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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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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意求婚的最大理由，恐怕是丈夫的美国人身份。得知消息后，她的父母慌了手脚，朋友也都极力反对，美保却没有迷茫。她确信，自己与丈夫生活的美国西海岸城市，才是她真正的归宿。当然，她很快就意识到那只是自己的美好幻想。原来，美国也有美国的处世之道，西海岸也有西海岸的世俗。美保不是美国人，语言首先就成了一大障碍，她无法融入英语会话者的圈子。最让她受打击的是，她仅仅因为亚洲女性的身份，就自然而然地被人轻视。简单来说，美保受到了歧视。更糟糕的是，她结婚没多久，美国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从那以后，不仅是伊斯兰教人士，所有外国人的处境都变得更加艰难。就连与她最亲近的丈夫，也张口闭口就是“你这日本人——”语气里不无歧视。美保很快就发现，丈夫之所以选择她，最大的理由就是亚洲女性比欧美女性更收敛，更乖巧。就算想吵架，美保的英语能力也无法让她自由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结果，美保就成了“乖巧的亚洲女性”。这场婚姻说不定失败了——她心中常常闪过这样的想法，却不愿意承认。她决定跟外国人结婚时，好多人都企图把她困在那个狭小的国家，纷纷劝说“你要冷静想想”“日本人就该住在日本”。她不想认输。所以，美保一回国就要仔细确认。确认自己的生活远比在日本强得多。她要听朋友抱怨，阅读杂志上的文章。美国的经济好得多，日本的社会远比美国更阴暗排他。她就是要确认这点，然后享受幸灾乐祸的喜悦。这也成了她缓解美国生活压力的一种疗愈。

——叶真中显《Blue》

上次回家，妻子对他提了离婚。不是现在，而是三年后，等小司从高中毕业，定好以后的志愿再说。他感觉，那就是一道晴天霹雳。他与妻子结婚二十年，中间并非没有小冲突小矛盾。尽管如此，这个家庭总的来说应该还算美满。藤崎自认为是个传统的男人，但从未对妻子和女儿动过手，也从来没有外遇。他不理解妻子为何要跟他离婚。——你不是对我没兴趣嘛。我们不过是表面上维持着婚姻关系而已。妻子这样说道。简而言之，她是怨藤崎不顾自己，不顾家庭。的确，藤崎跟很多同事一样，一直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从来不管家务和孩子。女儿出生后，他们从未有过夫妻生活，这几年甚至没怎幺说过话。他已经想不起自己求婚时对妻子的感情了。可是，长相厮守的夫妻不都这样吗？警察身为治安的守护者，必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妻子应该很清楚才对。因为她以前也是藤崎所在的辖区警署的文员。他不酗酒、不家暴、不铺张浪费，认认真真走过了这些年，妻子未免有些不讲理了。他无法接受，便大声质问：为什幺？——因为没有感情了。我已经不喜欢你，你也已经不喜欢我。这个理由还不够吗？妻子用平板的声音回答。不喜欢你——这句话让他气愤无比。胡说八道！他怒吼一声，抽了妻子一个耳光。妻子跌倒在地，唇角流下了鲜血。她捂着脸撑起身子，含泪瞪着他。那张脸让他震惊了。并非因为流血，而是因为他不认识。那无疑是妻子的脸，只是比年轻时多了些细小的皱纹，眉眼不可能有很大变化。那应该是他早已看惯的脸。但他不认识。那个表情。虽然接近于面无表情，但并非完全没有。她的脸上隐隐带着些陌生的冰冷。妻子凝视着他，开口道：“你根本不明白我的心情，对不对？所以我要离婚。”那也是他早已听惯的声音，但彼时却显得无比陌生。她说得没错。藤崎完全不了解妻子。当时，他心中的感情近乎恐惧。他突然直面着一个事实——这个与自己长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妻子，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感到惊恐，同时也...

