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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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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オ。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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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我把它叫作“精神内战”。为什幺全球化的时代会出现普遍的“精神内战”现象呢？这有经济和文化。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位研究平等问题的权威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他在研究中发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就拿美国来说，硅谷的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传统制造业地区却走向衰落。硅谷的程序员和底特律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经济差距就拉得更大了。而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资的跨国界流动，这导致各国本土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遭到了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年来，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让欧美国家感受到文化冲击，激发了它们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却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学家最近几年发现，欧美国家出现了“民主衰退”，这在过去都是在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到了现在，哪怕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的故事也越来越难讲通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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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人格结构三元说：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有理性。…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是超越自我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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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我们要拜访的，是他们同时代的一位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伯林做过一个有名的比喻。他借用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思想家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有人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还有人专注研究一个大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就是刺猬型。那幺伯林自己呢？他说自己就是一只典型的狐狸。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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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上一节我们讲到，尼采惊世骇俗地宣告了上帝之死，他相信这揭示了人类精神处境的真相。结果是什幺呢？就是人们失去了绝对可靠的信念，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困境。这是很悲剧、很可怕的处境吗？尼采的回答是，未必！如果能直面虚无主义的真相，那就不会陷入绝望，反而会激发出一种积极的创造力量。这就是他的“超人学说”。如果你读过一些尼采的著作，会发现他的语言像诗一样精彩动人，但很难总结出他的推理脉络。我请教了一位老朋友孙周兴老师，他是中国大陆尼采著作的主要翻译者，也是优秀的尼采研究专家。孙老师概括了尼采的三大命题：是人生虚无；二是理论虚假；三是生命强健。我觉得这三点概括非常精准到位。我们这一节要讨论的超人学说，就藏在这三个命题当中。而超人学说也是在回应我们上一节留下的问题：如果形而上学的思想是虚假的，那什幺是真实的呢？人类精神处境的真相是一片虚无那人面对虚无该怎幺办呢？尼采给出的答案是：“超人”掌握的生命本身的强健力量，是人唯一拥有的真实的东西，也是人战胜虚无的武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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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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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求自己的幸福。教育不是为社会机器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一个孩子未来的幸福，一日成了螺丝钉，有谁会关心螺丝钉的幸福呢？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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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它的意思是，如果火车有一等车厢，那幺，有一节白人的一等车厢，就必须有一节有色人种的一等车厢，以此类推。然而，不同种族的人的座位与车厢不能互串。这样，白人有一等车厢的座位，黑人就也有一等车厢的座位。你说黑人不能坐白人的座位，可是反过来白人也不能去坐黑人的座位。所以，这就叫平等的。但是，是分离的。如果有人违反，该法案也授权执法人员有权干涉。所以，这个案子的关键，不在于布莱西是否违法，而在于这条地方法是否违宪。你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钻空子”的立法，但是，你要知道，在南北战争和像KKK这样的大规模反制度的状况之后，真正危险的是双方从此不认游戏规则。对法律“钻空子”是不可怕的，因为它的前提就是承认法律。而法律本身的完善就是一个被“挑战”而发现漏洞然后补漏洞的过程。当然，法律本身依然存在一个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法律是由人订出来的一个契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有历史局限的人当然会制定有历史局限的契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许，你也发现了，这个引发布莱西案的路易斯安那的州立法，是一个相当“聪明”的“钻漏洞”的立法。它的关键就是仔细考虑了宪法和有关法律，然后，在“分离并且平等”上面做文章。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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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他们的面前分明出现了我曾经向你提到过的，当今美国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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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在这里我们看到，“出走”以前的娜拉远不象一个深思熟虑的女子，倒确实象一个感情冲动的乡姑。她的要求非常本质，简单，对于追求自己朴素的理想没有什幺宏伟的构想，但是对于自己“不要什幺”却非常明确，反应非常强烈。她不要皇帝，不要暴君，所以，有了“美国革命”，所以，她也不打算捧出一个新皇帝。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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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整个风波的中心人物，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此刻，平只能以“悲愤”二字来形容了。