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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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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我正想问您：您现在用英语写作？阿伦特：我用英语写作，但我一直保持距离。母语和所有其他语言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就我本身而言，我完全可以说：我能用德语背诵相当多的德语诗歌。它们总是不知不觉就浮现在我的脑海；当然现在再也做不到了。我允许自己用德语做一些事，但决不允许自己用英语做。也就是说，我现在时不时也允许自己用英语做，因为我现在变得放肆了，但总的来说我一直保持这种距离。无论如何，德语是保留下来的最根本的东西，我也一直有意识地保留着它。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社会地位能够满足某种“需求”，正如饮食可以满足饥饿的需求。个人虚荣需要公众的认可，正如个人的胃口需要食物。从这一立场出发，现实并不体现于他人的在场，也就是他人在公共领域中和我们一同经历相同之物。现实仅仅体现于主观需求的强度。这种需求的存在与否，只有那个主观感受到或忍受它的人，才能做出说明。而且，相比于人追求公共声誉的“虚荣”，人对食物的需求对应的是人的生物性，因此纯粹主观的饥饿当然来得更真实、更正当。霍布斯曾经轻蔑地称这种对公共认可的需求为自负的虚荣欲（vainglory）。在这种理解下，即便这种需求能够奇迹般地被他人共情，它也是瞬息即逝的。这足以表明，它们绝不可能孕育出像“共同的世界”那样坚实而持久的东西。因此，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现代世界并没有给予诗歌和哲学足够的认可，而是说，即便现代世界给予诗歌和哲学以赞赏，也无法建构起一个能够保存某些事物、使之免于时间毁坏的空间。在我们的世界里，公共认可是如此之短暂，有如一种每日以不断加速的方式被生产和消费的东西。与之相比，即便是最为易逝的金钱，比起公共认可也显得更为“客观”，因此更加真实。所谓“客观性”，它唯一的基础是金钱作为满足一切需求的通用尺度。比起客观性，公共领域的实在性基于无数视角的同时在场。在这些视角中，共同之物得以显现，而这一显现却从来无法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或通用的尺度。因为尽管共同的世界为所有人提供了汇聚之所，但凡来到其中的人都各自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一个人的位置绝不会与另一个人的位置重合，正如两个物体的位置无法相同一样。之所以“被他人看见与听见”具有意义，正源于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位置去看、去听。这正是公共相聚的意义所在。与之相比，即便是最为丰富、最令人满足的家庭生活，也不过是自身立场的扩展与倍增，以及固有视角的放大。私人领域的主观性可以通过家庭得到极大程度的增强，甚至可以强大到在公共领域中也能感受到它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让雅克·卢梭是第一个阐述亲密关系的探索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这方面的第一位理论家，他也许是唯一一个人们常常只呼其姓就引述他的伟大作家。他得出他的发现不是通过反抗国家压迫，而是通过反抗社会对人的心灵无法忍受的扭曲，反抗社会对一个最内在领域的侵扰，而直到那以前这个最内在领域还不需要特殊保护。心灵的私密空间不像私人家庭，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客观有形的场所，它要与之抗争和捍卫自身权利的社会，也不像公共领域一样确实存在于某处。对卢梭而言，亲密关系和社会性都不过是人存在的主观方式，因此在他那里，似乎是让-雅克在反抗一个叫卢梭的人。现代的个人及其无休止的内心冲突，他既无法适应社会又无法完全脱离社会，他不断变化的情绪和他情感生活的极端主观性，都来自心灵的这种反叛。卢梭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发现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卢梭本人的本真性是多么可疑。从18世纪中期直到19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间，诗歌和音乐得到了繁荣发展，伴随着小说这个唯一全面社会性的艺术形式的兴起，同时发生的则是所有更为公共性的艺术，特别是建筑的衰落，充分证明了社会性与私密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P2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公共领域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也可能有一种非常寻常的魔力，富有感染性的魅力，以至于许多人都采用它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但并不因此就改变这些东西本质上的私人性。