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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讽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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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地而起＂是相当正确的，先把农民地里的庄稼拔了，这就是拔地。至于能不能＂而起＂，就要先看被赶到经济适用房里的农民会不会因为这个而起义。如果安置得当或者恐吓得当，一切太平，招商办公室肯定会拔地而起。招商的人负责放卫星，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很多新城叫卫星城。

——韩寒《光荣日》

中国的政策：没有关系，只能贯彻。

——韩寒《光荣日》

这个上海郊区的家庭，孩子二十多，生活都能望见五十多的自己，五十多的父亲，还要去海外打工两年，至于那些外地打工者，他们虽然觉得讨厌，把周边工厂的工作额度都挤了，而且还把工资挤压到几百块一个月，整个村里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过了10比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租了他们的房子，一年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万多收入。

——韩寒《青春》

好的电视节目应该是想着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和不公正去冲突，而不是找一堆嘉宾现场去制造冲突。

——韩寒《青春》

衣食住行四个字当中，衣服贵，医疗贵，住的贵，行的贵，唯独食还不算贵，这个就是无耻的地方。他让你行不起，病不起，住不起，玩不起，学不起，生不起，结不起，离不起，但唯独让你吃得起。它让你过不下去但又饿不死。

——韩寒《青春》

电瓶车是这个城市里倒数第二弱势人群使用的交通工具，他们往往是疲于奔命的人，你不能让他们以70码的速度去送命，你也不能让他们以15码的速度去奔命。无论如何，我认为相关部门不能再多收他们一分钱了。有些人可以吃鲍鱼，但不能因为看见吃咸菜的人吃太多咸菜而制定一个标准，说你每天必须吃规定量的咸菜，否则太咸了有害身体健康。但解决的办法又不是给人家吃肉，而是将人家已经多吃的或者即将多吃的咸菜按照肉来收费。你以为人家那么乐意吃咸菜吗？你吃一次试试。当然，可能你偶尔吃咸菜可能还觉得挺好吃，就像XX省省长偶然在机动车道里骑自行车上班一次感觉很不错一样。牛你天天吃。

——韩寒《青春》

P50 【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有时候，真相并不符合人民的需要，但真相大于感情，感情大于立场。我觉得，不能假定一个事实再去批评对方，毕竟，那是非常人的套路。

