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星河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梦星河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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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道长们会说：“你让他闹，闹完心里就痛快了一没点事的人怎么会来庙里烧香呢？”但他们打破了道观的日常秩序，这让我难以接受。我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秩序和规则，做“对”的事，让事情成为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然而我发现自己的理性在此时此地只能得到一些南辕北辙的自我感动。这让我不禁思考：如果为了讲“理”而抛弃了“情”，那么生活会因真实而幸福吗？抛开了善和美的真还有意义吗？

——李闯《辞职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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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意识到人类复多性的康德，也会轻易地忘记如下这一点：即便景象始终如一因而令人厌倦，观众却是一代新人换旧人；而对于这场不变的游戏所讲述的东西，新一代观众不大可能得出传统留下来的结论。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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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生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惬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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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状态的这种双重 “不幸”几平与奴隶实际的主观幸福无关，因此，一个贫穷的自由人宁愿选择每日变化的劳动市场上的不稳定状态，也不愿选择有规律的稳定工作，因为后者限制了他每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就已然让他感到受奴役了，他宁愿要更严酷、更痛苦的劳动，也不愿过许多家庭奴隶的轻松日子。[20]32……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亦不命令他人。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2]因此，自由不存在于家庭领域之内，对于家长，即家庭的统治者来说，他是自由的，仅仅在于他有权力离开家庭和进人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中所有人都是平等者。……这种政治领域的平等……以“不平等者”的存在为前提。P2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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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这种不可改变的身份，尽管在言说和行动中的揭示难以把捉，但在行动者和言说者的生活故事中却成为真实可见的；而且只有在其生活走向终结之后，它才能为人所知，变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存。换言之，人的本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本性（这样的本性不存在），也不是一个人优点和缺点的总和，而是某人是谁的本质，只有在他生命终结、仅仅给世间留下个故事的时候才真正地形成。因此，任何人想要有意识地追求“本质性的”存在，想留下一个赢得“不朽声名”的故事和身份，就必须不仅冒着生命危险，而且要像阿基里斯（Achilles）那样，明确地选择短命和速死。一个人只有在他达到他行动的顶点之后就不再活着，才能确定无疑地成为他自身身份的主人，真正主宰他可能的伟大，因为他回避了他开创的行动的可能后果和后续影响，退入死亡当中。阿基里斯的故事之所以有典范性的意义，是因为它以极精练的形式表明了eudaimonia只有以生命为代价才能获取，只有放弃了生命的延续（在其中我们零零碎碎地彰显自己），在一个伟业中浓缩整个人生，从而让行动的故事和生命本身同时达到终点，一个人才能确信得到了eudaimonia。而且即使阿基里斯也仍然要依赖讲故事人、诗人或历史学家，没有他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空虚的；不过他是把他行为的全部意义亲手交到叙述者手中的“主人公”，从而是最出色的主人公和英雄，仿佛他不仅实现了他的生活故事，而且同时“创作”了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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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特质，我自认不具备，随手便能罗列。我从来都不美。我从小被教导，长相不重要漂亮的外表甚至是不好的，会引诱出虚荣和愚蠢。但对女人而言，这其实是个谎言。如果我长得漂亮，我未必会更快乐，但一定会变得更重要。也许如果我长得丑，我也会变得更重要，因为笨拙的身体会逼出一种笨拙的个性来保护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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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能有幸在身体还行时一跤摔死，就像我舅舅和堂姐一样（这种幸事只能想想，完全靠不住），那很可能最后就得住老人病房了。幸运的是，如果一个景象太过于灰暗，人的脑子往往会本能地拒绝想象。也不是刻意不想，而是无法想。不管会发生什么，都必须经历，所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我已周密评估了自己对死亡的态度，看起来也就是这样了吧。最后的悲惨岁月，大概几周或几个月（希望不是几年！）无法照顾自己，这种日子如此不快，怎么度过又有什么关系。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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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觉得，作为作家，并不一定非要对某个出版社忠诚。因为出版作品只为赚钱，如果一个出版社尽心编书，自然会赢得作者的感激之情，但并不意味着应该就此建立有约束力的忠诚度。有些情况下这种约束确实存在，比如忠于家庭；但如果你效忠的对象背叛了你，这事就会变得有点愚蠢。比如你的兄弟是个杀人犯，这时你还排除万难地与其站在一起，在我看来总有点大脑进水。期望不对等的忠诚，这种观念全无实际意义，无非是想取悦世袭体系里的老大罢了。夫妻关系里，我觉得善意和体贴才是最重要的，而性的不忠未必会导致这种关系终结。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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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定会对她的勇气充满敬畏，但我却怀疑爱丽丝自己会不会将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视为一种德行。因为她将自己与妹妹做过一个对比，她说妹妹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在这里，“天生”是关键词。她们姐妹俩天赋的气质，就像老天给她们不同颜色的头发一样偶然。对不幸深感痛苦的敏感，也许在一个人生命力活跃的岁月非常有用，但前提是它有时确能在永无休止地与人性“坏的一面”艰难作战时成为必要的能量。但当你老了，当你的关注点已经变成如何挨过每一天才能将痛苦降低，对别人叨扰更少，此时，这样的性情只会成为负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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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出来后，阿姨决定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出来工作。她让老伴辞去在车库的清洁工作，代替她去照顺孙女。这一系列决定，阿姨做得丝毫不拖泥带水。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如此“深圳”，讲究效率，务实，用最实用、最划算又最经济的办法解决家庭矛盾，维护利益与平衡。这种用市场经济解决家庭问题的方式，反而使双方都获得了自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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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们都充当了共犯。当我们在报纸、电视纪录片和互联网上重复讲述公认的开膛手传奇时，当我们不去质疑故事的来由和出处、不去考虑故事所基于的证据或假设是否可靠，就把它教给学校里的孩子时，我们不仅延续了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纵容了那些最为卑劣的暴力。只有让这些女性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我们才能让开膛手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闭嘴。通过允许她们说话，通过试图理解她们的经历，并看到她们作为人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同情交还给她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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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的同胞，全都去掉了那种讨厌的“好奇”恶习，那么，我们的生活将可以避免多少麻烦；可惜，事实却偏偏不是如此。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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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迎祥到李自成，在这一支农民军中有一个好的传统：遇到重大的问题就召集众将领一起商议，谁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李自成的作风比高迎祥还要出色。他总是静静地听大家发言，自己很少做声；直到大家把意见说得差不多了，他才把大家的好意见挑出来，加以归纳，作出自己的最后决定

——姚雪垠《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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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有的全是悲伤沉痛的回忆；我的艰苦岁月的故事要开始了。也许就是因此我的笔才动得慢起来，好像不愿往下写似的。也许，就是因此，我才那么恋恋不舍地、怀着那样的爱回忆起幸福的日子里我那微不足道的生活中最小的细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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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确是个还东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理性不过是理性罢了，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可是愿望确是整个生命的表现，即人的整个生命的表现，包括理性与一切搔耳挠腮。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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