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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咻咻咻
生命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目的

广州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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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因渴望过去而可能影响灵魂，这种怀旧尽管透着悲伤，但不会扰乱心灵的平和，因为它所关注的事我们无力改变之物。相反，意愿自我渴望而不回顾，他所处理事物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其实现无法确定罢了。由此而来的紧张，不同于可能伴随着解决问题的活动的那种相当刺激的兴奋，在很可能处于骚动边缘的灵魂中造成不安，如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一旦发现意愿和能力不是一回事，这种恐惧与希望的交织就变得不可承受。要克服这种紧张，只能通过行动，即完全放弃心灵的活动；从意愿到思考的转变产生的无非是意愿的暂时瘫痪，就像思考到意愿的转变被思我认为无非是思考活动的暂时瘫痪一样。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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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生活（vita activa），人积极投身于做事情的生活而言，总是扎根在一个人和人造物的世界当中，绝不能离开或超越它。物和人共同组成了人的每种活动的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活动就是无意义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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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既然对食物的需求在生命过程本身中有无可辩驳的现实基础，那么显然，纯粹主观性的饥饿折磨要比“虚荣”（霍布斯以之来称呼对公众赞赏的需要）更为真实。可是，即使饥饿之类的需求出于同情的奇迹而被他人分担，其脆弱的程度也不足以使它们建立起任何一个类似共同世界那样稳固和持久的东西。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现代世界缺乏对诗和哲学的公众赞赏，而是这种赞赏不足以构成一个让事物免于时间的毁灭的空间。相反，在现代世界中，公众赞赏空洞地、每天以越来越大的数量被消费着，以至于货币酬劳这个最空虚的东西反而显得更为“客观”和真实。P37-3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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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要么变成认识论者，关注一种科学家不需要的关于科学整体的理论；要么变成黑格尔确实希望他们成为的一时代精神的喉舌，时代的普遍情绪透过哲学的清晰概念而得到表达的传声筒。无论是关注自然还是关注历史，哲学家都在试图理解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的事情，并试图与之和解。显然，哲学比人类事业的其他领域都更多地遭受了现代性的磨难；很难说它的磨难是更多的来自这个几乎自动崛起的，其地位完全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的活动，还是更多的来自传统真理的丧失，即作为我们整个传统基础的真理概念的丧失。P23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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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由人选择的三种生活方式，自由，即完全从生存必需性和生存必需性所从出的关系中摆脱出来。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排除了所有主要目的在于维生的生活方式——不仅包括劳动的生活（劳动是奴隶的生活方式，为了活命，他忍受必然性的强迫和主人的统治），而且包括自由的手艺人的制作生活和商人的敛财生活。简言之，任何人自愿地或非自愿地为了他全部或暂时的生存，丧失了他运动或活动的自由倾向，就都被排除在了自由生活之外。而另外三种生活方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关注“美”，即关注既非必需又非单纯有用的东西，在享乐生活中，美的事物是用来消费的，在致力于城邦事务的生活中，卓越产生了美的行为，在探索和沉思永恒事物的哲学家生活中，永恒的美既不会因为人们的交往而生成，也不会因为人们对它们的消费而改变。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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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名言”暴力是每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即暴力孕育了历史和政治的所有变革的看法，只是对整个现代所持信念的概括，并且引出了这个时代最核心信念的推论，那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正如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一样。确实唯有现代把人首先定义为技艺人，一个工具制造者和物的生产者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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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的理解不同，言辞的伟大不是因为表达了伟大的思想；相反，正如我们从《安提戈涅》的最后几行中得知的，也许正是这种以“伟大言辞”去回应可怕打击的能力，最终教给人年老的智慧。思想与言说相比是次要的，言说和行动则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类型；这一点首先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要以言说来进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只有纯粹暴力才是沉默的。因此，暴力永远都不会伟大。即使在古代相对晚期的时候，战争和言说的艺术（修辞）作为两种基本的政治教育科目，其发展仍然受到更古老的前城邦经验和传统的激励，并始终隶属于这个传统。亚里士多德对人作为“政治存在”的定义不仅和家庭生活中体验到的自然联系无关，甚至与之截然对立；要充分地理解这个定义，就要加上他关于人的第二个著名定义：作为一个“能言说的存在”。这个短语在拉丁文中被译作“理性的动物”，如同前一个短语被译作“社会的动物”一样，都造成了根本的误解。对他来说人的最高能力不是逻各斯，即不是言说或理性，而是奴斯，即沉思的能力，沉思的主要特征恰恰是它的内容无法诉诸言辞。在他这两个著名定义中，他只是要表达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通行意见。据此意见，城邦之外的任何人——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他们不是丧失了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说获得了意义，并且唯有言说有意义，所有公民主要关心的是彼此交谈。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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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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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 ，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艾希曼认识的最伟大的犹太“理想主义者”是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从匈牙利运送犹太人期间，艾希曼同他进行过磋商，并且达成协议：艾希曼同意让几千犹太人“非法”离境、转移到巴勒斯坦（火车事实上由德国警察监管），条件是把集中营里的数十万犹太人“安静有序”地转移到奥斯维辛。几千位声名卓著的犹太人和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这一协议而得救。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最好的生物材料”。卡斯特纳博士，按照艾希曼的理解，为自己的“理念”牺牲了犹太同胞，乃理所应当之事。本雅明·哈拉维法官，艾希曼审判的三位法官之一，曾经主持过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审判。当时，卡斯特纳就与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合作一事为自己辩护；在哈拉维看来，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魔鬼就站在审判席上，可魔鬼到头来竟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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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相信，人一旦熬过了青春期的挣扎，对性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就会取决于其他因素，而非他所接受的“性教育”，例如，取决于想象力、诚实、温柔，以及对别人的共情能力——这些才是真正该让人操心的事，而不是小孩子满怀激情地在字典里查找粗话或从钥匙孔里偷窥这类小小的调皮行为。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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