——韩寒《青春》

每一个时代里的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赶上一个好的时代。

——韩寒《青春》

屁民们只是觉得，以前你吃肉，我们吃骨头，我们已经满足。但现在怎么连骨头都不剩了呢？那当然，主人养狗了嘛。

——韩寒《青春》

虽然幽默未必必须是讽刺，但是幽默和讽刺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韩寒《青春》

每当我们想对女性或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某种语言特点加以批评时，我们可以提醒自已要像语言学家那样思考，提醒自己系统化的语言模式从来不是愚蠢或毫无意义的。人们对这类模式的批评只会强化某种不合理的语言标准。想想那些针对女性声音的监管行为——批评她们的语调、她们的句法、她们的用词——与社会监管女性外貌的行为逻辑是何等相似。针对女性的杂志文章和广告不但告诉她们必须变得更漂亮，也告诉她们需要改变说话方式。我曾听过这样一种讽刺的说法：让女人包包不离手、高跟鞋不离脚，这样就能使她们行动不便。虽然我并不真的认可这种观点，但我认为你可以将这种逻辑与对女性语音和用词的批评进行比较——后者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女性话语的实质内容转移到无关紧要的语言习惯上，同时给女性制造焦虑，使她们过度关注听者的感受。担心自己使用气泡音的次数过多、忧心自己是不是道歉过于频繁，不过是“担心额头是不是泛油光了”，或者“肥肉是不是从塑身裤挤出来了”等烦恼的语言对应物罢了。女人应该停止使用话语标记语和气泡音，这样她们的话语听起来就会更“清晰”——这种温和的建议不论本意多好，终究是毫无助益的。2016年，我得到了用来测试某个新款语音识别应用程序的促销码，该应用程序旨在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道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一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根据达西的说法，“Iike”一词有六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英语中最古老的两种“like”，其一是形容词，其二是动词。在“I like your suit，it makes you look like James Bond'”这句话中，第一个“like”是动词，第二个“like”是形容词——即使是最暴躁的讲英语的人也能接受这两种用法。今天，这两个“like”听起来完全一样，所以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是有着不同历史的两个不同的单词。它们是同音同形异义词，类似于名词“watch”（手表）一意思是你手腕上的计时器，和动词“watch”（看）一意思是你打开电视时眼睛的动作，这两者也是同音同形异义词。《牛津英语大词典》上说，动词“like”源自古英语单词“lician”，形容词“like”则来自古英语单词“lich”。在过去80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两个词在某个时间点汇合在了一起，留给我们大量的时间来适应它们。但是有四种新的“like”出现的时间要比这晚得多，而且达西说，它们都是具有不同用法、相互独立的单词。其中只有两种“like”是女性使用更多的，而这两种女性高频使用的“like”当中，只有一种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由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年轻女性创造出来的，就是那个表示引语的“like”，你已经在上文见过了：“I was like, ‘I want to see Superwoman.’”说起来有点讽刺，不过从实用角度来说，这种表示引语的”like”是我最喜欢的用法，因为它可以为你要讲的事开个头，只需简单转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需要逐字逐句地复述整个对话互动。比如说这句话：“My boss was like, 'I need those papers by Monday,' and I was like,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此...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想想那些针对女性声音的监管行为——批评她们的语调、她们的句法、她们的用词——与社会监管女性外貌的行为逻辑是何等相似。针对女性的杂志文章和广告不但告诉她们必须变得更漂亮，也告诉她们需要改变说话方式。我曾听过这样一种讽刺的说法：让女人包包不离手、高跟鞋不离脚，这样就能使她们行动不便。虽然我并不真的认可这种观点，但我认为你可以将这种逻辑与对女性语音和用词的批评进行比较一后者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女性话语的实质内容转移到无关紧要的语言习惯上，同时给女性制造焦虑，使她们过度关注听者的感受。担心自己使用气泡音的次数过多、忧心自己是不是道歉过于频繁，不过是“担心额头是不是泛油光了”，或者“肥肉是不是从塑身裤挤出来了”等烦恼的语言对应物罢了。女人应该停止使用话语标记语和气泡音，这样她们的话语听起来就会更“清晰”一一这种温和的建议不论本意多好，终究是毫无助益的。2016年，我得到了用来测试某个新款语音识别应用程序的促销码，该应用程序旨在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一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诚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一或者说，偏见一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根本不认为“slut”是贬义的脏话，就像我认为“性生活丰富的女性是可鄙的”这种伪命题根本就不成立一样。我仍然在用“slut”这个词——不是很经常，就偶尔用一下——而且总是以一种积极的、充满力量的，有时还带有讽刺意味的方式，例如“I had the sluttiest nightever,it was amazing”(今晚玩得超级嗨，太开心了)。我和我的朋友们甚至经常用“slut”(和“whore”)来形容一个人对某物的狂热，比方说“Zack is such a whore for McDonald'sfries'”(扎克真是个麦当劳薯条狂魔)，或者“Amanda is thebiggest wordslut I know”(阿曼达是个超级无敌炫词狂魔)。也许我喜欢说“slut”是因为它有我们都喜欢的那种有趣的、爆破性的单音节发音。也许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太多被这个词辱骂的创伤经历。或许，也可能只是因为如果你对一句脏话进行足够多的分析思考，它带的刺最终会被消除，就好像当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一个词，它慢慢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我愿意相信，终有一天，女性的性行为会永远不再受到谴责。