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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卡·韦德简介：
弗朗西斯卡·韦德（Francesca Wade），任职于《白色评论》，曾为《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金融时报》《新政治家》《展望》等杂志撰稿。本书是她的第一部作品，获得了2020年度传记作家俱乐部托尼·洛锡安奖、《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非虚构文学、《卫报》年度最佳图书、《纽约时报》编辑推荐奖、PopMatters年度最佳图书，入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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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摇两人关系的所谓“基督徒生活守则”实际上与避孕措施有关，这是在当时关于性、现代家庭、女性经济自由的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1921年3月17日—这时塞耶斯已经结识库诺斯—玛丽·斯托普斯在梅克伦堡广场西边不远处的荷洛威开设了大英帝国第一家免费的节育诊所。有人认为斯托普斯这种行为败德辱行，会对神圣的婚姻造成难以转圜的破坏。这些保守言论没能阻止大批的女性慕名前来，诊所门口排起了长队。经过培训的护士、助产士为她们提供专业建议。斯托普斯以为节育正名为己任，主要向“已婚夫妻、即将步入婚姻的伴侣”提供建议。（同时也会建议不适合生育的夫妻进行绝育。）她在1918年出版过一本《夫妻之爱》(Married Love)。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风险，这本书只能秘密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成了大卖的畅销书，几百名年轻女性读者给斯托普斯寄来信件。这些女性在维多利亚式的环境中长大，如今生活在更为开放的社会中，她们担忧过早生育会阻碍事业发展，但是圣公会在1920年7月公开批判“使用避孕药具会对身体、道德、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些年轻女性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库诺斯并不想和塞耶斯步入婚姻，也从没对她避讳这一点。他只是坦然表明自己愿意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与她发生性关系。而塞耶斯的拒绝并不是出于对避孕药具本身的担忧，而是因为避孕药具所象征的含义。“现代文明创造出避免自然结果的卑鄙伎俩”助力下的性本身对于塞耶斯并不具吸引力，她不像库诺斯那样被“动物本性”所驱动。她自然也希望与库诺斯同枕而眠，但必须是在一段充满爱意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一段特地“排除坦率、情谊和孩子”的关系中。但库诺斯将塞耶斯的拒绝视为一种虚伪的表现，她所宣称的渴望自由仅仅是口号。库诺斯在曼哈顿中心区的阿尔贡金酒店写下的寄给约翰·古尔德·弗莱彻的信件中，透露了他失望离开伦敦的原因：“在酒店的每一个角落，初次相遇的男男女女眼神火热，目光相对，然后说：‘我...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没有因库诺斯的离去消沉太久。1922年12月18日，她写信告知父母：“千万别惊讶，我打算周六骑摩托车回家过圣诞，还会带位男子回来。请求你们说些友好的欢迎话语，和善地招待他。”比尔·怀特原来是名职员，后来遭遇破产，眼下正从事汽车生意。这年秋天，怀特为了寻找新的工作机遇来到伦敦，临时住在塞耶斯楼上。他让塞耶斯误以为他这个“可怜人一无财产，二无家室”。塞耶斯对他十分同情，开始为他做饭（“我现在在烹饪方面越来越有创意！”）。她现在的境况比起以前已经稳定了许多，对怀特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她告诉父母：“我曾在伦敦有过苦寂而潦倒的生活，个中滋味我再清楚不过。我知道你们一定也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失业者的感受。”怀特的性格与库诺斯截然不同，他时刻富有昂扬的激情和幽默，又带有一丝痞气。他带塞耶斯去哈默史密斯舞厅，两人伴着爵士乐起舞；为她清理起居室，把地面打磨得光可鉴人；教她骑摩托车。塞耶斯委婉道：“才智不是他的强项。事实上，你们或许会认为他是世界上我最不可能带回家的那种人。不过无论如何，他确实是一个和善的人。”比起和库诺斯之间那段交织着矛盾与忧虑的感情，这段新感情更为随心所欲。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又或者仅仅是因为怀特更富魅力，感情的未来因此更令人向往，塞耶斯和怀特之间在采用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发生了亲密关系。可惜造化弄人，1923年春天，塞耶斯发现自己怀孕了。怀特这时已住在“西奥博尔德斯路外的一处贫民窟”。