现代人迷恋的“小玩意儿”，在20世纪初几乎所有欧洲语言写成的诗歌中都受到了顶礼膜拜，在法国人的“小资产阶级”那里就可以找到它古典的表达形式。自从他们曾经伟大光荣的公共领域衰落以来，法国人就成了在“小玩意儿”中寻求乐趣的艺术大师，他们在他们自己用四面墙围起来的空间里，在橱柜和床、桌子和椅子、猫狗和花盆之间做起了主人，在他们对公共领域的关心和照料延伸到这些小玩意儿上；在一个急速的工业化不断地消灭旧事物以便生产新产品的世界里，这些东西也许更像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纯粹人性化的角落。可是，即使这种私人魅力拓展到所有人，也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化私为公，也不构成一个公共领域。相反，它仅仅意味着公共领域已经几乎彻底隐退了，以致伟大处处让位于魅力；因为公共领域可以是伟大的，但它却恰恰不能是迷人的，因为它不包括细枝末节。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讨论诗歌是一件让人不安的任务。诗歌可以引用，却不宜用来讨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请务必谨慎，你们这些赞颂希特勒的人，我……知道它很快就会死去，他的名声将活得更长些。但即使它通过征服地球，使它变得不再适于人类居住，也没有一首咋没他的诗歌能够永存，使得，那广大而日渐衰败的大陆传出的痛苦哀嚎来得太快了，它将淹没对摧残者的赞歌。是的，那些赞赏暴行的人，他们同样拥有悦耳的嗓音。然而，遗留下来的最美的歌仍然是垂死的天鹅之歌：他毫无畏惧地吟唱着。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斯文堡创作的有关老子的诗歌之后，接着是《拜访流放中的诗人》（Visit with the Exiled Poets），这种顺序也许有着某种合理性。如同但丁一样，诗人下沉到地下世界见到了他死去的同行们，他们曾一度为尘世的权力而苦恼，奥维德、维庸、但丁、伏尔泰、海涅、莎士比亚、欧里庇得斯愉快地坐在一起向彼此提出略带嘲讽的劝告。但是随后，“从最黑暗的角落里传出一个声音：‘你们在座的诸位，人们能将你们的哪怕一行诗铭记在心吗？而那些真的记住了的人，他们能从迫害中幸存吗？’但丁温和地解释说：‘你提的是一些被人遗忘的诗人，不但他们的身体，而且他们的作品都被毁灭。‘笑声突然停止。没有人敢于直视那位客人，因为他的脸色变得刷白。”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中学毕业之前，我曾经相当有规律地写过段时间的诗歌。在牛津时又写过五六首，二十多岁时又断断续续写了三四首。这些诗并不怎么样，我本来也没觉得自己能写好，但都是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被我的意志力强拉出来的。它们代表着我人生经验中的强烈情感，是我“真实”生活的凝练，是非常隐秘的东西，我也不觉得自己的此类经验值得交流，所以当诗歌的灵感不再来拜访时，尽管遗憾，但我并不痛苦。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无法将爱情区分为“肉体的”或“精神的”，做爱也不是一件仅存在于做爱那段时间的、转瞬即逝的好事，而是每做一次就增加一点的，对整个幸福感的扩展。…… 所以，幸福随爱而来，由爱增加，对我来说它还赋予了肉体欢愉以色彩，当然也包含了许多其他东西，包含了比我个体的情感和感觉更广阔的东西。在这个时代，许多人都在关注交流的困难问题。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还是绘画，都不断在强调这一主题，以至于如果一个人相信人类之间可以相互交流，那他会显得幼稚天真。可是，当你遇到一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传统、不同社会，不同经济背景的人，却发现你和他可以完全凭感觉来谈论任何事，即使彼此意见不一致，也有十足把握能互相理解，如果这不是交流，那又算什么呢？在这样的相遇中所发生的信任感和轻松氛围，真是另一种更广阔、更持久的美好。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诗歌最能感动我的瞬间，是从散文角度给我的冲击，我一直无法真正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会让一个人觉得写诗是自己存在的理由。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当一卷诗歌在我手中流转，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想安德烈只是认为一个像样的出版商应该有诗歌产品线，就像过去，英国的乡村绅士即便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打鸟或骑马上，也坚持像样的房子里必须有藏书室一样。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在诗歌的世界里非常紧张。