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被称为“slut”,他们也知道其中几乎没什么冒犯的意思。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如今，你们两个既是对方的牺牲品，又是对方的刽子手，这种关系建立在两种角色不断转换或同时扮演的基础上，很难说哪个比哪个更冷酷。也许你更冷酷，因为你非常了解扎卡拉基斯，而他却不了解你。他怎么能了解你呢？你表达的东西和代表的东西对他的世界来说，显得太遥远，比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离地球更远。如果他们向他解释，真正的英雄绝不会屈服，他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并不是因为早期的丰功伟绩，不是因为他面临酷刑与死亡时所表现出来的自豪之情，而是因为他忠贞不渝，受苦和反抗时表现出来的坚韧，隐藏痛苦和反戈一击时表现出来的自尊。他的秘诀是不逆来顺受，不把自己看成牺牲品，不向他人流露丝毫的绝望与悲伤。必要时，采取讽刺与嘲讽的武器，这是被铐者的盟友——他听了这些话肯定会哈哈大笑起来。因此，当你发起新一轮攻势时，他又一次表现得惊慌失色。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真正的英雄绝不会屈服，他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并不是因为早期的丰功伟绩，不是因为他面临酷刑与死亡时表现出来的坚韧，隐藏痛苦和返工一击时表现出来的自尊。他的秘诀是不逆来顺受，不把自己看成牺牲品，不向他人流露丝毫的绝望与悲伤。必要时，采取讽刺与嘲讽的武器，这是被铐者的盟友——他听了这些话肯定会哈哈大笑起来。因此，当你发起新一轮攻势时，他又一次表现得惊慌失措。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还是关于政权的事情，政权是永恒的，它不会死亡。有时看起来倒了，其实它没有倒；有时看起来变了，其实它没有变。倒的只是它的代表；变的只是它的代言人，以及压迫的数量、压迫的性质。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如此。人类的历史是围绕着政权上演的一出没完没了的讽刺剧，一些政权被推翻了，但后继的政权仍和以前的政权一模一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已得到证明，或将会得到证明。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当然，诗有各式各样奇情异采，焉能如同日常白话。诗（包括词典……）有时是要讲一讲的，讲讲可以帮助理解，启发意趣，交流情感，不妨就说是一种“诗的网络”，让我们共同欣赏这些佳句名篇吧。其实所谓“诗的网络”，也不过是人的心灵的网络：诗者（通称诗人）的心，讲者的心，读者的心，此“三心”的交感互通，构成了中华诗道的“千秋一寸心”。中华诗的特色，源于中华汉字本身的极大特点：四声平仄、音义对仗，历史文化典故的的奇妙作用与运用……这些，却被所谓的“文学改良”给“改”掉了，即取消了。于是剩下的就是我此刻写的这种乏味的白话文了。拿这种取消了“诗”的质素的“白话文”来讲诗，这事本身就富有讽刺意味。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中华诗，讲究有灵性，有神韵，有境界；假如没有这种特色，就不会成为好诗——甚至够不上真诗。而这种特色，单靠讲解又是不够的。讲解是语言文字，它无法传达“意思”、“道理”、“评论”、“说明”等等以外的精确含义，所以还需要读诗者自身的领悟和感受。所谓“可意会不可言传”者，不是故弄玄虚，实在是真有此事、此理、此境。问题也许会落到：究竟什么是性灵？什么是神韵？又什么是境界…… 简而言之，粗陈大概，可以这么回答：性灵是灵心慧性，能在世俗通常的“哲思逻辑”、“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对万事万物的“价值观”之“外”，另具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感受领悟能力，能说出常人所不能、不会表达的目境和心境——诗的境界，即精神活动感爱领悟的高低深浅的“层次”，不是“环境”、“境遇”的那个“境”，也不是等同于“景色”的实境。神，是精神之不灭而长存的“力量”和“状态”。韵，是悠扬飘渺而绵绵不尽的“音声”之魂——它能“绕梁三日”，“袅袅不绝”，总在耳际、心际萦回往复。大约人类以语言文字而创造的艺术作品中，当以本身具有特定诗质而产生了上述诸般魅力的汉字语文为之最。中华诗与中华汉字特点是...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

在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的刻画中，任何真实或本真的事物，都遭到了公众领域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闲谈"的压倒性力量的侵袭，这种力量决定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预先决定或取消了任何未来之事的意义或无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除了通过从中撤离并返回孤独状态之外，不存在任何可能逃离这一共同的日常世界中“不可理解的琐屑”的出路。那种孤独状态，曾被巳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用来对抗政治领域。... 在我们此处的语境中，关键在于: "Das Licht der Öffentlichkeit verdunkelt alles" ( "公众性的光把一切都弄得昏暗了") 这一讽刺性的、昕起来悖理的陈述，已经成为事情的真相，并实际上构成了对于我们生存境况的最简明的论断。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犹太人整体确实没有得到有序组织，没有领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在紧要关头也没有一个流亡政府作为同盟国的代表，没有武器库，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青年。不过，真相是，无论在地方还是国际上，都存在犹太社团组织、犹太党派和社会福利组织。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任何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450万到600万之间。（按照佛弗洛伊迪格的估计，假如他们不听从犹太委员会的安排，那么会有将近一半的人得以自救。这当然只是一个推测，却跟我们从荷兰方面得到的数据对上了，这真是讽刺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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