得知塞耶斯怀孕，他承认自己已经结婚，妻子和七岁大的女儿住在多塞特郡。怀特闷闷不乐，不愿意担负任何责任。真相对两个女人而言都是晴天霹雳，却让这两个女人奇异地联合在了一起。比阿特丽斯·怀特来到伦敦与塞耶斯会面，决意为丈夫的谎言收拾残局。塞耶斯不想与比尔·怀特结婚，怀孕的事必须瞒住父母和雇主。比阿特丽斯了解塞耶斯的想法之后，无私地承担起一切责任—她邀请塞耶斯去她的家乡南伯恩待产，在当地为塞耶斯找到...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比阿特丽斯·怀特至死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塞耶斯用她独特的方式向她表达感谢：在其1935年的小说《校友聚会惊魂夜》(Gaudy Night)中，用比阿特丽斯的本名“比阿特丽斯·威尔逊”给一位出场不多但令人钦佩的年轻女孩命名。这位年轻女孩不愿意听从母亲的意见去找个丈夫作为依靠，只想成为一名机械师（“我不想要一个丈夫……我更想要辆摩托车”）。就像布莱尔向H. D. 伸出援手一样，比阿特丽斯的善意举动极大地抚慰着失望的塞耶斯，毕竟，比尔·怀特逃离之迅速敏捷比起塞西尔·格瑞来也是不遑多让。（这边塞耶斯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比尔·怀特就已经有了新欢。不过这对塞耶斯的影响不大：“我从没对他有过什么期盼，只当作人生中的一段插曲罢了。”）比阿特丽斯对丈夫情人的态度不符合世俗常理，但她并不是特意要特立独行的，这一点和H. D. 接受弗洛伦斯·法拉斯、阿拉贝拉·约克的出发点不同。比阿特丽斯大度接纳塞耶斯并非因为她拒绝受社会道德观念束缚，反而其实是受其驱使：或许是心疼女儿瓦莱丽，父母离婚会让她蒙受耻辱（而且她清楚离婚后比尔不会再为女儿提供经济支持）；或许也因为同情这个和曾经的她一样被这个男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的女孩。比阿特丽斯接受了糟糕的局面，并尽全力弥补。塞耶斯后来在小说中写道：“在所有的犯罪动机中，侦探小说最少提及的‘体面’反而是最为强而有力的，会推动一系列的犯罪行为：从谋杀到各种最奇特、最匪夷所思的反常举动。”“体面”一词推动着比阿特丽斯咽下所有的苦闷来安排好一切，也令塞耶斯的心灵因向公司、父母编造谎言而备受啮噬。对于孩子、她自己，未来该何去何从，必须有所决断。就连身边好友也只有在1957年塞耶斯突然离世时才发现她有一个儿子。在人生中，她只有某次在火车上向一位陌生人提起过这件事。当时，这位萍水相逢的女人刚刚离婚，带着十岁大的孩子，向塞耶斯倾诉自己的遭遇。因为这个秘密被隐藏得如此之深，后人很难...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没有频繁前往牛津市探望，但隔段时间就会写信给艾维，急切地询问孩子的饮食多少、是否哭闹，每个月除了看医生的费用，还会再寄三英镑。她曾告诉艾维，她希望孩子在“爱意中长大，而不是在过分富足的物质条件中长大”；或许是因为想起了库诺斯，还告诉艾维，“我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不会想在音乐、艺术方面发展，我真的厌倦了作家和这类人”。在塞耶斯这段时间写给艾维的信件中，乐观、务实的态度一如往昔。但在伪装面具之下，必然有着许多令人心碎的痛苦与挣扎。她将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在这一点上，想必过去精心构思侦探情节的经验一定对她助益良多。可为孩子提供物质保障毕竟不能永远代替母子之间的感情。她曾幻想过与库诺斯的将来，幻想两人有第一个孩子后的生活，可现实与幻想相去甚远。可是，她为了追寻梦想中的生活来到梅克伦堡广场，希望在这里独立生活，取得职业上的成功，智识上的自由。她是多么渴望这样的生活啊！如果私生子的单身母亲这一身份曝光，父母或许会因为失望与羞愧而与她断绝关系，国家不会为她提供制度上的支持，自食其力也会遭遇额外的阻碍，这样一来，刚刚展露一线希望的梦想生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塞耶斯这时的境遇与当年离开梅克伦堡广场的H. D. 可谓惊人地相似，可她并没有一位布莱尔在身边，为她提供情绪和经济支持。她不是因为比常人更勇敢才没有选择传统核心家庭这条更为保险的路，而只是因为一旦选择这条路，她只会更加地忧虑、自责。她没有忘记写作这一初心。可是她想不到有什么方法既能让她全心全意地写作、又能兼顾母亲这一身份所隐含的自我牺牲的期望。在当下，顾家、追寻事业这两者对于塞耶斯而言不可兼得。塞耶斯拥有选择的自由，做出了她的选择。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除了怀特夫妇、艾维以及她后来的结婚对象，塞耶斯在一生中只将约翰·安东尼的存在告诉过一个人：约翰·库诺斯。一到纽约，库诺斯似乎就忘记了绝不结婚、绝不要小孩的承诺，与一位叫海伦·克斯特纳的女性订了婚。这位女性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用不同的笔名写浪漫爱情小说、侦探小说。1924年1月1日，也就是多萝西临产前两天，库诺斯与克斯特纳在伦敦的斯特兰德皇宫酒店步入婚姻殿堂。8月，塞耶斯给库诺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措辞克制而隐忍，掩饰字里行间的痛苦之情。