我妈妈过去常常断然拒绝读诗，声称诗歌对她不形成意义。虽然十几岁时，我曾为她感到震惊和尴尬，但在读了很多诗还写了不少（尽管我从不认为自已写得好）之后，我终于发现，我其实继承了她那乏味平庸的本性。诗歌最能感动我的瞬间，是从散文角度给我的冲击我一直无法真正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会让一个人觉得写诗是自己存在的理由。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当一卷诗歌在我手中流转，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幸运的是，这也恰好是编辑应该做的全部，除非是庞德与艾略特一起工作，这样的话，两位诗人或许还能擦出相互理解的火花。我会仔细阅读作品，努力在书的封面简介上说明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有一些诗歌整体能打动我，有一些则是部分诗句能打动我……随便怎么都可以。但我同时也感到一种紧张的崇敬，因为我一直觉得更为优秀的人对诗歌应该有所感应，当然到了现在，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想法。而诗人，虽然他们天生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思维特质，这让他们写出卓越的、情感强烈的文字艺术品，但诗人自身并非更卓越的存在。在古老的时代，诗人们对着同伴歌唱，提供娱乐和指导时，他们是有用的；当诗人们设计和操纵某种文字形式，以囊括更常见、更重要的人类情感时，他们是聪明而令人愉快的；但到了近代，当他们将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就往往变得非常无聊了（我已经不再阅读《独立报》的“每日诗歌”专栏了，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无趣得令人沮丧）。即使诗歌并不乏味，诗人也远非高人一等，想想可怜的拉金吧！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一直无法真正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会让一个人觉得写诗是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我同时也感到一种紧张的崇敬，因为我一直觉得更为优秀的人对诗歌应该有所感应，当然到了现在，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想法。而诗人，虽然他们天生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思维特质，这让他们写出卓越的、情感强烈的文字艺术品，但诗人自身并非更卓越的存在。在古老的时代，诗人们对着同伴歌唱，提供娱乐和指导时，他们是有用的；当诗人们设计和操纵某种文字形式，以囊括更常见、更重要的人类情感时，他们是聪明而令人愉悦的；但到了近代，当他们将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就往往变得非常无聊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希尔达所以离开美国来到伦敦，正是为了寻找“思想和灵魂的自由”，并借此建立起全新的自我。她在后来给布莱尔的信件中写道：“要想有所成就我必须逃离。你能看出来吗? 伦敦至少让我感觉到自由。”疏离感有助于诗歌创作;远离家乡，与严厉的父母远隔重洋，让她有勇气去探索自我，或者说，探索想要的那个自我。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简·哈里森刚踏入学术界时，领域内对古典学的研究局限于对经典文本的细致校订。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中，考古挖掘开始在欧洲、中东地区涌现，大量充满戏剧色彩的考古发现突然令古老的世界仿佛重现眼前，与当前时代如此贴近、如此具有人的色彩。具有戏剧眼光的海因里希·施里曼放弃商业生涯，转而从事考古事业，在土耳其境内的希沙里克山丘成功挖掘到古建筑遗址。他坚称这是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描述的战争所留存下来的历史遗迹。这一消息出现在了全球新闻的头版头条。“我凝视着阿伽门农的面庞。”从墓中出来的施里曼宣布道。报纸刊印的照片上，施里曼妻子索菲亚身上装扮着特洛伊的海伦的珠宝，光彩照人。哈里森跟随施里曼的考古队伍踏遍了这片陆地，为著作、课堂收集前沿素材：在雅典，她坐在帕台农神庙阶前抽烟斗；在科林思，她和队伍一起骑着骡子登上科林思卫城山；在巴萨伊，她在阿波罗神殿遗迹下的山腹中野营。阿瑟·埃文斯在克里特岛发掘出克诺索斯宫殿遗址，举世震惊。同年，哈里森就亲身前往探访，在那里，她发现了一枚印着牛头人弥诺陶洛斯的图章，他端坐在王座上，脚下匍匐着一名信徒。这枚图章攫住了她的想象力。“宙斯无处可寻，”哈里森以胜利的口吻对默里写道，“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一个遭人唾弃、德不配位的神祇。