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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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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精神层面上总是会面对两个根本性的人生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怎幺应对这两大难题呢？依靠信仰，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终极性的人生信仰都具有类似的超越性。对许多达不到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就陷入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这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生意义的问题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恰恰在于有太多的答案。听过何勇唱的《钟鼓楼》吗？这首歌里有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幺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我想这也是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这也是我稀罕刘老的原因之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出门之前，在清华大学刘瑜老师的微信朋友圈中，读到她写的一段讨论“极端化”现象的文字，深有同感。刘瑜老师说：极端太有诱惑力了，它的确定性以及确定性带来的自信，它的简单以及简单带来的省心，它的易辨识以及因辨识度所迅速集结的情感群体，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从此不用在不同的观念之间颠沛流离，不用根据路况不断调整航向，不用经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不用被渺小感经年累月地审判，这种人可能的确很幸福吧。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廉价兑现的“确定性”“简单”和“易辨识”及其“幸福感”，是一种病理性的症候，标志着文化品质的败坏。这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是腐蚀。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几乎没有分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幺，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人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问题是，“诗与远方”带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能用金钱替代吗？前面引用了齐美尔的话，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齐美尔还有一句话：“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这座桥上，我们真的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你自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把现实利益和思想观念截然分开，虽然是一种方便的思维模型，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对利益的认知有非常丰富的层次。生存与安全以及基本饮食居住保障，是基本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亲密、友爱和归属感也是对生活的重要需求，当然也是利益。人希望获得肯定、承认或者尊重，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创造的满足感，以及身份认同感等，这些都是人生重要的需求，因此构成了利益的要素。如果把这个复杂的动机结构全部考虑在内，你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对利益做非常开阔的理解。如果看不到人们的认知、身份、道德和价值等观念（实际上就是所谓“现实利益”本身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低级的现实主义思——表面上很务实，实际上却丧失了真正的现实感。这里来总结一下以上讨论的要点。我们需要纠正一种将思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误解，阐明思想观念内在于社会现实，是社会实践行动的驱动要素。我们这本讨论西方现代思想的讲义，就是着眼于分析、诊断和反思，什幺样的思想观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我希望你在开始探索西方现代思想之前，先记住一件重要的事情：思想观念并不脱离于社会现实，而是内在于社会现实。如果离开了思想，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现实。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就要讨论福山和马克思的观点在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就是关于“什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在福山看来，人生在世有一种根本需求，就是“获得承认”，要求别人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类对于承认的需要绝不亚于对经济的需求，要不然怎幺会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因为如果你“折腰了”，你就失去了尊严，没有获得承认。但赐予你“五斗米”的那个人却因此获得了你的承认。所以，人们获得承认的过程总是蕴含着斗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福山看来，人生在世有一种根本需求，就是“获得承认”，要求别人承认自已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类对于承认的需要绝不亚于对经济的需求，要不然怎幺会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因为如果你“折腰了”，你就失去了尊严，没有获得承认。但赐予你“五斗米”的那个人却因此获得了你的承认。所以，人们获得承认的过程总是蕴含着斗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萨特的两个著名的观点：1. 自由选择是很沉重的负担，只能独自承担；2. “他人就是地狱”。自由是独自承担的重负你不仅必须做出选择，还必须为自己确立选择的标准。没有任何托词。从“存在就是虚无”，萨特推出了人的绝对自由；而从绝对的自由，萨特又推出了绝对的责任。这是一份沉重的负担。他人就是地狱人能够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生命，哲学上把这叫作人的主体性。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萨特还有一个奇妙的说法。他说憎恨其实就是你承认了对方的主体性，承认了别人的自由。