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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蹦儿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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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非被对名利和光鲜亮丽的文坛生活的渴望所驱使，而是因为坚定期盼将时间花费在她真正享受且确定自己真正擅长的工作上。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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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曾在牛津高中和诺丁山高中给女学生上过一段时间课，不久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查尔斯·牛顿爵士。牛顿爵士当时负责管理大英博物馆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物，对性格开朗的哈里森印象深刻，就邀请她来文物室为前来参观的年长的女士们做讲解员。哈里森很快开始通过“巡回讲演”谋生：接下来十年间，哈里森为了向公众重现古时的节日、舞蹈和祭祀，设计了近似戏剧的表演剧，在全国巡回展演。表演时，哈里森会穿上缀满亮片的缎袍，戴上埃及珠串，披上光耀夺目的披巾，演到情节紧张时，她会将披巾从肩上抖落下来；她会特意将灯光调暗以模拟夜间神秘的崇拜仪式，她会说珠玉般流畅、清脆、响亮的希腊语。有一次，为了展现俄耳甫斯教入教祭祀仪式，她还安排了两位合作演员躲在观众席后方击奏“吼板”，这样观众就会听见一种怪异的声音，却看不见声音从哪儿传出来。1891年，《帕尔摩报》描述道“在过去十年中，通过亲自设计的巡演，这位女士以一己之力恢复了大众对希腊文化的兴趣”。虽然收获了如潮的大众赞誉，哈里森依旧没能获得机构认可。1889年，《妇女便士报》采访哈里森，问及女性身份是否对其职业发展造成阻碍。从不希望被人同情的哈里森否认了这一点：“在这一领域，女性的身影目前尚不多见。我侥幸位列其中，也仅仅是在职业声望上有一些知名度。”就在采访前一年，哈里森曾申请接替查尔斯·牛顿担任伦敦大学学院古典考古学的耶茨教授职位，但在最后阶段被学院拒绝了。尽管推荐名单上赫然列着整整一长列国际考古学家、学者和博物馆负责人的名字，学院委员会中有两位成员最后还是在文件上表明“伦敦大学学院内由女性来担任教职并非为人所乐见”。1896年，她再次申请该教职，依旧遭到拒绝。这一回，委员会毫无讽刺之意地表示，除了在纽纳姆学院的教育经历，申请人“未曾有同等机会扎根于各个学术分支机构深入耕耘”。委员会的某位成员更属意他之前的学生欧内斯特·加德纳，私下透露哈里森已经出局。伍尔夫在小...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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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安妮的重大时刻。她得到了一个机会，让自己的人生获得成功，完成社会对她的所有期待：不仅仅做家中的帮手，而且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成为女主人，最重要的是，成为妻子和母亲。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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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很安静，下着雪，雪几乎是直直地落在地上，给人行道和寂寥无人的街道都铺上了一层雪垫。一个路人也没有，什么声音也听不见。灯笼落寞、徒劳地闪烁着。我跑了两百步左右跑到了十字路口，然后停了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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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一句话说完，也许，这些事大家都在做，但是为什么偏偏在我最清醒地意识到根本不应该做这种事的时候，我却偏要去做这种事呢？我越是认识到善和这一切“美与崇高”，我就会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淖以致完全不能自拔。但是关键在于我身上的这一切似乎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好像理应如此。似乎这倒是我最正常的状态，而绝对不是一种病，也不是中了邪，因此到后来我也懒得再跟这种邪门的事作斗争了。最后，我差点要相信了（也许，还真相信了），这正是我的正常状态也说不定。然而起先，开始的时候，在这斗争中，我吃过多少苦，受到多少罪啊！我不相信别人也会这样，因此一直把这当作一件秘密隐藏于心，隐藏了一辈子。我感到羞愧（也许，甚至现在也感到羞愧）；以致发展到这样一种状态：常常，在某个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强烈地，意识到，瞧，我今天又干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无法挽回了一这时候我竟会感到一种隐蔽的、不正常的、卑鄙的、莫大的乐趣，然而内心里，秘密地，又会用牙齿为此而咬自己，拼命地咬，用锯锯，慢慢折磨自己，以致这痛苦终于变成一种可耻而又可诅咒的甜蜜，最后又变成一种显而易见的极大乐趣！