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让大众看清他虚荣狂傲、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真面目。‘将掌权者从宝座上拉下来’令人愉悦。”持续进行的发掘活动为简·哈里森的主要学术兴趣提供了相关的素材：挖掘出“层层厚土掩盖下的宗教信仰”，重现关于希腊古时宗教崇拜的历史。与她同时代的学者普遍将荷马史诗视作西方文学的发端，认为这些诗歌代表着最早的宗教研究。但哈里森无法认同这样的观点。在她看来，荷马和希腊悲剧中所描绘的独特、拟人化的奥林匹亚诸神—神族受全能、滥情的宙斯掌控，整个家族性情阴晴不定、常常相互交战—并不能证明真正的大众宗教的存在，仅仅是“艺术和文学的产物”，诸神脱离神秘、道德败...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荷马第一次描写斯巴达时形容其为“美女如云之地”(Sparte kalligynaika)，这个形容词的灵感几乎可以肯定来自海伦。备受尊崇且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证实了斯巴达女孩的“kallistai”——“最美丽”“最漂亮”，或者简单地说，“最出色”。海伦无与伦比的美貌是斯巴达妇女手中的资源，在演出精心准备的典礼（例如普拉塔尼斯塔斯的舞蹈）时发放给城邦的一项赏赐。“变美”是斯巴达人一个公开追求的目标，他们拒绝一切俗气的装饰，一心迷恋着不经任何修饰的人体自然美。据说形体美超过了其他一切品质，最为斯巴达人所欣赏。在对形体美的追求上，斯巴达妇女比雅典妇女有优势。与雅典人不一样，斯巴达女孩获得的食物份额和男孩子一样，而且可以饮用不兑水的葡萄酒。正在发育的女孩子必须遵守一套严格的训练制度，这使得她们和自己的兄弟以及堂兄弟一样身材匀称。妇女经济上也能获得独立。她们会骑马，接受过音乐和诗歌朗诵方面的训练。在阿尔忒弥斯·奥尔提亚圣所发现了一组奇特的金属小雕像：敲铙钹、吹笛子和弹里拉琴的女孩。我们听说女诗人（在希腊相当罕见）麦格罗斯塔特(Megalostrat)和海伦一样，长着一头金色秀发。有个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描述了自信的斯巴达妇女在祭坛周围粗暴地对待斯巴达的单身汉。总而言之，她们身上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和那种“尽量少看，少听，少说”的雅典妇女典范完全相反。斯巴达女孩训练时全身赤裸或者半裸，她们的动作如此有力［其中一个是提起脚后跟踢自己的屁股，次数越多越好——这个动作叫做“必巴西斯”(bibasis)］，她们因此而赢得了“闪闪发亮的大腿”的外号。古代的文献资料列举了女孩训练的部分内容，包括赛跑、摔跤、掷铁饼和标枪，以及力量测试。这些孩子的形象出现在精美的青铜镜手柄上，她们都很健美，而且全身赤裸（在如此早期的希腊艺术品中出现裸体女性形象实属罕见），一...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托里斯蒙多也在这个晚上动身，他是满怀忧伤，也是满怀希望。他要重新找到那片森林，找回童年时代：潮湿幽暗的森林，母亲，山洞里的日月，密林深处父亲们的淳朴的兄弟会，他们全副武装，通身雪白，守在秘密营地的篝火旁，静默无语。在森林的最茂密处，低矮的树枝几乎碰到头盔，肥沃的土地上生着从未见过阳光的蘑菇。查理大帝得知他们突然离去的消息之后，腿脚不太灵活地从餐桌边站起身来，向行营走去，他想起了当年阿斯托尔福、里纳尔多、圭多、塞尔瓦焦、奥尔兰多去远征，后来被诗人们编成骑士叙事体诗歌，而现在没有办法调遣那些老将了，除非有紧急军务。“远走高飞创大业，都是年轻人的事情。”查理大帝感叹。他以实干家的习惯在想，走动总归是一件好事情，然而这想法中已经带有老人既失去了以往的旧东西又无法享受未来的新东西的辛酸意味了。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这才是你们汉人的迂腐，又非同宗血亲，皇上不过兄代弟职，满洲常有之事，有何不可！唐高宗子纳父妾，唐明皇父夺子妻，反而播之诗歌，艳羡不已，足见你们汉家文人口是心非，虚伪十足！哈哈哈哈！”

——凌力《少年天子》

麦收时期每天的深夜，人人都是在磨刀，麦子熟透了，在月光下发黄，沉甸甸的毫无美感，广阔的麦田，是无垠宇宙下的一种黄祸，蓬勃的黄色植物与无穷尽的面积，成为盘踞人心的一种巨大压力，对于真正手握镰刀的劳动者来说，最残酷的现实是，麦田无一丁点诗意，很难引发丝毫激情与书写乐趣，劳动产生诗歌的条件早已消失，人人忧心忡，都自顾磨刀，为明天做准备，只有“大乌龟”在吹口琴，他根本学不会磨刀，或越磨越钝，不是他成心如此，是根本不懂得，不会上心。在那个最后的夜晚，他面对月亮，靠着土墙吹口琴，月轮与远方的麦田，现出明暗不同的黄色，四面是沙沙的磨刀声。第二天，在大家上工的时候，这个人就这样忽然走向了死亡。

——金宇澄《洗牌年代》

但真的做爱的时候，她又不由得克制住自己的呻吟。她还问我，这样是不是有点扫兴，我说挺好的，我喜欢那种克制克制最后克制不住的声音，写诗也是这样，一上来就“啊”的诗歌，多半是拍领导马屁的，没有真感情在里面。

——路内《少年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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