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花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飞花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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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让他觉得难过的地方，其实是两人之间的秘密愈积愈多、愈积愈厚，昔日畅所欲言、无所不谈的坦率感受愈见稀薄，他怀念那些拉车的夜晚，一前一后，一尊一卑，那才各有自由。陆南才逐渐相信，人与人若想长久相处，最好是由一方压倒一方，一旦有了对等的地位，自由反而烟消云散。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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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Wing介绍，国内现在开始大量引进美国现有实证支持的干预技术，孤独症谱系障碍孩子的康复希望越来越大。Wing 所在的医院正在着手引进翻译一套依据关系框架理论和语言行为原理，适合2—18岁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评估的系统：PEAK。我做好了陪伴树儿长期进行干预康复治疗的心理准备，与孤独症的抗争是终身的，至少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是如此。

——朱矛矛《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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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古老定义获得了一种可怕的精确性：在人丧失了共同感（由于它，人的五种动物性感觉才与一个对所有人共同的世界相应）之后，人类确实变成了能够推理，“根据结果计算”的动物。P22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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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惬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一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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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的存在与行动合一的特殊关系，似乎充分地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z0 on politikon）最早被译作社会动物（ animal socialis）是有道理的。这个翻译在塞涅卡那里就已出现，后来经由托马斯·阿奎那，变成对亚里士多德名言的标准翻译：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即社会的（ homo est naturaliter politicus，idet， socialis[2。不过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有说服力的是，“社会”一词对“政治”一词的无意识取代，已经暴露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希腊原初对政治的理解。因为有意思（但并非关键性）的是，“社会”一词起源于罗马，在希腊语言或思想中都找不到一个与之对应的词。不过拉丁语 societas的用法最初有着虽有限却清楚的政治含义：它表示人民之间为了一个特定目标而结成的联盟，比如一群人为了统治另一群人而组织起来，甚至为了24犯一桩罪行而组织起来。3只是随着后来人一类社会（ societas generisiuma概念的出现，“社会”这个词オ开始获得它作为一种基本人类状况的一般性意义。不是说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无视人不能在人群之外生活的事实，但他们不把这一状况视为人特有的特征；相反，由于它是人的生活与动物生活共有的方面，从而本质上就不是人的特征。人类种群纯自然的社会联合被认为是生物生命需要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无论对于人类动物还是对于其他动物生命形式来说，都是相同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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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行动从它所开启的过程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中解救出来，不能依靠另一种或许是更高级的能力，而要依靠行动自身的一种潜能。对于不可逆性的困难，即尽管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出路和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的能力。而对于不可见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拯救，则包含在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中。这两种能力互为从属，因为宽恕用来取消过去的行为（过去的“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一代新人的头上），而以诺言方式约束自己的承诺，则用来在不确定的海洋（这个不确定的海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未来）上建造一些安全岛屿，否则在人际关系中间就不存在任何长久的，更别提持存的东西了。（18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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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其他动物物种来说是其存在本质的生命，对人却变成了一个负担，因为人内在地“抗拒（生命的）空虚无益”。因为生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的，而没有哪个所谓的“崇高欲望”具有同样程度的紧迫性。在现代，奴役变成劳动阶级的社会状况，因为人们感到它就是生命自然状况本身。奴役生活无处不在（Omnis vita servitium est）。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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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整体确实没有得到有序组织，没有领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在紧要关头也没有一个流亡政府作为同盟国的代表，没有武器库，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青年。不过，真相是，无论在地方还是国际上，都存在犹太社团组织、犹太党派和社会福利组织。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任何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450万到600万之间。（按照佛弗洛伊迪格的估计，假如他们不听从犹太委员会的安排，那么会有将近一半的人得以自救。这当然只是一个推测，却跟我们从荷兰方面得到的数据对上了，这真是讽刺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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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那些荷兰犹太人的命运，就会很容易发现问题的答案。那些荷兰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老犹太区袭击了德国安全警察支队。