塞耶斯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一直努力呈现出强大的形象，但这封信展现了她脆弱的一面：亲爱的约翰：听闻你已步入婚姻，我衷心希望你能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有一个真正相爱的爱人。我越过了险峻高峰。如你所知，我本很快就会抵达。但我没有选择与你同行，而是选择了一个我根本不爱的人。我无法承受与你一同坠落，陷入绝境。但是越过高峰之后的绝境比我预想的更为可怕。我生下了一个小男孩（感谢上帝，万幸不是个女孩）。与我同行的男子不愿承受压力，选择离开，去牵别人的手。我还没有想好怎样把孩子抚养长大，可他是那样可爱。你瞧，你我都踏上了曾发誓不会踏足的路径。希望你的选择会比我好。你不必担负必须回信的义务。我只是觉得似乎应该让你知道这些。希望你永远快乐。多萝西库诺斯选择了回信，在信中语气哀怨地控诉塞耶斯的区别对待：愿意和怀特发生亲密关系，却不愿和他。面对这样的指责，塞耶斯很快恢复理性与原则，回信道：“比与没有感情的男人生下孩子更糟糕的事，是被曾经爱过的男人判处终身没有后代。”库诺斯提议见面，塞耶斯激愤拒绝道：“上一次见面，你以那样残忍的直白告诉我，厌恶与我对话。难道你竟会以为，分别以后我所遭遇的不幸会令我贫瘠的才智新添光彩？还是说，我会为你那约翰·贡巴列夫哲学的新一章提供素材？如果见到你，我大概只会哭泣—可过去三年我已经哭得太多了，我对哭泣实在已经厌倦至极。”她自称已妥...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具体而言，这两个故事讲述的内容都能与塞耶斯信件中展现的这段感情相呼应：信奉波希米亚主义的男主人公观念新潮，拒绝步入婚姻。他遇到一位女子，她坚持必须得到爱情承诺才能同意与他发生亲密关系。小说中，这位不幸的女子（一位性格阳光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有着并不纤美的脚踝，“喜欢与人交谈，喜欢被人倾听，过分沉迷说俏皮话”）流着眼泪妥协，男主人公却在这时气冲冲地离去。在他看来，女主人公只将性视为一种牺牲，而不是出于自由意愿的“大方姿态”。这种“大方姿态”在他眼里，是女主人公对他的爱情的见证；在她眼里，却是男主人公对她掌控力的证明。1924年至1925年间，无论是塞耶斯还是库诺斯都正经历着人生中的重要转变。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对于库诺斯而言，这只是反抗陈规旧习的一种浮夸姿态；对于塞耶斯而言，却意味着陷入绝望境遇的风险，就像怀特给她带来的不堪境遇。在这场二人角力中，库诺斯的艺术家身份从来无须承担风险，可塞耶斯明白，哪怕只有一刻分神，她的艺术家事业也有可能会燃烧殆尽。塞耶斯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的感情之后痛苦地意识到，身为女性，在追寻自由的路途上比起男性需要面临更多的风险。也正是在这两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之后，塞耶斯进一步明晰了人生中的优先项。在塞耶斯看来，自由女性不应如《恶魔是一位英国绅士》中主人公提议的那样，“将伴侣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是应该在一段给她提供支持、提供滋养的联盟中追寻自身的智识自由，她的伴侣应该“与她志趣相投，拥有共同归属，携手度过漫长岁月”。这一观念在梅克伦堡广场的岁月中发芽，之后，塞耶斯又...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温西爵爷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陷身牢狱的哈丽雅特。他有一个月的时间为她脱罪。几位独身女密探决意帮助女主角洗清冤屈，在她们的协助下，温西爵爷无往而不胜，找出了真正的凶手。女侦探如默奇森小姐，为打入声名狼藉的涉案律师的办公室，伪装成一位不停犯错的秘书；如克林普森小姐，亲自设计灵应占卜牌，从一位相信鬼神显灵之说的陪侍那里获得了关键信息。小说结尾，哈丽雅特无罪释放。虽然她很难真正摆脱案件对名声的损害，但是她得到了法庭真诚的道歉，作品也因此大卖。塞耶斯对库诺斯的回击可谓精彩彻底。哈丽雅特·文的故事没有结束。哈丽雅特勇敢而机智，在独立受到挑战、人格受到侮辱的时候，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坚韧，她有作品作为寄托，有一大帮女性朋友的真挚友谊。创作这样一个角色给予塞耶斯莫大的精神安慰。她回顾过往人生中的成就与遗憾，开始思考笔下这个角色能否兼顾事业的成功与个人的幸福。塞耶斯一开始想让哈丽雅特和彼得爵爷订婚作为《剧毒》的结尾。尽管不愿让彼得爵爷落得像福尔摩斯那样的结局—从莱辛巴赫瀑布落入悬崖而丧命（虽然作者柯南·道尔后来因架不住读者反对而又将他复活）—塞耶斯也已经厌倦了笔下这个“玩偶”，他那永远处变不惊的镇定，所向披靡的胜利，面对谜案时英勇无惧的勇气和周密的逻辑令所有人折服。彼得爵爷总是能“轻松化解种种危难”，塞耶斯不想继续创作同质的故事，因此，“在刚动笔写《剧毒》时，想通过让他步入婚姻的方式来告别这一角色”。所以，她专门设计了一个案件，让这个角色“像珀尔修斯那样”，拯救一个无辜女孩，赢得美人归，从此“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不失为一个干脆利落、体面的结局。