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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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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给人的印象是风风火火、性格开朗,最亲近的亲戚们谈起她,也都是善良、仗义、宽厚、雷厉风行、能歌善舞这些评价。我忽然明白过来,他们其实不知道,甚至哥姐也都不太了解:母亲大部分的状态是沉静的,这才是她人生的底色。母亲的情绪像在悲喜两端震荡的钟摆,只是摆到悲的那头时,她把自己隐藏了起来,那是属于她个人的世界。她用豁达筑起了一道墙,偶尔才裂开一条缝隙,无意间透露出一些无奈的气息:“生活…还能怎么样呢?”不等我们往里张望,缝隙又关闭了。
——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我顿时被击中了,开始思索自己可悲的人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本分一点。我也想对自己多一点了解,然而灵魂被一层无聊的外壳裹住了,我无法深入其中看到更多东西,似乎除了对爱的渴求,我别无兴致。
——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一生这么长,总需要有个人做伴,讲讲废话,凑一桌吃饭,把真实的生活都过完。
——末那大叔《我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
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而是你看轻了多少事。
——末那大叔《我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
你是黑暗中的光点
在深渊中伏潜人间
你是白日里的黑点
在太极中冒险
无法宣之于口的荣耀
无法衣锦还乡的报效
——王小枪《交锋》
这人生确实很难选,是痛痛快快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是行尸走肉般地活着。哪个更有意思,你要选哪个?
——王小枪《交锋》
人生不能只算小账啦,从生下来到死一共才多少天,能开心就不错了。
——王小枪《交锋》
我们用“知足”形容中国人,不是说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非常满足,甚至不想改善。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压根就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我们从不怀疑,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点。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因循守旧”,而在这方面,其他任何民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人更加典型。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非常明显,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了任何人对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能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念的人,因为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者。然而,知识阶层一直在竭力向人们宣扬,中国当前的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所谓的改良,根本不可能。这就逐渐地培育了中国人顽固的因循守旧。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进步的第一动力,完全来自于亲眼目睹了别人的先进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条件更好的国家,因为他们关于其他国家的状态他们从未见过,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因循守旧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没有什么事情能唤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做任何事情。因为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住了。所以,就社会的观点而言,中国人的知足阻碍了中国人的进步。中国人天生知足,如同鱼因为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为要飞翔而生出双翼。仿佛是这个天生的特性,注定了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这种生来就具有...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关于亚洲各国语言中敬语的繁琐累赘,我们姑且不讨论了,因为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国家的语言比汉语更加复杂累赘。至于他们是怎样使用遁词、迂回的说法和替代词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也不作讨论,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用简单的表达方式。当“在特定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同意使用某些词语,并且能相互理解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运用,而不在于使用的是否准确。外国人通常不需要对中国人有太多了解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是听中国人的说话,根本就无法理解他所说的意思。并且这一结论从来没有被否定过。不管你的汉语会话熟练到什么程度,可能你听得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假如听错了,你也可以把你听到的都记录下来,然而,你还是无法准确地理解说话人心里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说话人压根就不打算把心里的意思直接告诉你,他最多只是告诉你一些相关的事,然后希望你能推测出他的真正含意。中国人生气的时候会互相辱骂,简直可以堪称是“文学才子或佳人”,他们非常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代表某种恶毒的意思,这种暗讽的水平相当得高,人们在当时往往听不出来其中蕴含的讽刺意味,经过一番仔细推敲后,犹如糖衣药丸一样,里面简直污秽不堪。从中国政府的官员身上,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事例,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在他们身上发展到了极致。中国人与外国人争论了无数次的实质就是这样,而结果通常就是外国人付钱了事。因为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与公正必然会给钱。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以及他们总是忘不了考虑来世报应。如果有来世,也只是现世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为求来世有好报的明显动机,在中国人的善举中占了不小的比例。而公开承认自己的自私动机,有时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试图从这个大城市的茶馆的每一杯茶水中征税,筹款以帮助遭受黄河水灾的灾民。对这个古都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有点像1773年波士顿人征茶叶税,官员竭力诱导人们,发布公告,告诉他们:“倘若乐善好施,当有好报。”然而,人们联合起来不去茶馆,最后完全取得了胜利。在中国人生活中,“诚心诚意地行善”确实不多见,甚至是没有。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最令外国人生气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时就是不守时。在西方国家,访问的时间总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就很随意。如果主人没有安排住宿,客人即使很累了,还得一直陪他说下去。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不会意识到人家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他们会一小时、一小时坐下去,很少,甚至什么有意义的话也没说,也没有主动告辞。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底层民众忍耐痛苦、屈辱甚至死亡的威胁的能力令世界惊愕。