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二娘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孙二娘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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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记忆于我却有几分凄凉的底色。有一回，母亲有事回去了，我和父亲一起睡。他睡地板，我睡床。我被噩梦吓醒，哭着喊着对父亲说：“爸爸，我梦见你被绑在十字架上，身上绕着蛇，还有熊熊大火。地球是个小皮球，爸爸，你要信上帝啊！要不然会下地狱的！”父亲的回答，我至今言犹在耳：“爸爸不会下地狱的，你和妈妈会去天堂，爸爸会一个人在地球上游荡。”多年后，我才感受到父亲话里渗透的孤独。

——朱矛矛《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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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这个乌托邦也不能改变生命过程本质上不能建立世界的虚性。生物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必须经历的两个阶段劳动和消费阶段，也许会把它们的比例改变到让几乎所有的人类“劳动力”都花在消费上的程度，随之而来则是闲暇的严重社会问题，即如何为每日的消耗提供足够机会，以保持消费能力的完整。轻松、无痛苦的消费不会改变生物生命的吞噬性质，反而强化了这一吞噬性质，直至彻底从辛劳痛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又要自由地去“消费”整个世界，并自由地再生产他每日想消费的所有东西。如果世界和世界的物性要经受这个彻底机动化的生命过程的无情运转，那么不管有多少东西在这个社会生命过程中的每一天、每小时出现和消失，对于世界来说都无足轻重。未来自动化的危险与其说是自然生命令人哀叹的机械化和人工化，不如说是所有人类生产力都被吸收到一个极大地被强化了的生命过程中（尽管是以人工的方式），自动地、无痛苦地重复它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机器的节律极大地扩张和强化了生命的自然节律，但是它不仅不会改变生命对世界而言的主要特征对世界持存性的消耗，而且对世界的消耗更是致命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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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劳动动物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善功＂活动中发现的，即它的内在对世界公共性的主动逃离。劳动动物禁闭在他自己身体的私人性当中，备需求的满足牢牢捕获，这些需求是他无法与他人分享和真正交流的，就此而言，他不是逃离世界的，而是被抛出世界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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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拼凑的历史、廉价的修辞；更恶劣的是，这些话明显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目的相矛盾，暗示他可能仅仅是早已注定的神秘命运的无辜执行者，或者就此而言，甚至成了反犹主义的无辜执行者；反犹主义可能是必要开辟一条“这个民族走过的血染之路”，以使这个民族完成其使命。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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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他的避难生活过得不快乐；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他的人生似乎满盘皆输。可是无论在哪里，如果有谁问他的话，他大概都会坚持以前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的身份被处以绞刑，而不是作为真空石油公司旅行销售员平安无事地度过一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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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尤其是文化精英）仍然会公开感叹德国将爱因斯坦逐出国门，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在街角杀死小汉斯．科恩（Hans Cohn）是更严重的罪行，即使这个孩子不是天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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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对真实发生的事情记得十分不牢靠，但对自己事业生涯的转折点记得非常清楚，任何一句曾在某时某刻带给他满足的话，他都没忘记。）于是，无论何时，在交叉询问期间，每当法官试图唤起他的良心，总是遭遇“满足”；当听到被告用各种各样自我满足的辞令来开形容他的人生以及他的每项事业时，法官们既出离愤怒，又焦虑不生安。在他看来，“我要笑着跳进坟墓”与“我甘愿把自己当众绞死，好给这个地球上所有反犹主义者提供一则反面教材”之间，并不存在矛眉，两句话都可以产生相同的让他满足的效果。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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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家乡，在她看来是人们生存不可或缺的基础。她认为这个过程并没有随第三帝国的覆灭而结束。“流散人口”这个社会阶层的形成，作为一个群体现象，是极权统治的一个后果，这在她看来恰好对战后时期起了决定作用。“无国家”，是一种现代命运，它面临着重蹈种族屠杀覆辙的危险。对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驱逐，在她看来正是一个凶兆，这个循环始于双方的势不两立，可能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她还从“无国家”这一点中看出人们对迄今为止的历史的否定，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社会全新开端的标志。她以同样的方式在复国主义者面前为流散人口作出充满激情的辩护。那些复国主义立场背后的意图，是将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排除在历史之外。 [20] 复国主义认为反犹主义是历史的延续，要以此为依据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政体。对此她义愤填膺地予以驳斥。她预见到，这样一来就只有交换立场；她尤其坚信，宗教赋予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不再具有约束力。她担心对移民的安置问题，后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同在那里长期生活的、先于以色列建国的犹太人共同建立的联盟，将会逼迫他们的阿拉伯邻居陷入一个剑拔弩张的态势，正如纳粹极权专政对犹太人所做的那样。她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将染上法西斯的特征。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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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生存人选落入「盲目命运」手中，需要「真正的神圣原则」，以「引导负责拟定名单的那只颤颤巍巍的手，写下陌生的姓名，决定这些人的生死」。依此「神圣原则」谁才能雀屏中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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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道德所及的力量并没有达到基本社会神话的那种我们恪信的程度的效力。“勿杀戮”这一规范在道德命令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可是在人类的精神系统中并没有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道德的原因由于信息、社会条件有计划地重新组合后，可以例外地变得容易破坏了。注意力只侧重于狭隘的技术侧面，这一侧面产生的其他广泛影响，未能进入视野，这种倾向也是这构造中的一个特点。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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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的家人如此自满？年复一年，这个我问题让我越来越困惑。满足感本身并不令人反感，因为只有拥有它，人才能舒适地活着；它的另一面，即对任何非同类之人的蔑视或不信任，则是愚蠢、丑陋和可怜的，与这样的一群老顽固因持久的爱与习惯的纽带而紧密相连，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花了这么多钱在教育上，却依然很少思考！他们对人的判断根据仍然是元音的发音方式、外套的剪裁、措辞如何…“他穿了一件我觉得他会称之为运动夹克的东西”，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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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能看到前所未见的风景和艺术品，不同类型的建筑，不同模样和肤色的面容，以及不同模式下塑造出的行为举止，还在于旅行者被这些变化从习惯中唤醒，会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东西。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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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普通人只是因为太过害怕，就算有所思考也不想沉湎其中。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都来源于人类与自身黑暗作战的渴望，试图了解邪恶也是这场战斗的一部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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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影响办公室士气的爱情，是折磨男人而不是折磨女人的那种，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我祖父母那代人，或至少我父母那代人会认为，在需要承担大任的工作中，男性比女性更受青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一个女人或许和男人一样聪明，但她的智慧是靠不住的，因为一旦在爱情里受挫，她就会崩溃。没人提到经期的情绪不稳定，但这个想法潜伏其中：女人这种可怜的小东西，天生就不能指望她们克服自己身体的变幻莫测。我们这代人倒不会这么想了，但这个观点依然存在，需要被反驳。因此，我很高兴地发现，虽然我和我的女同事们在私人生活中有时会忍受痛苦的情感体验，但我们从未允许这些痛苦如尼克和安德烈那样丢脸地影响工作。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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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我的私人生活，当然这也因为办公室和我家相距甚远，而家是比办公室重要得多的地方。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尽管如此，编辑工作确实扩大和延展了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怀感激。它让我每天有事可干，能赚来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它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它也不断验证了关于出版业的一句老生常谈：你定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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