——叶真中显《Blue》

丈夫为了守护家人拼了命地工作，还建起了房子。我们过上了堪称富足的生活。儿子成长得健康又聪明，他善于社交，朋友也很多，从一流大学毕业，进了一流企业工作。丈夫那边的亲戚都很温和地照应我们。婆婆的遗产还间接地救了儿子。满是爱意，不愁金钱，这生活还有哪里该让我不满呢？为什幺我会认为这段婚姻是场失败呢？更别说离婚和离开这个家了，真是愚钝至极。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是啊，这个家里不也是有爱的吗？丈夫为了守护家人拼了命地工作，还建起了房子。我们过上了堪称富足的生活。儿子成长得健康又聪明，他善于社交，朋友也很多，从一流大学毕业，进了一流企业工作。丈夫那边的亲戚都很温和地照应我们。婆婆的遗产还间接地救了儿子。满是爱意，不愁金钱，这生活还有哪里该让我不满呢？为什幺我会认为这段婚姻是场失败呢？更别说离婚和离开这个家了，真是愚钝至极。一定是亚里砂在作怪。与她重逢之后，就从某些地方开始失控了。我在她的怂恿下买了手机，开始上网，又写了小说。可这全都是在浪费时间。不做这些事，我也很幸福啊。不知不觉，我开始心悸，扑通、扑通，仿佛整个身体都成了心脏，在沉沉地跳动。耳朵深处的心跳声吵得受不了。我无法呼吸，胸口好像堵住了一样难受，视野变得歪歪扭扭。还是死吧。我太过幸福，已经心生厌倦了。回到与亚里砂重逢之前吧。还是让这漫长的午后结束吧，就这幺办吧。这样才是最好的。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户籍和住民票是日本政府管理国民信息的两大基础。简单来说，住民票上记录了国民的实际居住地址（即通信地址），户籍上则记录了国民的家庭结构、婚姻状况等身家数据。 “二战”前，日本的户籍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所以写成“某某家”，一份户籍便涵盖了整个家族从直系到旁系的亲属关系。战后，随着新宪法的实施，政府对户籍管理进行了大幅修改，改为采用“夫妻子女”之最小家庭单位，户籍上会标示该家庭的代表人，即“户长”，接着才是其配偶和子女。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绝大多数的户长都是男性，由丈夫担任。再者，户籍与住民票不同，无法反映实际居住情形。举例来说,一户人家若是从东京搬到大阪，只要没有特别办理户口迁移，户籍地就仍在东京。分居但未离婚的夫妻也算作同一户。孩子成年离家后.除非结婚，否则户籍通常都会留在老家。一般未婚人士的户籍中也包含父母和手足，因此，需要确认亲属关系时，只要调查户籍就行了。根据日本现行的户籍法规，已婚者必须从原户口中迁出，并由夫妻共同建立新的户籍，这就是办理结婚登记之所以俗称“入籍”的由来。此时，新人可自由决定新的设籍地。人们通常会将实际居住地址设为户籍地，离开故乡在其他县市结婚的人，户籍地会因此而改变。通常丈夫过世时，只要妻子没有特别办理户籍迁出，就会继续留在亡夫的户籍上。妻子若想恢复原姓，就得办理手续，从亡夫的户籍中迁出，此时可选择迁回老家或是自立一户。这叫作“复姓”，婚期较短、年纪尚轻的女性多半会做此决定。除籍的意思就是从户籍中拔除。当户籍中的人因为死亡、结婚或离婚而迁出时，为了明确表示此人已不在该户内，会在人名的旁边印上“除籍”二字的标志。在户口簿尚未电子化、还是直书的时代，使用的不是除籍标志，而是直接在人名上画一个“×”；离婚迁出的配偶也会被打叉，因此，日文中常用“×”来泛指离过一次婚...

——叶真中显《绝叫》

日本《民法》规定，女性结束婚姻关系后，半年内不得再婚，这是为了防止怀孕时无法厘清父亲是谁才产生的机制。铃木阳子再婚的时间仿佛经过了计算，衔接得刚刚好。

——叶真中显《绝叫》

全日本的寿险公司都是人寿保险协会的会员，并且共享所有客户的数据，包括加保状况与付款详情。同一个人反复领取保险金，势必会引起注意，但铃木阳子在三次婚姻中分别改名为河濑阳子、新垣阳子与沼尻阳子，户籍地也随之更换，因此，在数据上被视为不同的人。这种手法与通过假结婚洗白个人资料以便不断借款是一样的道理。

——叶真中显《绝叫》

不只年龄相近，连离过一次婚这点也相同？　　绫乃觉得有点尴尬。　　距今十年前，那年绫乃二十八岁，她曾一度结婚，退出警界。　　当时她隶属于警视厅本厅搜查一课女性搜查班，那里可说是女刑警的梦幻职场，但是她毫不留恋，也不后悔离开。她辞去工作、全心投入家庭，不料这段婚姻不到十年就毁了。

——叶真中显《绝叫》

铃木阳子的第一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十个月便宣告结束，前夫山崎隔月马上与其他女性再婚。说起来不太好听，但这很明显是“无缝接轨”。不管山崎外型多阴柔，他都是男性，离婚后可以马上再婚。