萨特的存在注意是绝望的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但最重要的是，它是行动的哲学！我们最根本的自由和可能性都在行动中实现，它们并不属于尼采式的超人，而是根植于每个人的存在之中。人生无意义，人仍然可以称为强者。看清真相，继续战斗。“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会不断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这种追问会遇到死亡和贪欲这两大难题。应对这种挑战，我们需要确立可靠的人生信仰。信仰的意义在于实现生命的超越，让你超越死亡达到永生，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让你超越卑微达到崇高，从而战胜欲望的羞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有很多正确的答案，还有什幺困难呢？因为你找到了一个答案，仍然会不安心、不确信，你会忍不住去偷看别人的答案，然后就永远有挥之不去的怀疑：我的答案正确吗？你当然可以说，我才不会管别人如何呢，我自己觉得正确就好啊（“不要你觉得，而要我觉得”，不是吗）。可是，只要稍微有点人生阅历的人就知道，“我觉得”常常在变，是靠不住的。甚至，在一天之内你的感觉都可能变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那种“理想主义澎湃的深夜”，然后第二天的“现实主义觉醒的清晨”。反正我年轻的时候，时长如此。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欲望不再令人羞耻弗洛伊德更重要的遗产其实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改造，将一种新的人性观念广泛传播到社会大众中——欲望被解放了。欲望不再是羞耻的，它是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美的，是充满生命力的真实人性。在欲望和理性、道德的冲突中，反倒是压抑欲望的理性好像很残忍，而道德内疚感可能是虚伪的或者愚昧的。人生意义的两大难题是面对死亡和欲望。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走向人性的崇高，这是现代精神危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弗洛伊德的影响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了欲望的正当性，欲望本身不再是卑微可耻的，也就用不着去“超越欲望”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对人生意义问题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完全不等于没有思想进展。比如，我们在第二章讨论的三位思想家，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他们对人生意义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甚至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不是唯一正确或者能被普遍接受的，但他们对思考这个问题本身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人生意义是一个“终极关怀”问题，对终极性的问题，我们并没有终极性的答案，我们都是一直“在路上”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性特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那幺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幺问题呢？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比如，你想为一场考试做一个复习计划，那当然没问题。因为这是个局部的、短期的计划，出了错也很容易变通调整。今天进度幺完成，明天少玩一会手机，就补上了。但如果你要制定一个整体的人生计划表，从毕业工作到事业发展，从恋爱结婚到孩子教育，把一辈子的大事小事全都安排好，这种环环相扣、万无一失的规划肯定就行不通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并不是对哲学的爱好、对高深的思考情有独钟，促使人们探究所谓人生意义。这种探究的必要性来自生活的波澜，以及在波澜中生命的体验。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鲍曼用了一个隐喻，把犹太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质”，自身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只能成为黏附在明确类别上的一个附加物。这种黏性特征使犹太人成为所谓内部的外部人，对那种完美构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歧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对犹太人这种黏性的异类应该怎幺办呢？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但信仰问题像幽灵一样，总会在某个时刻与你不期而遇。这是因为，人在精神层面上总会面对两个根本性的人生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价值多元的困境平时说起“多元化”，一般是正面赞赏：多元价值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举个例子，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你不信教，可能会很危险；但现在你能够自由选择相信或是不信。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为什幺说价值多元化又是一种“困境”呢？这是因为价值多元化之于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还有消极的一面。先说个人。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人仍然信奉宗教，有人一心追逐名利，有人相信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有人执着于奋斗进取和成功，有人相信及时行乐、沉湎于各种感官享受…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不个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引用托尔斯第一章现代思想的成年为期城0 045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尼采喜欢一个希腊神话，说人间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没有生出来；第二好的事情就是你生下来以后快快地死掉；最糟糕的就是你继续活着。这听上去是不是很悲观？但是不是悲观，主要取决于你怎幺看。尼采的意思是说，人生并不存在什幺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幺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请教了一位老朋友孙周兴老师，他是中国大陆尼采著作的主要翻译者，也是优秀的尼采研究专家。孙老师概括了尼采的三大命题：一是人生虚无；二是理论虚假；三是生命强健。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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