是的，变成乐趣，变成乐趣！我坚持这一看法。我所以要说这事，是因为我想弄清楚：别人是否也常有这样的乐趣？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这乐趣正是出于对自己堕落的十分明确的意识：是由于你自己也感到你走到了最后一堵墙；这很恶劣，但是舍此又别无他途；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即使还剩下点时间和剩下点信心可以改造成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意去改造：即使愿意，大概也一事无成，因为实际上，说不定也改造不了任何东西。而主要和归根结底的一点是，这一切是按照强烈的意识的正常而又基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直接产生的惯性发生的，因此在这里你不会改弦易辙，而且简直一筹莫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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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甚至都敢在自己受屈辱的感情中寻找乐趣，难道这人能够，难道这人能够哪怕或多或少地尊重他自己吗？现在我说这话并不是出于一种令人作呕的忏悔。再说，一般说，我也最讨嫌说什么：“饶恕我，神父，我以后再不了”——倒不是因为我不会说，而是相反，也许正因为我太擅长这样说和这样做了，而且还是此中高手！常常，我甚至毫无过错，却偏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落进这一怪圈。这就让人太恶心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而且会深受感动，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当然，我这是在欺骗自己，虽然我根本不是假装。这时不由得让人恶心……这时甚至都不能怪罪自然规律，虽然这自然规律经常欺负我，欺负了我一辈子，更甚至于其他事物。想到这一切都让人恶心，再说回想这事本身就够恶心的了。要知道才过了区区一分钟，我已经在恶狠狠地想（这是常事），这一切都是假的，假的，令人恶心的虚情假意，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忏悔呀，所有这些感动呀，所有这些发誓和立志悔改呀，等等，都是假的。你们可能会问，我这样装模作样地糟蹋自己，折磨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回答：为的是无所事事地坐着太无聊了；于是我就矫揉造作一番。没错，正是这样。诸位，最好你们留意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时候你们就会明白真是这样。我自己给自己编造了一套奇异的经历，自己给自己编造了一套身世，以便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我曾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比如说吧，摆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并不是因为出了什么事，而是存心要这样；因为，你自己也知道，常常，这气生得毫无道理，可是却故意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以致后来把自己弄得，真的，还当真生气了。我这辈子不知道为什么还就爱玩这套把戏，以致到后来我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了。有一回我还自作多情地爱上了一个人，甚至发生了两次。诸位，告诉你们吧，我当时很痛苦。我在心灵深处也不相信我会感到痛苦，我暗自嘲笑自己，可是我毕竟很痛苦，而且还是真正名副其实地痛苦；我嫉妒，我怒不可遏……而一切都是因为无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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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但是真要达到了目的，他又不十分喜欢了，这当然非常可笑，总之，人的天性就是滑稽可笑的；在这一切当中显然也就包含了某种滑稽的闹剧。但是二二得四——毕竟是个令人非常受不了的东西。二二得四——要知道，在我看来，简直是个无赖。二二得四，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两手叉腰，当街一站，向你吐唾沫。我同意，二二得四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既然什么都要歌功颂德，那二二得五——有时候岂不更加妙不可言吗。你们为什么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地相信，只有正常和积极的东西——总之，只有幸福才对人有利呢？对于什么有利什么不利，理智不会弄错吗？要知道，也许，人喜欢的不仅是幸福呢？也许，他也同样喜欢苦难呢？也许，受苦与幸福对他同样有利呢？有时候一个人会非常喜欢苦难，喜欢极了，而且这是事实。这事用不着到世界通史中查证；问你们自己就行了，只要你们是人，而且多少活过一把年纪就成。