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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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简介:
马伯庸(笔名),出生于赤峰市,成长在桂林,上海上学,父母是高级工程师,但据说,马伯庸数学考试未及格过。曾经留学新西兰数年,当前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马伯庸发表过大量评论、杂文、历史普及、幽默小品文以及一些短、中篇小说,范围涵盖科幻、奇幻、历史、灵异、推理、动漫等多个领域,其中一些作品如《从机器猫看阶级斗争残酷本质》、《寂静...
共562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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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罗秋隐在唐代是庶民,所以詹宽认为杨干院里的罗秋隐坟和墓祠,算是淫祠,理应禁绝。相比之下,为罗家写碑文的程元凤,是大宋堂堂右丞相,詹宽觉得与其祭罗,还不如祭程呢。 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当然,詹巡按对杨干院也没什么好脸色。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过一道《归并令》,要求天下寺院要进行归并,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还得是归并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虽然杨干院属于老寺,但佛殿里的佛像却是新修的,也算“迹类淫祠”。詹宽援引《归并令》,要求他们必须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产。 ……罗兴找对了门路,把这份状子顺利送入通政司。通政司审核之后,收下文件,正式进入京诉流程。然后通政司把罗兴一捆,扔牢里了……别忘了,京诉是违法行为,不问所诉案情虚实,你都得坐牢。 嘉靖是个孝顺儿子,对于统嗣奉先之类的事情怀有情结。杨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无从判断。但他对于罗氏一族拼命保护祖宗祠坟这个行为,很有好感,甚至颇有共鸣。朕当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亲生父亲的牌位吗?罗兴进京上访这个时候,嘉靖皇帝正琢磨着给亲爹再弄个庙号,好让他老人家名正言顺地入享太庙。 这种上访案子,朝廷一般并不会做出判定,而是发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员进行审理,是官场惯例。但如果真以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们的用心了。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在细微处去自己揣摩。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自商鞅以来,秦国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绵密细致而著称,特别热衷于大数据。对于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这实在太重要了。 要知道,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表现。后勤最重视的并非武勇,而是精准统筹。精准统筹的前提,则是翔实丰富的数据。可以这么说,在战略层面的对局中,拼的不再是韬略,而是资源利用率。谁的数据掌握更精准、谁的物资调配更有效率,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即所谓“大势”。萧何从咸阳运走的简牍档案,正是战略对决中必不可少的。 刘邦不再执着于跟项羽争霸,收拾行李高高兴兴出发了。抵达汉中之后,他拜萧何为丞相,主抓内政,坐镇后方。没过几年,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揭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 在漫长的中原争霸期间,项羽就像是一尊浮在空中的无敌战神,每一次挥动武器,都把刘邦伸过来的藤蔓砸得粉碎。可这些藤蔓的根部紧紧吸附于大地,源源不断地从土壤里榨取营养,一次又一次重新生长,伸展,纠缠,韧劲十足。 确定了田地数量,税赋就有了出处;确定了人口数量,徭役就有了来源。这两样掌握住,政权就稳了。自汉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每一个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独特的户籍管理体系。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细节如何变迁,其运作的基本逻辑,始终不曾偏离萧何的《户律》精神,总结下来就八个字——收税有据,束民有方。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还是诸城的折亩法,都是折中之举。朝廷无法核田,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只好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 朱元璋退的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户帖给推行下去。他甚至还主动下诏,鼓励垦荒,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听,好啊!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新田地还不用征税,那还不多干点?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生产力迅速恢复。至于户帖,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反正是免费的。 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更长远。他们不明白,户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 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 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既缓解了基层情绪,又推行了政策,还锻炼了队伍,为以后埋下伏笔,可谓前后勾连,一举数得。这般手段,真是面面俱到。 朱元璋选择保留元代的职业户制,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旧职业户出身,牵涉复杂,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态。贸然废除职业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明初百废待兴,朱元璋不想在这个上面节外生枝。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个卫所制。