塞耶斯对这一角色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种感受：她无法在侦探小说这类文本中探讨她愈加关切的道德问题。早在创作第一部小说时，这种感受就曾让她感到刺痛。1928年，塞耶斯曾为格兰兹出版公司的侦探故事选集写过序言。在这篇涉猎广泛的序言中，塞耶斯论证维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约翰·库诺斯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能将现实经历转化为小说的人。自《谁的尸体？》以来，塞耶斯相继又出版了三部以温西爵爷为主角的小说以及一系列短篇故事。她选择了侦探小说这一种看上去最不可能的形式来表达她与库诺斯之间的这段感情。1930年出版的第五部小说《剧毒》以一场法庭审判开篇。“年事已高，看上去似乎已被死亡和时间遗忘，老迈得再不能发生任何改变”的主审法官正慢悠悠地与陪审团对话，记者在一旁记录。被告哈丽雅特·文是位侦探小说作家，一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性，在严格的宗教准则中长大，在二十九岁前就已经能以合法方式自力更生，独立生活，不依附于任何人，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因涉嫌毒杀前男友而受审。前男友菲利普·博伊斯也是作家，主要写些关于无政府主义、无神论、自由恋爱之类“道德败坏、具煽动性的”文章（他的文章商业价值远不如哈丽雅特，令他气结）。法官冷冰冰道，博伊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上的婚姻”，逼迫哈丽雅特抛掉这种形式“和他一起亲密生活”。过了一段时间，邻居听到哈丽雅特打包行李离开的声音，还听见她说“令人痛苦的欺骗”。但争论的真正焦点并不是他们所以为的不忠或残忍这类原因，而是因为博伊斯口口声声说着反对婚姻，另一边却又向哈丽雅特提出合法婚姻。而哈丽雅特之所以如此震怒，是因为博伊斯的虚伪，白白伤害她的感情。哈丽雅特从监狱中给彼得·温西爵爷打电话说道：“我以为他真的不相信婚姻，可到头来只是一场测验，测验我对他的感情是否能让我牺牲一切尊严。我当然不能。我不会将自己的婚姻打折奉上。”法庭审判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古董”法官明显判定哈丽雅特是一个“道德立场不稳定的人”。由于塞耶斯没有对库诺斯在书中的化身手下留情，哈丽雅特面临着严重指控：某天晚上，菲利普·博伊斯前往拜访哈丽雅特，喝了一杯咖啡之后就倒地不起，接连几天呕吐、腹泻，最终“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整场审判可以说是对哈丽雅特生...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找到了真正想写的那类侦探小说的典范：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1868年）和E. C. 本特利的《特伦特最后一案》。其中《特伦特最后一案》于1913年出版的时候，极大地震撼了塞耶斯，让她“视野更为开阔”（伍尔夫也表达过对这部小说“爱不释手”）。本特利发奋要“写出一种新的侦探故事”，探索在探长推理能力受人性弱点左右的情况下，故事会有怎样的走向。塞耶斯盛赞本特利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真实地呼吸、行动”，他所描写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具有信服力，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探长爱上了主要嫌疑人，对调查产生不利影响）。《特伦特最后一案》对《谁的尸体？》的影响显而易见，并且极大地影响着塞耶斯之后作品的创作方向，如创作野心、创作范围以及别具匠心的剧情反转设计—结尾揭示探长对案件的推理完全走向了错误方向。正因有本特利的创作珠玉在前，塞耶斯才相信不一定非要让彼得爵爷从笔下消失。不过，后来彼得爵爷不但不用谢幕退场，还阻止了未来的新娘与他人步入无趣的婚姻，这一情节设计则完全基于塞耶斯个人的人生经历。随着《剧毒》故事情节的开展，塞耶斯逐渐意识到，如果笔下人物在小说目前情节的基础上就步入婚姻，将会“是彻彻底底的错误，难以支撑起令人信服的逻辑”。她塑造出哈丽雅特·文这一与她自己十分相似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女性”形象，如果到头来只成了温西爵爷爱情的对象，居于客体的地位，会严重损害她的创作立意。这样一个有抱负、曾在爱情中受伤的女孩，不会因为对方救她出牢狱（何况过程中“自尊丝毫未曾受损”），就向他拱手献上一生的幸福。五年之后，塞耶斯更是写道：“尽管女主以身相许以报救命之恩的戏码理所应当以至于俗滥，我却明白建立在感激、自卑基础上的婚姻很难长久。”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之间的伤心往事以及无法亲自抚育孩子的遗憾之后，塞耶斯在职业发展上收获了成功，她希望赋予笔下人物同等的自由，尽管这样或许会令哈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但无论如何，小说结尾，面对救她出狱的温西爵爷的求婚，哈丽雅特选择了拒绝。