至于问我个人的意见，那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只喜欢幸福，甚至有点不成体统似的。不管这样做是好是赖，反正有时候毁坏某种东西也会感到很愉快。要知道，说实在的，我在这里并非主张苦难，但我也不主张幸福。我主张的是……随心所欲。而且主张，当我需要随心所欲时，我随时都有随心所欲的保障。比方说，在轻松喜剧里就不允许有苦难，这我知道。在水晶宫里，它更是不可思议：苦难，这就是怀疑，这就是否定，如果也可以怀疑水晶宫，还算什么水晶宫呢？然而我还是深信，一个人绝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即绝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痛苦——要知道，这是产生意识的惟一原因。起初我虽然说过，在我看来，意识乃是人的最大不幸，但是我也知道，人喜欢意识，绝不会用它来交换任何满足。比方说，意识比二二得四就高明得多。在二二得四之后，当然什么也做不成了，不仅无所作为，甚至也不需要去了解什么了。那时候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堵住自己的五官，沉浸于内省之中。嗯，可是在进行意识活动时，虽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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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在未来大家都很理智的情况下，突然无缘无故地出现了一位绅士，相貌粗俗，或者不如说，相貌刁顽而又满脸嘲弄，他两手叉腰，对我们大家说：怎么样，诸位，咱们好不好把这整个理智一脚踢开，让它化为乌有呢，我们的惟一目的就是让这些对数表统统见鬼去，让我们重新按照我们的愚蠢意志活下去！这还没什么。但可气的是他肯定能找到追随者：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最无聊的原因造成的，而这原因似乎都不值得一提：这无非是因为一个人，不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谁，都喜欢做他愿意做的事，而根本不喜欢像理性与利益命令他做的那样去做事；他愿意做的事也可能违背他的个人利益，而有时候还肯定违背（这已经是我的想法了）。纯粹属于他自己的随心所欲的愿望，纯粹属于他自己的哪怕最刁钻古怪的恣意妄为，有时被刺激得甚至近乎疯狂的他自己的幻想——这就是那个被忽略了的最有利的利益，也就是那个无法归入任何一类，一切体系和理论经常因它而灰飞烟灭去见鬼去的最有利的利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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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说实在的，我在这里并非主张苦难，但我也不主张幸福。我主张的是……随心所欲，而且主张，当我需要随心所欲时，我随时都有随心所欲的保障。比方说，在轻松喜剧里就不允许有苦难，这我知道。在水晶官里，它更是不可思议：苦难，这就是怀疑，这就是否定，也可以怀疑水晶官，还算什么水晶宫呢？然而我还是深信，一个人绝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即绝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痛苦一一要知道，这是产生意识的唯一原因。起初我虽然说过，在我看来，意识乃是人的最大不幸，但是我也知道，人喜欢意识，绝不会用它来交换任何满足。比方说，意识比二二得四高明得多。在二二得四之后，当然什么也做不成了，不仅无所作为，甚至也不需要去了解什么了，那时候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堵住自己的五官，沉浸于内省之中。嗯，可是在进行意识活动时，虽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即也同样无所作为，但起码有时候可以把自己揍一顿，这毕竟可以使人活跃些。这是倒行逆施，但毕竟比什么也不做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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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如果我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因为懒惰就好啦。主啊，那我会多么尊敬自己啊。我之所以尊敬，正是因为至少我还能够在自己身上拥有懒惰；我身上至少还有一个特点似乎是确定的，是我自己对它有把握的。没有一个人会明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却反其道而行之的，因此，可以说，他是因为必须这样做才去做好事的？哦，幼稚的孩子！哦，纯洁又天真的孩子啊！……有时候人类的利益不仅可能，甚至必须存在于某种情况下希望自己坏，而不希望对自己有利——那怎么办？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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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你们为何如此坚定不移，如此郑重庄严地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正面的东西呢一一简而言之，只有一种幸福オ对人有益呢？