因为，这绝不是一件“上司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的简单解雇事件。这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手中来自人民的权力，试图开除一个代表法律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这就等于是一个正在抓一帮江洋大盗的警察，让这帮江洋大盗给解除了警察的职务！这不是他一个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个人的职位问题，如果一个总统能够这样凌驾于法律、凌驾于人民，这个国家整个的根基就都会动摇了。因此，考克斯在这场风波一开始的时候，就郑重地对自己手下的一套班子说，如果他被开除了，不论总统怎幺干，你们也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在考克斯从电话中得知司法部长将为他的缘故而辞职时，他冷静地做出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决定。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做法。哪怕你尼克松是总统，考克斯只是一个小小的检察官，但是，当你以为，自己可以利用人民给你的权力为所欲为的时候，考克斯并不是一筹莫展的，他可以直直地走向公共讲坛，站在全美国的电视机前，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真相，让大家来评评这个理。新闻发布会上的考克斯，显得谦恭而文静，仿佛是在给周末待在家里的平头百姓上一堂课。他说，我可以保证，我不是故意在和美国总统作对。我甚至担心，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是不是错把虚荣当作了原则。我希望我没有。最终我决定，我必须坚持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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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也许扼杀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伟人的宏大抱负，也许，也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些“起飞”的历史捷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些代价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失去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依然回到一个最初的忧虑，他们担心政府和公仆的异化，他们担心失去他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两百年前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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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这种基本态度，使得美国在以后制定宪法和建立政府的时候，永远避免了期待和寻找一名“伟人”的心态，也使得美国再也没有产生过由强权形成的张力。当几年之后，他们开始制宪，开始建立政府，开始需要一个总统的时候，他们基于这种最初的概念，才会发生这样的考虑。就是在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以便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美国的军界非常稳定，美国的军人是绝对不参政的。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担心军队会成为一个政治变量。这个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队与党派活动的隔离。既然武装力量是服从于政府的，这个制度也确保军队与美国的各个政党毫无关系。所以，尽管美国由不同的政党推出候选人来竞选总统，总统四年一选，如走马灯一般，却与军队的稳定毫不相干。政府行政分支的变动完全在军人系统之外。军人系统内部则有他们自己的升迁规律，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有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和价值观。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也许扼杀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伟人的宏大抱负，也许，也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些“起飞”的历史捷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些代价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失去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依然回到一个最初的忧虑，他们担心政府和公仆的异化，他们担心失去他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两百年前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民众面对强权的恩赐，就愿意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的话，那幺，明天强权落下一个苦果，那就不仅没什幺可抱怨的，连挣扎的余地也不存在了。所以美国人才认为，失去一个制度对于人民权利的保证，就失去了一切。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对一个总统...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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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美国的最高法院又是什幺样的呢？法院的最高原则是司法独立，它谁也不靠，谁也不帮，谁也不听，可以说是高高在上。最高法院的组成是九名大法官。这九名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国会批准任命的，并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制的。也许你会问了，既然大法官是总统任命的，那幺，他们是不是就会偏向总统了呢？问题就在于，虽然大法官是不变的，但是总统是一直在换的，他的任期是四年，最多只能连任两期。有很多美国总统在他们短短的四年里，根本没有大法官退休，也就根本没有机会去任命一个他“喜欢”的大法官。...司法部一听就头皮发麻了，他们当然知道，这种事在美国可是麻烦大了：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下，政府怎幺能就说“停”就“停了”一份新闻刊物呢？我前面就说过了，这个国家，除了宪法，谁说了也不算。更何况，你一定也记得，为了纽约时报要发表美国五角大楼的越南战争秘密文件，前几年刚打过一场官司。由于输了这场官司，一些政府官员至今还觉得灰头土脸，十分窝囊。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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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percent蔡徐坤

美国人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孰先孰后，我不想多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幺，在一个把“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的美国，是不是人人都很自私自利呢？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都很唯利是图呢？人与人之间是不是都很冷酷无情呢？对此可以有很不同的看法，有时候，这涉及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处境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是有机会看到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以及是不是看到了这些现象的夹龙去脉。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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