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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坚定"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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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奴隶劳动的残忍苦役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并且和劳动动物的自然繁殖力相抵触（劳动动物自身生命的再生产既不会耗尽他的力气，也不会用光他的时间），那么构成斯多葛和伊壁鸠鲁式的倚世独立姿态，其背后的“自然”经验就不是劳动或奴役，而是痛苦。从与世隔绝中所获得的和禁锢于自己的私人存在中所享受到的快乐就不是别的，而只是著名的“无痛苦”(absence of pain)，一个各种各样坚定的感觉论者都会同意的定义。认为只有身体感觉才是真实的享乐主义学说，不过是非政治的、完全私人化的生活方式的最极端形式，真正的伊壁鸠鲁式的满足乃是“躲起来，不要关心世界”(lathe biōsas kai mē politieuesthai)。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然而，语词上的混清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马克思坚定地保留了“使用价值”一词，以及他无数次徒劳地企图为价值的产生找到一些客观来源一如劳动、土地或利润，原因就在于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简单的事实：在交换市场（这正是价值的所在）上不存在“绝对价值”，寻求它无异于化圆为方一样不可能。一切事物令人悲哀的贬值，即它们内在价值的丧失，始于它们向价值或商品的转化，因为从那一刻起，它们就只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存在，从而成了可替代的东西。普遍的相对化，即一个事物只存在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内在价值的丧失，即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独立于不断变化的供需要求的“客观”价值。这一商业社会看似不可避免的发展之所以成为不安的深层源泉，并构成了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主要问题，甚至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相对主义，而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技艺人，就其整个活动都是由标尺、尺度、规则、标准的经常使用来决定的而言，不能忍受“绝对”标准和尺度的丧失。货币虽然是各种事物的共同等价物，使它们可以彼此交换，但货币并不具有超出对它的全部使用和操纵之外的客观独立存在，而且这一标尺或任何其他衡量尺度，归根到底属于它所要衡量的事物和操纵它们的人。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同样有理由让自然科学为人类绝望和现代特定的虚无主义的确然上升负责，现代虚无主义已经弥漫到了更大数目的人群当中，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自然科学家也未能幸免。而在19世纪，他们还以坚定的乐观主义来反抗当时思想家和诗人同样有道理的悲观主义。伽利略开创的现代天体物理学世界观，以及它对感官解释实在的充分性的否定，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宇宙——我们对其性质的了解仅限于这些性质影响我们的测量器具的方式，用爱丁顿的话说：“前者与后者的相似程度，就好比一个电话号码与电话用户的相似程度。”换言之，我们发现的是工具，而不是客观性质，更不是自然或宇宙，用海森堡的话说——人遭遇的只是他自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夏天早晚都是一个让人受不了的季节，忍受不了一定无法形容，拿到学校的第一个暑假，得到的通知是不一个月的课，然后才知道，原来放假早也是学校的一大特点，大概是离学校补课都这个样，但这里坚决贯彻，第一个原则是，只能比别人多不，不能比别人少补，令人郁闷的是，如此疯狂的补课行动，能看得见的效果。教室里基本上能开着吹风的都开了，一共加起来包括，所有的窗户前后两个门，和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砸下来造成人员伤亡的电风扇，电风扇本来有4个，其中一个在若干年前，就已不知去向，应该是砸下来就没有再翻上去，另外两个坏了，最后上的这一个开关也坏了，每次都是100开关盒下了，爱，移动绝缘体，拨动其中的电路线方能打开，如此四通八达的风向，听起来让人觉得除了一个爽字，之外无话可说，所以是事实，申遗的主要原因90，他和听起来或者想象出来的，东西还是很有差距，比如在教室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在流汗，隔几天热得不行了，就会出现几十个人，一起在商店拿着书本什么的，黄山的震撼场面，颇有豪情，景象甚为壮观。由于持续高温的缘故，教室里唯一的电风扇，很快就因不堪重负而光荣牺牲，泉州也不停的转了3天，不过总体来说，风尚的表现还是相当良好，至少在报废前都没有打下来过。