边塞诗，倒不如说它们只是“王维”这个诗核的某一种法相。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高适在河西时也曾有首写大漠落日的赠别诗，其中颈联是“出门看落日，驱马向秋天”，健美轻快，英气勃发，既有时不我待的紧迫，也有建功立业的盼望，与王诗气质的迥异跃然可见。高适将自己如小石子般奋力投入了大时代，与王维相比，也许这才是更接近盛唐之音的边塞诗。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一切艺术表达本质上都是人对经验的美学处置。诗是如此，书法、音乐、绘画等其他门类也是一样。以此，诗人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他对自我经验的态度，或用，或藏，或珍视，或逃避，或被动裹挟，或主动加工…诗人的性格与能力，也多能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涌现出来。古人崇拜文字，继而尊崇语言，诗歌创作也就随之拥有了较其他门类更高的地位。但语言并不与感官天然相接，诗歌也便无法直接根植于人的五识，它要设法与那些通往眼耳鼻舌身的艺术门类相连，才能保证自己的持续生长。因此，多才总会与多艺联系在一起，毕竟看似只可意会的才，本就滋生于艺的摇动。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我们的“自我”或许的确是我们一切邪恶的根源，但它也是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艺术、我们的诗歌的源头。所以，那又怎么样呢？

——毛姆《作家笔记》

让他感觉更糟的有：咖啡睡眠缺乏寒冷肌肉紧绷呼吸急促久坐喝水不够现代生活方式被忽视的感觉凌晨醒来社交网络困难的决定意识到自己抑郁一个人走进某个社交场合独自一人让他感觉更好的有：正念禅修跑步瑜伽睡觉放慢呼吸吃得健康长时间洗澡听音乐长时间散步在爱的人身边阅读（他喜欢的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歌）写作面包的香味，穿干净的衣服专注于某件事

——马特·海格《活下去的理由》

人们试图从所有地方移除诗歌，上星期我在不同的地方被问到……两个人问了我同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时：诗歌有什么用？我对他们说，死亡有什么用？咖啡的味道有什么用？宇宙有什么用？我有什么用？我们有什么用？这种问题问得太奇怪了，不是吗？

——博尔赫斯《最后的对话 Ⅰ》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话像柏拉图的话一样令我印象深刻。他对于美的观点是：“在美之中，上帝与恶魔交战，战场是人心。” -这很像易卜生的话：“生活是在大脑的孔穴或洞窟里与魔鬼交战，诗歌是在庆祝对自己的最后审判”，颇有相似之处。

——博尔赫斯《最后的对话 Ⅰ》

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萎谢。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说人与人就像宇宙间散落的文字，碰巧相逢，连缀成词句和诗歌。如果不是建这座图书馆，我不可能与那么多的人相识。不期而遇，路转溪桥忽见，生活给我的奖励太丰厚。我的这本小书就要到达读者的手中，希望你们多批评。在未来的路上，我愿温习斯宾诺莎的语句：“人的身体具有与其他物体共同的东西愈多，则人的心灵能认识的事物也将愈多。”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1924年8月15日星期五可我的脑子与我一样，喜欢从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径直来到另一间同样敞亮的房间，在田野里散步就如同通向这些房间的过道。现在我正躺着出神。顺便想起，为什么诗歌总得在中午以后才会去欣赏？20岁时，虽然索比硬逼我去读诗，可我说什么也不会出于欣赏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可现在，散步时一想起今晚可以读二幕《约翰王》，随后再读些《查理二世》，心里便顿觉一阵轻松。我现在需要的正是诗歌——长篇诗歌。事实上，我正在考虑读《四季诗》，我需要的是注意力的集中与浪漫的气氛，所有的词都连在一起，熔成一体，熠熠生辉，再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写作散文上了。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

1923年6月4日星期一还有，阿斯奎斯夫人使我很难忘记。她肌肤雪白，一双棕色而又朦胧的眼睛，像一只老雌鹰，眼底深不可测，耐人寻味，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她很友善，随和而又果断。倘若只有雪莱的诗歌，而没有雪莱其人该有多好啊，她说，真受不了雪莱。她夸我气色棒极了，而我一点也不受用。为什么呢？我想部分是因为我也许在头疼。身体健康，用心让自己从生活中得到最大的快乐肯定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事。我所不喜欢的是，觉得自己老在操心，或者让别人操心。管它呢！工作，再工作,赖顿说我们还有二十年好活。阿斯奎斯夫人声称她迷恋司各特的作品。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

1918年8月7日星期三但不管怎样，拜伦的诗歌强劲有力，其语言风格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都具有良好的秉性。好像没有人敢嘲笑他，使他摆脱孤傲之气，因而他也超乎人们意料地变得更像他笔下的霍拉斯·科尔了。他只能让女人来嘲笑他，而她们只会倾慕他。我还没有读到有关拜伦夫人的文章，可我想她只会不赞同他，而不会笑话他。因而拜伦就成了拜伦式的英雄。 1918年8月9日星期五百无聊赖，日子过得祥和安宁。还是继续读拜伦吧。我已说过，即使在其身后一百年以后，我还是随时愿意爱上他。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

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但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

——钱穆《中国文学史》

话说我从小就佩服“佚名”这个人，到处发表作品，创作跨美术文学诗歌音乐多界，还活了好几千年。

——李娟《记一忘三二》

无论在造型艺术还是音乐和诗歌中，除了美丽灵魂的艺术外，还有着丑恶灵魂的艺术；也许正是这种艺术最能达到艺术的最强烈效果，令心灵破碎，顽石移动，禽兽变人。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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