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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
在背过脸旳瞬间，谁都猜不到彼此旳表情

广州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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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行船的八年该是我外公最美好的八年，之前，不明白自己；之后须隐藏自己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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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的春季学期起至2019年春季学期止，除开寒暑假除外，我都坚持每周六带树儿参加一个理念引进自法国的名为“亲子开放空间”的公益儿童游戏治疗、心理咨询项目空间。心理咨询师Lisa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她是凌医生的同事，一位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她硕士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临床心理学，很擅长艺术治疗。Lisa的右手佩戴了三枚造型夸张的戒指，个性十足。同时，她也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的心理治疗师，心中好像住着一个小顽童，非常擅长跟孩子玩耍。“我患病服药的事，是不是会对我的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在亲子开放空间里，我问Lisa。“不必太过焦虑这一点。你生下了树儿，你就是她妈妈，就得把她抚养长大。有些孩子的妈妈四肢不全，有的妈妈耳聋眼盲，但孩子还是会认她们当妈妈。全力以赴当妈妈 就行了。”Lisa 教我怎么陪孩子玩，教我怎样从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主动进入树儿的世界。“你是有共情能力的，但你把这种能力关上了，这么做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虽然关上后你可能会感到安全，但这会让你自己封闭起来，失去与外界的联系。据我观察，树儿遇到新的小朋友时会抬手遮住眼睛，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回避未知风险的表现。她已经四岁了，你得慢慢教她去面对陌生的人和事，不能一直这么逃避。树儿还不会跟小朋友玩，她拒绝别人参与她的游戏。在孩子的团体里，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游戏规则，树儿明显无法适应。你需要尽可能多地陪她玩，慢慢引导她去交朋友。”Lisa一边跟树儿玩小手躲猫猫，一边跟我聊，“回忆一下你童年是怎么玩的，然后把自己当小孩，跟树儿玩。”我试着不再孤零零地盘坐，默默观察、留意树儿，而是像其他参与活动的妈妈一样，与树儿一起梳洋娃娃的辫子，戴上动物玩偶手套给她讲故事，逐渐克服自己不自觉地疏离树儿、逃避与树儿玩耍的毛病。最后一次参加亲子开放空间活动，一向给人稳定、温柔印象的Lisa告诉我：“树儿妈妈，我...
——朱矛矛《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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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喜欢活着，但不至于要永远活着。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愉快的同伴——完全不忧郁。疾病会让我非常不快，让我讨厌或更糟。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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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显著的恒久性（permanence），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它们的持存几乎不受自然侵蚀过程的触动，因为它们不是供生物生命使用的，对它们来说，使用绝非它们的内在目的的实现（就像一个椅子在被用来做的时候就实现了它的目的那样），而是它们内在目的的毁灭。因此，艺术品的持存性比其他事物仅仅为了存在所需要的持存性更高级，它可以跨越世代而达致永恒。在艺术品的恒久中，供有死者使用和栖居的人造物的稳固性才获得了它的代表物。没有其他那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的持存表现得如此纯粹和清晰，因而也没有那个其他地方能让物的世界如此壮观地把自身显示为有死的存在者的不朽家园。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终才变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的预告——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以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植物——以及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见，它发生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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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利用《纽约客》委托给她的任务促成了一个机会：在她看来，纽伦堡审判当时并未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而借由艾希曼审判正好可以直面纳粹犯罪的动机。首先是理论兴趣。研究“这场灾难中全部阴森可怖的、在现实中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夹杂任何成文材料的干扰”。如此一来也就触及到了她后来在副标题“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涵盖的基本主题。