西方人不能想象自己像中国底层民众那样活着:那么屈辱而缺乏人的尊严,那么艰苦而缺乏应有的所得,那么悲惨却还能坚忍地生存,那么贫困却还能态度安然。中国民众对生命的忍耐俨然已成为其生活的方式、处事的哲学、人生的智慧。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我们用“知足”形容中国人,不是说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非常满足,甚至不想改善。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压根就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我们从不怀疑,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点。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因循守旧”,而在这方面,其他任何民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人更加典型。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非常明显,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了任何人对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能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念的人,因为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者。然而,知识阶层一直在竭力向人们宣扬,中国当前的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所谓的改良,根本不可能。这就逐渐地培育了中国人顽固的因循守旧。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进步的第一动力,完全来自于亲眼目睹了别人的先进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条件更好的国家,因为他们关于其他国家的状态他们从未见过,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因循守旧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没有什么事情能唤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做任何事情。因为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住了。所以,就社会的观点而言,中国人的知足阻碍了中国人的进步。中国人天生知足,如同鱼因为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为要飞翔而生出双翼。仿佛是这个天生的特性,注定了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这种生来就具有...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以及他们总是忘不了考虑来世报应。如果有来世,也只是现世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为求来世有好报的明显动机,在中国人的善举中占了不小的比例。而公开承认自己的自私动机,有时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试图从这个大城市的茶馆的每一杯茶水中征税,筹款以帮助遭受黄河水灾的灾民。对这个古都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有点像1773年波士顿人征茶叶税,官员竭力诱导人们,发布公告,告诉他们:“倘若乐善好施,当有好报。”然而,人们联合起来不去茶馆,最后完全取得了胜利。在中国人生活中,“诚心诚意地行善”确实不多见,甚至是没有。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关于亚洲各国语言中敬语的繁琐累赘,我们姑且不讨论了,因为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国家的语言比汉语更加复杂累赘。至于他们是怎样使用遁词、迂回的说法和替代词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也不作讨论,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用简单的表达方式。当“在特定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同意使用某些词语,并且能相互理解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运用,而不在于使用的是否准确。外国人通常不需要对中国人有太多了解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是听中国人的说话,根本就无法理解他所说的意思。并且这一结论从来没有被否定过。不管你的汉语会话熟练到什么程度,可能你听得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假如听错了,你也可以把你听到的都记录下来,然而,你还是无法准确地理解说话人心里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说话人压根就不打算把心里的意思直接告诉你,他最多只是告诉你一些相关的事,然后希望你能推测出他的真正含意。中国人生气的时候会互相辱骂,简直可以堪称是“文学才子或佳人”,他们非常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代表某种恶毒的意思,这种暗讽的水平相当得高,人们在当时往往听不出来其中蕴含的讽刺意味,经过一番仔细推敲后,犹如糖衣药丸一样,里面简直污秽不堪。从中国政府的官员身上,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事例,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在他们身上发展到了极致。中国人与外国人争论了无数次的实质就是这样,而结果通常就是外国人付钱了事。因为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与公正必然会给钱。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人生活中众多诸如此类的现象,会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性,但他们有一个智性缺点,即他们都是糊涂虫!”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基督教文明最好的结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儒学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最令外国人生气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时就是不守时。在西方国家,访问的时间总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就很随意。如果主人没有安排住宿,客人即使很累了,还得一直陪他说下去。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不会意识到人家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他们会一小时、一小时坐下去,很少,甚至什么有意义的话也没说,也没有主动告辞。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底层民众忍耐痛苦、屈辱甚至死亡的威胁的能力令世界惊愕。西方人不能想象自己像中国底层民众那样活着:那么屈辱而缺乏人的尊严,那么艰苦而缺乏应有的所得,那么悲惨却还能坚忍地生存,那么贫困却还能态度安然。中国民众对生命的忍耐俨然已成为其生活的方式、处事的哲学、人生的智慧。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骚乱,宋仪望还指示徽州府,把诸县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除了几位知县唇枪舌剑之外,民间议论纷纷,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很大,要么为本县摇旗助威,要么频繁越级上书、上访、上告,还随时会向老百姓通报最新进度。百姓闻胜则喜闻败则怨,民间全靠他们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声势。 在宋仪望看来,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嘴巴忽悠起来的。眼看查阅黄册在即,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先关一阵再说。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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