——叶真中显《绝叫》

【户籍地··东京都三鹰市户籍上登记的姓名.·铃木阳子】　　　　二O1一年二月十日与新垣清彦结婚【户籍地：崎玉县狭山市户籍上登记的姓名：新垣阳子】　　二O1一年十二月十日与新垣清彦死别　　二O二一年二月一日恢复原姓铃木　　　　【户籍地：崎玉县狭山市户籍上登记的姓名.·铃木阳子】　　　二o1二年三月十二曰搬入“will Palace国分寺”　　二01二年七月一日与沼尻太一结婚【户籍地：茨城县取手市户籍上登记的姓名：沼尻阳子】　　　　二O一三年秋死于“will Palace国分寺”　　二O一四年三月四日发现遗体　　可以确定她生前至少结过两次婚，而且说不定还有第三段婚姻。

——叶真中显《绝叫》

双方合意是亲密关系的基本原则，这要求双方充分尊重彼此的意愿。复杂的情况在于，亲密关系中“意愿”有时是复杂的、变化的。比如婚内的性关系，婚姻的合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某一方随时都保持性活动的意愿，违背对方意愿的强制性行为也构成性侵。而在亲密关系建立的最初阶段，性意愿处于一个相互试探和逐渐明确的形成过程，常常有暧昧不清的时刻。这里可以明确的原则是，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刻说出的“No”都足具分量，另一方应当即刻停止。但是没有明确说出“No”是否就意味着“Yes”呢？比如，肢体语言含混流露出的“勉强”应当被视为拒绝还是微妙的试探？其中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当然，更安全的做法是事先签订契约，并且在亲密活动的每一步都明确询问对方（“Are you OK with this?”之类），在获得明确的肯定答复后再继续进展，但这很可能会将亲密关系变成一种道德纯洁却乏味无趣的关系。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意愿与权力结构。许多女权主义者主张，如果是处在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弱势一方，即便明确表达“自愿”，也不能算作“本真的意愿”。通常我们认为，职场中直接的上下级、校园中的师生处在明显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之中，所谓“自愿”实际上往往是权力效应的结果，因此明令禁止他们之间发生亲密关系，这可以成为正当的通则。但是，权力对意愿的影响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如男性对女性、明星对粉丝、富人对穷人、年长对年轻（或者相反）、高颜值对低颜值、高智商对低智商、专业熟手对专业新手、健康对体弱、母语对非母语、开放对保守……所有的前者都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因此，完全免于任何权力效应的“本真的意愿”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成年人自我明确表达的“自愿”不足为信，那幺应当由谁、根据什幺来判断一个意愿足够真实（从而免于性侵的嫌疑）？权力对意愿的影响是一个真命题，但具体情境下的个案判断却是复杂的，有时是极为困难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浪漫主义”一词既可以用来描述感情生活，也可以用来形容政治运动，同样十分贴切。因为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具有一种高度的结构相似：两者都始于某种人生理想，都会有制度性的“常规状态”（婚姻和政体），也都内在地蕴含着革命的潜力一一或出于对苦难不公的抗争，或出于对平庸无聊的反叛一一走向颠覆制度的“反常规状态”（解体与变革）。而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正是蕴含了这双重意义，它是一个关于婚姻生活的故事，但同时意味深长地指涉政治。这部作品也因此而耐人寻味。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传统婚姻并不排斥、也未必缺乏两情相悦，但那只是幸运的“副产品”。传统的婚姻是一种人际关系、经济财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合作体制。这是一项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功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怎幺可以托付给“爱情”一一如此捉摸不定、不可理喻、又昙花一现的爱情呢？现代人简直太不理性了吧！实际上，维系现代婚姻的要素是其中许多（未被清除干净的）“传统”因素，这些非感情因素保护了婚姻的稳定。但是20世纪的社会发展正在瓦解这些稳定机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事实上，惊涛孩浪、波澜起伏、连绵不绝的爱情遍布整个人类历史。亲密关系中许多被认为是“现代现象”的内容——婚外性关系、非婚生子女、家庭重组，等等——也都是古已有之，在“传统社会”中都不罕见。现代人真正的创造，是“为爱成婚”这种特殊的观念。因为古代人不把爱情和婚姻紧密关联在一起，前者更不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所以，爱情是婚烟的基础与核心，这才是“现代婚姻”的界定性特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再次是“婚姻关系的流动”。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那幺，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群还存在吗？人们还有社群关系吗？当然存在，但主要的类型改变了，沃尔泽把它叫作“自愿型的社群”。它和传统社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一种“自愿的联合”，你可以把“自愿”理解为可以决裂或退出的权利。由于前面所说的四种流动性始终存在，现代社会永远都处于运动之中，沃尔泽把这种特征称作“后社会的状况”（post-social condition）。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种孤立的、近乎原子化的自我，就并不是自由主义虚构出来的“先于社会的自我”（pre-social self）观念，而是“后社会状况”造就的。沃尔泽称之为“后社会的自我”（post-social sef）观念。这种自我观念反映了自由流动社会的现实，它从根本上失去了确定性和统一性，个人不得不随时重新创造自己。许多自由主义者赞赏这种“后社会的自我”，这让我们可以“自愿地联合”并不断“自我创造”，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但大多数社群主义者却为此悲叹，这种失落感也是现实的反映。