作为报复，四百三十名犹太人被逮捕、被刑求致死。他们首先被运到布痕瓦尔德，后来到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几个月下来，他们受尽折磨，每个人都慕奥斯维辛甚至里加和明斯克的同胞。有许多事情比单纯的死亡更可怕。党卫军负责让这一点铭刻在受害者的记忆力和想象力之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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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1 早在德国本土遭遇战争恐怖之前很久，杀人灭绝机器就已被提上日程并经过了精心打磨。无论是在捷报频传的岁月，还是节节溃败的战争末期，其错综复杂的官僚机制都始终如一地精确运转。起初，当人们可能还有良知的时候，担任指挥角色的精英层，尤其是高级党卫军军官几乎没有人倒戈或变节；只有当德国战争败局已定时，他们才开始冒头。另外，这些背叛的规模从来就没有大到推翻纳粹杀人组织的程度；并且，这些个人行为并非出于怜悯，面是贪腐；背叛纳粹不是出于良心发现，而是希望在苦日子到来之前积一些钱财和人脉。P122 如艾希曼所述，最有力的良心安慰剂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看不到哪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真正反对“最终解决”。在占领须土上建立伪政府的同时，总是伴生着一个犹太中央组织；我们随后还会发现，纳粹未能建立傀儡政权的地方，便无法获得犹太人的合作。尽管伪政府的成员通常来自反对党派，但犹太委员会成员原则上都是当地声名显赫的犹太领袖，纳粹赋予他们很大权力，直到他们自己也被火车带走。P131 不过，真相是，无论在地方还是国际上，都存在犹太社团组织、犹太党派和社会福利组织。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何种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之间。P133 我们这里只需顺便提一下德国国内所谓的”内心流亡”。那些人大都供职于第三帝国，甚至有的身居高位；而在战争结東之后，他们告诉自己和整个世界，他们一直“从内心反抗”纳粹专政。此处的间题不是他们是否在说谎，而是，在这个被重重秘密包裹的希特勒政权下，“内心反抗”竟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在纳粹的恐怖形势下，这几乎成了心照不宣之事。有一位著名的“内心流亡者”，认为自己刚正不阿。有一次...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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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拉克尔在论战的早期就曾写道，阿伦特被攻击的原因，与其说是她说话的内容，倒不如说是她说话的方式。当她指出备受敬仰的犹太大拉比、柏林犹太委员会主席莱奥·贝克是“犹太元首”（她在第二版中用到了这个说法）时，语气之无礼已经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她的笔法总是咄咄逼人、狂妄不羁，语气充满学究范儿，盛气凌人。她特别爱说似是而非的话，她的讽刺挖苦与讨论大屠杀显得格格不入。她的讥讽往往弄巧成拙。阿伦特传记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慧眼看出，阿伦特提出了真正的道德问题，却用不必要的讽刺（也许还有肆无忌惮）而令问题变得晦涩难懂。她一而再地说，自己掌握“客观”与真相，而且不只是真相，还是“全部真相”，比如“全部真相本来是”、“全部真相在于”。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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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编辑工作确实扩大和延展了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怀感激。它让我每天有事可干，能赚来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它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它也不断验证了关于出版业的一句老生常谈：你一定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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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简·里斯前四部小说的读者，没人会认为她擅长生活。但要是没见过她本人，你也不会知道她不擅长到什么程度。20世纪50年代初期，弗朗西斯·温德姆＇向我推荐了她，当时他是这些小说为数不多的崇拜者之一，于是我从1957年开始与简通信，但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与她见面，因此我在她饱受困难折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帮上她任何忙。也许这还不是她最糟糕的时候，她经历的最黑暗时期应该是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三年。当时她和第三任丈夫、退休海军军官马克斯·哈默住在肯特郡的贝肯汉姆，花光了所有积蓄，马克斯在绝望中还陷入了深深的麻烦，试图通过欺诈手段获得金钱，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在那场噩梦中，简得了抑郁症，每天将自己灌得醉醺醺的，什么也干不了，状态非常糟糕，最后自己也多次在法庭出出进进，还人狱过一次。我们刚联系上时，马克斯已经服完刑，他们悄悄地搬到了康沃尔，住过几处条件极其简陋的住所，那时已经不是最低谷了，但在重新成为作家之前，还有九年非常艰难的日子等着她。她向来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但在1939年，她的第四部小说《早安，午夜》问世时，她在文学界已经广为人知了。战争开始后，很多人都“消失”了，他们被从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带走，加入部队或从事战争相关的工作。当时简跟着第二任丈夫离开伦敦，他去世后，她就和马克斯一起滑入了新的不幸中，和以前的熟人失去了联系，也变成了一个“消失之人”。弗朗西斯想知道她发生了什么，有人告诉他，简在塞纳河淹死了，还有人说她喝酒喝死了。这些情况，就是人们构想的她可能遭遇的命运。最后还是BBC找到了她，当时他们正准备播出由女演员塞尔玛·瓦兹·迪亚斯制作和表演的《早安，午夜》的改编版，在广告中，提到“已故的简·里斯”，她对此做出了回应。得知此事后，弗朗西斯写信给她，她回复了，说自己正在写一本新书。受弗朗西斯和我的热情感染，安德烈·多伊奇同意我们以25英镑的价格购买预览该书的期权。...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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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现在，年纪大的女人若打扮得像十六七岁的少女只不过是显得有点愚蠢滑稽罢了。我（70多岁）已经拥有了祖母辈的女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选择自由。我去莫里斯百货公司购物时曾经穿着稍微出格，还担心人们会不会看见我就扬起眉毛呢，结果却发现，就算我穿比基尼出来也不会有人眨一眨眼的。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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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怕死。”妈妈过去总这样说，还以平静的口气讨论身后事，以此表示她确实比大部分人不怕死一一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但她往往会接着再说一句话，说得太多，都成陈词滥调了：“我只是怕死亡的过程。”当死亡近在眼前，这话变得令人毛骨悚然地真切。我的母亲并不害怕自己死掉，但当她因心绞痛而无法呼吸时，她真的很害怕。我也不怕她死掉，可我非常害怕她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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