其实每天都承受着比铁人还早的气温，最受不了的不是学生，而是个别意志不坚定的老师，学生们除了张口就说热死了，太热了，真热呀以及，上下课都狂删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过于激动的情绪和行为嗯，别爱激动的老师就不一样了，这也足见出成年人的境界就是高，例如数学老师上课热得受不了，竟然在讲台上对着天气发了一通议论，天气的确很热，可大家不都一样吗？我们老师也是一样的，大热的天，谁不愿意在家呆着凉快，谁愿意来上课？话又说回来了，克，2827，十，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德国也有许多人从纳粹夺权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反对希特勒：设有人知道他们究竞有多少人一也许有十万人，也许更多，也许更少———因为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被人听到过。他们可能随处可见，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平民，也有教养很高的人士；他们存在于所有党派中，可能甚至有纳粹官员。在他们当中，诸如前面所说的莱克一马勒茨文或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斯这般为公众所知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的确确很虔诚，像我认识的一个手工艺人，任由自己的个性被摧毁，变成工厂里一个普通的工人，也不愿意履行几道“简单的手续”而加入纳粹党。少数人依然看重誓言，他们宁可放弃学术事业，也不愿以希特勒之名起誓。更大的群体来自工人阶层，尤其在柏林，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的犹太旧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即便在进攻苏联从而开启双线恐怖作战之后，即便在美国参战之后，事实上，即便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意大利倒戈、盟军登陆法国之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与这些坚定的大多数相对的，还有数量模糊的一些孤立个体，他们对这场国家危机和道德灾难看得清楚明白；他们当中或许不乏彼此熟识信任的人，他们是朋友，他们交换想法，却没有起义革命之念。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奥斯维辛恐怖的本质有别于迄今所有暴虐行为，却只被公诉方和法官当作犹太历史上最恐怖的种族屠杀而已。他们由此认为i，从纳粹党早期的反犹主义到《纽伦堡法案》，再到德国排犹运动，直到最后的毒气室，贯穿着一条直线。然而，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这些“犯罪”无论在量的层面还是质的层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反对耶路撒冷法庭、主张成立国际法庭的人不及其数，其中也不乏知名人士，但只有一个人清晰而坚定地宣称：“对犹太人的犯罪也是一宗对全人类的犯罪”，“因此裁判权只能交付一个代表全人类的法庭”。这个人就是雅思贝尔思。总而言之，耶路撒冷法庭之所以是个败笔，是因为它没有正确处理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基本问题从纽伦堡法庭成立之日起就广为人知并引发众议——如何解决战胜国法庭妨害公正的问题，如何明确定义“反人类罪”，如何正确认识犯这种罪的新型暴力杀人犯。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当然，我知道人们普遍认为冷战是一种威胁，但我记得1939年那种真正的“威胁”是什么感觉——每个人都从骨子里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当首相会晤希特勒回来，宣布可以期待“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之时，人们短暂的宽慰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在战后的各种危机中，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都嗅不出当年那种威胁的气息。尽管我的直觉碰巧是对的，但对于这个国家战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其实和其他人一样茫然无知。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过程似乎就像地壳板块移动一样缓慢，难以察觉——但板块移动终究会改变地球的面貌，而英国的变化比这要快得多。如果人们对历史有多一点关注，就会记得，一个帝国覆灭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我还是个孩子时，曾经仔细研读地图，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地方被涂成粉红色，感到非常满足，因为这说明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我还会同情其他国家，觉得它们那些小块的、颜色不起眼的领土远不如我们的辽阔。