庞大的军队不再退役,以卫所为单位,直接落地变成军户。闲时屯田自给,战时赴戎。而军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是军人。 其实朱元璋沿用职户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这种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别适合维持稳定,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在和户部尚书范敏等人商议过后,朱元璋决定对基层组织下一次狠手。他给这一次改革设置了两个目标:第一、击破横亘在朝廷和基层之间的利益集团,提高对基层的掌控力;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 这两个目标看起来背道而驰,怎么可能同时完成?原来早在户帖制推行的洪武三年,朝廷便已经在湖州府悄悄搞了一个平行的试点工程,叫作小黄册。 小黄册的基本行政单位,叫作“图”。一图之内,一共有一百户人家。每十户人家编成一甲,从中选出一户甲首来管理,一百户人家正好十个甲首。再设置一位里长,为一图最高长官,负责掌管这十个甲首,直接向县级衙门汇报,不过不算政府编制。 无论“甲首”还是“里长”,不是由上级全权指派,也不是由基层民主选出。这两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轮换制。 首先这一百户人家按照丁粮多寡,排出一个次序。前十名的富户,按照排位轮流担任“里长”一职,每户任期一年,十年为一轮。 第十一名到二十名的十户,则担任甲首,每户分管九户人家——这九户人家里也包括不当值的里长候选户,他们的任期也是一年。到期后,由甲内人家进行轮换,十年一轮。 也就是说,以十年为周期,一图之内的每一户人家,一定会有一年担任甲首,也有机会担任一次里长。这一百户人家,统一编入一册户籍档案,叫作“小黄册”。这个制度,就叫作“里甲制”。 轮值到里长这个职位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赋税,反而要承担额外的管理责任,如果管户交不起,你还得替他们把缺额补上。这就是为什么要按富裕程度来选派里长。 这个制度的精髓在于,把政府让渡给绅权和族权的权力做了进一步细分,保证每一户人家都有机会掌握基层权力。这一招看似让基层更加分散,反而让中央权威回来了。 黄册里的户籍,多了四柱分项,分别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旧管”指的是...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最适合干这个的,就是国子监。那些大学生都是被当成官僚预备队培养的,文化水平高,又闲得紧,正好拽过来当免费劳动力。他们要做的“驳查”,从户部总册的数字往下查,层层验算,从司册至府册、州册、县册乃至里册,验算其旧管、开除、新收、实在的四柱增减。如果民间有飞走、洒派、埋没、诡寄、影射、团局造册等弊情,就靠他们来查出真相。 但其工作条件实在差劲,环境差,工作多,假难请,纯属义务劳动,甚至不算实习历事。因此后湖驳查这件差事,对监生们来说,只有苦劳。 好在从洪武到永乐这段时间,皇帝对国子监很重视,很多官员从这里直接选拔。监生们有上升渠道,朝气蓬勃、前程远大,驳查这点辛苦活,忍忍也就过去了。可随着时间推移,形势越发不妙起来,因为大明迁都了。 明代国子监的学生分成官、民两种。官生是官员子弟,叫荫生;民生则分成贡监生、例监生、举监生几种。贡生是各地选送来的优秀学生,例生是自费入校的学生,举监生则指那些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身份,却在会试失败的人。有些落第举人会选择暂时在国子监内读书,在里面自成一派。 过湖的监生,一般都是从贡生里选。人家例生、荫生要么出了钱,要么家里有官身,用不着干驳查这种辛苦活。举监生好歹是举人出身,也不用干活。到了成化年间,贡生人数实在凑不够,国子监决定把举监生也算进驳查队伍。举人们闻言大怒,我们是何等身份,岂能跟那群贡生为伍,太辱斯文了,便开始大闹。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到了正德十二年,终于有一个叫唐鹏的监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朝廷说了实话,明确指出黄册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监生待遇太惨,请求改善。他的诉求是,恳求朝廷把驳查的工作时间算入“实历”。 这次朝廷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会议了几日,最终拿出了一个办法:监生在后湖的工作时长,确实可以折算成等长实历,但三个月封顶。这意味着,如今一次驳查动辄数年,监生干得再多,也只算三个月工分,其他时间还是白干。 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 比如“过湖监生”的待遇问题,是从宣德之后开始凸显。这一段时间,正是大明士绅集团开始发展壮大的阶段。根据《大明律》,这些士绅可以减免税赋徭役,比起自耕农经济上天然具有优势。他们又可以通过科举等渠道,在政权里取得话语权。最终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中枢则为高官,在乡里则为缙绅,以士林为纲网,以族亲为身基,形成一个能与皇帝抗衡的集团。 这个共同体的天性,是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驳查黄册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亩,与这个集团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驰。他们即使没有刻意去阻挠,也肯定不会主动去改善。 当然,这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两个幕后黑手,在斗室里算计着如何破坏黄册制度的阴谋。具体到个人,不乏明智的官员上书要求变革,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谁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驳查监生的遭遇,不过是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点点微澜罢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按后湖驳查的流程,监生会把发现的问题做成驳语黄册——后来改成浮贴在原黄册内,户部会将其打回原籍,勒令修改。修改完成之后,再呈递上来,监生根据驳语检查,发现切实修改无误,再入黄册库。 很快有聪明人发现了其中的漏洞:监生在二次驳查的时候,只会复查驳语相关的条目,其他内容不会再看。 ……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有疑点的黄册不再驳回重造,只把问题项单独开列成总册下发。地方只需将问题项进行改正,单造一页送至后湖。驳查人员审核无误以后,将改正后的单页补进原先的黄册中,并附页说明改正缘由,用印标记。 将黄檗第二层树皮进行熬煮,只要把纸浸入液体之中,便能染成黄色。更绝妙的是,黄檗树皮里富含小檗碱,对于杀虫防蠹有奇效,印出的书可以经久不坏。朝廷要求黄册封面染黄使用黄檗汁,是出于保护纸张的考虑。可是这些册子的制造费用不归朝廷管,每一个里得自己掏钱去造。 最初黄册是用糨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糨糊多用鱼鳔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糨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这个破绽,很快也被地方给利用起来了。