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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这些支援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者打造一个友善的环境,鼓励有能力工作的人回归职场,找回自力更生的步调。但“Kind Net”却是背道而行,专门从事让贫困者更加贫困的“救援”活动。  那些人专门锁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搬出“接受我们的生活援助,就能安稳度日”“只要缴交福利金,就能有便宜的地方住,还附三餐喔”“住在这里方便我们就近照顾”等花言巧语,诱骗他们搬入以保障生活为前提的集中管理公寓,接着再以手续费、房租、伙食费、水电瓦斯费等名目,每个月向他们收取高于实际费用的福利金。  没错,这就是俗称“围栏党”⑰的贫困商机。  贫困阶级多半遭到社会孤立,身心处于失衡状态,一旦被不肖团体控制,通常难以再次翻身。  不积极鼓励他们自食其力工作,他们就一鑛子无法摆脱贫穷。这正是“Kind Net”的目的。只要那些人一直穷下去,就能一辈子压榨他们。  每当他们所管理的公寓出现空房,这些人就会去工寮或河堤下找流浪汉加入,还称这种行为叫“补货”。由此可知,他们完全把贫困者当成物品看待。  时下媒体喜爱抨击不当接受生活补助的种种弊端,导致生活援助制度为人诟病,这股反弹声浪反而助长了“Kind Net”这类黑心非营利组织。  如今,不少地方政府以补助金的弊端和财源不足为由,提高申请门槛以降低经费开销,极少提供金钱上的补助。但这种做法只是在压搾那些不擅长申办补助、无法好好说明自身状况的弱势族群。反观“KindNet”那些黑心商人,比起真正的弱势族群,他们更熟知申办的门路,只要按照固定程序办理,就能轻松通过审核。在日本,接受生活援助的人口——啊,我指的是生活水准达领取补助金标准的贫户中,实际领到补助金的人口比例,您知道吗?只有百分之二十!换句话说,有许多人迫切需要这份补助,但绝大部分人都申请不到。相对的,从资料上来看,不当接受生活补助的金额在比例上只占了百分之O....
——叶真中显《绝叫》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是将单独的个体作为所有理论出发的原点:先有个人,个人之间签订契约,形成公共道德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制度等,一切都从个体延伸展开。但桑德尔追问:个体究竟从何而来呢?这就好像把“蛋生鸡”的假设倒过来问了一句“蛋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个人并不是先于社会存在的一个“原子”。作为个体的“自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关系中被造就的,是被生活的共同体塑造而形成的。共同体的英文是“community”,这个词也常常被翻译为“社群”,可以指家庭、社区,或者学校和工作团体,也可以指民族、国家这种大的社群。在这里,桑德尔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理论视野,就是“共同体主义”,也常常被翻译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强调,“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而不是先有孤立的个人,然后再由个人组成社群。这对自由主义所依据的个人观念提出了挑战。桑德尔在后期的著作中引用了另一位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泰尔的一个观点: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如果你要回答“你是谁?需要什幺?以及想做什幺?”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幺答案就在你的故事之中。只有讲通了自己的故事——理解自己成长的过程,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形成了你的目标,后来又发生了什幺变化——你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故事。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塑造,你就讲不通自己的故事。比如,你的母亲是一位工程师,家里订了些科普杂志,你从小就爱读这些杂志,高中就选了理科;而你特别喜欢的物理老师还是个科幻迷,在学校搞了个科幻文艺的兴趣小组,你在小组活动中写了篇科幻小说,老师同学都大加赞赏。最后你高考没去考理科,而是考进了电影学院,学编导专业,梦想是要拍出最棒的科幻电影······只有像这样讲通了自己的故事,你才能真正解释自己生活中的选择有什幺“意义”。而当你面临多种不同...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才是 “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 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