我怀疑，我二十岁出头时遭遇的那次个人不幸严重打击到我的自信心时，童年这种自豪感的教育对我的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英国人是伟大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事实证明，这种观念在很多其他人心中比在我心中更为深刻，因为我很快就摆脱了它，到上大学时，我已经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把所有粉红色块都归还给它真正的主人。但是，由于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我没有意识到，这将意味着英国必须彻底改变自身的生存模式——如今的政客们，似乎依然对此一无所知。从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心，沦为欧洲海岸边一个不属于欧洲的小岛，这种身份转变，他们似乎始终无法理解。他们努力融入欧洲，表明他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这些努力粗手笨脚、不情不愿——仿佛觉得欧洲应该感谢我们的“屈尊加入”，这显然说明，他们的努力多么肤浅。也许，我们的岛屿不太可能仅凭自身力量就能良好运转，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成为其他国家富人 50的避税天堂？（在答案揭晓之前，我肯定已经死了，对此我非常高兴。）不过，尽管在战后不...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尽管她并非是扛起女权主义大旗、为了公共权益而奔波的那群人，但她同样是那个时代极少数清醒而坚定地以践行自我为人生首位的女性。 “我对男人没有期待。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的感觉就像是格劳乔·马克斯对着想拉他入会的俱乐部的感受：不屑。”阿西尔流产苏醒后的第一反应并非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伤之中。反面生出一种欣喜之情：“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强烈感受。这种感觉将失去孩子的悲伤扫荡一空。”在这之后，她也并未受此困犹。她依然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好母亲，但对于失去这个机会。她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介意。她塑承自己的自私与懒惰，并说这两项或许是她人生的憾事。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如果说工作中的阿西尔是理性克制的，那么生活中的她则洒脱而随性，甚至对我们当下的女性来说，都相当具有先锋意义。尽管她并非是扛起女权主义大旗、为了公共权益而奔波的那群人，但她同样是那个时代极少数清醒而坚定地以践行自我为人生首位的女性。阿西尔在年轻时经历过两次浪漫爱情之后，便基本确立了自己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一“我对男人没有期待。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当然，她依然会谈恋爱，依然有性生活，但这些关系都维持在最恰当的范围之内，它们“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但“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而对于婚姻一“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生活中的她则洒脱而随性，甚至对我们当下的女性来说，都相当具有先锋意义。尽管她并非是扛起女权主义大旗、为了公共权益而奔波的那群人，但她同样是那个时代极少数清醒而坚定地以践行自我为人生首位的女性。阿西尔在年轻时经历过两次浪漫爱情之后，便基本确立了自己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一“我对男人没有期待。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当然，她依然会谈恋爱，依然有性生活，但这些关系都维持在最恰当的范围之内，它们“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但“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而对于婚姻一一“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的感觉就像是格劳乔·马克斯队着想拉他人会的俱乐部的感受：不屑。”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她不是没有懊恼过，她太了解，“所有的出版工作都是由众多收入不高的女性和少数收入高得多的男性共同进行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许多人眼中早已习以为常。但即使对已经足够优秀的阿西尔来说，反抗依然是一件艰难的事：“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这种无可奈何的妥协令阿西尔始终难以彻底摆脱经济困扰，即使已经成为业界令人瞩目的编辑，她的年薪却从未超过1.5万英镑。