在她而言，这并不算新鲜事物。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已经给出证据，表明那套罕见的“最终解决”新方案，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政府组织大屠杀”的雏形。这种新在于，它脱离了任何道德维度；同时，实现它不需要外界诱因，也并无可见的目的。在那本书中她指出，纳粹的灭绝体制趋向于在完全无外界刺激的条件下运转，并且把罪行变成了家常便饭。一旦有了这种习以为常，良知的呼唤就成了对牛弹琴。除了想要借助艾希曼审判来检验这类泛泛之谈，她还对审判的历史意义从头到尾进行了审视，并认为审判将会表明，“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犹太人的助纣为虐达到怎样惊人的程度”。这种说法纵然不乏夸张，但并非无凭无据。在对材料进行彻底研究之前，她就已经暗示过，犹太委员会和犹太人组织对执行“大屠杀”负有连带责任。实际上，所有针对她的书的尖锐批评，都是把上面这个观点当作了靶子；即便不是逐字逐句，许多批评者也还是指责她把犹太人写成受虐者，或如犹太宗教哲学家盖尔肖姆·肖勒姆那样，说她对犹太人民缺乏热爱。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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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并未完全披露艾希曼自愿到以色列受审的证据。辩护律师当然会强调这个事实——将被告绑架之后“带到以色列是违反国际法的”。这足以让辩方挑战法庭起诉的资格。尽管检控官与法官均未承认过绑架乃“国家行为”，但也并未否认。他们的理由是，违背国际法这一条只涉及阿根廷国和以色列国，并没牵涉到辩方权利；而且，这种“违背”已经通过两国政府于1960年8月3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而得到“修复”；他们“认定这宗唤起以色列国民行动的事件已经得到解决，纵然这个国家冒犯了阿根廷国的权利”。法庭决定不管这些以色列人究竟是政府特工还是一般公民都无关紧要。还有一点辩方和法庭都没有提及：假如艾希曼是阿根廷公民的话，阿根廷肯定不会如此配合地放弃权利。他在那里用的是假名，于是也就失去了政府对他的保护权，至少作为里卡多·克莱门特（他在阿根廷的身份证上写的是，于1913年5月23日出生在南蒂罗尔的波尔扎诺）是无权的，虽然他已经宣称自己是“德国国籍”。他从未申请过政治避难，其实难民身份也帮不了他什么，因为阿根廷纵然收容了许多著名的纳粹战犯，但这个国家签署了一份国际公约，其中声明犯反人类罪的潜入者“将不被视为政治犯”。这一切都没能把艾希曼变成无国籍者，也没有从法律上剥夺他的德国国籍，但却给了联邦德国一个很好的借口来拒绝对其实施对海外公民的一般性保护。换句话说，尽管有长篇累牍的论证，有那么多先例让人相信绑架不过是抓捕的众多常见形式之一，而实际上，正是艾希曼的无国籍身份使耶路撒冷法庭有资格对他开庭。即便艾希曼不是法律专家，他也应该明白；因为是他所从事的事让他知道，只有对无国籍者，你才能随心所欲。犹太人在被灭绝之前，先被剥夺了国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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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指出，由于公众以及少数教会高层人士的愤怒抗议，德国国内不得不停止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然而，当毒气杀人的对象变成犹太人以后，这样的抗议之声却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其中一些屠杀中心就位于当时的德国领土，尽管周围居住的都是德国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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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立场是，假如你对自己说“我该审判谁”，你就已经输了。她一生总是被标上记号，就跟这本书引发的争论一样。即便她已经离世多年，她依然会构成争议的主题。几年前，一本描写她在豆蔻之年同马丁·海德格尔那段天真爱恋的书在出版界引发了一场地震。这足可说明问题。作者将她刻画成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一个被纳粹老教授、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色诱的笨女人。这本书对她与海德格尔之间毕生的复杂关系作出了粗暴的解读，可是，一些评论者似乎对这种暴力简化的视角感到十分受用。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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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在他的生命里，吃是仅存的快乐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再剥夺他唯一能享受的食物似乎过于残酷，我无法控制地时时想到，如果一个生命已经被如此残酷的衰减，吃几口油炸圈饼让它再短点，又有什么关系？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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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取和给予，甚至更加尖锐的矛盾，比如一边神经质地确信自己注定失败，一边觉得自己会成功甚至因此扬扬得意。不幸意味着命运的钟摆从较好的位置荡到了较差的位置，并停留不变，一个人快乐的安全感遇难终结；而大部分人的生命经历着命运的跌宕起伏，并非一味朝向幸或不幸的极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终点距起点并不遥远，好像一开始就设置了基准，永远停在那里，不论你怎么绕，最后终将返回原地。爱丽丝的命运像一条高高的抛物线，远比一般人起伏极端，但似乎依然遵循这一模式，也许是因为我看过太多其他的生命历程，才有此感触，我知道自己的生命轨迹也是如此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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