塞耶斯在下一部以哈丽雅特·文为主角的小说《失衡的时间》(Have His Carcase)（1932年）中交代道：“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情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可事实上，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充满活力的身体以及暴富来得药到病除。”这是塞耶斯的切身体会。哈丽雅特没有留在丹佛庄园过奢侈而悠闲的生活，而是选择与女性好友漫游欧洲，沿途收集小说素材，写些旅途点滴卖给报社。旅途归来后，她搬到梅克伦堡广场一间全新的高级单身公寓。对她而言，这个地址象征着她最珍视的独立与自立。这时，塞耶斯已经离开梅克伦堡广场整整十年，十年之后，广场对塞耶斯而言仍然代表着一种投入智识追求的生活。哈丽雅特在新房子继续创作侦探小说，由于之前案件巨大的曝光量，侦探小说能给她带来可观的收入，足够有尊严地独立生活。塞耶斯决定，如果要让彼得·温西爵爷够格做哈丽雅特的丈夫，必须对他的性格做出“较大的调整”：他的心理世界得足够深沉，道德准则得足够坚定，“在前几部小说中，我总是根据侦探情节的需要来赋予他性格特征，这些不够慎重的性情设定必须都得做出调整”。所幸，塞耶斯在梅克伦堡广场完成的第一部作品《谁的尸体？》就给温西爵爷这一角色赋予了足够的深度。不同于一般侦探小说，温西爵爷对道德观念具有敏锐的意识，谨慎考虑破案爱好在现实世界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这些特质使得他的性格可以合乎逻辑地进行转变，也让塞耶斯得以在探索新类型侦探小说上迈出重大一步。《剧毒》是温西爵爷破案系列中第一个脱离纯粹智力挑战的故事，在失去一切破案线索时，温西爵爷不再如之前那样遇难愈勇，而是无助、害怕，万一失败，他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想救的女人遭受绞刑痛苦死去”。到了《失衡的时间》，哈丽雅特在沙滩上发现一具尸体，再次被列入嫌疑。温西爵爷受命调查，两人携手破案，但过程并不...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为哈丽雅特·文的未来认真思索了几年时间。和H. D. 一样，如果没有将梅克伦堡广场期间和之后所遭受的痛苦诉诸文字，她就无法真正释怀。这段经历教会她不要将自身价值依附于任何人。她终其一生都在强调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只有“找到一份值得付出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将它完成”，才能得到真正的“灵魂、精神和身体上的满足”。她对职业的重视与以下观点紧密相连：她坚定相信，“应该将女性作为人来对待，而不是以女性这一性别为桎梏来限定她们所能踏足的领域”。塞耶斯在论文《是人非人》（收入1946年作品集《和寡集》［Unpopular Opinions］）中描述主角具有“伟大的、真正的双性同体的灵魂”。这一说法与伍尔夫《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从伍尔夫那里引用的内容遥相呼应：“每个人体内都占据着男性和女性两种力量。当这两种力量在身体内部和谐共处、灵魂契合之时，人就能达到一种稳定、自洽的状态。”将女性从智识领域驱逐荒谬且极不合理，塞耶斯和伍尔夫、H. D. 一样，都很清楚这一点。在她们生活的时代，社会依旧拒绝女性力量，认为女性的需求和欲望不同于男性，并据此对女性施加期望。而这些女性在她们各自的人生、作品中，试图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所期盼的生活方式。“女性到底想要什么？”塞耶斯曾在另一篇论文中回应这一问题：“我不确定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有什么一致的特别需求。但是我想，尊敬的男士们，和你们一样作为人，女性想要的和你们并没有本质区别：有趣的职业，享受乐趣的合理自由，情感寄托。”无论是作品风格还是本人性格，多萝西·L. 塞耶斯和H. D. 都可谓大相径庭。但是，除了共同的住所以及都认识约翰·库诺斯这些共同点之外，两人之间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结。塞耶斯提出社会缺乏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的生存空间，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借茱莉亚之口说出“我想生活在两个维度”，这两种观点在...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当时，女性有途径获取知识仍会引起社会不安，简·哈里森在剑桥大学古典学的存在因此是对现状的挑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期间，掌握希腊语是社会阶级的一种标志，在公立学校中，只有那些被期望将来获取有权力名望的职位的男孩才有学习希腊语的机会。正因如此，古典学成了不容女性和工薪阶级踏足的知识领域，这也标志着他们被权力体系驱逐。“我愿献出十年生命以掌握希腊语，”克拉丽莎·达洛维自言自语道，她是弗吉尼亚·伍尔夫首部小说《远航》中的人物，作为一位上层阶级的妻子，她一心只想接受教育。