比如说哪位胥吏想要作弊篡改,就先攒造一册黄册,数据完全真实,绝无作弊,但在装订时,会在石黄粉末和糨糊里掺入蔗汁、蜜水等物。这种册子的蛀蚀速度远胜别本,不出数年,好端端的一本黄册便会化为一堆粉末,原始记录荡然无存。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婺源士绅们将所有相关的保龙文书都搜集起来,合订成了一本书,叫作《保龙全书》,以期让婺源后辈知道,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本县文脉呕心沥血。 不过在做这本书时,编纂者们有意无意地只收录了自家和官府的各类文书,对于灰户、囤户的状书、抗辩、呈文等一概不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奸邪愚民被婺源贤达打败的正义故事。我们只有深抠字里行间的记载,才能听见那些灰户的一丝微弱呐喊—史书编撰权有多重要,可见一斑。 《保龙全书》编纂完成之后,请来县学教谕何俭做跋。何俭在回顾了六十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之后,动情地写下一段话:“星源半残之龙永保无虞,而绝盛之文运再振于今日矣。” 是的,从此以后,士子们终于可以安心读书,继续辅佐圣主于盛世。这-场漫长的保龙运动,总算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如前文所述,婺源地理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虽可凭强力压制,但只要官府稍有松懈,便会重燃战火。何教谕“永保无虞”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 事实上,流传至今的《保龙全书》一共有五册。我们看到的这段经历,仅仅是第一册涵盖的内容。此外还有《续保龙全书》,记述了康熙年间先后两次保龙运动的始末;第三册单独记录了一个叫施大任的人在乾隆年间的保龙诉讼经历:第四册记录了乾隆年间的保龙运动;第五册则讲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十七年(1891年)之间的龙脉烧灰大战。也就是说,灰户们并没有在明末彻底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此后的保龙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诉讼交加,其中诡诈离奇之处,一点也不逊色于明代保龙。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名义上一笔给金衢道,一笔给徽宁道。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这两笔银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宁道手里。 说白了,这算重复征税。 有人也许有疑问,交两次钱,徽州府难道傻吗? 奥妙就奥妙在这儿了。从徽州府的财务角度来看,这是两笔不同的支出,一项是给外地驻军,一项是给本地驻军。如果不知道“协济金衢道”的前因后果,根本看不出两项其实是同一项。 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纳“协济金衢道兵饷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既然没人通知取消,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也没人追究它是怎么产生的。那笔丝绢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歙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年吗?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了。 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实在是负担太重,不堪承受。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 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税收,负担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程任卿真是个奇人,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哭诉哀号,而是慨然上书自辩。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带讼师光环,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居然探讨起判决书里援引的大明律和犯罪事实的适用问题。 他没否认那些指控事实,但是声称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对,性质不适本案。一点、两点、三点…论点鲜明,逻辑缜密,旁征博引,简直可以柏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风云》。如果说帅嘉谟是数学学霸的话,那么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时的法律达人。 这些抗辩,并未能改变他被判死刑的事实。不过斩监候这个罪名很微妙,判了死刑,但什么时候执行却没说,这就留下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在许多有心人的保护下,程任卿并没有秋后问斩,而是舒舒服服待在监狱里徽州府考虑到五县民众的情绪,不敢轻易执行死刑,索性一直拖着。 程任卿在监狱里待久了,穷极无聊。他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写书。 狱中写书这事,在中国屡见不鲜。不过程任卿要写的这本书,和寻常的不一样一准确地说,他不是写,而是编书。程任卿联络了徽州府的官吏和诸县友人,把围绕丝绢案的大大小小的文书,都搜集起来,汇集成册。 要知道,丝绢案持续了这么久,中间各个利益集团无数次争吵议论,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乡绅们的书信、题记、状书,诸县申文,诸府、兵备道、抚按两院一直到户部的各类揭帖、告示、宪牌、奏文、判决书、保书,等等,应有尽有。 徽州又有健讼传统,健讼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资料基础,因此各县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私人还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编这本书不缺素材。 他只花了半年,便编撰成一本书。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程任卿给这本书起了一个特别容易让人误会的名字,叫《丝绢全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讲怎么造丝绸的,以后可以和《钢铁是怎群炼成的》放在一个书架里。《丝绢全书》分为金、石、丝、竹、第、土、革、木八卷,从隆庆四帅嘉谟上书海端开始,到万历七年《奉按...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