直到七十多岁，仍未能在伦敦买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以至于当九十多岁高龄的母亲需要人照顾时，她只能每周往返于诺福克和伦敦两地，这样奔波的日子持续了一年之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她不是没有懊恼过，她太了解，“所有的出版工作都是由众多收人不高的女性和少数收入高得多的男性共同进行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许多人眼中早已习以为常。但即使对已经足够优秀的阿西尔来说，反抗依然是一件艰难的事：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知道。”我说。但我当然动过想去看看的念头，过去的半年里，乐栋发在朋友圈的照片我反反复复打开过不知道多少次。我能理解是什么在吸引人进入这样的情境，自然的馈赠，社群的情谊，以劳作换取的果实，过去几年中被剥夺的生活似乎可以在那里获得补偿。但在我看来生活的方式没有好坏的标准，重要的在于人具体的处境。而且太浪漫的事物无法令我信服，仿佛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平凡如我所配不上的。最终成为共识伙伴的人都具有相似的精神面貌，一旦有了对比我便意识到，让我产生隔阂的，是他们普遍的对待生活近乎不屈不挠的积极，这种积极将一些人连接起来，又将另外一些人排除在外。单就过去几年里所有的公共事件而言，我无法坚定地站在任何一种声音里，因此也没有百分百同欢喜或者共愤怒的情况。我丧失的是一种彻底投入的共情，而且回想起来，这种丧失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当然动过想去看看的念头，过去的半年里，乐栋发在朋友圈的照片我反反复复打开过不知道多少次。我能理解是什么在吸引人进人这样的情境，自然的馈赠，社群的情谊，以劳作换取的果实，过去几年中被剥夺的生活似乎可以在那里获得补偿。但在我看来生活的方式没有好坏的标准，重要的在于人具体的处境。而且太浪漫的事物无法令我信服，仿佛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平凡如我所配不上的。最终成为共识伙伴的人都具有相似的精神面貌，一旦有了对比我便意识到，让我产生隔阂的，是他们普遍的对待生活近乎不屈不挠的积极，这种积极将一些人连接起来，又将另外一些人排除在外。单就过去几年里所有的公共事件而言，我无法坚定地站在任何一种声音里，因此也没有百分百同欢喜或者共愤怒的情况。我丧失的是一种彻底投人的共情，而且回想起来，这种丧失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虽然我的出发点是想从妈妈那里获得心心相印的理解，但随着我写作的深入，我发现，真正的理解是做不到的，即使是母女之间。我们依然会因为一些小事争吵，但同时，我们也彼此都更相信对方，更坚定地支持对方。我支持她在深圳继续做保洁工作、阅读、认字，她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写作。本质上，是妈妈和我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对于哈里森而言，离开剑桥大学既为拓宽智识兴趣的边界，也促使她思索在学术生活之外应如何度过个人生活、与谁共度。回首过去，她在感情上几番失意：大学时，导师亨利·布彻刻意隐瞒已经订婚的事实，对她格外照顾，致使她误以为导师会向她求婚；之后不久，她同意与古典学者R. A. 尼尔步入婚姻，但尼尔1901年因阑尾炎突然离世。哈里森并没有深陷于这些挫折之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她最终选择“过一种精神生活，在那里找寻最大的安宁和快乐”。与年轻一辈的H. D. 和塞耶斯不同，哈里森从未因对精神平等的伴侣求而不得而痛苦，她这时就已非常坚定，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其他类型的婚姻都不适合她。如同《校友聚会惊魂夜》中哈丽雅特·文所说，“要是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就别急着成为别人的妻子”。哈里森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生活，不愿冒任何风险。她在《忆学生生涯》中写道，“至少对于女人而言，婚姻会对人生中我最珍视的两件事形成阻碍：友谊，学习……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所担负的责任何其繁重；我的脑海已被太多思绪占据，没法扮演好那样的角色”。但这不代表哈里森一生之中没有经历过深刻的感情。事实上，她曾与几位在学术兴趣上志同道合者有过刻骨铭心的感情。在剑桥大学期间，她和小她几岁的同事弗朗西斯·康福德一度非常亲近，但在他1909年宣布与弗朗西丝·达尔文订婚之后，两人关系就不再像从前那么热络。康福德结婚后，哈里森更是再没提起对他的感情，身边的朋友也会自觉回避这一话题。从文件中一些隐晦的描述可以勾勒出两人的感情脉络：一同工作时的“美好幸福”，纽纳姆学院令人不安的流言，还有他那封信带给她的悲伤：他以正式而疏离的语气写道，她是一位如同母亲一般的导师，指引他找到自己的道路，他对此有多么感激。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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