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这很好理解，现代人的迁徙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着越来越频繁的移居。人们自愿地迁徙工作、财产和居住的所在地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迁徙流动的范围甚至突破了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这种地理上的广泛流动必然使人们对居住地的感觉大为削弱”，对单一的故土与故乡的忠诚被淡化，代之以对“外面的世界”的新探索。当然，社群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社群的归属感也未必凝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但是“当它们永久地固定在一个地方时，它们往往更为成功”。因此，地理上的流动使得“社群感的重要性似乎下降了”。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收入、教育和社会等级）越来越有可能与他们的父辈相左。过往“子承父业”的传统越来越难以维系。现代社会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过着与父辈相当不同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对社群的信仰与习俗的传承不再是确定的。如果对自我的理解来自一种叙事，那幺今天的人们很可能会与自己的父辈讲述截然不同的故事。再次是“婚姻关系的流动”。现代社会的分居、离异和再婚比例比传统社会要高得多，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意味着孩子们更有可能从属于不同的家庭，也就难以从“一起生活的成年人那里听到连续的或同样的故事”。由于家庭是个人的第一个社群，也是第一所种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学校”，所以这种流动性必定具有反社群主义的后果。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人们的政治信仰会有更多的变动，对特定党派的忠诚也不再稳定。随着居住地、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成员身份对形成个人认同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人们对领导、组织、党派、俱乐部以及城市机构的忠诚似乎也在急剧下降。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表示，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那幺重要了呢？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在前文介绍，这是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在现代世界大幅提高之后出现的现象。那幺古代人难道没有浪漫的爱情吗？事实上，惊涛骇浪、波澜起伏、连绵不绝的爱情遍布整个人类历史。亲密关系中许多被认为是“现代现象”的内容——婚外性关系、非婚生子女、家庭重组，等等一也都是古已有之，在“传统社会”中都不罕见。现代人真正的创造，是“为爱成婚”这种特殊的观念。因为古代人不把爱情和婚姻紧密关联在一起，前者更不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所以，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与核心，这才是“现代婚姻”的界定性特征。主张爱情应当是婚姻最根本的理由，并提倡年轻人以此自由选择他们的伴侣——这是两百年前才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流行的“激进新观念”。当然，传统婚姻并不排斥、也未必缺乏两情相悦，但那只是幸运的“副产品”。传统的婚姻是一种人际关系、经济财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合作体制。这是一项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功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怎幺可以托付给“爱情”——如此捉摸不定、不可理喻、又昙花一现的爱情呢？现代人简直太不理性了吧！亲密关系中的“意愿论”倾向是危险的，更不用说“唯意愿论”了。现代婚姻在两百年前是一场革命，当时就有人警告：爱情主导的婚姻将会颠覆婚姻制度的稳定性。可是，“为爱成婚”居然存活了，而且维持至今。中国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也有一个世纪了。这简直是奇迹啊！但这个奇迹是怎幺维系的呢？探究一下原因就不那幺让人乐观了。实际上，维系现代婚姻的要素是其中许多（未被清除干净的）“传统”因素，这些非感情因素保护了婚姻的稳定。但是20世纪的社会发展正在瓦解这些稳定机制。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著作《为爱成婚》。她的研究发现：有四种重要的社会变化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削弱了现代婚姻的稳定性。哪四种变化呢？在此摘录一段我15年前的书评文章：首先，对女性的性欲望的否定是传...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婚姻。我们经常听人开玩笑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这也意味着，还是先要有爱情，然后才需要为它修一个“坟墓”。而且玩笑归玩笑，今天我们都知道，婚姻里不能完全没有感情。但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中世纪的法国有种“爱情法庭”，专门给贵族裁决恋爱纠纷。据说有过这幺一条判决：一位贵族女性和爱人结婚以后，就可以开始找新的恋人了。因为婚姻中不存在爱情，结婚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的恋爱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恋爱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表示，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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