随着女性教育逐渐普遍化，对女性而言“掌握希腊语”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拥有可以记诵语法和单词的良好记忆力。学习一门古代语言不仅提出挑战、带来乐趣，更是郑重宣布：女性在智识方面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哈里森在论文《科学仪式的渴望》中写道：“不抱任何其他目的而学习一门已经‘消亡’的语言可谓趣味无穷，单词之美丽，句法构成之严密，无不令人心醉神迷……第一次在脑海中重新搭建历史过往，令人欣喜无限。”长久以来，女性所能接受的教育无外乎妻子、母亲需要的实用技能。现在能够出于单纯的喜好选择一门学科，几乎称得上是令人大喜过望的突破性举动。哈里森相信“学习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生来被赋予的权利”，所谓某一领域“不适宜女性”学习的言论让她愤懑。幼年时期，一位姨母曾将她的希腊语法书没收，“刻薄地”提醒她，等她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根本用不着这些。这段回忆让哈里森始终无法忘怀：“就因为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就应该永远待在房子里做些分内之事。学习殿堂的大门关闭之时，她清晰地听见了哐当的声音。”这扇关闭的大门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也能找到呼应：门房没收了钥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大门在伍尔夫面前缓缓闭上。伍尔夫在论文中将“家”—一个将女性利益放置于次要地位的地方—所要求的使人感到腻烦的屈从性转变为对全新居住空间乃至全新生活的期盼，在新环境中，女性的学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伍尔夫所有小说、政治性文章中，有一个贯穿全部创作的重大议题，那就是打破传统观念，为自我表达提供新的方式。她在小说中饶有兴味地探索人物自身欲望(如希望画画、工作、结婚)与社会期望相矛盾之时所受到的影响；对伍尔夫个体而言，她的人生就是不断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规则，偏离被这些社会规则所预先设定好的轨迹。她决定在回忆录中探究那些“隐身的存在”一一性别、公众观念、社会地位、其他人和其他人“会怎么想、怎么评价”——是如何从外界对人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他们人格上的撕扯并在他们呈现给外界的形象(伍尔夫称“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只是一张编织出来的面具”)和真实的自我之间形成割裂。她在《往事札记》中写道“人的一生不仅仅是他的身体、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他的人生还与家族、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伍尔夫通过回忆录呼吁这样一个世界的到来:在这个世界里，女性可以自由主宰自己的人生，而不需要被迫扮演预先安排好的角色，遵循已成定规的剧本。伍尔夫最终没能写完这本回忆录，如今我们也无从得知她是否有意将其出版。( 留存的手稿约八十页，在她死后于 1976 年出版面世。)但在梅克伦堡广场度过的艰难岁月中，记录这些过往为她提供了极大的乐趣和慰藉。外界局势紧张，伍尔夫在书中搭建了一方“可任神思驰骋的所在”，同时也因此欣慰地感到自己终于像《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所呼吁的那样，“扼杀房间里的那个天使主妇”，公开坦率地说出“那些被认为不适宜由女性说出口的激情”。这本后印象派的自传本身是一种抵抗，一种书写自我的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侧重于内在的、不为人所知的世界，只有这里才是女性长久以来生活的世界。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1940年4月27 日，伍尔夫面向布莱顿大学工人教育协会做了一场名为“倾斜之塔”的讲座，将上述主题收入这场讲座，讲座内容之后发表在《新写作》杂志上。她在讲座中赞扬新一代作家“在变革与战争的威胁下”笔耕不辍，致力于创造更广阔的视野。她坚信“一部不存在高塔和阶级观的小说胜过旧小说”，最后呼吁“更强大、多样化的文学”，歌颂公共图书馆，号召免费国民教育体系早日施行，以确保有一天文学能面向大众，而不仅仅是“属于少部分经济优却生活经验寥寥者的特权”。她宣告，“让我们一起跨越那道界线”，俨然将自己也归人了被排除的部分( 尽管这并不属实 )。“文学不是私属领地，而是公共领域。这里没有国别之分，也就不应当存在战争。让我们自由、无畏地跨越界线，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只有如你我一样的局外人普通读者将这片国土当作自己的国土，学习阅读和写作，学会留存和创造，英语文学才能挺过这场战争，穿越海湾。”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发现自己几乎想不起来和平时期的伦敦是什么样子了，在日记中写下“你从来没能真正逃伦敦的战争”。