在利益的问题上，理性是否出了差错？须知，也许人喜爱的不仅仅是幸福？也许，他也完全同样地喜爱苦难呢？也许，苦难对他来说，也相当有益，一如幸福那样？而人有时会酷爱苦难，酷爱到极点，这也是事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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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唔，居然迷信到还能尊重医学。（我受过足够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迷信。）不，您哪，我不想去看病是出于恶意。您大概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明白。当然，我向你们说不清楚我这种恶意给谁添堵；我非常清楚，我不去找医生看病，决不会对他们造成丝毫危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这样做只会有损于自己的健康，而损害不到任何人。但是我之所以不去看病，毕竟是出于恶意。肝疼，那就让它疼好了，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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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到库瓦尔迪亚。那地方已经认不出来了。在原来是村庄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座城市，有石砌的高楼大厦，还有磨房和水渠。 “善良的人们，我回来了，将在你们这里留下。” “好哇！万岁！新郎万岁I新娘万岁！” “请听完我带来的消息后你们再欢庆吧：查理大帝将库瓦尔迪亚伯爵的爵位授予了我，诸位应当向神圣的皇帝敬礼致谢！”“啊…可是……查理大帝…？真的…” “你们不明白吗？从现在起你们有了一位伯爵！你们将在我的保护之下，不受圣杯骑士们的欺侮。” “嘿，那些家伙早已被我们赶出了库瓦尔迪亚！您看，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唯命是从…可是现在我们懂得了不向骑士也不向伯爵进贡就可以生活得很好…我们种地，盖起作坊、磨房，遵守我们自己的法律，捍卫我们的领土，总之，在向前进，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您是一位慷慨大度的青年，我们没有忘记您曾经为我们出过力…我们希望您留下来…但是以平等的身份…” “以平等的身份？你们不愿意我当伯爵吗？但这是皇帝的命令，你们不懂吗？你们想违抗是不可能的！” “嗨，人们总是这么说：不可能…赶走那些欺压我们的圣杯骑士曾经像是不可能的…当时我们只有剪刀和叉子…我们对任何人都不存有恶意，少爷，对您更不同于一切其他的人…您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您比我们见多识广…如果您留在这里，与我们平等相处而不使用强权，也许您同样将成为我们之中的首领…” “托里斯蒙多，我受尽磨难，不愿再生波折，”索弗罗妮亚揭开面纱说话了，“这些人讲道理，懂礼貌，我觉得这座城市美丽而富庶…我们为什么不设法同他们达成一致呢？” “我们的侍从怎么办？” “他们也都将成为库瓦尔迪亚的公民，”居民们回答，“也将得到他们应有的一切。” “我应当把这位马夫也看成同我一样的人吗？古尔杜鲁连他自己是否存在都不明白。” “他也能学会的…我们过去也不...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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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在车窗上慢慢地流着，小娃扒在窗上，想看清楚外面，伸手去擦，玻璃外侧仍有雨水，他就耐心地看车窗。 “北平哭了。”他忽然大声说。碧初坐在另一边，慌忙站起叫他到这边来。他不肯，又指着窗说：“北平哭了。”三位太太两位姑娘都皱眉，也不好呵斥。北平确是哭了，嵋心想。但她知道不好这样说，拿出画书让小娃看。小娃不看，还望着车窗。北平哭了。古老的、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北平，在日寇的铁蹄下颤抖、哭泣。车站漏水，滴滴嗒嗒，从房顶接出去的一个破旧的铁皮棚不断向下淌水。眼泪从北平的每一处涌出来，滴进人心。什么时候北平能不哭啊？嵋想，也许到我们回来的时候？

——宗璞《野葫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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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学和化学不同，史学并没有那些与民族语言无关的符号系统以供自己使用。史学家都说本国语言，要是他遇到个用外语表述的事物，就得把它译成本国语，如果那个词指的是常见的事物或行为，那么译出来也不会有很大障碍。词汇的“现款”是最容易等值交换的。然而，制度、信仰、习俗之类在特定的社会里起着极大的作用，要将这些词译成另国度的语言难度很大，并且很容易出错，因为，对应的词必须以相似性为前提。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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