在《战争中的伦敦》一文中，伍尔夫曾记录下在沦陷城市生活的怪异感和失衡感:“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因此没有人的感受是特别的。个体融人群体之中。”而在罗德麦尔村，伍尔夫享受这处村庄日复一日、令人心安的固定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固定的时间做相同的事”。在回忆录中，她充满怀念地追忆初搬到布卢姆斯伯里时激动的心情，那些在戈登广场、布伦斯威克广场和塔维斯托克广场度过的欢乐时光。那时，家门随时大敞，屋子里总是高朋满座，电话时不时响起，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满新奇的观念，每个人的未来似乎都拥有无限可能。而现在，走在街上时刻面临着危险，维护屋子成了一项耗费心力的义务，整座城市弥漫着沉默与猜疑。她写道:“伦敦现在只是一重又一重的建筑物堆，屋子里住着尚需工作的人们。没有社群，没有华彩，没有光辉，没有人信步闲游，也没有人喜迁新居。一切只剩下严肃紧张，一切像是被浓缩了。歌声似乎已经停止--那种必不可少、势不可挡的旋律。如果这就是城市生活的终结，那实在是怪异无比。”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在其发表于 1924年的著名随笔《小说中的人物》中提出新时代的降临从女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可见端倪。在维多利亚家庭，仆人只会安静地待在他们特定的角落：但在现代家庭，仆人与主人之间的界线不再那样明确而不可逾越，仆人有时会神态自然地走进客厅，向主人家借阅一份报纸，或是寻求帽子的搭配建议。伍尔夫认可阶级之间的鸿沟正在消辑，但她个人不喜欢被人观察的感觉。她时常幻想过一种“游牧生活”，没有外在物质的束缚，不需要维持家中装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伍尔夫和伦纳德在罗德麦尔村为实现这一愿景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伍尔夫利用书籍版税精心打造她可以安心投入写作的生活环境。《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出版后，六个月内卖出了两万两千册。伍尔夫立马用稿费在修士之屋边上盖了间新屋子，这间屋子独立于主建筑，只能从花园进人。然后用剩下的稿费重修了卫生间，装了自来水总管，买了电暖炉和煤油炉，其中煤油炉可以节省人力，被伍尔夫视为将人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发明。她欢欣鼓舞地写道:“此时此刻，我最希望能在玻璃容器中做出一顿完美的晚餐，没有难闻的气味，没有不必要的浪费，没有一团乱糟糟的景象:拧开旋钮，有一个温度计。我认为自己更加自由、更加独立，人生不就是为自由而努力吗?我带上印章，可以在这里完全依靠自己生活。”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始终在追寻独立，但独立并不一定意味着与世隔绝，如她在《三个旧金币》结尾所写:完全的个体主义“本身并没有任何意蕴或意义。只有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分子时，个体主义才显现出真正的意义”。思考“战争带来的表面上的割裂”之后，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自己现在在“群体共同感受”中找到了安慰：“整个英国在同一时刻都想着同一件事——对于战争的恐惧。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世上一切都陷入悬而未决的时候，罗德麦尔村以其年年相似的风景与四时不移的人事让人感受到安心的永恒；伍尔夫在这里慢慢体味到，群体这一概念或许是周遭一切都陷人混乱时候的救赎。两年前，伍尔夫在日记中隐晦地提到:“把“我’排除掉:代之以“我们’。”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虽然拉特鲁布小姐导演的戏剧并不十全十美，但她的目标与战争带来无所不在的威胁之间的关联不言自明：她迫切地希望观众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和平的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她所期盼的社会，是一个具备自我审视能力、由社会责任感联结在一起的社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认为，女性承担工作必须在满足一系列“与艺术毫无瓜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些条件包含种种现实因素，如金钱、个人空间、愿意提供支持的丈夫、考虑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帮忙做家务、照顾孩子的佣人。女性史断续不全，英格兰历史更是“完全以男性而非女性为主线”，面对这些事实，伍尔夫坚持主张必须先衡量女性获得条件的障碍，才能解释清楚女性是不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这些现实因素就是她在《往事札记》中提到过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隐身的存在”;现在她将这些因素命名为“宁”、“克罗特”和“普利”'，称这些因素“对作家创作有着持续的影响，撕扯她，隐匿她，曲解她”。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人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大轰炸开始之后，她在写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称伦敦是“我生命中的激情”，在梅克伦堡广场度过的这段日子即便晦暗，也丝毫没有动摇她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她依然坚信这座城市具有治愈人心的力量她曾在战争初期写道:“真是奇怪，我常常想着，关于这座城市，我热爱的究竟是什么呢?一路漫步到伦敦塔，沿途小巷子里有黄铜框架的塔楼幕墙，空气里夹杂着河水的气味，岸边有低头读书的老太太，这些才是我的英格兰。如果轰炸破坏了这些，我的感受会同任何一位爱国人士的感受一样。”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街头漫步之时，“在路灯和黑暗的掩护下”，伍尔夫觉得自己如此自由，自由得几乎飘飘然，仿佛“一只巨大的眼睛”。她喜欢在伦敦的这种既处于群体之中又享有无限自由的感受，“在这里告别朋友眼中的那个自我，成为广阔人群无名漫步者中的一员。在房间度过独处时光之后，这份陪伴是如此令人熨帖”。从被星火点亮的窗户望出去，她想起那些与她一同呼吸着的浩瀚生命，那些隐藏在每扇门背后的个性迥异的人物、独特起伏的故事和舞台背后的历史。她写下文字呼吁小说、历史和传记的不同可能，同样也呼吁从阅读中获得多样的乐趣。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关于伍尔夫的文章往往从伍尔夫最终自杀这一视角出发来看待她的一生，以她生命中最后悲凄的时光为出发点，寻找她生命中那些招致阴暗的迹象。但是，将伍尔夫刻画为一位脆弱、饱受摧残的天才并不能如实呈现出伍尔夫的形象，事实上，她强大、幽默，充满韧性和想象力。朋友在为她撰写回忆文章时总会强调伍尔夫并不是一个“阴郁、个性孤僻”的人，他们总会记得她的智慧，她那富有感染性的爽朗笑声，她喜欢笑话和八卦，总和孩子很亲近，她迷恋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在梅克伦堡广场度过的这一年尽管以死亡为终结，但其间她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结交新朋友，和老朋友会面，她进行手头的写作项目，制订对未来的计划。1940年9月，她还想着“假如希特勒没有摧毁我，希望还能有十年的生命”：几年前，她曾在日记写下“在五十岁到六十岁如果还活着，我想我可以写出无可比拟的佳作”。哪怕在离世前两个月，她仍在酝酿“种种活跃的想法”。在广场度过的这些岁月，伍尔夫的工作向着积极的方向推进，在忙于应对永无止境的事务的同时，向着更广阔的、她终生都在为之思索的主题进行探索。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之后学者将伍尔夫解读为一位与世界有着深刻联结的作家，认为她对自我和社会的探寻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女性解放运动吹响了前奏，也奠定了运动中所秉持的“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理念。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杰茜·斯图尔特从前也是简的学生，她给《剑桥杂志》写了一篇讣文霍普写信给杰茜，说她刚读完一篇写得“非常糟糕、非常不合适、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讣文，远不如杰茜写的细致入微：你引用了她说过的一句话:“你永远不知道人们内心真正的想法!”这与我的观点一致。我一直在想，真是奇怪，有时候人们越亲密，他们之间就越仅限于身体和生活表面的那些微不足道小事的问题。人只会和相对陌生的人才会谈论那些关于灵魂的问题，仿佛这是一次脑力训练，或许还带有一丝微妙的炫耀。我觉得在某个观念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和彼此交流。但我对她脑海中的思考方式一无所知。关于她是否有“永恒的征兆”，我没有办法确定，我倾向于没有。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无数粉丝写信来恳求塞耶斯写些侦探故事，这样他们能暂时不去想战争这件事。但塞耶斯执意不肯迎合，态度坚定地对一位书迷回信道:“我意识到人们已经过于沉迷于侦探小说式的人生态度——总认为世间所有问题都能有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我现在正在花时间告诉大家，真正的困难，比如罪恶、死亡和夜间的炸弹，是没办法像字谜一样“被解出来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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